本书是笔者平时意到笔随的札记性的零星作品之汇积，就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没有显明的系统，也谈不到深度。当然这是谦虚之词。唐先生自己认为，能够得成此书，缘于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以及他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

本书中，收录了对《李宗仁回忆录》成书过程，《文学与口述历史》得文章和《小说和历史》的讲稿，16万字的《战争与爱情》的序言，以及对《红楼梦》的独到见解和对红学研究上一些问题的置疑等等。

序 胡菊人

自序

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

——在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辞原稿

中国前途在中国人

文学与口述历史

小说和历史

——1988年6月7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稿

也是口述历史

——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代序

海外中国作家的本土性

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

——1987年在西安“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宣读之论文

清季中美外交关系简史

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

——《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代序

桃园县的“下中农”

《通鉴》与我

——从柏杨的白话《资治通鉴》说起

从“人间”副刊谈到台湾文艺

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

——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

前人著史后人评

——在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上的发言

《红楼梦》里的避讳问题

——《胡适口述自传》译注后按

曹雪芹的“文化冲突”

——“以经解经”读《红楼》之一

海外读红楼

      “国家机器”是中产阶级的克星

这部国家机器在某些方面的确是万能的。但是天下哪就真有万能机器呢?在运作方面它也有它的死角——这死角便是迫使中国“落后”的基因。

须知我们这部无敌大机器原是为搞“重农轻商”而设计发明的。它的不断维修、不断改进，也是向相同目标前进的。既然重农轻商，防止资本主义之出现，这部机器镇压和铲除的主要目标便是“城市中产阶级”，因此它的历史任务便是：一、预防“城市中产阶级”于其出生之前；二、诛锄“中产阶级”于其萌芽之期；三、摧毁“中产阶级”于其成长之后。

 这样一防、一锄、一摧，搞了两千年。在这部大机器的运作之下，我们这个中华农业大帝国就永远不会产生“城市中产阶级”了。

对比较社会史学缺乏兴趣的朋友们或许要问，中国传统的“大地主”岂非“中产阶级”哉?日：非也。传统大地主者，职业官僚或候补官僚之养老院也。若辈聪明伶俐之儿孙则职业官僚青干班中之受训青年也，在学青年均为职业官僚(ProfessionalBureaucrats，着重“职业”二字，若辈除做官之外别无谋生之术)之候补，而职业官僚则又为独裁专制帝王之鹰犬也。

中国传统帝王一向优容甚至鼓励大地主。第一，大地主为职业官僚告老还乡的“安全塞”(salty valve)，亦为候补官僚储材之所；第二，中国历史上无地主造反的史例，这群面团团的富家翁向不妨害公安；第三，中国“独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只行之于家天下者，而不行于天下有家者。父死财分，再加个多妻制，则土地集中的祸害只是革命家想当然耳了。靠证据讲话的社会史家，对此未找出充分的证据来。中国传统的小地主通常也只是饥饿边缘的“小贫”；搞土地集中的大地主，几乎是清一色的“官僚地主”，无功名的自耕农和小地主无份也。官僚们“一代做官，三代打砖”，他们子孙形不成阶级、搞不了政治，他们不是中西比较史学上所说的“城市中产阶级”。我们的“城市中产阶级”两千年来可以说被上述那部国家大机器辗毙殆尽。现代刚一萌芽，又被肃反肃掉了。

P71-72

                序

                           胡菊人

唐德刚先生把他的文章交远流出版，承出版社的游奇惠小姐叫我写序，我答应了。此次出版一共两部，就是《史学与红学》与《书缘与人缘》。犹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我曾为唐先生的散文集《五十年代的尘埃》写序，那时我还在《明报月刊》工作，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壮年时期，此后历经《中报》和《中报月刊》，再经《百姓半月刊》，至今退休在温哥华，真是岁月沧桑。如今读唐德刚先生这些文章，感到像是读历史一样，然而又不像是在读历史，却是像观剧一样，慨唐德刚先生写历史犹如重现人物和事件，使读者读来有如亲眼目击。

这是很不容易的，这种成就，来源于唐先生也喜欢文学，并且也曾从事文学创作，像他早期所写的散文，也就是《海外论坛》上的文章，便是他的文学创作，收在《五十年代的尘埃》一书里。现在这本《史学与红学》则是学术著作，谈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唐先生的文笔有文学笔底，写得灵活，因而让读者不忍停下来，这就是文学笔法的功劳。

在本书里，特别有《文学与口述历史》的文章和《小说和历史》的讲稿，据唐先生的见解，历史和小说是很难分别的，以鲁迅所创造的阿Q为例，社会上本来并无阿Q其人，可是又似乎是实有其人，每个中国人都有阿Q的特性，所以唐先生说：“历史是根据实人实事所写的社会现象，小说则是根据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出的虚人虚事，二者是一个铜元的两面。”

唐先生创作了一部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记述的是他的友人所说的大陆见闻，都是实人实事，只是格于这位友人的要求，不能用真名和实地，从1985年6月1日开始，在纽约《北美日报》连载。这是唐先生所言历史与小说有时候不可分的证明，因为除了人名和地名之外，所说的都是事实，完全符合唐先生所说“小说则是根据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出的虚人虚事”的通则。

《战争与爱情》这部小说，是说中国大陆上的人和事的，充满辛酸与离奇，而本书实质上却不是小说，而是论述，但论述当中却可读性甚高。其中《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1987年在西安“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宣读之论文》，尽管是在西安，但唐先生仍照直讲话，极为难得。例如说：“‘阶级斗争’，便是中世纪‘上帝’这一绝对真理的延续。概念既然绝对化，只容‘信仰’，不许‘探索’，则科学就变成了神学。”这样大胆地说话，是要有学术求真的勇气的。

唐先生是历史学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市立大学教书，而在哥大之时负责口述历史的工作，曾获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亲自口述其生平，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本书收辑有《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代序》，撰述《李宗仁回忆录》事成及出版的经过。李宗仁能有机会畅谈他的历史故事，成为他晚年最重视并乐于做的事情。如果不是唐德刚先生主其事，李宗仁能够畅所欲言、深自欣慰的机会就没有了。李宗仁与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唐先生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李宗仁回忆录》是唯一有中文稿的，其他人，包括胡适、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蒋廷献、陈光甫、蒋彝、吴国桢、李汉魂、何廉等人的口述自传，均无中文稿，这是唐德刚先生个人循李宗仁之请，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额外工作”。然而，无论英文稿还是中文稿之出版，都经过相当的周折，作者在文中已经详细地说明了经过，在此就不复述了。

不过，有一点不能不叙述，那就是李宗仁的口述跟胡适的绝不相同。胡适是一位“无征不信”、“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的大学者、考据家，所以他向唐先生所讲的话，绝大部分是可信的，可以照录的。但李宗仁的口述却不然，他“信口开河，不能入书”，但他有坚强的信心，认为自己所讲的无一不可以写下。这就要唐先生先做说服的工作。唐先生用了极大的耐性，心平气和，转弯抹角，慢慢解释，把与史实不符的地方，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最初因为箍得太多，李宗仁有点怏怏然，但是经过唐先生的耐心解释，他后来也接受了。我们可以想像，这一定费了唐先生的许多工夫，只有像唐先生这样精通近代史而又有资料可以稽查的人才能胜任，否则，口述历史的人又怎能心服口服呢?

除了对《李宗仁回忆录》的成书过程作了清楚的交代以外，有篇文章也值得一提，这便是《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一文，这是唐先生的讲演，是由汤晏先生整理的。在这篇讲演中，唐先生是反对汉字拉丁化的，认为“这是大胆假设，但没有小心求证，太夸大了，太渲染了。这种说法，我以前相信，但自从哥伦比亚大学转来纽约市立大学教书后，就不再相信了”。

唐先生举出了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令人钦佩的。其中以羊字为例，英语里羊总称为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中文我们一看词便知词义，但在拼音文字里便各个词不同，令人难以记认。而且主张汉字拉丁化的理由是方块字不能搞计算机，唐先生认为这个理由似是而非。唐先生这篇演讲作于1981年的年末，计算机之汉字化已经实现。唐先生以幽默的口吻说：“如果一定要废汉字，则办法很多，但汉字拉丁化或拼音化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种办法，是最坏的一种途径。因为创造一个拼音文字很难，不如来学一种现成的拼音语言来得更方便。”这最后一点意见是主张消灭中文、否弃中文了，当然为唐先生所不取。

本书还有多篇文章未及一一介绍，如论述《红楼梦》的著作，如论读《资治通鉴》，以及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及桃园县的“下中农”的生活，等等，都是极可一读的文章。前面说过，唐先生文笔好，极枯燥的题目也写得十分动人，容易阅读，这种优点是极难得的，而每篇每个问题都是为人所关心的，足以为我们解惑，这是唐先生的高明之处。

                  2003年8月25日温哥华

                  (远流版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