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何氏一字一句回忆亲撰，书中并附有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详述过去六十多年“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反映出早辈留学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探求学问、开拓思想、融合中西文化的学思历程，也是近现代教育史、学术史辉煌的一页，实有传世意义。畅读本书，不仅可吸收何氏生平积累的治史心得，更可从他艰忍自强的性格和天生异禀的记忆力，重温体会中国过去百年的风云变幻。这确是一部启人深思的著作。

何炳棣于1944年考取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自完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之后，即长期从事中国史的研究工作。他是见证二战后西方中国学(china studies)勃兴的第一代中国学人，又被西方中国学界公认为中坚人物之一。由于西方中国学的研究范畴和观点远较传统西方汉学宽广而又富现实意义，它至今已成为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何氏治史的特色在深明西方史学的标准，自修所需的社会及自然科学工具，利用大量多样的史料，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平衡理性的思维，往往在一系列大课题上能获得原创性的成果。  本书是何氏的回忆亲撰，内中并附有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详述过去60多年“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何氏半个多世纪的亲见亲闻，弥足珍贵。畅读本书，不仅可吸收何氏生平积累的治史心得，更可从他艰忍自强的性格和天生异禀的记忆力——特别有关三四十年代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师友和校风——重新体会中国过去百年的风云变幻。这确是一部启人深思的著作。

序言

国内篇

第一章 家世与父教

专忆1 何家的两根砥柱

【附录 家族与社会流动论要】

第二章 天津私立第一小学

专忆2 少年时代的朱英诞

第三章 南开中学

专忆3 爱国记录的创造者

第四章 一年插曲:山东大学

第五章 清华大学（上）

Ⅰ.考试与入学

Ⅱ.“发现”自己，磨炼意志

Ⅲ.培养自修习惯

Ⅳ.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

第六章 清华大学（中）

学运史料的几点考证

第七章 清华大学（下）

“天堂”与“精神”

专忆4 雷海宗先师

第八章 两年彷徨:光华与燕京

第九章 西南联大（上）

Ⅰ.留美初试失败

Ⅱ.“尽人事”

Ⅲ.再“尽人事”

Ⅳ.否不单临

Ⅴ.东山再起

【附录1 留学考试的英文水平】

【附录2 第四届中英庚款英文试题】

第十章 西南联大（下）

Ⅰ.建校史略

Ⅱ.联大社群

Ⅲ.学风（上）:人文社科

Ⅳ.学风（下）:理工

Ⅴ.个人生活漫忆

第十一章 师友丛忆

Ⅰ.郑天挺（1899—1981）

Ⅱ.钱端升（1900—1990）

Ⅲ.陈体强（1917—1983）

Ⅳ.张奚若（1889—1973）

附:罗应荣（1918—198?）

Ⅴ.潘光旦（1899—1967）

Ⅵ.闻一多（1899—1946）

Ⅶ.孙毓棠（1911—1985）

Ⅷ.丁则良（1916—1957）

Ⅸ.冯友兰（1895—1990）

海外篇

第十二章 纽约和哥大（上）

Ⅰ.选校补忆

Ⅱ.旅途观感

Ⅲ.令人留恋的纽约生活

第十三章 纽约和哥大（下）

Ⅰ.岁月蹉跎的焦虑

Ⅱ.导师的选择

Ⅲ.课程忆要

Ⅳ.两次口试

Ⅴ.准备话别

【附录 美国人文社科博士生外语考试制度述要】

第十四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上）

Ⅰ.西迁温古华

Ⅱ.博士论文计划受创

Ⅲ.哥大论文的完成

Ⅳ.论文出版的受挫

第十五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

Ⅰ.国史研撰的序幕

Ⅱ.埋首国会、哥大、哈燕图书馆

Ⅲ.决心踏进汉学以外的世界

第十六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下）

Ⅰ.哈佛与明清人口史论

Ⅱ.哥大与《明清社会史论》

Ⅲ.学习“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Ⅳ.极不寻常的邀聘与考验

专忆5 胡适 第十七章 芝加哥大学（上）

Ⅰ.芝加哥创校及其特色

Ⅱ.学校领导对中史教研的重视Ⅲ.国际规模的中国研讨会

第十八章 芝加哥大学（中）

Ⅰ.课程的设计

Ⅱ.研撰（上）:一再出入明清史的门槛

Ⅲ.研撰（下）:探索中国文化的起源

第十九章 芝加哥大学（下）

Ⅰ.《东方的摇篮》引起的波折

Ⅱ.新中国的号召

Ⅲ.衰象:东亚教研的暗斗

Ⅳ.师生关系

【附录 中国文化的土生起源:30年后的自我检讨】

第二十章 老骥伏枥:先秦思想攻坚

Ⅰ.重建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

Ⅱ.画龙必须点睛

Ⅲ.华夏文化中的宗法基因

Ⅳ.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

Ⅴ.攻坚与翻案: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

卷后语

早在旧制的最后四、五年内（1925-29），清华学堂曾创办过“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所极不平常的国学研究院，师的选择极严、人数极少，而国史方面仅有的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和陈寅恪（1890-1969）三位大师就已“富可敌国”了。该院对所收研究生国学基础要求之高而且专是古今罕有的。但是，原来作为留美预备的清华学堂行将改为四年制的国立清华大学，文、理、法、工四部诸系亦行将共筹创建一所规模完整的研究院之际，一所没有本科基础，只收专门国学人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体制上就与全校发展计划发生无可调和的冲突。再加上人事方面王国维的自杀（1927）和梁启超的长期告病，1929春清华国学研究院就宣布永久停办了。1 在改制以后的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大师了。由于这种历史关系，更由于近廿年来国际汉学界对陈寅恪文史贡献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前后刊出不少篇论文和一本论文专集，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　 事实上，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决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自1929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师、课程和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在《清华周刊》1934年六月一日的“向导专号”他明白指出：“就近两年论，史学系每年平均有二十二种课程，其中中外史各占一半。”2 1980年被访问时，我对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曾作了以下扼要的回忆： 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道路的。０ 蒋先生革新和发展清华历史系的主要措施有四。

一、首先由武汉聘请雷海宗先生回母校主持中国通史这门奠基课程。雷先生无疑义是当时国内对欧洲中古史和宗史了解最深刻的学人。他1922年清华学堂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辅修哲学，五年之内完成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之后，不久即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女大开始以文化形态史观试图建树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架构。雷先生的中国通史引起多数学生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但在系内不是完全没有非议的。4  二、利用清华研究院为国家培植历史研人才，内中一部分可以配合清华历史系的需要。清华研究院的最大吸引力是：学生的课程和论文如皆能达到相当水准，可由清华资送出国深造。根据已有研资源，研究生只能自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清史之间选择其一作为主修对象，好在选择中西史课程的范围是非常之广。兹将清华历届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年份及论文题目排列见下表。 案：以上邵循正、王信忠、张德昌皆分别资送至巴黎、东京及伦敦深造，学成后返校任。朱延丰毕业时虽不免失望，两年后考取中英庚款。姚薇元先生后执于武汉大学，与唐长孺授同为武大中国中古史之砥柱。 三，蒋先生另一培植清华历史系所需人才的办法，是给予有研究能力的助以三年左右的时间去准备开新课。如同1934秋我入学时，吴已先此升为员，正式开讲明史新课了。他同时还协助蒋先生指导高年级及研究生有关清代制度及内政问题的研究。我入学时谷霁光已是教员，唯尚无机会参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方面的授课。杨凤歧任助教及教员满五年后，利用清华休假的待遇去罗马大学专攻意大利史。 四，蒋廷黻和刘崇鋐先生还利用清华留美公费（亦即中美庚款）考试的机会，为国家、为清华造就史学人才。例如1934年举行的第二届留美公费考试，清华的助杨绍震考取美国史门。此年刚刚毕业成绩优异的夏鼐原本也想投考美国史门，但他因未曾学研究两年，只有由系保送才有投考资格。刘崇鋐当时代理系主任，只允许保送夏鼐报考考古学门。不期这个临时的“权宜”却决定了夏鼐（1910-85）一生光荣的使命──使新中国的考古成为人文及社科方面成果最丰盛辉煌的专业，赢得举世的赞扬。此处必须提到的史实是：夏鼐本是从蒋廷黻专攻清史的，他1934年的学士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几月后即在《清华学报》刊出了。为培植俄国史专家，清华第四届（1936年）留美公费考试中设有一门“东欧史”（因明称俄国史太显眼），奖金获得者是清华第五级（1933夏毕业）的朱庆永。 经过蒋先生几年的整顿，我入学以后历史系专任的七位授、两位讲师（相当后来的副授）和一位员所开的课程已具相当规模（见页71）。  此外，一些有关中国的专史，例请外校学者充任兼任讲师分别开课。1934年有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等等，唯此等课程历年都有更动，但后起之秀谭其骧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已开始博得好评，与张星烺的旧课中西交通史都成为经常开设的专史了。  蒋廷黻先生在他生命最后的数月中，在他的母校哥伦比亚，曾以口述方式对改革清华历史学系作了以下的评估： 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唯一无二的历史系。……

对我所提倡的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寅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们的作法。因此，清华拟订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1929年与1937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育的一大贡献。我一直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

三十年代清华历史系的课程、人才、研取向似已较国内他校均衡、合理、“完备”。课程模式略同美国哈佛、哥大等一流大学，不过具体而微而已。清华中国史课程的比例要高过美国大学中美国史的比例，这是因为美国与西欧究竟是文化同源，而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具有根本性的差异。最重要的是清华毅然决然采取西方人文通才教育的取向。清华历史系这种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政策，七七抗战前夕业已初见成效，若无战争干扰和意识形态断裂，理应会于二十世纪后半结出累累果实的。  三十年代清华历史系的优点，竟能部分地突显于本年（2000）七月三日下午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及相关各所负责人的会谈中。茶休之前数分钟，语言学家丁邦新院士坚决主张从中院现有人文诸所中分出新所，以求研究方面进一步的专业化。茶后林毓生院士发言，谓原创性贡献必须先有闳博的知识和工具基础，创新有赖优良的传统。林院士的发言引起我提出与丁邦新先生针锋相对的意见。我首先以本人在清华二、三年级时选修和自习的课程为例──雷海宗先生修正形态史观、启人深思的宏观中国通史；先自读，后名义上选修的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孔繁先生的欧洲中古史；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写论文代考试）；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陈之迈先生的近代政治制度；刘崇鋐先生的欧洲十九世纪史（考试加研究性的读书报告）；自修但受刘师指导的欧战前外交史名著数种；第一二年德文，自己课外选读德国外交档案若干件──以说明这样性质不同的课目，即使集合目前中研院人文诸所为一校，还是不能满足求知若渴的青年的需要，更不必提前无古人如陈、冯等大师的课了。若非及冠之年初尝驰骋中外古今之乐，一生怎能有最低必要的胆识持续国史攻坚的工作！？茶后丁邦新已不在场，但在座同仁多以我的意见为然，甚至有对我明说：“这种话你应该多说几次。” 其实，我所说的不过是三十年代清华历史系一个小小的例子。类此而又放之宇宙而皆准的话，是新故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对中院内外学人曾不只一次说过的一条物理学原理：“无限（倍数）的无限小的总值仍是无限小。”这才是对目前主张学术极端部门化者的当头棒吓。很幸运，在我锻炼思维的关键岁月，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繁琐考证的桎梏，供给我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去往“大”处想，至少初步向“大”处梦想。

十几年前接读杨振宁先生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之后，我不由自主地就立下筹撰一部《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心愿。时光流逝，转瞬间自童稚初听《左传》故事至今已大大超过原估的60年了。只有从考取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1943年秋考，1944年春夏之交发榜）起算，此书写撰的完成与出版在年代上才符合整整一个花甲。有鉴于“60”这个数目，无论在西方文化发源地两河流域，还是在远古不断扩大的华夏文化圈内，都涵有非常丰富的意蕴，我决计保留原拟的书名，不去计较年代上的出入了。

本书主旨是把本人一生，在国内、在海外，每一阶段的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地忆述出来，而且还不时作些严肃的自我检讨。我相信，唯有如此做法，此书才可望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由于近十余年主要研究对象是先秦思想中若干困惑学人两千多年之久的难题，本书的写作不得不时断时续，所以书中各章的形式和组织未能一律。为了多向读者提供第一性的“史料”，有些篇章在正文之后另加“专忆”或“附录”，甚至“专忆”之后再加“附录”。例如第一章“家世与父教”正文之后，就是既有“专忆”又有“附录”。“专忆1:何家的两根砥柱”用意在叙述并分析我们金华何氏一家（族）四房之中，即使是事业上最成功者，对族人真能提携资助的能力还是有一定限度的。紧接着再以此“专忆”用在“附录”里作为一个第一性的实例，以加强检讨近十余年来西方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家族和科举制度的主要学人对家族功能过分的夸大、对科举制度促进社会血液循环功能过分负面看法的错误。作为一部学术回忆，本书决不躲避学术上的重要争论。　　本书“上篇”其余的“专忆”虽然是应邀早已撰就的短篇，但其中“应酬”的成分微乎其微，都是补充本人早期学思历程中不同阶段的有用史料。清华及西南联大时期不少位师友，神貌言笑仍历历如新，其中凡一言足以启我终身深思、一行足为后世法、故事轶闻至今仍清新隽永者，不拘长短，都一一罗致在“上篇”之末的“师友丛忆”章。雷海宗先师对我治史胸襟影响深而且巨，所以在“上篇”享有最长的“专忆”。　　这部学术回忆“上篇”国内之部与“下篇”海外之部，内容及写法颇有不同。主要是因为“上篇”代表个人学思历程中的“承受”（receptive）阶段，而“下篇”代表“学成”之后对史学知识的“奉献”（contributive）时期。由于中国大陆教育政策和制度革命性的改变，“上篇”回忆和评估的重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及联大兼容并包、自由思辨的学风，留学考试专科及英文写作要求的水准，等等——目的都在探索提供“标准”，以备华语世界今后发展通识教育的参考。　　年代上“下篇”涵盖过去半个多世纪。开头两章详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工作的每个阶段，特别注重博士最后科目（英国史、西欧史）口试中长达两小时的问答。这是因为这种一向被公认是博士候选人最“难”的一关，不仅最足反映知识承受的深广度，而且是胡适以降几代人文社科留学生从未谈及的要目。其余诸篇章性质大致相同，都在陈述教学、选校、攻治中国史上一系列重要课题的经过与成果。但“下篇”决不是传统式的学术编年;相反的，我之所以穿插不少有关不同校风、校际竞争、个人专业内外的学术交游和论辩等等，正是为了避免学术编年的单调和枯燥。如果本书对历史社科内外的广大读者都能具有一定的可读性的话，我将引为衰年尚未辍学的岁月里最大的报偿和欣悦。　　对本书的写撰与完成有所贡献的是以下几位学人友好:加州大学鄂宛（Irvine）分校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汪 博士，十年如一日，几乎无时不在为我穷搜广借所需参考数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何汉威博士，自1993年初识即不断鼓励我从事治史经验的写作，一再供给有用史料，并备极用心地校核全部书稿中个别史实、人事、年代等细节。杨振宁先生不但核正了我对联大回忆中涉及的人名、街名等，还认为我对清华和联大数理教研的综合评估并不显示人文学者的外行。本书筹撰初期，与劳贞一（干）院士和汪荣祖教授多次电谈治古史新思路时，曾获得他们积极的反应和鼓励。南开大学领导世界史教研的王敦书教授曾供给近年纪念雷海宗先师的文册和雷师《西洋文化史纲要》等遗著。同校郑克晟教授，除寄赠乃父毅生（天挺）先生纪念文集之外，还特别为我复印郑先生60年前评阅第六届清华留美公费明清史考卷的日记——这是弥足珍贵的一手史料。在筹撰第十九章附录“中国文化的土生起源:30年后的自我检讨”的过程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石兴邦教授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邵望平教授，不但屡度和我通信讨论，并且不时惠赠近年有些重要的考古论文集和海外很难及时获得的专门报告，有如鄂尔多斯博物馆的《朱开沟》——以动物为母题，富有浓郁“亚欧草原”气息的青铜器群的发源地。对以上诸位旧雨新知，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万雄博士对本书写撰和出版殷切的关怀，张倩仪女士对书稿内容及其他建议，黎彩玉女士经常耐心的编辑工作，都是我应该在此一并申谢的。

虽然本书定名为“读史阅世六十年”，事实上从童年听父亲讲《左传》起至今已将近80年了。这样漫长的读史经验在此“卷后语”中值得综结之处甚多，兹择其要略陈如下。　　（1）我诞生时父亲（同治庚午1870秋生）已经48岁了（中国算法）。年龄差距如此之大，他对我的童少年教育只能作折衷的决策。学校教育科目既远较传统启蒙教育新而且广，他无法也不应硬使幼童课余另作《四书》全部背诵的工作。他只能在我课余精心选择片段经史（尤其是《左传》故事与《礼记》若干篇章的故事与制度）作穿梭式的讲解和“讨论”。他似乎很懂儿童心理，严督之下不时夸奖我的“悟性”，这对我逐步培植读书的自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　　（2）我17岁第二次才考进清华，实现了童少年第一个志愿。本书“上篇”第七章曾以夸大的语气讲出，如果今生到过天堂的话，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当时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重社会科学;在历史的领域内，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课题。当时国内各大学中只有清华才是历史与社科兼重，历史之内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蒋先生这种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的政策，实际上非常符合我个人必须采用的“功利”取向，因为亲老家衰，自9岁即了解留学考试已经代替了传统科举，成为最主要的晋身之阶。我从刘崇 师打下欧洲近代史的基础，雷海宗师的宏观中国通史，陈寅恪师的隋唐史专题（另有课外的清史谈话），冯友兰师的常识、逻辑和幽默都对我大有启迪之功。我最获益的是在那优美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之中，培养出治史向“大”处进军的宏愿，而这宏愿要到美国之后才能逐步实现。　　（3）哥伦比亚的英史训练对我治学有枢纽性的重要。重要的并不全是知识和眼界的扩展，而是沉浸于史料之海的初度经验与感受。姑以中、美第一流大学图书设备而论，七七战前清华西文书籍的收藏在国内首屈一指，但全部不过十几万册。先就外交档案而言，蒋廷黻先生虽主张把第一次欧战前德国秘密外交档案Die Grosse Politik陈列在西文阅览室的公开架子上，可是历史悠久而又最基本的英国议会辩论、议会经常逐年发表的非秘密外交文件，即俗称的《蓝皮书》，却一本也没有。反观哥大书库之中，百数十年的英国议会辩论、议会逐年的种种档册和报告，放满了一架又一架，排列成一行又一行，更不要提伦敦、利物浦等都市、各地方政府摆如长龙的档册了;非官方各式各样的史料和书籍专刊更是多到浏览不完。初入哥大书库即深深感到作为华籍学人，切切不可再轻易地顺口夸张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了。本书第十四章偏重叙述我哥大英史博士论文所引的主要史料，用意正是在此，更在以实例说明“原始”资料究竟可以“原始”到什么程度。　　自1952年夏在哥大搜集乾隆年间两淮盐商史料起，特别是次年夏天开始，在国会图书馆新楼第八层书库遍翻3000多种中国方志及其他大量典籍之后，我才充分感觉到在史料渊海中自由游弋之乐和捕获之丰。最初两部有关明清人口及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的研究，出版迄今已逾40年而仍屹然被公认为标准著作，就是因为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哥大、国会、哈燕、芝大图书馆（中国善本胶片最全，并与普林斯顿合购日本珍藏明代史料胶片）等处所作史料方面的基本功确较一般学人认真。　　“实录”必须讲实话。我如果1940年考取第五届清华留美庚款，二战后回国执教，恐怕很难做出现在累积的研究成果。政治和学风固然有影响，更基本的是国内大学图书设备（包括中国史籍）无法与美国第一流汉学图书馆比拟。北京图书馆，现改称国家图书馆，善本及一般中文收藏当然最为丰富，但不准学人进入书库自由翻检。　　更有利于大规模研究的是当时所有各种期刊，甚至创刊百年以上的，卷卷都摆在架上任人自由翻阅。近一二十年来因书库空间有限，很多图书馆都把陈年多卷的期刊存放他处（哈燕社早已采此政策;加州大学系统内旧期刊一律存放在regional libraries）。　　这种措施不但大大减低研究者的便利，并且势必剥夺了研究者不时无意中遇到的新资料和开辟新思路的机会。当时虽没有复印和电脑的便利，一切靠手抄，但抄写之前必须先作一番消化与联想的工作，积久对我的写撰和讲课都大有裨益。盛年正值大量多样使用图书的黄金时代实是今生一大幸事。　　（4）也许由于当年学习西史相当认真，我于国史选定研究对象之后往往先默默地作两种比较:与西方类似课题作一概略的比较，亦即所谓不同文化间（intercultural）的比较;在同一国史课题之内试略作不同时代的，亦即所谓“历时”（diachronic）的比较。特别是在专攻先秦思想的现阶段，这两种成了习惯的默默比较不时能扩展我的历史视野，导致新的思路，得出与众不同的论断。　　（5）半个多世纪以来，个人研究的取向和作风曾有几度改变。由于不佩服乾嘉考据及20世纪前半欧洲汉学之无补于了解国史重要课题，所以当哥大英史论文完成之前已下决心不走汉学之路，力求打进社会科学的园地。这个志愿很快就在一系列有关我国农作物史、明清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及其相关制度与意识等方面的论著得到充分的实现。事实上，有关美洲作物传华的考证，已在植物学史上赢得不算太小的永久地位。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最系统利用社会科学观点和方法的《明清社会史论》完成若干年后，蓦然回首，对某些社会科学观点方法理论感到失望与怀疑，主要是由于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所坚持的最低必要数量和种型的坚实史料，以致理论华而不实，易趋空诞。　　于是自60年代末开始，个人研究的兴趣转入中国农业的起源;得到中国农业是土生土长，并未受西南亚两河流域影响结论之后，立即决心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中国文化的独立土生起源。这期间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自修与考古相关的多种自然科学工具和与初型数字、文字、语言、宗教、思想有关的古今文献。《东方的摇篮》出版前后十几年间是我一生“孤军作战”最饱受围攻，也是学术最低产的阶段。这期间钓鱼台、“文革”、中美建交等大事件使我不能专心治学;再则研究上搞完像《东方的摇篮》那样基本性大课题之后，亦颇有茫然不知何所适从之感。屡经泛读中、西古籍、冥想审思之后，才毅然决然投入历来论战不休的先秦思想领域。　　我近10年来在先秦思想方面的工作尚无愧“攻坚”两字，因为研究对象都比较重要，其中还有2000年来一贯被认为是最棘手、最关键的问题。即使这类基本性课题中所澄清的枝节问题，有如太史公司马迁生年考，本身就是国史上第一等的专题。生平累积的工具和治史经验，虽有形无形皆有裨于刻下的研究，但我主要赖以攻坚的却是所有历史学家自始即必须具有的基本功———考据，现多称为考证。诚如思想史家李泽厚所说，像老子年代这类困惑历代学人关键问题的解决，就只有待“偏重考证的历史家的思想史”了。考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古今中外皆大致相同，都要靠常识和逻辑。突破性的考证有时固然要看研究者的洞察力和悟性与扩展考证视野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平素多维平衡思考的习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高潮中，老子年代始终是先秦思想史上最大的“障碍”，主要是因为有些“大师级”的学人们思考之单轨与见解之偏颇。我近年对先秦思想诸作之新解是否今后能为学术界广泛接受虽尚不可知，至少《孙》《老》翻案文章的结论“是通过文字、专词、语义、称谓、制度、思想内涵，以及命题与反命题先后顺序等多维考证得出来的”。个人生平不同阶段的主要著述真正的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对大量多样史料的严肃考证与综合。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一生驰骋古今，从未曾一日不携带“汉学”的“护身符”。　　（6）有待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不是过分自信的话，近年论著之中已作了两项先秦思想史上基本性的翻案。较令人注意的是最近一篇证明《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事实上，更基本的翻案是证明《孙子兵法》成书于公元前512年吴王阖庐召见之前。此年孔子40岁，故《孙子》成书早于《论语》至少半个世纪，实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著述。这项考证最大的翻案意义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不但是人类史上最早最彻底的行为主义者，而且通过墨子“道德化”的改装、提升和广泛应用，对战国期间的政治思想及制度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孙》、《墨》关系是2000多年来思想史上从未经人察觉的大关键，即使在此卷后语中亦必须摘要考铨。　　《孙子·计篇》开宗明义指出兵事五大原则之首即是“道”，而“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此语乍读之下似乎不足为奇，但是在“政出名门”的春秋晚期，贵族和平民各阶层间流动升降日益加剧之际，“令民与上同意”不仅为了强兵，更必然会引申为建立一元化政治机体的前提。更启人沉思的是，当我们初读《孙子》论兵之道之句时，除了从政治思想及实践上立即联想到“统一”、“一元化”这类概念，同时更充满好奇:语义上“同”是通过什么方法才联系上，甚至转化为“一”的呢?　　先秦诸子中，《墨子·尚同》篇最早也最明白逐步表达这个极重要的语义转化。首先，我们不妨试从语义上恢复“尚（上）同”篇名的全义与原义。如果补上必须有的宾词、介词和动词，全句就恰恰是“令民与上同意”。换言之，《墨子·尚同》的篇名就是《孙子》论兵旨要最忠实巧妙的简化。“尚同”有上中下三篇，中篇中已出现“一同天下”的语句，此句中“同”和“一”都成了同义的使动格，于是“一同天下”就等于“一天下而且同天下”，语义上也就可以完全释为把整个天下“一以同之”。如此，两个同义及物动词连用就更收到强调全句语气的效果。“尚同·中”已一再有“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尚同·下”更进而推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尚同为政，故天下治”。这种自语义转化到理论范畴的扩大，在先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以下极重要的意义:　　（1）墨子（约前480—前400）约生于孔子、孙子之殁，深深了解金字塔式制度的崩溃和一元化政治机制的建立的必然趋势，于是提出自己的“尚同”与“尚贤”的理论系统。“尚同”是他的“政原论”，全篇开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互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所以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社会的人民必须自下而上，层层地服从里、乡、上级官长、三公，以至天子的意志和命令。这就是“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一定是贤明的，因为他是最高神“天”参照人民的意愿而选派到人间的最高统治者。但这绝不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社约论》式的政原论，因为人民既无知，也从未曾被征询过他们的意见，所以根本谈不到天和天子与人民间的“契约”关系。最后分析起来，这种政制是一人专制，意识上是墨子一人专制。历史演变的结果是秦始皇一人的专制。　　（2）墨子学说的更大意义是将《孙子》极其接近“行为主义”科学那种完全不考虑道德价值的理论体系全部加以伦理化，甚至宗教化。按:《孙子》开卷的“计篇”即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九地篇”中表现出最为彻底的行为主义原则:“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按:墨子也是行为主义者，但所主张的是发挥行为主义的积极强化作用。《墨子·尚贤上》:“……故古者圣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墨子的行为主义与道德牢不可分，因为墨子所提倡的基本道德之一是利己利人的“兼爱”，本人就是不惜摩顶放踵以救世为己任者。在他理论系统中，天子类似古之圣王，必须“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万民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如此，墨子的理想天下全部笼罩于伦理道德之中，即使最高的环节偶有梗阻，还有宗教的制裁。　　这样一来，墨子对行将开始争鸣的“百家”形成一种“威胁”，因为百家理论虽各有其特色，其共同核心都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指出的“君人南面术”，而“君人南面术”讲求统治人民最有效的办法本可不择手段的。墨子把全部治术都伦理宗教化，逼得百家的理论主张都不得不披上道德、仁政、清静、无为、心性及其他形上的外衣。另一方面，墨子逼使未来的哲人、辩士、说客（商鞅是唯一例外）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言说《孙子》理性思维最缜密、最重实际功效，但完全置道德价值于不顾的“行为主义科学”。连“极惨 少恩”集法家大成的韩非都要以《老子》为缘饰，即系明证。历史实践证明战国百家争鸣最后的成功者是一贯应用消极强化，亦即严刑峻法的行为主义学派。这学派的渊源尚有待详考，而以孙武、商鞅这两位“兵法家”为轴心。这个轴心的形成、发展及其对秦汉以降2000年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深层政治意识的影响当另有专文讨论。* * *　　台湾中央研究院秘书组最近发出数理、生物、人文三组院士专长的调查表。寄给我的一份有关专页最上端本应是空白的地方特别加印了几年前我自己填写的专长:“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及农业史;宏观史论。”十分触目，令我小吃一惊，因为列出这么多的“专长”必会使不知我者以我太不谦逊，极少数真知我者了解我的用心在劝示后起学人治史范畴不可过于专狭。事实上，除了以上自列的“专长”之外，我对制度史也曾做过不少有用的工作，例如帝制晚期的赋役制度（内中“明初鱼鳞图册编制考实”可能是生平利用史料最彻底、考证最精细、翻案性最强的论文之一），明清科举制度中的明初生员额数及选拔，明代五种贡生的源起等细节问题;更不必提近年因考证司马谈、迁先世，司马迁生年，董仲舒、孔安国等大儒生平要事的系年，而不得不深入细钻西汉官制等等，都是大课题考证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不敢自诩制度史也是专长之一。　　在全书结束之前，我之所以提出“专长”的问题，正是几十年来念念不忘当代盛行的一种说法:唯有思想史才能画龙点睛。上述的“专长”都属于龙身的若干部分。而当代大多数思想史家所关心的，往往仅是对古人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甚或“出脱”及“美化”，置2000年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深层意识的“阻力”于不顾。所以我长期内心总有一个默默的疑问:“不画龙身，龙睛何从点起?”因此，我深信研究历代思想家不可忽略的是:衡量他们哲学观念和理想与当世及后代政治和社会实践方面的差距。只有具安全感，并终身践履其学术及道德原则的超特级人物朱熹才能私下坦诚招出:“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正是朱熹对圣贤理论与长期历史实践存在相当严重差距的锐敏而又深刻的体会，也正是我今后尚须对传统中国文化中“宗法基因”继续深索的原因。　　当然，时间精力许可的话，我也决不会忘记继续阐发华夏人本主义文化的特殊优点及其现实意义的任务。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一本自传，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位雄心万丈的学者的成功史，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艰忍负重的记录。  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因为著者是有大成就的近代历史学者，也因为这位学者在书中无保留地讲了真心话。  ——杨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