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转轨体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为前提，以市场取向改革阶段性、理论探索阶段性、产权制度改革的阶段性为逻辑框架，分析判断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四个阶段，并提出了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这个崭新的命题。对于推动国企改革的深入研究，有积极作用。

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是一个历史性转变，本书内容包括：“转轨体制”视野中的国有企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制度的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目标选择，“转轨体制”中的国有资产战略性调整等等。

第一章 “转轨体制”视野中的国有企业改革/1

第二章 经济体制改革取向的阶段性推进/71

第三章 国有企业改革制度的探索/104

第四章 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阶段性推进/177

第五章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目标选择/226

第六章 “转轨体制”中国有资产战略性调整/297

第七章 国有企业改革中主要关系的定位与规范/351

参考文献/423

强制性制度变迁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如果完全由诱致性制度变迁来提供制度供给，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推动力相对较弱，路径选择的传统依赖性强以及制度供给与需求主体利益博弈的非均衡性，决定了这种制度变迁方式不能完全解决制度的供给问题，特别是涉及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决策者利益的制度安排尤其如此，而且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制度失衡，社会将处于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影响制度变迁进程。这就必须要求强制性制度供给与之相配合。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国家在进行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私人所缺乏的优势：一是国家可以以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为据，凭借其强制性政权力量强制实施某种制度，推行制度创新和变迁。国家所进行的制度变迁活动无须一致同意，社会成员无论同意与否都必须执行政府实行的制度，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在一个政权所辖范围内统一进行的，通常规模巨大，可以达到规模经济。三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不一定是盈利性的，可以完全因为在不同集团之间收入再分配而实施。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制度变迁的两种典型的理论模式。尽管某一次制度变迁过程总是呈现出偏重于某一种类型的倾向，但在现实中的制度变迁通常总是诱致性和强制性相结合。两种制度变迁既是对立的，又是互相补充的。某些制度只能通过政府的强制性行动来改变，另外一些制度则适合于个人或小团体的发动。同时，当个体和组织的盈利性行为满足不了社会对制度的需求，就需要由国家通过强制性行动来补充不足；反之，国家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先由个体和组织的自发性创新行为，然后这种行为得到政府的认可并推广，强制执行。P7

由张颢瀚、张明之、王维同志撰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专著，是张颢瀚等同志长期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最新成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至今还处在攻坚阶段。本书的出版，对于大家更好地探索和掌握我国国企改革的规律性，将发挥很好的作用。

国外对国有企业的研究通常以欧洲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为对象，在不与私人企业争利的思想主导下，西方国有企业许多是为实现某些社会政策目标而设立的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国家干预经济和弥补市场缺陷的一种手段，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贡献也相当有限。由于整体市场经济运行环境较为健全，西方学者普遍将明晰产权界定视为国有企业的基本前提，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选择、国有企业经营方式、企业经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领域。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不乏一些成熟的和优秀的成果。例如，就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方面，有的学者提出，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所有者和所有者代表、特殊的社会目标、特殊的社会经济功能和特殊的产权组织运作机制。就国有企业绩效低下问题，有的学者提出，传统体制中的国有企业，具有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有性质，即负有战略性和社会性两方面政策性负担。改革以来，负担没有彻底根除，国有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为保护国有企业的生存，宏观政策环境无法彻底理顺，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无法很好建立，国有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无法解决，尽管曾努力理顺激励和责任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方面，有的学者提出，关键是形成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对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造，前提是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细细梳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由于制度和国有经济定位、功能不尽相同，西方学者就国有企业的诸多研究成果与我国国情相距较远；较长时期以来，国内学者就国有企业中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等问题，虽然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但仍多围绕“经营国有企业”(政企分开——委托代理——控制权争夺——激励约束)的惯性思路，因而仍需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党的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来，一时间著述颇丰，但不少论著还是停留在对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政策的解释层面上，无论是理论深度还是创新力度都需要进一步推进。

本书在总结和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的命题，力图在该研究领域中取得创新性进展。

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视角和观点。

一是提出了“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的命题。通过深入剖析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揭示出改革始终无法真正向纵深推进的根源在于没有将国有企业的核心——国有资产——作为改革的关键环节，大量的政策建议只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经营国有企业”而展开，没有很好解决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问题。本书提出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的突破口只能是“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的根本性转变。事实上，党和国家就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新近学术界讨论也很多，这实际上验证了本课题的这一思路。本书从国有企业改革阶段性的角度，将“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的改革历程作为研究的主线，并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以此来统率整个国企改革研究的各个环节，这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创新。

二是以“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的命题为核心，构建了一个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变迁的分析框架。作为一种制度背景，转轨体制的特殊性是改革实践的现实起点和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国有企业普遍生存于世界各国，由于制度和国有经济定位、功能的区别，国有企业的具体市场结构、运行方式、国家对其控制和管理方式差异明显，在一般性的基础上寻求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性质、功能和定位)是本书立论的基础。作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新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定会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创新带来巨大的影响，因而也成为本书研究的时代背景。把国有企业二十多年的改革，按照纵向演进的阶段进行分析，是本书研究的基本路径和主要视角。由此，“转轨体制”、“国有企业的性质、功能和定位”和“时代背景”构成了本书分析框架的三重维度，历史的逻辑思路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国有企业功能重新定位”、“国有企业资产结构重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国有企业竞争优势重构”和“构筑国民经济生存基础”的国有企业改革战略总体思路，这有助于完善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创新发展的整体理论框架。

本书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总体思路中，提出某些领域中拥有价值性的国有资产比经营实体性的国有企业更有实际意义，因而经营性国有资产与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必须分类管理；提出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由于当前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级产权”是迈向“分级所有”的一个过渡阶段，同时提出了在“分级产权”阶段的改革措施。

本书认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处于放权让利、转换经营机制、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之后的第四个阶段：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确立。这一论述，有助于理清和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内核问题，使人们意识到改革必须进一步触及国有企业的内核——国有资产，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关键在于“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政策建议是有价值的。

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是一个新的命题，是政府职能的重大转换，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要随实践的进程而不断深入。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国企改革的深入研究，有积极作用。期望作者今后作出更多的创新成果。

张卓元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