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以生动的文学笔调、翔实的文史资料，不仅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更以陈氏为契机，剥茧抽丝般深入分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所普遍面临着的精神危机及矛盾抉择，向我们再现了一幅关于上个世纪知识分子艰辛的心路历程的生动画卷。

本书是继我的博士论文《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之后，又一部关于陈寅恪学术思想以及陈寅恪与其同时代人关系的专著，算是我这些年来有关研究的一个总结。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不少学术界前辈给予了热心的鼓励与指导，同时我也从不少学术界同行那里得到很多启示与教益。对此除在注释和参考文献中一一注明外，也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在写作方式上，为了做到尽量通俗易懂，在内容和表述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愿还不算是失败。

第一辑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求学位的“游学生”

 陈寅恪与“哈佛三杰”

 看歌剧与吃面包的选择

 生死之交两吴生

 梅光迪说多做少

 陈寅恪“冷说”爱情

 陈寅恪大宴东方楼

 冷眼旁观滚滚“红”尘

 陈寅恪与吴宓的精神导师——白璧德

 二马之喻与骡马情结

 吴雨僧热心做冰人，陈寅恪受命拟成家

 “爱君深亦负君多”

 占卜与学者的命运

 陈寅恪妙对难后生

 吴宓爱写“落花诗”

第二辑 “往来有鸿儒，谈笑无白丁”

 同时代人笔下的王国维

 清华国学院的“候补导师”——吴秋辉

 吴宓的自杀情结

 四位大师与四副挽联

 梁启超与“浏阳二杰”

 “钱唐真合是吾乡”

——漫谈陈寅恪和朱师辙的“杭州情结”

 伟大而尴尬的“私奔”

——鲁迅与许广平携手南下前后

 鲁迅的照片、濯足及其他

 从胡适的怪梦说起

 快乐并苦恼着的杨遇夫

 “爬来爬去”的钱玄同

 《学衡》的“保姆”——刘伯明

 从吴宓赞美茅盾和徐志摩谈起

 梁漱溟与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看看这一个小指头”

——从梁漱溟1960年到农村的一次视察说起

 义宁归来话沧桑

——陈寅恪先生故里印象

第三辑 “从黑暗中打捞光明”

 “管隙敢窥千古事，亳端戏写《再生缘》”

 “颂红妆”与《红楼梦》

 《柳如是别传》与陈寅恪的“才女情结”

 “回首卅年题尾在，处身夷惠泣枯鱼”

——一谈陈寅恪的中国知识分子观

 奇异的比较：文人与女人

——二谈陈寅恪的中国知识分子观

 纯净的耻辱与高贵的复仇

——三谈陈寅恪的中国知识分子观

 高力士的橄榄与杨贵妃的荔枝

 漫谈陈寅恪学术研究中的失误与偏颇

 “事如春梦了无痕”

——漫谈陈寅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陈寅恪眼里的新文化运动

 说不尽的陈寅恪

——二十年来陈寅恪研究述评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看歌剧与吃面包的选择

赵元任先生的夫人杨步伟女士，晚年写有一部回忆录，其中对陈寅恪当年的留学生活有生动的描述。

说起来，虽然赵元任与陈寅恪早在二人留学海外时就已相识，但杨步伟与陈寅恪认识更早，因为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和杨步伟的祖父杨仁山先生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们两人打小就在一起玩耍，陈寅恪甚至小时候常常和哥哥弟弟们住在杨家。而陈三立与杨仁山的友谊则始于他们对振兴佛学的共同愿望。

杨文会，字仁山，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死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石埭(今安徽石台)人，是清末著名的佛教居士。其父朴庵公与曾国藩为同年进士。杨氏生平好读奇书，性任侠，熟习驰射击刺之术。洪杨事起时，杨氏年十七，随家转徙各地。后来曾襄助曾国藩办理军粮等务，而陈三立之父也曾协助曾国藩，并深受器重。

清朝末年，佛学曾出现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社会文化思潮，这与杨文会居士为振兴佛学而作出的巨大贡献有直接关系。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这一说法大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近代中国的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如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宋恕、汪康年、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欧阳渐、释太虚等，都曾直接受到杨文会倡导佛学的影响。

光绪四年，杨文会随曾纪泽出使欧洲。光绪十二年又随刘芝田出使英法。因此，有人说他是第一个到过欧洲的中国佛教徒。据杨氏的孙女赵杨步伟女士(赵元任夫人)回忆道：光绪四年，曾纪泽奉使欧洲，函聘先祖同往协理。……先祖条件，为只做事而不欲保举任何官爵，因此先祖在英法时实权甚大，而名义上仅一参赞……巴黎铁塔落成(1889年)……先祖为代表特使赴法，并考察法国政治实业等等。光绪十二年，杨文会又到英法考察，专门考察英法等国政治及工业各方面，颇悟欧西各国致富致强之根基，无非以实学为本。归来后即有意向清朝政府上种种条陈，但皆未得采用，复见世道人心每况愈下，遂不复在政治界中周旋。

出过洋的杨文会思想极为新颖，曾经劝其同事周玉山兴办女学，并曾劝人禁止女子缠足。其孙女杨步伟自幼即天足，也是拜乃祖之赐。杨氏在随刘芝田访欧回国时，曾对西学与当时国事有所感叹，尝语人日：斯世竞争，无非学问，欧洲各国，政教工商，莫不有学，吾国仿效西法，不从切实处入手，乃徒袭其皮毛。方今上下相蒙，人各自私自利，欲兴国其可得乎?可见杨氏对当时国事的了解，自有比当时一般士大夫高明之处。而民初中国佛教之能在僧制、教育上都有一番新气象，这与杨氏思想的新颖，自有不可忽略的关系。     P14-15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这是陈寅恪先生1927年为纪念王国维逝世而写的诗句，我想用它来指代我们对陈寅恪那一代人的怀念与敬意。自然，我们这一代绝没有资格说什么“私谊”，但在内心深处，当永远有对他们之怀念与景仰之情的——只因为今天的时代几乎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或者说即使有了大师也不知理解与珍惜的时代。

郁达夫当年曾经为纪念鲁迅逝世写过这样充满沉痛的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之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郁达夫的话是否已经过时，自然可以讨论，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试验：看看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知道陈寅恪是谁、王国维投水自尽是哪一天以及是否知道今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我想大概那结果会令人失望罢。

因此，作为一个在高校任教的教师，我常常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尽管对于“超女”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我能给予最大限度的理解甚至支持，但从青年学子那里得到的回报却常常少得可怜——他们并不因为上一辈的宽容而就表示出对那些在他们看来已经“过时”之人物的兴趣：在他们眼里，陈寅恪乃至鲁迅等远不如周杰伦更有吸引力。

是他们错了，还是我已过时?所谓的代沟难道根本无法消除?

于是，我常常想：面对这样的现实，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在真正绝望之前，是否还有必要再做点什么?这，也许就是这部书稿问世的动机，——但愿还会有一些青少年来读它，并借此唤起他们对上个世纪中国文化史上那些堪称大师级人物的兴趣。倘如是，余愿足矣。

十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走近陈寅恪，并最终把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定为“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个题目似乎有越界之嫌。不过我的导师王铁仙先生并没有因此让我更换题目，而是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在我写作过程中多次给予关键性的指导。我当年的硕士导师——山东师范大学的张蕾先生，也非常赞同我从事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研究。我更不会忘记，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著名学者钱谷融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给予我的热情鼓励和肯定。答辩委员会其他各位先生：范伯群、朱东霖、吴中杰、潘旭澜、殷国明、姚春树、王铁仙等，也都出于对后进的关怀和鼓励，对论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一致同意我通过答辩。对此，我当永远铭记在心。诸位先生的关怀，一直激励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下去——尽管限于个人才力不逮，走得相当艰难。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就是继我的博士论文《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之后，又一部关于陈寅恪学术思想以及陈寅恪与其同时代人关系的专著，算是我这些年来有关研究的一个总结。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不少学术界前辈给予了热心的鼓励与指导，同时我也从不少学术界同行那里得到很多启示与教益。对此除在注释和参考文献中一一注明外，也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在写作方式上，为了做到尽量通俗易懂，在内容和表述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愿还不算是失败。

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喻静女士和黄海贝女士，在得知我有这部书稿后，非常热情地表示她们有意出版。在学术专著出版日渐艰难的今天，她们的举动令人感动。因此，尽管期间还有其他出版机构对书稿表示很感兴趣，我还是决定与文化艺术出版社合作。在此，也向两位编辑以及出版社方面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完这部书稿，杭州已进入梅雨季节，淅淅沥沥的雨常常从早到晚，没有止息，让人们的心情不禁有些郁闷。好在世界杯已经开战，虽然中国人只有旁观的份，但看球毕竟还是可以带来欢乐的。可惜这欢乐只能持续一个月，之后就是漫长的又一个新的轮回。于是我在想：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崛起，是否也有一个新的轮回，而令人振奋的高峰是否就在不远的将来?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