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是列宁以后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著述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以至历史学等多个领域，可以说，他在每个领域都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但由于政治的原因，他的著作长期被打入冷宫，对他的活动和思想的研究成了禁区。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缺了布哈林这一段是不完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缺了布哈林的名字就会留下难以解释的空白。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布哈林思想研究》的最终成果，是作者从70年代末起研究布哈林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尼·伊·布哈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著述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以至文化和文学艺术等多种学科，他在每一个学科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索尤其值得注意。本书按照历史顺序对布哈林的主要理论观点作了系统考察，评介了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理论、国家理论、过渡时期经济学、新经济政策：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等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评述了布哈林同斯大林的争论，介绍了布哈林在30年代的生活和铁窗生涯，综述了国内外对布哈林问题的研究情况。本书原名《布哈林论稿》，再版时作者对个别部分作了增补，改正了某些刊误。

序言

布哈林传略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理论上的创新。

论世界经济及其发展趋势

对“超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

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

“炸毁”国家和“无政府主义”公案

马克思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

“炸毁”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公案余波

战争与和平

——关于布列新特和约的争论

艰难的和平历程

共识与分歧

一个神话

过渡时期经济的最初探索

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为俄国革命辩护——“革命的耗费”论

社会化和国有化

社会主义靠建设

管理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

“政治经济学”的末日——一个错误的判断

论过渡时期的经济范畴

超经济强制种种

哲学上的々“新东西’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者

平衡论与系统论思想

哲学遗稿《哲学短篇集》

布哈林和文化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社会主义和文明

开明的文化政策

知识分子的真诚朋友

关于知识分子的“奇谈怪论”

布哈林和新经济改策

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反思

落后型的社会主义模式

捍卫和发展新经济政策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

合作社是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道

按比例的劳动消耗规律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发展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劳动消耗规律之争

积累问题的提出

两个规律之争

经济调节者之争

重评“阶级斗争熄灭论”

决定苏联命运伪一场斗争

——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1928一1929)

粮食收购危机和斯大林的西伯利亚方式

非常措施引起的分歧

七月全会上的争论

行政力量和思想理论之间的较量

共产国际的争夺

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胜利

《真理报》和工会的争夺

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

布哈林的三篇文章

摊牌

政治局和监委主席团二月联席会议

四月联席全会

不是尾声

神话与现实

布哈林之死

不祥的预言

斯大林的危机

巴黎之行

山雨欲来

一封信的遭遇

诬告和对质

二月一三月中央全会

铁窗生涯

在牢房里著书立说

据理力争和“跪着造反”

“大事业”情结

和斯大林的恩恩怨怨

全党喜欢的人物

布哈林为什么失败

漫漫平反路

——兼谈国外布哈林研宄

截然不同的评价

步履维艰的平反历程

历史证明他无罪

布哈林研宄在中国

20年代末的高潮

老调和“创新”

布哈林著作的再发现

研究的新热潮

文献举要

俄文目录

后记

论世界经济及其发展趋势

布哈林《世界经济》所研究的是作为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帝国主义的所有基本问题。对帝国主义的特征：生产集中和垄断、银行的新作用、金融资本的形成、资本输出、殖民地和世界的瓜分等等，都依据最新资料作了详尽的分析。他特别着意分析的是世界经济的形成及其意义。他一开始就指出，“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未来，归根到底是要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分析世界经济内部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

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生动地描绘了资产阶级是如何开拓世界市场的。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世界市场只是在建立的过程之中，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还没有最终形成。

世界经济的形成是20世纪的事，是和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同步的。布哈林在谈到世界经济时指出，世界经济并不是各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相加，“世界经济是一个现实地存在的统一体”。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的形成是建立在各国经济的交往的基础上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和交往的发展，形成了世界分工和国际交换，这是“世界市场和世界价格存在的前提”。当然，各国有时也交换不属于国际分工的同类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交换的基础就不是国际分工，而是生产成本的差异。世界经济形成的过程大体上可以作这样的描述：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内市场的容量已不能满足需要，因而到国外去寻找销售市场，与此同时对原料的需要，也迫使厂家到国外去寻求廉价的原料。国内资本的积累与过剩，促使资本家把投资转向国外，形成资本输出。这样就出现了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市场和投资范围的激烈竞争，这是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竞争。当世界瓜分完毕之后，为了重新瓜分，就只能依靠战争去决定世界各个部分的归属。到了这个阶段，世界各国的经济出现了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了，这时的经济就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的世界经济。

有人借世界经济的出现，否定经济中的阶级关系，否定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布哈林予以反驳。他认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只不过这时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所以他给世界经济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世界经济是全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体系。”“现代世界经济生活的全部过程归结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在资产阶级各大小集团之间的分配，这种生产和分配是在两个阶级(一方面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为全世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关系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

布哈林对世界经济和垄断资本主义作了区分。世界经济是依据经济联系的范围确定的，而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则是以生产方式作为判断依据的。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P15-16

布哈林是列宁以后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著述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以至历史学等多个领域，可以说，他在每个领域都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但由于政治的原因，他的著作长期被打入冷宫，对他的活动和思想的研究成了禁区。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缺了布哈林这一段是不完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缺了布哈林的名字就会留下难以解释的空白。

大致从50年代起西方开始了布哈林问题的研究。我国的理论界和历史学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了历史的反思。人体解剖是猿猴解剖的钥匙，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浩劫以及对浩劫的反思，非常有益于理解苏联历史上所发生的种种反常现象。正因为如此，中国学术界从70年代末开始的对布哈林的再认识，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988年布哈林在苏联获得政治上的平反，然而政治平反只证明此人不是特务间谍，不是“人民公敌”，并不能表明他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最多只是恢复了历史的公道，为恢复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正式除去了紧箍咒。对于布哈林的贡献，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例如档案资料使用的限制，认识上的局限性，布哈林研究仍未穷尽一切，大量问题仍有待深入。

在中国人学的外国史中，可以说，任何国家的历史都不能同苏联史，特别是联共(布)党史相比。我们国家有几代人曾孜孜不倦地研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认真掌握这部“百科全书”的内容，学习它所提供的经验，把它移植到中国的大地上。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搞社会主义只有这个唯一的本本可学，在人们的观念中，这是当年苏联的唯一选择，也是我们中国的唯一选择。然而，历史教给中国人民，联共的这一套经验带来的是灾难，是普遍的贫穷，是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当然不能把自己的过错全都推给别人，但苏联模式的弊病是其中的主因之一，则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搞社会主义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斯大林模式是不是唯一的选择呢?经过十年的动乱之后，学者们开始了新的探索。人们发现，历史上就存在过同斯大林模式不同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模式，而就人物而论，布哈林在其时代就曾经同斯大林模式展开过激烈的抗争，他所捍卫、阐述和发展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与斯大林选择不同的另一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布哈林提供了另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模式：无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种有机的长入过程，应当把重心从抓阶级斗争转向文化经济建设，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决不能再发动第二次、第三次革命，否则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布哈林并不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但是他反对单纯采用机械的镇压办法，主张根据形势的变化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斗争。要采取富民的方针，提出“发财吧”的号召。社会主义需要高度的民主，要建设“公社国家”。与此相应，布哈林还提出一套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运用价值规律、市场机制，采用经济的而不是行政命令的办法进行经济管理，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互相繁荣、互相促进作用，用竞争，而不是查禁的办法逐步排挤资本主义成分。布哈林不讳言俄国的落后，他承认俄国是个落后的农民国家，从俄国的国情出发，提出“落后型的社会主义”模式，主张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不是用暴力，而是以经济利益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政策上，反对发号施令，主张展开作品之间的竞争，无产阶级应当通过作品的竞争，赢得领导权。布哈林的所有这些主张并非另搞一套、自作主张，而是对列宁的晚期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布哈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多的几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之一，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以至文学艺术、新闻学等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先于列宁对世界经济、帝国主义、国家学说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独创的见解。他首先对过渡时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出了《过渡时期经济学》。他在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情况下，挤时间编写了体系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论证了他的著名的平衡论，其中闪耀着十多年以后才为世人所知的系统论思想。为理论宣传的需要，他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作，撰写了解释俄共(布)新纲领的《共产主义ABc》。他在同斯大林争论中发表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其中还提出了“短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当法西斯在欧洲露头的时候，布哈林立即敏感地觉察到它的危险性，此后不断地予以揭露和谴责。他在“自己的”监狱里给我们留下的《哲学短篇集》，更是值得后人仔细研究的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布哈林是列宁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为数不多的理论家之一，不研究布哈林的理论遗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将是不全面的。

中国的读者尤其需要了解布哈林，研究布哈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最早送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手中的是哪几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呢?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二本就应该是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了，这本书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革命家，它的传播要大大早于斯大林的著作。当然，对中国革命起极大影响的还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但它的影响是不能同前两本书同日而语的。不仅如此，布哈林的其他著作在20_30年代也对我国的知识界有过巨大的影响。例如，我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源于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这样一位思想家、理论家，我们必须研究，否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无法说清楚。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研究有一个缺陷，就是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传播，而忽略了他们的同时代人的著作在中国的传播，这样的研究是欠完整的，不能展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并发挥其巨大作用的全貌。布哈林同中国革命的关系还不仅仅限于思想理论的影响，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布哈林直接参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来说，布哈林提出或捍卫的上述发展模式和建设模式，有不少东西是可供借鉴的，至少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如果说在20年代苏联的发展已经存在多种选择，那么时代发展到20世纪末，我们有更多的根据走自己的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在这过程中，布哈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他反对左倾激进主义的斗争，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布哈林在同斯大林的争论中的失败，标志着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斯大林模式的开始。斯大林模式的确立是布哈林的悲剧，不仅是他所捍卫的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悲剧，也是苏联人民的悲剧。本世纪初，俄国革命阵营里曾经有过“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争论(列宁的著作《怎么办》最初译作《做什么》，是很贴切的，反映了当时争论的内容)。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争论实际上也可以归结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争论。历史学家也许很难告诉读者“做什么”，那是理论家的任务，但历史学家可以根据已有的实践教训，指出“不做什么”，即哪些事是不应当做的。总结苏联30年代的实践，可以提供历史的借鉴，使后人不再重复人家的错误。

本书是作者从70年代末起研究布哈林的一个阶段性总结。由于国内目前已有多种布哈林传记问世，因此本书把重点放在对布哈林理论观点的研究上，大致勾画了布哈林的理论思想的发展历史。但是作者始终认为，对布哈林理论观点的研究必须同他的实践，同他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以便看到该理论在当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提供了哪些“新东西”，其局限性何在，尽可能避免夸大和苛求。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尤其需要先查明事实经过，例如1928—1929年间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布哈林之死等章节，作者有意对事件的历史进程作较为详尽的描述，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和判断。对待人类的文化遗产的态度，作者很同意一种主张，即把重点放在继承吸收上，而不是否定排斥上。人类的文化的形成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文化，当然这种继承是批判的继承。基于这一原则，本书以较多篇幅介绍了布哈林的贡献，即使在一些错误较多的著作中，作者也力求既指出错误之所在，说明错误的原因，同时发掘其中的某些合理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不希图囊括布哈林的全部理论遗产，对他早期的经济著作(如批判边际效用学派的著作)，他后期关于科研规划的论述，他在30年代的著述，他在共产国际的活动，特别是他同中国革命的关系，等等，都未能展开阐述，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了。

布哈林在其《过渡时期经济学》的序言中声明：“作者的口号是：精心思考，该作怎样的结论就作怎样的结论”。一本研究布哈林的著作理应遵循布哈林的这一实事求是的口号。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布哈林思想研究》的最终成果。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文献信息部的大力协助，查阅和利用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研究中心所藏档案文献，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列·德·希罗科拉德、伊·奥·列金娜为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布哈林著作和资料，借此机会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6年4月于北京北太平庄

本书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中，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至今已经将近10年。原书名为《布哈林论稿》，之所以叫“稿”，是想在听取读者的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自己再下点功夫，使书中的内容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不过在这以后始终没有能够听到批评意见，我也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其他工作上去了——一个是参加编译34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另一项目是主持编写9卷本的《苏联史》。前者于2002年完成，后者还在进行中。这样就没有精力对本书作较大的修改补充。当然在这期间陆续发现一些新的重要资料，如布哈林的三本狱中遗著：《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哲学短篇集》和自传体小说《时代》；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从莫斯科发给党中央的关于1928—1929年联共(布)党内争论情况的报告，这些资料对研究布哈林具有重要价值。对这些资料，书中加写了一些介绍。《论稿》排版中有一些错误，现在作了修订。趁此机会，把书名改为《布哈林论》，意思是对作者来说此书已成定稿。不过学无止境，还是希望读者能够不吝指教。

本书的再版得到中央编译出版社和邢艳琦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谨表谢意。

郑异凡2006年6月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