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之一。全套丛书通过有选择的译介，旨在增进文化积累、拓展学术视野，丰富研究课题、为了解和研讨现代西方哲学提供系统而完整的第一手资料。本书以三篇简短的讲演，概述了作者生存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作者通过对存在问题、真理问题，以及现实问题的阐述，主张比本原上去观察现实，通过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在法西斯统治危及人的生存的时刻，以纯哲学的语言发出了注重人的生存、强调人的自由的呼声。

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是二十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者之一。本书以三篇简短的讲演，概述了作者生存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作者通过对存在问题、真理问题，以及现实问题的阐述，主张从本原上去观察现实，通过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在法西斯统治危及人的生存的时刻，以纯哲学的语言发出了注重人的生存、强调人的自由的呼声。

导言

生存哲学之为哲学

哲学与科学

最近几十年的回顾

科学的界限；——但科学是哲学思维的条件

哲学起源的独立性；——以及哲学作为一种完成了的形态出现的不可能性

讲题的提出

第一讲 存在论

对于大全的体验

哲学基本活动的含义

大全的几种样式

哲学的决定

存在意识的变化

可知性的含义

向超越存在的飞跃

哲学活动的抉择

人的可能性

第二讲 真理论

真实性问题

真理含义的多样性

一个真理问题

例外

权威

理性

第三讲 现实论

现实问题

现实的后退

现实的超越

没有可能性的现实性

历史性

统一性

对这种超越的体验

哲学的基本抉择

封闭于自身的内在存在还是突破以趋向于超越存在

生活于世界之外还是生活于世界之中

宗教的现实

纯粹的天启

纯粹的历史性

纯粹的内在化了的统一性

对哲学的怀疑问题

再版后记

现实的超越

通过这些道路，想依靠意识来把握现实，以便我们终于能认识它或本身即是它，结果反而使我们陷于无底深渊。所以现实，我们既不能将它当作一个他物来认识，又不能就其即是我们自身而具有它。所有的道路，通往具体科学的、通往事情自身的、通往固定对象的、通往随便一种什么本体论知识的，这一切道路，如果我们到此止步，那就只能使我们达到因不同方式的认识而产生的不同方式的现实，而这些方式的现实本身始终是不够的。

到此为止，我们的哲学活动仅只做了清除工作。我们在这种批判的哲学活动的基础上要寻找可以使我们返回现实的另一种哲学活动。我们要寻找一种哲学活动，它固然以一切可能方式的现实为条件，即是说，它固然要尽量地把握和认识各种方式的现实，但要超过它们而径达于现实自身，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哲学活动必须在这里得到考验。至于哲学活动必须怎么样具体地进行，那只有通过这种活动自身来说明。为了简便易晓起见，必须从实例说起。我现在就选用抽象的、狭义的所谓思辨思维为例，因为思辨思维的意义，也许简单提示一下就可以体会出来。

没有可能性的现实性

真正的现实是不能被思维为可能的那种存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现实，如果我能通过它的成因来认识它的客观存在，则这个现实，假如当初条件情况不同，它就很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成了另外一个现实。所以被认识了的现实，既是被认识了的，它就是一个被实现了的可能；它在被认识被思维中保有其为一种可能性的性质。即使就整个世界来说，当我思维它的时候，它也是各种可能世界中的一个。现实，一旦我认识它，我就已经因我之认识而把它推入于可能性的领域了。

但是，现实自身所在的地方，那里不复有可能。现实就是不再能被变为可能的那种东西。当我还在理解一种现实时，我所理解的就是众多可能中的一种可能，那么此时我所达到的就是现实的一种现象，而不是现实自身。我只能思维我同时正在把它当作可能而思维的那种东西。

因此，现实的东西乃是对任何去思维它的企图都加以抗拒的东西。谢林曾说过：“单纯地或赤裸地存在着的东西恰恰就是使一切可能从思维那里来的东西归于失败的那种东西……”所以，思维单凭其自身是达不到现实的。它触到现实就搁浅。它只能在因它自己的无能而触礁或碰壁中体会到，进入现实，其关键在于飞跃。

如果一个现实是完全可思维的，它就不再是现实，而只是可能的一种附加物，不是一个本原，因而不是本真，而是一种引申出来的和第二性的东西。事实上，当我们以为已把全部现实性转变成可思维性时，即是说，当我们用这全部可思维性来代替现实性时，在这样的一瞬间，我们就会突然产生一种虚无的感觉。在这个时候出现的那种认为根本无需有什么现实的想法，乃是一种象征，表示可思维性已以虚无而满足了。但是我们在这种虚无之毁灭中体会到自己之毁灭的人，就不以此而满足。毋宁是，由于我们内心体会了现实，我们反而从可思维者所构成的现象世界中解脱出来。如果我们在超越中接触到了现实，那么思维此时对我们来说就不是第一性的，跟现实对照看来它毋宁是一种派生物，因为思维是在思维者的现实中和在不可思维者所给予的碰壁或抗拒中才了解到自己。谢林说过：“不是因为有思维才有存在，而是因为有存在才有思维。”谢林在谈到这个可思维的和先于思维的、这个不可先行思维的现实时，回答说，即使思维怀疑现实，“无限地现实存在着的东西，由于它是这样的现实，所以也就不怕思维和一切怀疑”。

就连思维者自己的现实也先于他的思维。我们是我们的思想的主人。只要我们是现实的，我们就不让我们屈居于一种思维体系、一种思维出来的存在之下。凡我所思维的就是可能，其所以是可能，也是由于我既可以思维它也可以不去思维它。而不管我们思维的是什么，在任何思维中和任何思维出来的东西中我自己决没有整个地消灭掉。我的思维毋宁已隶属于我的现实，除非我的这个现实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感性的实存的一个方面，当然，这个实存的方面应该隶属于别的，再不然，除非我根本不是我自己，除非我已经放弃了我的现实，因而事实上我已不自知地屈居于一个另外的不管什么东西之下，否则我的思维总隶属于我的现实。

如果现实作为被思维者虽然从我们这里后退不已，但作为万事万物的支持者却当下现在着，而且如果它之所以当下现在着是由于任何思维都不能使之变成可能性的那种东西，那么，哲学思想就无意于把真正现实的这种不可思维性取消掉，反而要予以加强。因为现实，正是要通过思维之对它无能为力，正是要通过思维的失败，才令人体会到它的威力。

思辨的思维必须预防误解：

如果我用现实决不变为可能这一思想来思维现实，从而通过可能这个范畴超升到现实，则此时可能性和现实性都不再是范畴了。而如果它们重新变成有规定的范畴，因而思想不是通过它自己以超升于不可思维者，竟而变成一种比如说“现实即是无可能”这样的知识，那就产生出一种关于被认知了的现实必然性的假知识。而思维的超越意义之是否已被我们这样误解，则可从我们内心体验思想所采取的方式中显示出来(空的、根本不导致体验的思想，乃是绝对的零)：

面对着所谓被认知了的无可能性的现实，我们是很气闷的。因为我们通过可能性所作的运动，才是我们的实际存在或实存在时间里的呼吸，才是我们自由的条件。而残酷的实在性、无可逃避的必然性、存在物的明确性或一义性，如此等等，如果被认为即是绝对现实，则它们压抑我们，使我们窒息而死。

可是如果我们进行真正的思维超越，即，不让思想倒退为有限的知识，则恰恰在一切现象中，在一切对我们来说可思维的东西中，还保全着可能性，保全着现象事实的多义性。我们只有在我们的时问客观存在所作的贯穿这些可能性的运动中，才最终达到静止，而这种静止，不再是在无可能性的现实面前感觉到的那种令人麻痹的沉闷，而是由永恒的现实引起的震惊，永恒的现实在有限时间现象的无限性里显现出来，使人在这种震惊中得到深刻的满足。

只要我一思维，就重新是一个可能。因此一方面，思维永远给我们在时间性现象里创造可能性的空间，以便我们在其中保持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希望；而因此另一方面，思维又在无可能性的永恒现实面前停止下来，因为在现实的永恒性中我们已无复需要自由，我们已经找到安息。P.59-63

本书作者卡尔·雅斯贝斯系20世纪著名的暂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1883年生于德国奥尔登堡。中学毕业后曾在海德堡、慕尼黑学习法律，后在柏林、格廷根和海德堡学习医学。190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并任海德堡大学精神病理学编外讲师。1919年发表《世界观的心理学》一书，标志着他从医学到哲学的过渡。1921年他成为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1932年出版了三卷本著作《哲学》，系统阐述其生存哲学基本思想。同年还出版了《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1935年和1938年分别出版了《理性与生存》与《生存哲学》两个演讲集，对其哲学观点作进一步的发挥。1937年雅斯贝斯被纳粹政府解除大学教授职务，侨居瑞典。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到德国，恢复教职。1948年迁居瑞士，任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并加入瑞士国籍。他在战后时期出版的哲学论著有《论真理》(1947)、《哲学信仰》(1948)、《历史的起源和目的》(1949)、《哲学概论》(1950)等等。1969年去世。

雅斯贝斯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多产作家。这里译介的《生存哲学》一书，系作者1937年9月所作的三个演讲组成，篇幅不大，却概略地体现了作者系统的生存哲学的一些核心思想。作者曾经有言：真正的哲学直接产生于个体哲学家存其生存环境即历史环境中所遭遇的问题。实际上，他的生存哲学乃是对人的生存的危难极境所作的一种描述。这三篇演讲，由存存问题论及真理问题，进而论及现实问题，强调尊重理性、科学和事物的本质，主张从本原上去观察现实，通过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在当时法西斯统治严重危及人的生存的情况下，以纯哲学的语言发出了注重人的生存、强调人的自由的呼声。

因此，我们认为，《生存哲学》是一本概括性地介绍作者本人全部哲学思想的著作。

这几篇作于1937年的演讲词，早已脱销。其中大部分思想在我那本大部头的著作《真理论》里都已有了，而且它们当年就是从那部大书的手稿中提取出来的。可是我现在仍然应出版家之约让它们重新付印。我所以觉得可以再版，是因为“生存”一词(Existenz)在当初发表这些演讲的那个处境下，别有它的含义。

“生存哲学”(Existenz philosophie)这个称呼，其来历不是那么十分清楚。据我所知，最早是海尼曼(Fritz Heinemann)在他1929年的《哲学新路》里正式使用，他认为他是这个名称的第一个使用者。但是从那时起，经历了一段无名的过程，直到好多年之后，它才成了标示当代哲学思维特点的称号。海尼曼当初使用这个字眼，我根本没有注意，因为我从20年代中期起就在我的讲演里使用，而完全没觉得有什么超出于基尔凯戈尔的新意。我并没有想要借这个名词来宣讲一种新哲学。在我的演讲里我只是用“生存阐明”(Existenzerhellung)这个词来指出哲学的一个部分领域。所以我并不认为海尼曼的书真曾断言有了一种新的现代哲学从而特地给它起这个名字。然而海尼曼确实使这个名词在公开演讲中流行起来。生存哲学(Existenz philosophie)这个字眼，特别是一联系到存在主义的哲学(Existential philosophie)的创始人海德格尔，就总被当成标明当代哲学的非运算性、非传统性的印记，而且这个印记现在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尽管所有算得是这派哲学创始人的作家们都拒绝这个称号，它却像幽灵一般存在着，使最不相同的东西存它的名义下被人视为同一个东西。我自己在我那本《当代的精神状态》(1931年)里曾利用这个字眼来表示对人进行思维的一种哲学方式，在同时发表的三卷本《哲学》里，也只以其中的一卷探讨了生存阐明。然而，我也谈“生存哲学”，而且按照这几篇演讲里的含义来谈的，即是说，生存已在当今这个时刻成了表示哲学特征的字眼，然而它本身只不过是一种古老哲学的一个形态。当时我虽采用这个名词作为这几篇演讲的标题，我却没想这个词儿成为口号。在那个时候，首先，这个词儿还不含有使人误解的含义；其次，还不存在现已流行全世界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其实他的存在主义是出自一种外来的哲学思想；最后，当时用这个词去表示某种完全不同的另外的东西，还是可能的。

这另外的东西正是我当时所唯一萦绕于怀的东西。这几篇演讲词是在我被解除了大学教职之后几个星期中写成的(我被解职是因为我妻是犹太人，不是因为我的不为人所知的政治主张，也不是因为我的本不令人感兴趣的哲学)。我虽已被解职，神学院院长鲍伊特勒(E.Beutler)认为解职以前发出的邀请仍然有效。我知道我将不能再公开说话了，我就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并把这几篇演讲词之因出版社的缘故可以出版视为一件意想不到的幸运。这是在纳粹垮台西方可以重新享度自由德意志生活以前我所发表的最后一本著作。这本著作的声调适合于这本著作出生的那个时刻，它关涉到根除不掉的东西。

我该讲什么呢?在演讲那几天，由于生病，我体力比平时更加虚弱，这也算是个象征吧，所以我发出了一种在当时几乎绝望了的呼声。这呼声会有提醒作用的。它回响于哲学之中。对理性动物来说，当宗教的信仰不让人们有所皈依的时候，一切能证实的和可依靠的东西，都出于哲学。

但演讲里没有任何对纳粹现象的直接影射。在当时那是要杀头的。我属于这样一类人，决心不让自己因粗心大意而落于恐怖集团之手。因为不仅我个人的身体条件决定我没有能力进行一项有计划的积极抵抗，而且即使我具备身体条件，恐怕作为一个孤立教授也不会决定采取行动。我当时看来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余地，只有弄清楚人们所做的和想做的是什么，从中引出结沦来。对于我们说来，只好做些幼稚的遁世的举动，为了保全生命(在很多情况下人的这种天然价值还是要保护的)，有时就毫不迟疑地撒谎。因为野兽，当它掌握一切毁灭性势力时，是可以使用计谋而不像对付人和理性动物那样对付你的。斯宾诺莎的Caute，那样一种高尚而难能可贵的理想，诚然我们一刻也不曾忘记，然而锲而不舍的追求则毕竟做得不够。这种处境的危难情况，我在《罪过问题》(1946年)那篇文章里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个人的苦难乃是德意志民族苦难的一个反映。当时的心情，完全出于对德意志灵魂和德意志精神之正在遭受摧毁的认识。在我们海德堡学术界朋友中，从1934年起就流行着这样的论调：“finis Germaniae”(日耳曼完蛋了)。我们当时远看不清会出现什么情况。1937年发生的事情，同后来发生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比较起来，当然微不足道、平淡无奇。由外国力量来消灭纳粹，从而拯救德意志生活的可能性，在当时还一点影子都望不到。

在很小的朋友圈子里，由于休戚与共，出于充分信赖，大家倒是推诚相见，无话不说。我本人和他们一样，觉得唯一可能的是保全一个能思维的身体，以便至少在精神上感到德意志精神是超然于事外的。我成了一个我从来不曾那样自觉意识到的德意志人，当然不是从民族意义上而是从伦理意义上说的。我用我深信不疑的德意志精神来对抗那日益可怕、日益疯狂、日益惨无人道的周围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谁要是想活着就只有缄默。

我在这几次演讲中说了一个人可以毫无危险地说的话：单纯的哲学。这样做之所以还可能，是因为纳粹分子，从最上层领导到最低级的帮手，不管他们在组织上、技术上、宣传上、诡辩上是多么出色的知识分子，而在精神事物方面都是些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笨蛋(大不同于俄国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们还藐视哲学，尽管他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懂得这个东西。这几次演讲里所说的话，并不是只为当时说的，然而说话所以采取那个方式，却是由于当时毫无办法。在我E用字遣词中，隐约可以听出某种来自这个背景的东西。当我舌来偶尔听说有些同我素不相识的人阅读我这个演讲集而得到“安慰”，以及哲学能够因为它要求成为哲学而提供这种安慰的时候，我感到很大鼓舞。

尊重理性，信赖科学，确认事物的本质，思维一切存在的本原，这些都是在当时所处整个威胁之下所讲的事情，——然而事情的内容却很少涉及当时的局势，所以我从演讲词里找不到一句我觉得有时问性因而已经过时了的话。关于大全、关于真理、关于现实所说的话，没有说话当时那种危难情况也仍然成立。

雅斯贝斯

1956年6月于巴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