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焦点和主题是潘懋元教授本人以及他倾注毕生精力所创建的高等教育学这门学科。他的主要成就已在上文指出，以下的部分和章节将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主题，并通过高等教育奠基者之一的潘教授的讲述，与读者共同理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对未来的展望。

第一部分是在谈话的基础上，介绍潘教授的生活及其学术兴趣之源。该部分向读者呈现了潘教授走过的80多年的历程：他在战争时期的生活、在厦门大学的学生生涯和创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第二部分采用了同前一部分不同的方法，呈现给读者的是潘教授在三次学术会议中所作的报告。第三部分内容同样来自于我与潘教授的直接交谈，主要内容是潘教授对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展望。

潘懋元教授于1920年8月4日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班深造。作为一名著名的教育家和中国高等教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潘懋元教授担任了诸多学术职位，如国务院教育学科评审小组召集人，全国自学考试研究会主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小组顾问，厦门大学原副校长、顾问，海外教育学院原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以及5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或名誉教授，如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等。

20世纪50年代，为了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潘懋元教授提出创建高等教育学这门新的学科。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提议得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关注和支持。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把高等教育学列为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潘懋元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学》奠定了这门新学科的基础。

潘懋元教授编写了多部高等教育理论著作，包括《高等教育学讲座》(1983)、《高等教育学》(上、下册)(1 984、1985)、《高等学校教学原理与方法》(1995)、《新编高等教育学》(1996)、《潘懋元教授论高等教育》(2000)、《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2001)和《高等教育：历史、现实和未来》(2004)等。

潘懋元教授在高等教育理沦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他赢得了诸多的荣誉，他曾荣获“国家杰出贡献学者”的称号。1999年，英国赫尔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第一章 引言

潘懋元教授

本书的基本框架

第一部分 与潘教授的对话

第二章 学术兴趣之源

童年时代和所受的基础教育

在厦门大学的求学时代

第三章 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向

1949：解放军的胜利

1949年之后苏联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支持 

约翰·杜威的影响

欧洲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

第四章 厦门大学

陈嘉庚

战争时期的厦门大学 

1949年后的厦门大学

苏联对中国大学的影响

经济特区中的厦门大学

第五章 大学教务处长和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创始人

教务处长

创建一个研究所

在中国的合作研究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学术关怀

潘教授家的沙龙

第六章 邓小平和中国高等教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平

邓小平之后的高等教育改革

第七章 研究、管理和市场经济

中国教育学

市场经济的来临

民办高等教育

东亚地区的私立高等教育

治理和管理——集权和分权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新变化

第二部分 潘教授的报告

第八章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领域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科学的学科群

应用性研究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基础理论问题

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宏观结构调整与改革 

高等教育管理学

高等教育经济学

道德教育

教学改革

面向21世纪的发展策略

特点、优势和展望

第九章 高等教育大众化和质量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 

质量问题

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第三部分 潘教授谈未来

第十章 世界视野中的中国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教育研究

参考文献

附录一 潘懋元教授代表性文章选读

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运用

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

市场经济的冲击与高等教育的抉择

走向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

走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思想转变

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改革 

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

公平与效率：高等教育决策的依据

依附、借鉴、创新?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之路

附录二 本书评介

让中国的高教研究走向世界——《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始人》(英文版)评析

附录三 潘懋元教授教育论著索引

在厦门大学的求学时代

虽然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但潘懋元仍然设法接受完整的教育  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他的努力源于他对学习的向往，源自于父母的支持，源自于兄长的影响。另外，他还有很强的自学和自立能力。尤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在战争年代仍然坚持完成了中学学业。在抗日战争期间，潘懋元究竟是如何完成他的高等教育的呢?

1940年，虽然国共两党进行了合作，但摩擦时有发生。这对20岁的潘懋元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他那时积极参与宣传反对国民党的活动。

一天，他的上级  一名共产党的领导，建议他为了安全起见应该暂时离开广东。潘懋元认为，这个决定恰恰为他提供了一次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在战争年代，许多学校担心日本人的袭击都被迫迁走了。潘懋元很难决定到哪所学校就读。可以去中山大学，但它也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厦门大学迁到了福建和江西省交界的地方，离得不是很远。潘懋元和他的朋友们决定一起去报考厦门大学。

他们从广东步行了一个星期到达了福建长汀。由于没有准备充分，他在那次入学考试中失败了。考试的很多内容他在高中时都没有学过。他只懂一些几何、化学和生物，数学、英语和物理几乎一点不懂。但考试却要考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潘懋元没考上，他该怎么办?

他家乡所在的汕头市已经沦陷了。命运这时再一次垂青于他。福建省当时开办了一个中学师资养成所，专门培训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毕业后就可以当初中教师。他考上了这个养成所。养成所设有国文组、数学组、理化组、史地组，学生可自由选择就渎。潘教授选择了国文组。那所学校位于福建省中部的永安，学生在那里学习不用交学费，学校还提供吃、住，给学生发放衣被蚊帐等日用品。

因为潘懋元一直想学教育，想当老师，所以他抓住了这次机会学习。与国文组班上的其他同学不一样，潘懋元是想通过师资培训班的学习，为他进一步进入厦门大学教育系学习打基础。他一边上课，一边复习高中课本，准备再次参加厦门大学的入学考试。1941年，潘懋元第二次参加了厦门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次他被录取了。

在厦门大学，他学习了四年的教育专业。当时的条件对于年轻的潘懋元来说是相当不错的。学校不仅免除学费，还为来自沦陷区的学生提供助学金(就是吃饭的钱)。另外还有一个闽西救济金能够给学生发点零用钱。长汀在当时还是国民党的管辖地，学校的很多老师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教育系的系主任李培囿是杜威的学生，所以当时他教的都是杜威的理论。还有一位教授叫陈景磐，他也是后来有名的教育家，也是从美国学习回来的。

那时大多数教师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尤其是学教育学和法律的教师，他们在国外找工作比较难，不像有些念工科的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能够留在国外。这些人回来主要是当教师。所以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教育理论是美国杜威的思想。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大学并不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办的，更多的是受到了欧洲大陆办学模式的影响。

在厦门大学的第二年，潘懋元开始到小学、巾学做兼职教帅。大学四年级时，他已在当地一所中学做了教务主任，虽然工资比较少，但在学生中还算足比较宽裕的。

作为中学教师，潘懋元似乎可以很自然地把在大学所学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但是，他发现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因为他的理论来自美国，而现实是中国的传统体制。当然，细微的改变是可以实现的，但要改变整个学校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人们有个误解，普遍认为解放前念书都要花钱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中国的公立高等学校被视为公共产品，学生在那里上学是不用交费的，只有去私立学校读书才交费。潘懋元在厦门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他当时在教育系读书，主修教育课程。他的必修课大约有70个学分，这些课都足教育类课程。除此之外，教育系每个学生还必须有一个辅修系，主要为以后当教师做准备。如果想当语文老师，可到中文系去修课程；想当英文教师可到英文系去修课程；想当历史教师就到历史系去修课等等。因为他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感兴趣，所以将经济学作为辅系。他共修了32个学分的经济学，72个学分的教育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公共课。

潘懋元对经济学产生的兴趣主要来源于他读大学之前读过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一些课本是由俄语翻译为汉语的。一共有两卷，他都读过了。他一直认为，面对中国即将到来的革命，非常有必要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后来，他曾笑着承认当时他那种到大学学习经济学的想法有些天真，因为他很快就感到了失望——当时在大学读的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只有在王亚南教授来了之后，学校才开始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潘懋元选修了王亚南教授的课程，接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他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感兴趣，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而不是为了教这门课程。

潘懋元当时对人文学科比较感兴趣，而且认为自己可以教中学文科的任何一门课程。他当时教的课程有语文(当时叫国文)、历史、地理和动物学。他选经济学作辅系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为了参加革命；第二，为了搞好教育学的研究。他认为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教育家，存研究教育学的同时必须研究经济学。实际上，他最初在大学学的是西方经济学，学校起初教的也一直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说。但他希望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直到王亚南教授到来之后，他才系统地学习了马范思主义经济学。

可以看出，潘懋元对社会和文化的理解受到了多种冈素的影响：第一，他从小学到中学读的主要是古书，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第二，他在师范学校和大学中主要读的是西方教育理论，受到的是西方教育理沦的影响，尤其是美国教育理论的影响；第三，他还通过自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如政治经济学，所以他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原来的正统经济学，实际上是由亚当·斯密的思想流传下来的。亚当·斯密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受亚当·斯密的思想影响。潘懋元通过这些也了解了亚当·斯密的思想。当时的经济学教授也都来自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国家，有来自德国的，也有来自美国的。

潘懋元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就结了婚。当时在读大学生是不允许结婚的，但那些在入学前就结婚了的是例外。1946年，厦门大学从长汀迁回厦门。回顾学生生涯时，潘懋元一直强调阅读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保持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虽然在学生时代他最感兴趣的是教育学，但阅读文学作品对他更好地理解教育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46年，日本投降后的国共两党问的军事和政治局势都很不稳定，时战时和。由于南方是国民党的控制区，因此两党之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北方。

P11-13

此书的编写工作开始于我在厦门大学度学术假期间(2003～2004)。从那时起，我渐渐地了解了潘懋元教授，也了解到他是如何倾注毕生的精力在中国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的。该书是在我对潘教授进行长时间访谈的基础上完成的。他的观点经过了一个外国人的理解和重新组织，因此，这本书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一位外国作者的见解。

在我的著作接近尾声时，我要衷心地感谢那些支持和帮助过我的人。首先，我要感谢潘懋元教授本人。他抽出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与我和翻译小组进行面谈。然而，如果没有以下五位翻译者的专业翻译，此书也无法得以出版。他们是高晓杰、何雪莲、赖铮、游淑芬和游玉华。他们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再把中文翻译为英文。

除了以上人员的帮助，此项工作的开展还得到了两所机构的鼎力相助：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刘海峰所长和该所的工作人员尽一切努力为我的工作提供方便；挪威科技大学教师教育系不仅鼓励我继续这项工作，而且还邀请我把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作为他们的系列学术报告，系主任彼德(Peter van Marion)、高等教育研究部的负责人古纳(Gunnar Engvik)和行政长官陶丽(Torill Ryghaug)都为此书的问世给予了重要的帮助。他们把此书的出版看作是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和挪威科技大学教师教育系建立友好合作的重要体现。

编写工作进行到最后，更多的人受到了激励和鼓舞，并且积极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同时，我们还得到了校方的支持，他们是挪威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朱丽(Julie Feiherg)博士和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范怡红教授，后者是我2004年以来的联络人。

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的人!

阿里·谢沃(Arild Tjeldvoll)于奥斯陆和特隆赫姆

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