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鲁迅研究史上，新时期以来无疑成绩最为最为辉煌，其标志是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努力，终于还原了一个本真的思想家鲁迅。当然，研究者并没有忽略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客观事实，但人们恰恰是通过他的文学创作发现了他对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深刻的思想，认识到他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家，而是以文学形式面世的思想家，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主要不在于文学，而在于思想。本书于2001年曾出版过，本版又经过作者的修订增补后，再次出版面向读者。

鲁迅所以为鲁迅，关键在于他对传统文化前无古人的独到认识和深刻批判。鲁迅的名字永远是同“狂人”、“阿Q”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历史上，鲁迅这个名字可谓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现代思想观念的确立；标志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消亡，现代知识分子的面世……一句话，它标志着中国历史的转折——由腐朽转向新生，由传统转向现代。

该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全书23万字，分五个章节论述了鲁迅思想的历史转折。第一章鲁迅性格探源，寻找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内因；第二章探讨鲁迅早期思想的悖论；第三章探讨鲁迅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完成的思想转折，以及转折的原因；第四章深入研究鲁迅个性文化及思想的成熟；第五章认识鲁迅文化批判的历史意义。

该书按照时间的跨度，从鲁迅童年的记忆追溯起，对其刚正、深刻、犀利、睿智、多疑、峻急乃至孤独的性格进行探源，客观公正地阐述了鲁迅早期思想的悖论，重点突出了鲁迅思想在1917年所发生的重大转折，并对鲁迅文化批判的历史意义做了独到而具有前瞻性的总结和评价，从而全面系统地勾画出了鲁迅思想的全貌，对鲁迅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位置给予了客观而准确的定位。

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中华读书报》、《鲁迅研究月刊》等报刊发表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该书作出了肯定性评价。

新版自序

绪论

第一章 性格探源

 一、童年的记忆

 二、节在理性中升华

第二章 早期思想悖论

 一、尊个性而张精神

 二、掊物质而张灵明

 三、任个人而排众数

 四、恃意力以辟生路

 五、早期思想的双得效应

 六、天地观与鲁迅早期文化思想

第三章 在沉默中酝酿

 一、民国初年的积极追求

 二、1914：跌进寂寞的深渊

 三、在沉默中酝酿新的爆发

第四章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一、1917：鲁迅思想的伟大转折

 二、文化选择的历史性转变

 三、域外文化选择的历史性转变

第五章 走向成熟之路

 一、与封建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二、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

 三、立足本土，放手拿来

第六章 鲁迅文化批判的历史意义

 一、鲁迅文化批判的总体向度

 二、历史使命与特定策略

 三、韧性精神与悲凉情怀

后记

一、童年的记忆

打开中国现代文学史，你会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那些风格独具的文学大家，他们的创作风格的形成，往往与其童年的经历密切相关，有的甚至就为童年的经历所决定。冰心，这位向读者心田播洒甘霖的爱的使者，她的包容人类的爱的哲学的最初源头，无疑来自那哺育她健康成长的充满脉脉温情的家庭，来自那伴随她度过童年时代的浩瀚无际的大海；丁玲，这位以执拗乖僻的莎菲形象震惊大革命失败后的寂寞文坛，以后又不断以创作或人生经历在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的个性解放的顽强斗士，她的义无反顾的叛逆精神，她对个性自由“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般的执著追求，则与她童年时家庭败落后寄人篱下的痛苦经历，与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母亲对她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直接相关；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萧红的情况也莫不如此。当然，其中最典型的还是鲁迅。鲁迅，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风格最为鲜明最为独特的巨匠，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民族解剖师，终生与种种黑暗势力拼死搏斗从不后退从不妥协的硬骨头，他的刚正，他的睿智，他的深刻，他的犀利，乃至他的孤独，他的多疑，他的峻急，他的偏执，都无不可从他的父祖辈身上找到精神的源头，并在绍兴古城独特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家庭败落后他所承受的白眼与冷语中得到催生和锻打。可以说，没有童年的经历，就不会有后来的鲁迅。童年，对一个作家来说太重要了，正如善于知人论世的孙犁所说：“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像母亲的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家一同成熟着，可以影响他毕生的作品。它的营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要长久地在作家的血液里周流，抹也抹不掉。”因此，要了解鲁迅这位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第一奇人，不能不走进他的故乡、他的家庭、他的充满温馨与苦难的童年。

鲁迅出生于绍兴古城一个名门望族。这是一个古老的家族，相传为宋代理学创始人周敦颐之后。仅有文字可查，从始祖周逸斋于明朝正德年间定居会稽竹园桥到鲁迅降生，就有近400年的历史。周氏家族在清乾隆年间曾鼎盛一时，拥有良田万亩，当铺十余所，为绍兴古城的巨富。但随着人丁繁衍，财产分离，加之族人多效奢侈，家族遂日渐中落。到鲁迅降生时，他家所属的兴房一支还有水田四五十亩，尚可称小康之家。鲁迅的曾祖父周苓年去世较早，生前除了好种兰花外，没有什么作为。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则从小立志好学，因家中无力延请塾师，就到同族所设的书塾中去旁听。由于刻苦努力，提高很快，后来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终于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被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鲁迅的父亲周伯宜，20岁前即中了秀才。母亲鲁瑞亦出身名门，其父鲁希曾是个举人，做过户部主事。鲁迅童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这个家庭对鲁迅性格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父和母亲。周福清性格刚毅，为人耿介，恃才傲物，不畏权势。他以钦点翰林外放知县，资本雄厚，在金溪县任上常常表现出睥睨凡尘、锋芒毕露的姿态。他的上司江西巡抚李文敏不是科甲出身，他便格外蔑视。即使对于顶头上司，他也从不巧言令色、曲意逢迎。有一次他晋谒抚州知府，为了一件事情不合，他便当场顶撞起来，知府没有办法，便抬出皇上来压他，说这是皇上家的事情，没想到他竟不把皇上放在眼里，认为不能办就是不能办，皇上也不行，因而无所顾忌地反唇相讥：皇上是什么东西?什么叫皇上?知府见状，只好指斥他“大不敬”，并端茶送客，借机下台，结果遭到参劾，被革去知县职务。但禀性使然，他的这一性格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1893年，他在回家奔母丧期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主考是他的同年，亲友中便有人凑钱，请他送给主考，买通关节，以便弟子考中举人，但中途事发，他为此在杭州监狱被关了八年。庚子事变后，原来的同事薛允升升任刑部尚书，经过疏通，他被恩准释放。按照狱中规矩，犯人出去时，要给牢头送钱，但他却不送。不仅如此，当牢头来讨时，他抓起门闩，追着牢头就打，牢头没有办法，只好白白把他放了。回到家里，由被释放的经过谈到庚子事变后的朝政，谈着谈着，他就“‘昏太后，呆皇帝’地痛骂起来，大家听了，不由得吓一大跳，这不是犯上作乱，要杀头的么?大家都替他捏一把汗”，可是他仍“自顾自地痛骂着”。周建人回忆说：“我们全家发觉，这八年的监狱生活没有使他有丝毫的改变。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他变得更锋利尖刻，更肆无忌惮，更愤世嫉俗了。”

周福清为人耿介、直内方外，不仅从不巧言令色，就是在关系到自己的利害时，也不肯稍加变通，以保护自己。科场行贿案发后，交苏州府查办。知府王仁堪不想认真追究，便借口犯人素患怔忡，也就是有精神病，因而可以免予定罪，可是他却并不顺水推舟，反而在公堂上振振有词，申明自己没有精神病，并历陈某科某科的某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无法收场，王仁堪只好依法办理，将此案转交浙江省主办，结果被判为“斩监候”，关进杭州府狱。

周福清恃才傲物，常常以自己的做人准则要求别人，因而往往待人过苛。他的堂姐妹的丈夫陈秋舫婚后到岳家居住，就住在百草园。那里房间宽敞、环境幽静，他久住不走。别人都不管这事，他却看不惯，挖苦他说：“踞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陈秋舫知道了，立即离去，并扬言不出山不上周家的门。出口尖刻是周福清的一大特征，因而给人以好骂人的印象。周建人回忆说：“我祖父确实好骂人，但他不是通常骂‘娘杀’、‘逃生’、‘贱胎’这一类的粗话、脏话，除了‘昏太后、呆皇帝’以外，他骂人的话都是些比喻、典故，文质彬彬，然而相当刻薄。”他与继室蒋氏不睦，两人经常吵架。当年蒋老太太的娘家曾一度陷入太平军中，有一次两人吵架，他竞称蒋氏为“长毛嫂嫂”，气得蒋氏哭了起来，指责他“你这成什么话呢?”鲁迅四弟年幼病故，母亲甚为悲伤，本家妯娌谦婶倍加关心，时常走来劝慰，有时也叫鲁迅母亲到她那里去玩儿，打麻将以消遣。他听信别人挑拨，以为是在赌博，非常不满，但对于儿媳不好当面斥骂，便把周作人叫去教训，倒也不怎么疾言厉色，只是讲故事给他听，“说某家子媳怎样不孝公婆，赌钱看戏，后来如何下场，流落成为乞丐，饥寒至死，或是遇见兵乱全家被难。这里明示暗喻，备极刻薄”。对于子孙辈，他更是常常骂他们不成材。有一次鲁迅兄弟三人站在桂花明堂里谈天，他从房里出来，站在台阶上笑嘻嘻地对他们说：“乌大菱壳氽到一起来了!”兄弟三人听了愕然，明白祖父又在骂人了，骂他们是废物。他们恨恨地看他一眼，但他却浑然不觉，又转身回房里去了。看来，讽刺人、挖苦人对他来说已不是一种刻意的行为，而是一种很自然的交际方式。最能表现他这一性格特征的还是他写给儿子周伯宜的挽联。他平日严禁子侄辈吸烟喝酒，每有所见，便予以指斥讽喻。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受一位本家影响，染上了烟癖，这使他极为恼火，对此始终耿耿于怀，直至儿子死了，也不原谅。按照传统的人情世故，亲朋好友哀悼死者，往往只是颂扬，即使心有不满，也要为死者讳，可他不是这样，而在挽联中予以谴责。他写给儿子的挽联上联是“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下联是“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不能教养”，指的就是周伯宜染上烟癖事。他就是这样眼里不揉沙子，这样不留情面，这样冷峭峻刻而又出语含蓄辛辣。 P33-36

我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从周树人到鲁迅》从出版到现在，已有几个年头了。东方出版中心希望我进行修订，由他们重新出版。修订再版，这是我早有的想法。记得书当初出版后，曾有十几位学界同仁写文章进行评介，我还曾收到远在异地、素昧平生的读者写来的热情肯定的信，有的还在认真阅读后把书寄来，要我签名留念。这些都使我在感到欣慰，惭愧之余萌生了将它细化、深化的想法，并且构想出了新设章节的提纲。但由于种种内在外在的原因，终于未能如愿。如今想来，着实后悔。此次交稿时间在即，我的写作速度又实在太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原有的构想。情急之下，只是加写了第三章。归国后至《狂人日记》问世的十年是鲁迅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文字的十年，但也是促使鲁迅思想发生重要转折，促使周树人成为鲁迅的十年。在鲁迅研究中，迄今为止这十年仍然是个空白。因为史料阙如，研究起来着实困难。但探讨“从周树人到鲁迅”，对此不能不谈。本书初版时，我就觉得没有这一环节是个重要的缺憾，所以，不管谈得深浅，这次还是写了出来。另外，关于鲁迅早期思想同“从周树人到鲁迅”的关系，我也曾设想了一章。现在只能将其中的一些想法在这里简要地谈谈。

在中国鲁迅研究史上，新时期以来无疑成绩最为辉煌，其标志是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努力，终于还原了一个本真的思想家鲁迅。当然，研究者并没有忽略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客观事实，但人们恰恰是通过他的文学创作发现了他对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深刻的思想，认识到他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家，而是以文学形式面世的思想家，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主要不在于文学，而在于思想。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是，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两次重要突破都是通过对他的小说《呐喊》、《彷徨》和散文诗《野草》的研究实现的。前一突破还原了鲁迅启蒙思想家的真实面貌，后一突破发现了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而这两次突破以及众多研究者为它们做出的多方准备和由它们引发的多方辐射式的研究深入，则将路标一步步指向鲁迅本体。到世纪之交，鲁迅本体论研究也就随之而出。

“本体就是最后的实在、依据”。一个人的本体就是某人所以为某人的最后的实在，最终的依据。人是社会的产物，文化的产物，历史的产物。新时期以来，作为对“左”倾思想否定、压抑人的自然本性行为的强烈反拨，谈到人性，人们往往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甚至用它来代替人性。其实自然属性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人除了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人之所以为人，所以区别于一般动物，是因为人有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融合，就构成了人之本体，人之为人的最后的实在，最终的依据。这当中，社会属性又是主要的。所以，作为社会的人，一般来说，每个人的本体都主要是由他的社会属性、社会角色、社会存在决定的。这就是他的社会本体。这是社会学、历史学意义上的本体。但人类历史上有些特殊的人物，除了社会本体外，还有另一种本体。比如鲁迅，作为风格特异的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有他的社会本体，但作为具有风格特异的人生哲学的伟大思想家，又有他的形上本体、哲学本体。因此，对鲁迅本体的探索也就从这两方面展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注意力从鲁迅小说转向鲁迅思想，特别是鲁迅早期思想。但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我没能像后来的年轻一代的学者那样以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为参照观照鲁迅早期思想从而发现鲁迅的主体论哲学，而主要是从自己的人生感受出发，从当时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强烈追求出发，去审视鲁迅的早期思想，结果从中发现了一系列悖论。由此我感到鲁迅早期思想与“五四”时期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也就是说，他当时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远没有达到“五四”时期的思想深度。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一边重读鲁迅的文字，一边放开视野，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读章太炎、读严复、读吴虞、读周作人……在深入的阅读与思考中，我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态度上，鲁迅早期与“五四”时期有明显的不同。鲁迅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还缺乏清醒的认识，他还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压抑人的个性、扼杀人的精神，也就是狂人所指出的“吃人”的本质，因而表现出明确的眷恋与维护的倾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复古的倾向”。而“五四”时期的鲁迅，则明显地由复古走向了反复古，由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与维护走向解构与批判。这就使我明确了这样的认识：鲁迅所以为鲁迅，关键在于他对传统文化的独到认识和深刻批判，在于他对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所做出的只能属于他的重要贡献。这就是我对鲁迅何以为鲁迅以及鲁迅是怎样成为鲁迅的这一问题的思考，也就是我对鲁迅本体的探寻。当然这是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探寻，所探得的也只是社会学、历史学层面的鲁迅本体。

80年代后期，年轻一代的学者以他们得天独厚的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的理论视野观照鲁迅，推动鲁迅研究实现了视角的转移。他们将目光由鲁迅的外在世界转向鲁迅的内在世界，从鲁迅的作品——特别是《野草》中发现了为鲁迅所独具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这是鲁迅研究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它将鲁迅研究从文学层面推进到哲学层面，从社会学、历史学层面推进到存在论、本体论层面。对鲁迅社会学、历史学层面的本体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种研究的启示有关。这样，鲁迅就在世人面前展示出两种本体：社会学本体和哲学本体，形下本体和形上本体。相对而言，形而上的显得深刻而富有魅力，形而下的显得平实但更为可信。现在看来，两种本体探寻都有待完善，我现在并且认为，两种探寻最终应合而为一，探寻出一个完整的鲁迅本体，一个完整的鲁迅形象。这当中对有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具体特别是更为确切的探讨。但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两种本体探寻能不能趋于融合?

走进鲁迅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我选择的视角是考察周树人是怎么此成为鲁迅的。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鲁迅是伴随着《狂人日记》的问世而产生的。《狂人日记》以“鲁迅”这个名字而问世，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也就随着这个名字的出现而产生。此前的周树人，不论是少年时代出入于质铺和药店的经历，青年时代在日本东京张扬个性主义的呐喊，归国后在民国教育部的积极追求和痛苦沉默，都是在为这伟大的产生做准备。可以说，没有这一系列充分的准备，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而且越是后来的准备越是重要。然而恰恰是最为重要的教育部沉默时期，可供追寻的史料最为缺乏。不论是对“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重要发现，还是“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做绝望的抗战”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都是在这痛苦的沉默中产生的。但是在痛苦的沉默中的咀嚼、思索，却不见诸文字。对于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沉默。如果说在教育部初期鲁迅还偶尔在日记中流露一点心迹，那么此时则把自己的心扉彻底地封闭了起来。但是要追寻周树人怎么成为鲁迅，又必须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探求。此次重新出版，增写了第三章“在沉默中酝酿”，填补了本书的一个空白，算是对读者又有一点新的贡献，但我自己还是不满意。我觉得还应该继续深入，深入到鲁迅封闭的内心世界，寻找他思想变化的蛛丝马迹。这是鲁迅研究中一座富有诱惑力和挑战性的迷宫，我愿意继续走进去，再从中走出来。

本书得以再次面世，不能不感谢责任编辑郑月林先生。那是初春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我正在艰难地爬格子，忽然电话铃声响起，话筒中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经自我介绍，方知是东方出版中心的郑月林先生。他说今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他们想从过去出版的鲁迅研究著作中选择几本重新出版，其中有我的《从周树人到鲁迅》。他们的信任使我感动。这对于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救赎。本来，我早已过了学术爬坡与攻坚阶段，而且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本不该再和命运进行抗争，但这些年来，也依然没有松懈。然而不久以前，我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觉得在当今中国真正献身学术已经很难。一个最令人无可奈何、甘拜下风的现象是学界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学术标准，从论文发表到著作出版，从各种评审到学术评价都已将原有的规则彻底打破。不论是学术成果还是所谓专家学者的名分都已是良莠不分、真假难辨。记得年轻时读《红楼梦》，每次读到太虚幻境的那幅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时，总不能明了其中的真义。上大学时我还就此专门请教过红学家蒋和森先生。虽然从字面上明白了它的意思，但以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所接受的教育，总觉得真假分明、有无可鉴，假的怎能作为真的，无又怎能成为有呢?因而总是感到疑疑惑惑。这种疑惑一直伴随了我几十年，直到不久前，我才突然无师自通、豁然开朗，就像禅宗中的顿悟一般，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参透了此中真义。这样说起来可能有点玄，其实也还是事实启发了我。当今所谓专家学者几乎尽人皆是，其中固然不乏名副其实者，但在这汹涌澎湃的争名逐利的大潮中，这些人大都往往成了被冲击到边缘的可怜虫，而那些靠制造学术泡沫、学术垃圾甚至靠贩卖、剽窃、抢劫他人学术成果而发家、膨胀起来的人倒成了这学术大潮中得心应手的弄潮儿。在公众的眼里，他们成了专家、人才甚至权威，而那些依然坚持“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学人则实实在在真的坐起了冷板凳。这不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绝妙注解吗?与此相连，“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诠释也自然就在其中了。那些弄潮儿犹如魔术大师一般，今天一篇论文，明天一本专著，洋洋洒洒，五光十色，相比之下，那些依然坚守十年磨一剑的祖训的笨牛们还有什么呢?

这几年我就落入了这笨牛的艰难的生存境遇之中，虽然每天依然是坐在写字台前看书、爬格子，但那只是我积以成习的一种生存方式，至于过去的那种学术热情，则一天天地淡化了。但说来也怪，这几年学术界识与不识的朋友却接连不断地给我以鼓励。这本书的重新出版即是其一。这又使我感到真正的学人依然存在，学界的良知并未被完全吞噬，无论如何，我该对得起这些识与不识的朋友，沿着自己既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