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离开人世已经百年有余。他创作的小说和戏剧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库中的无价瑰宝和珍贵遗产。作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和历史人物，契诃夫的成长和发展道路是颇有教育意义的。契诃夫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启迪：艺术家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家必须具有正确和进步的世界观、作家必须永不知倦地进行探索等。本书人品、创作和艺术三个方面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无疑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一位杰出代表。早在20世纪初，他的作品就传到中国来了。1907年，也就是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吴祷从日文将《黑衣教士》转译了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两年后，即1909年，周作人和周树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其中收入了契诃夫的两个短篇小说：《在庄园里》和《在流放中》，而在附在书后的“著者事略”中，译者还对契诃夫作了介绍：说他“卒业大学，为医师”，“多阅世故，又得科学思想之益，理解力极明敏”，“著戏剧数种及短篇小说百余篇，写当时反动时代人心颓丧之状，艺术精美”，还说他“虽悲观现世，而于未来犹怀希望”。这段介绍文字虽简短，却勾勒出了契诃夫及其创作的一些特点。本书从人品、创作和艺术三个方面介绍了契诃夫。

契诃夫如是说

前言

第一章 人品

一、“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二、“成名”后严于律己

三、探求“总的观念”——萨哈林之行

四、“左拉的心灵是崇高的”一

五、同苏沃林的相好与绝交

六、声援高尔基

七、帮助蒙难的进步学生与革命志士

八、“为了伟大的未来”

九、驳艾勃洛依德等人对契诃夫的曲解

第二章 创作

一、小说创作

1.从契洪特到契诃夫

2.“生活的艺术家”

3.“一件硬撅撅的囚衣”

二、戏剧创作

1.“轻松喜剧是个好东西”

2.《伊万诺夫》

3.《林妖》

4.《海鸥》

5.《万尼亚舅舅》

6.《三姐妹》

7.《樱桃园》

第三章 艺术

一、列夫托尔斯泰等大师对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的

高度评价

二、描写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

三、独树一帜的心理刻画

四、真挚深沉的抒情

五、淡淡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

六、富有哲理意义的象征

七、“简练是天才的姐妹”

结束语

三、探求“总的观念"——萨哈林之行

1890年3月5日，契诃夫以谐谑的口气告诉女友林特瓦烈娃说：“我自己叫自己出差，是自费。”①他在这里讲的是行将动身去萨哈林岛。当年的萨哈林岛是沙皇政府折磨和虐待苦役犯和流放犯的地方。1890年4月21日，安东·巴甫洛维奇从莫斯科启程前去萨哈林岛。同年10月13日离开萨哈林岛，乘船经海道抵奥德萨，于12月8日回到莫斯科。在萨哈林岛上他一共“度过了三个月零两天”，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对萨哈林岛上的全体居民作了详细调查”。他在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说：“除了绞刑以外，我什么都看见了……我现在知道了许多东西，……我觉得萨哈林岛简直是一座地狱。”②在另一封写给苏沃林的信中，安东·巴甫洛维奇谈到了他在萨哈林岛之行中的思想收获：“您当初曾建议我别去萨哈林，您的看法是多么不对呀!……要是我呆在家里的话，我现在会是一个多么萎靡不振的人。”③他以他对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的看法为例，说明自己思想的变化。他说，“在萨哈林之行前《克莱采奏鸣曲》对我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而现在“它在我看来是可笑的，而且似乎是糊涂的”。接着安东·巴甫洛维奇写道：“要么是我去萨哈林跑了一趟后精神上成长了，要么是我发疯了。”④的确，萨哈林之行使契诃夫在思想上“成长起来了”。他在这座“地狱”里的见闻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提高了他对生活的认识。他不仅认为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显得可笑”，而且还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一个文学家，需要的不是“最最绝对的自由”而是“需要生活在人们中间”，需要有“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⑤他还认识到，做一个文学家，必须具有“正义感”，因为对于作家来说，“正义感”“比空气更为宝贵”。①正因为契诃夫有了新的认识，他才开始意识到，为《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②，也正是在这时他才有可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在这部作品中，他无情地暴露了沙皇俄国的可怕现实，把它比喻为一座阴森森的监狱。从《第六病室》起，契诃夫作品中对丑恶现实的暴露和批判明显增强。大凡研究契诃夫的专家都承认，萨哈林之行是契诃夫思想和创作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究竟是什么促使契诃夫去萨哈林岛的呢?而萨哈林之行对身体赢弱的契诃夫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契诃夫的幼弟米哈伊尔在《安东·契诃夫及其作品的题材》一书中说：“去萨哈林岛的想法完全是偶然产生的。”“当时我正在法律系结束学业，正在准备国家考试……安东·巴甫洛维奇常到我房间来，躺在床上，阅读我的讲义。有一次他在读完了刑法讲义后对我说：‘我们对罪犯的全部注意只集中在作出判决以前的那一段时间上；一旦把罪犯遣送去服了苦役，大家也就把他忘记了。至于在服苦役的地方又会怎样呢?这是可想而知了!’有一天他突然迅速不安地整理起行装来，说他打算上萨哈林岛去。是如此地突然，以至家人一开始都弄不明白，他这是当真的呢还是在开玩笑。”③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到了晚年，在一封写给女儿的信中仍说：“安东·巴甫洛维奇不知怎么一下子产生了去萨哈林岛的想法，事先根本不存在什么缘由，要不就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准备考试而背诵刑法。”④总之，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一直认为，他哥哥去萨哈林岛的想法“完全是偶然产生的”，是“突然”“一下子产生”的。

其实，安东·巴甫洛维奇去萨哈林岛的决定却是他在内心深处长期酝酿的结果。正因为是在内心深处酝酿，所以当他把酝酿成熟的决定公开时，就连他的嫡亲弟弟也感到“突然”。

我们已经在前面说明，契诃夫的品格是难能可贵的。他在成了“红人”以后，并未迷恋于声誉、金钱和地位，而是不断地求进步，探求“总的观念”，常常为没有明确的工作目的而苦闷。现在我们再来翻阅他去萨哈林岛前一两年内写下的书信。我们发现，作家的苦闷情绪在这两年中加深了。在他的书信中常常可以听到埋怨的声音：“我的情绪坏极了”(1889年4月10日)①；“我的心情糟糕透了”(1889年4月17日)②；“天气真好，但我感到烦闷，而且非常恼恨”(1889年5月底)③；“我并未绝望，也没有害忧郁病，而是忽然不知什么缘故一切东西都变得不大有趣味了。必须在我的身子底下放上一点儿炸药了”(1889年5月4日)④。契诃夫怎么会产生这种情绪?他所说的要在自己身子底下放上的“炸药”究竟是指什么?毫无疑问，在这段时间里作家心绪不佳与他的兄长尼古拉病重和去世有关。但我们认为，使他心情烦恼的重要原因还是他对现实生活和本人创作的不满。而他所说的要“在自己身子底下放上一点炸药”，乃是指他有意于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像我有生以来所一直过的生活那样去生活它半年时光。”⑤

P13-15

俄罗斯古典文学是旨在“为人生”和为劳苦大众伸张正义的文学，它曾给予中国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发展以巨大影响。首先，是它使中国人明白了“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①鲁迅先生认为，对当时正在寻求光明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大发见”，其作用“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可以照暗夜，煮东西”。②为此鲁迅先生称“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③。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无疑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一位杰出代表。早在20世纪初，他的作品就传到中国来了。1907年，也就是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吴祷从日文将《黑衣教士》转译了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两年后，即1909年，周作人和周树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其中收入了契诃夫的两个短篇小说：《在庄园里》和《在流放中》，而在附在书后的“著者事略”中，译者还对契诃夫作了介绍：说他“卒业大学，为医师”，“多阅世故，又得科学思想之益，理解力极明敏”，“著戏剧数种及短篇小说百余篇，写当时反动时代人心颓丧之状，艺术精美”，还说他“虽悲观现世，而于未来犹怀希望”。这段介绍文字虽简短，却勾勒出了契诃夫及其创作的一些特点。也是在1909年，包天笑在《小说时报》上译出了契诃夫的《第六病室》。

到了1919年，《新青年》杂志在第六卷第二号上集中刊出了一组材料，其中有周作人迻译的契诃夫写于1898年的短篇小说《可爱的人》(即《宝贝儿》)，有列夫·托尔斯泰为这个短篇所作的“跋”，还有一篇类似“译后”的短文。而紧接在这一组材料之后的是李大钊同志执笔的一篇论文《战后之妇女问题》。在将近九十年后的今天重读这组材料，我们好似管中窥豹，看到了当年《新青年》围绕着妇女问题同封建思想进行交锋的情景。这组材料也具体地证明：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体现了新思想和新文化，因而他在中国思想界的这场交锋中成了《新青年》的“助手”。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可爱的人》讲的是“贤妻良母”型的妇女奥莲卡的性格和遭遇。契诃夫写道，奥莲卡有一个特点：“她总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奥莲卡的第一个丈夫是剧团经理库金。她爱库金，因而也爱上了与库金有关的一切。库金和他的剧团甚至成了奥莲卡平日谈吐的主要内容。她经常说，戏剧是人世间最美妙和最重要的东西。不幸，库金逝世了。奥莲卡再嫁给木材商普斯托瓦洛夫。于是木材代替了戏剧，它成了奥莲卡言谈的主要话题。她常常一本正经地说：“运输木材的费用太昂贵，瓦西奇卡和我都为此感到气愤。”在同普斯托瓦洛夫结婚以后，奥莲卡深深觉得，生活中最为紧要和重大的东西是她心爱的瓦西奇卡所经营的木材。现在就连她在梦中看到的也是木材。“宝贝儿”和木材商相亲相爱地生活了六年光景。突然，普斯托瓦洛夫一病不起，“宝贝儿”不幸第二次守寡。不久后，她和兽医斯米尔宁同居。从此她说话三句不离兽医这个行当，讲的总是有关牛瘟、屠宰场、牲畜结核病等事情。她常说：“沃罗奇卡和我要给马治病。”但兽医很快随军调防，到一个离“宝贝儿”十分远的地方。从此以后奥莲卡度日如年，深感生活可怕而又苦涩，仿佛她是在嚼苦艾。后来，她把自己的爱全部倾注到兽医前妻留下的男孩儿沙夏身上，而且她的谈话内容也随着变化。她说的话正好都是沙夏说过的，而经常挂在她嘴上的字眼儿是“老师”、“书本”和“作业”。

契诃夫在描绘奥莲卡的过程中时时流露出诙谐和幽默的情趣。《新青年》察觉了契诃夫的真实意图，因而在刊载于译文后的一篇短评中写道：契诃夫写短篇小说《可爱的人》的旨意乃在于“表示一种形式，教女人不可如此”。处身于“五四”运动高潮之中的译者要求中国妇女以奥莲卡为戒，并向她们提出了热切的希望，他在短评中写道：奥莲卡“固然可爱可怜，然而世上女人正不必如此”，“希望将来的女子……成为刚健独立、智力发达、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样，做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及社会增进幸福”。《新青年》在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中译介短篇小说《可爱的人》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它借助契诃夫塑造的艺术形象宣传了关于妇女问题的新思想。这在当时的读者中所起的启蒙作用是不难估计的。

为了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夫唱妇随”，《新青年》的编辑对材料作了精心的安排。它不只发表了《可爱的人》的译文，而且还同时译载了列夫·托尔斯泰为这个短篇小说所作的“跋”。托尔斯泰在“跋”中盛赞《可爱的人》的精湛艺术，称之为一件“艺术珍品”。他说：“女性的爱在这里刻画和表现得多么细致!语言又多么精美!”但是，托尔斯泰写这篇“跋”的主要目的，是想要借助奥莲卡这个形象来宣传他的妇女观。他称赞奥莲卡体现了妇女的“美德”，赞赏她“把自己的全身心献给所爱的人”，说“她的心灵是绝妙的、神圣的”。托尔斯泰在“跋”中阐发他对妇女问题的看法，他写道：“妇女所具有的主要的、伟大的、无可替代的力量就在于爱。”“女人的事业，从她的天分上便与男子不同，所以女性完善的理想也不能与男性的理想相同。”正是由此出发，列夫·托尔斯泰才赞誉奥莲卡“永远是妇女的典范”。众所周知，世界文豪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是落后的，错误的，他曾声称，“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不在议会里，而是在卧室里。”①他对奥莲卡形象所作的分析乃是这种妇女观的反映。但《新青年》的编辑和《可爱的人》的译者旗帜鲜明，他们驳斥了托尔斯泰在“跋”中表露的观点，他们说，虽然女子在生理和心理上有别于男子，但她不能因此便成为另一种人，“别有一种天职”，“我辈不能教她做专心奉事别人的物品”。

更有意思的是，《新青年》还把李大钊的论文《战后之妇女问题》紧接在《可爱的人》和“跋”的译文后面发表，进一步宣传关于妇女问题的先进主张：“妇女与男子虽然属性不同，但在社会上也同男子一样，有她们的地位，在生活上有她们的要求，在法律上有她们的权利，她们岂甘久在男子的脚下受践踏呢?”论文作者明确指出了女权运动的关键，他说，要彻底解决妇女问题，“一方面要联合妇人的全体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比较详细地介绍远在八十多年前刊载在《新青年》杂志上的一组材料，是因为它们犹如历史的见证人，具体而又生动地告诉我们：早在20世纪初，契诃夫就生活在我国人民之中了，①而他的作品也早巳参加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在不断战胜困难中前进，而新文化运动也随之迂回曲折地向前发展。契诃夫的小说和剧本愈来愈多地被介绍过来，传布开去。当年，中国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冲破重重阻力，辛勤地译介了包括契诃夫在内的俄国(苏联)作家的作品，他们的工作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翻译和介绍俄苏作家作品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纯文学的鉴赏，而是旨在启示中国的广大读者更好地认识自己处身于其间的社会现实。俄罗斯的进步文学在旧中国之所以拥有许多读者，不只是因为它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主要的倒是因为旧中国与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暴露的沙皇专制的俄国太相似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说过：“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②鲁迅在这里把契诃夫的名字同高尔基相并列，该不是偶然的。

……

（序言摘录）

契诃夫离开人世已经百年有余。他创作的小说和戏剧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库中的无价瑰宝和珍贵遗产。

作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和历史人物，契诃夫的成长和发展道路是颇有教育意义的。契诃夫的一生给人们的第一点启迪是，艺术家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使契洪特在艰难的岁月里没有沉沦湮没和随波逐流，相反，在这种责任感的鞭策下，契洪特进行了顽强的思想和艺术探索，逐渐发展成为遐迩闻名的文化巨人契诃夫。而契诃夫的两个兄长——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和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虽然也都不乏才气，但由于缺乏艺术家责任感，结果都一事无成，白白糟蹋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他们的失败从反面肯定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要}生。

契诃夫的一生给人们的第二点启迪是，这位俄国作家的成长和发展、他的创作成就和局限都生动而有力地证明了一个真理：作家必须具有正确和进步的世界观，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就等于没有灵魂。为了寻求一个正确的可以主宰其生活和创作的“总的观念”，契诃夫进行了痛苦的探索，甚至抱病前去人间“地狱”萨哈林岛。正是他的这种探求生活真理的精神使他能够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以艺术形象反映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但是，由于他远离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也由于他不了解当时业已在俄国出现并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他的作品中，即使是在最优秀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一定的思想和立场方面的局限。

最后，我们从契诃夫的发展道路中可以吸取的第三点教益是，作家必须永不知倦地进行探索，进行思想和艺术方面的探索。契洪特之所以会成长为契诃夫，成长为全世界公认的短篇小说巨匠和戏剧革新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断地探索和学习。契诃夫的一生可说是不断探索和学习的一生，甚至在他离开人世前半年左右，已被病魔缠身的他，仍在思索着生活以及作家与生活的关系问题，①这种精神是后世的文学家们永远不该忘记的，是值得深深借鉴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优秀品格和辉煌成就表明，他不愧是19世纪俄罗斯进步文学的一名杰出代表。高尔基称颂契诃夫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托尔斯泰赞誉他为“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这都是对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公正评价。契诃夫在《札记》中写下了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②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而他的优秀艺术作品是人民的事业。那渗透在他全部创作中的道德激情(对庸俗、寄生和剥削的憎恶，对劳动者的痛苦生活的同情，对光明生活的向往)，那些他塑造的针砭时弊的生动形象(如“变色龙”、“套中人”，姚内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艺术魅力，而且仍是我们同小市民的庸俗人生观以及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人类决不会无休止地朝金钱顶礼膜拜，进步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之光终将照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的优秀小说和戏剧作品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而他的民主主义精神面貌是任何投机文人都歪曲不了的。

契诃夫将永远和进步人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