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严昌洪先生等汇编辛亥革命志士张难先先生辑录、著述的多种文字而成的一本著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湖北革命知之录》和《湖北丙午党狱汇纪》。对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这两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这种具体而微的细节性呈现，正可作从宏观上进行架构的大历史的重要补充。本书除辑录了许多志士仁人在辛亥革命期间的事迹，也录存了张难先自己的人生经历，其广泛而丰富的人生阅历，不仅有助于了解一个人的历史，同时对于中国近代史，亦可作立体的、维面性的凝视。

本书系张难先先生长孙铭玉先生及夫人傅蟾珍伉俪根据家藏旧籍及手稿编成。

这是一位辛亥老人完整的人生记录，从中我们看到了他“少与恶社会斗，长与恶政府斗，拔剑揭竿，祸闯百千侥幸过”，一生坚持斗争的艰难步履，也读到了他“八十者能知七十之非，九十能知八十九之非”，一生不断进步的心路历程。

民国时代张难先与石瑛(蘅青)、严重(立三)被鄂人称为“三怪”。张难先自己认为，其实他们三人并非有什么怪癖，而是很“守常”之人，只是在那个社会里，这种不合时宜的作风常常见恶于世，得不到好结果。守常者被世俗之人视为太愚又太迂，可笑复可怜，当然为世所怪。

著  作

湖北革命知之录／1

湖北丙午党狱汇纪／465

自  述

义痴六十自述／485

六十自述补遗／529

六十以后续记／555

八十以后随笔／591

杂  稿

桑榆随笔／599

解放后稿／631

广师留记／665

不成文文(节抄)／687

庚子甲辰间鄂人思想之演进

庚子联军陷京师，于国家则大损，于革命则大益也。当七月间，革命军在珠江者，占领惠州月余，并轰炸总督署；在长江者，则如上所述。此在平时。以狼毒阴狠之西太后处之，其诛戮之惨，岂口]纪极?乃适于七月十九日，联军陷京师，那拉氏絮光绪西窜年余，心目中只有一联军；而对革命党，则漠焉置之，任当地督抚便宜处理，因之保全实力甚大。及回銮后，正以丧师辱国，懊恼万分，不咎既往，直不啻默认革命之行动为当然，而增长党人之勇气。虽暗中责令各督抚，如所派留学生，发现革命份子者，必予以连带处分。实则各省督抚，亦无方法以钳制学生之爱国也。两湖总督张之洞想入非非，既作《劝学篇》、《学堂歌》，以教忠劝士，犹未能已，复命武昌知府梁鼎芬撰《翼教丛编》，力申君臣大义，视满清为不可侵犯之神圣。彼两人者，聪明绝夷等，于世界趋势，夷夏大防，岂不知之。徒以欲固禄避祸，朦诳清廷，为此无聊之举，可笑亦可怜也。卒之学生思想，以不堪压迫之故，多敝屣本省学校，自费出国求学。壬寅癸卯之际，湖北学生在东瀛者，其多如鲫，而官费生若刘成禺、吴禄贞、蓝天蔚、李书城等，亦无所畏忌。或则设立励志会以交换知识，或则组织义勇队以鼓励实行。至壬寅冬，吴禄贞回鄂，之洞以大通之事，禁锢于将弁学堂，历三日，招之严加训斥；岂料禄贞日如悬河，慷慨论天下事，为南皮倾倒，突失声日：“奇才奇才。，，即派充学务处会办，营务处帮办，将弁学堂护军全军总教习，武普通学堂会帮。旬日之间，阶下囚忽变为席上珍。是当日之官吏，亦无形为之屈服矣。禄贞既恢复自由，寓水陆街十三号，学生志士，争愿一亲丰采，而领取其新智识。江汉士风，为之一变。惜甲辰春，为北京练兵处征去。故吴在鄂之日，只有言论而无组织。再花园山李步青处，亦为当时军学两界青年聚集之所，而党人往来尤密。如胡秉柯、朱和中、吕大森、李书城、时象晋、贺之才、时功壁、张荣楣、时功政、吴炳宗、陈开淦、余德元、张春霆、刘伯刚、范鸿泰、屈德泽、郭肇明其最著者也。旋《苏报》《民报》出，秉承总理主张，大放厥词，以驳康、梁之言论，康、梁不能敌，又弃甲曳兵而走矣。官僚与保皇党之声势廓清，而全国人之思想意志，乃群集于总理主义之下。吾鄂之革命团体，若科举补习所者，遂于甲辰四月产生。兹将章炳麟《驳康有为政见书》录后，以见思想之演进云。

编者按：吾国数千年名教威权，至曾国藩讨太平天国而告结束。此时国人之思想，正往复于新旧之间。康有为、梁启超起而乘之，张保皇之说，附会新义。壬癸之交，《新民丛报》几至风靡一时。总理与本党各同志知其生心害政也，辞而辟之。发愤有作，名著甚夥，太炎为一代文宗。此书出后，传遍全国，英俊之士，翕然响风，群奔赴于本党旗帜之下，关系实非小可。缘录其文，以见一斑，并以明国人思想之演进云尔。

P57-58

张难先的“怪”(代前言)

严昌洪

读者手中这部《张难先文集》，系张难先先生长孙铭玉先生及夫人傅蟾珍伉俪根据家藏旧籍及手稿编成；经我删定、整理、校订，并获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资助，乃得以正式出版。

这是一位辛亥老人完整的人生记录，从中我们看到了他“少与恶社会斗，长与恶政府斗，拔剑揭竿，祸闯百千侥幸过”，一生坚持斗争的艰难步履，也读到了他“八十者能知七十之非，九十能知八十九之非”，一生不断进步的心路历程。

民国时代张难先与石瑛(蘅青)、严重(立三)被鄂人称为“三怪”。张难先自己认为，其实他们三人并非有什么怪癖，而是很“守常”之人，只是在那个社会里，这种不合时宜的作风常常见恶于世，得不到好结果。守常者被世俗之人视为太愚又太迂，可笑复可怜，当然为世所怪。在编这部文集的时候，张难先先生那种淡泊名利、清正廉洁的品质，敢与邪恶抗争、敢与权势较劲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张难先(1874—1965)，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名辉澧，号义痴，以字行。出身于诗礼之家，先世饶有资财，至其祖父时家道式微，其父兄虽不得不废读经商，但也未能振兴家业。难先处衰落家境之中，亦商亦读，家中仍不免时有断炊之虞。在此情况下，读书时常中辍，频繁更换业师，反而使他能博采众师之长，而又不落窠臼。他从小即具有一种和常人不同的痴性，曾为因忤逆将被族老处死(其实是吓唬人的)的好友自刭以殉，曾偷出家中药物、食品救济患病乞丐，也曾挥拳教训欺侮贫寒同窗的富家子弟，均反映了青少年时代的张难先对弱者的同情心和对权势的挑战精神。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一度鼓吹革命。张难先读了他的文章，亦产生革命思想，不愿长为乡曲之士。他到省城武昌参与创立了清末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在荆楚大地播下革命的种子；他又是日知会的骨干，在丙午湖北党狱中为保护同志坚不吐实。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次日便从家乡赶赴武汉，参加阳夏保卫战，旋出任安襄郧荆招讨使顾问随军北伐，为巩固辛亥革命的成果作出贡献。1921年，任北京政府参谋部录事。后南下，充李济深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议、西江讲武堂教官、广西榷运局长、琼崖各属行政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局长。1927年后历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抗战期间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监察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读了张难先的经历，我也觉得他“怪”。他怪在何处?他曾评论石瑛：“弱冠列胶庠，登贤书，无科名习气，守常者1也。旋留学欧洲若干年，无白人习气，守常者也。乙巳入同盟会为总理所器重，无党人习气，守常者也。归国屡任要职，交游尽显贵，无官僚习气，守常者也。”其实这几种“习气”张难先自己也同样都没有，当然他没有出过国，无所谓有无“白人习气”。

他生在晚清时代，饱读诗书，却无科名习气。他博览群书，读至《诗经·鲁颂·阍宫》中“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和《左传》上“思小惠而忘大耻”等处，受到夷夏观念的影响，反满的种族思想油然而生，不想进出科场博取功名。十八岁那年，其兄叫他参加州试，不得已进入考场，但仅仅因为看见争座位者“狰狞可怖”，便感到十分讨厌，懒得答卷，一直捱到考棚开门，携带一份白卷出来。他之所以会这样，盖因为他从士子们争抢座位的现象中看透了功名场上的游戏，无非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加以他不工八股、试帖，本来就厌恶科举，索性抵制起考试来。进了考场不考试，在常人眼里不是很怪么?  他在民国屡任要职，结交权贵，却无官僚习气。1930年，他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上任那天，该省高级官员和地方士绅在杭州火车站列队恭候新主席的到来，左等右等不见张难先。原来他穿了一身布衣布鞋，带了简单行李，乘坐三等车到杭。下车后叫了辆人力车，直奔梅花牌省政府所在地而去，向门卫说明身份后进入了他的办公室，让在车站迎候的人们扑了个空。新任主席轻车简从来履新，使省府上下大吃一惊，此后风气为之一变。省政府办事人员按照前省主席何应钦的先例，将张难先的官邸也安排在西湖边的澄庐。那是前清大官僚盛宣怀的别墅，本来极其豪侈，为张难先人住又花十五万两银子装饰一新。张难先进去看了后，心感不安，觉得国步艰难之时，不能如此享受，何况又是出于贪官盛宣怀之手，等于盗跖所筑，更不可安居。次日即饬人另赁馆舍，不数日即迁往城头巷普通民居。

在湖北还传扬着张难先以卸任省主席身份充当县长秘书的佳话。1932年5月，张难先好友范一侠被任命为沔阳县长。沔阳地势低洼，经常闹水灾，当地民谣称：“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1931年大水灾过后，许多民众逃往外地，十室九空，所以没有人愿意到那个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范一侠连一个合适的幕僚也找不到。张难先知道后对范说：“我同汝去，做汝的秘书。”范还以为他开玩笑，说说而已。哪知第二天，张难先携了行李到范一侠住处，催其上任。范看他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也就不相推让。于是张难先陪同范一侠前往自己家乡上任。通过难先的努力，背井离乡的父老乡亲陆续返回，生产自救，地方顿有恢复气象。此事不仅在民间传颂，蒋介石也知道了，也对他戏日：“县长秘书，得无太劳乎?”张难先这种能上能下，不计较荣辱得失，不惜纡尊降贵，以甫卸任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甘当县长秘书的事，在常人眼里不是很怪么?

他是湖北早期革命团体重要成员，辛亥革命元老，却无党人习气。1912年，季雨霖继续聘其为顾问，湖北都督黎元洪也委其为秘书，但他一一予以谢绝。他所想的不是以功臣自居，而是功成身退，并劝党人“以恬退风示天下，使天下晓然知本党光明磊落”，他决定发愿读书，待十年后再出问世，遂购书数笈以归。黎元洪知他对革命有功，给他一千元补助，他用来分恤故旧和购书、偿债。返乡后一段时间里生活十分清苦，他甚至以卖菜、教书、卖字画来维持生计。后为求学，变卖家产，举家迁往北京。不久资斧告罄，由日知会老同志张佩绅介绍仅在参谋部做了一名录事，抄抄写写，借以糊口，并不为北洋军阀做实事。参谋部常数月发不出薪水，他只得在大寒天将棉衣典当，维持一家人生活，其窘迫可想而知。多年后清理书籍，翻检出当年典衣的账目，他还剪下裱好，悬挂中堂，用以教育子侄。他本可以革命元老资格而获高官厚禄，但他情愿亲自卖菜也不去伸手，在常人眼里不是很怪么?

张难先没有科名习气，没有官僚习气，没有党人习气，但我们从他那里看到了一身正气。

他疾贪如仇，利用手中权力，大力整顿吏治，惩治贪官。1927年就任南方政府监察院委员之职，见当时税务人员多贪污，遂彻查广东省黄冈厘厂(收厘金的机构)账目，许多有地位的人为之缓颊，说情的信函、字条如雪片飞来，张难先均不予理会，照查不误。厘厂厂长某惧怕贪污劣迹败露遭到严惩，逃往香港躲藏。张难先还查出外交部秘书长、代理外交部长某有敲诈嫌疑，并不法外施恩，传其受讯，该员以大员身份倨傲，认为是怪事，竟不到堂。接连严传，始乘汽车来，甚是威风。张难先为打他气焰，仅派一科长讯问，一讯而服，以收受两千元干股触犯法律，押解法院看管。张难先在监察院数月，贪暴震慑。

1928年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他从整理弊病极大之厘金局的征收着手，慎选廉吏，严惩贪暴。当时桂系统治湖北，汉口征收局长白崇墨系白崇禧胞弟，武穴征收局长为李宗仁之嫡表，均倚仗权势，不理局务，坐拿干薪，张难先将他们一一免职。1932年任蒋介石“剿总”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就职后，他大力整饬风纪，访查贪污要案。闻武昌下新河有人借特税处稽查为名，在江中敲诈船商，便派一科长化装商人密查，取得证据，马上拘获首犯葛顺祥枪毙。湖北防汛堤款关系全省人民生命，有员司竟鲸吞七八十万。上年事发，已拘获要犯刘文荩，由湖北省政府送武昌地方法院惩办。张难先以案件重要，准备重点检查。但法院检察已将刘文荩保释。张难先商得蒋介石手令，亲自逮捕首席检察官胡恕，迫使该院将刘文荩抓获归案，于是释胡恕而枪毙刘文荩。湖北水利局长陈克明乘上年武汉大水灾之机，浮报抢险经费，张难先派人查实报销单据多属伪造，由“剿总”将其撤职法办。汉口市长何葆华大肆敛财，生活腐化，张难先密请置诸重典，惟因消息泄露，何犯潜逃。还有一次，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偕其亲戚、贵州省府秘书长双清夫妇夹带大宗烟土吗啡，由四川鼓轮东下，途经武汉，被侦悉。张难先亦报蒋介石严办，将双清夫妇扣留，刻日解部，毒品则予以没收。此数案办后，贪暴为之股栗。张难先明知查处那些有背景的贪污犯会得罪他们的后台，但仍然不顾情面予以严惩。在常人眼里不是很怪么?

更有甚者，他不畏权势，冒着危险，与大人物、恶势力对着干。民国时期，蒋介石是最高的权势人物，但得到蒋重用的张难先却在很多问题上与蒋介石对着干。蒋介石任命他当自己家乡浙江省的主席就是一种信任和器重。但在任期间，蒋介石电令他委蒋伯诚为保安处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他竞回电拒绝。蒋介石连电坚持，他只好赴京当面向蒋介绍二人劣迹，并称：“如主席必欲用此二人，予则挂冠而逃耳。”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取消了对该二人的提名。不久蒋介石又电令他委某二人为县长，他复电要求请彼二人来浙面谈后再作决定。蒋介石复电说他二人随我多年，你下委后即命他们来。张难先复电说：“亲民之官，关系重大。予有直接责任，必须接谈慎选，此即所以报主席也。”蒋介石不得已即命他们来杭。接见后发现，一人尚厚重，一人则恃主席推荐，甚倨傲。即复电蒋介石日：“与二人接谈，某练达，当即择地委之；某任县令不宜，且缓图。”搞得蒋介石也无话可说。事后张难先也后悔自己太憨，因为虽然论正道自应如此，然论俗情实有未合，最高领导人要安排一两个人当处长、市长、县长都不给面子，实在是有点目中无人，要不是蒋介石还有点雅量，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种事在常人眼里不是很怪么?

当时在上海滩上的恶势力主要是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之流，一般政要都不敢招惹他们，但张难先偏偏不信邪，就是不买他们的账，不拍他们的马屁。委任张难先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命令公布后，黄金荣等表示欢迎，派人由彭临九转达意思，张难先谢绝了他们的欢迎。彭临九劝道：“彼辈非联络不可。”张难先大义凛然地说：“封疆大吏，顾反须流氓地痞保护耶!现在风气之坏，即由士大夫不知自重，或多邪僻之行，奸民即乘问诱惑之，玩弄之，夹持之，支配之。于是邪正是非，道德法律，俱无形消失，世事即不可为矣。吾决不造此恶因也。”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之祠堂成，内而中央大员，外而各省疆吏，送匾额，派代表，驰电称贺者不知凡几，蒋介石亦特地送来了“孝思不匮”的匾额，并派杨虎宣读了祝词。张难先对这种现象本来就很有感慨，不料财政厅长王澄莹和杭州士绅来请他送匾额，他以与杜素无交情为由拒绝，王澄莹说这不过是给杜一个面子，要是主席不愿出名，可用省政府名。张难先回答道：“吾为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名义犹之本席名义。君等私人有交情者，可径送之，省政府未便贸然也。”说得下属们赧颜退出。张难先虽然没有给黄金荣、杜月笙们面子，但也并不惧怕他们，在杭州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照样出入上海滩。张难先不傍大款，不勾搭黑社会，照常在他们的地盘上来往，在常人眼里不是很怪么?

张难先还有一怪，就是动辄与人绝交，但事后为顾全大局或顾及旧谊，又与之和好，不记前嫌。如，李亚东因丙午日知会案同张难先一道坐过牢，武昌起义后，李出狱担任汉阳知府，张难先协助他防守汉阳重镇。共事十余天，天天向李亚东提出建议，焦唇敝舌，李亚东却很少采纳，张难先“血泪为枯”，也隐忍不发。但后来仅仅因为李亚东学前清官僚乘四人轿张大红伞，劝阻不听，遂与之大决裂，留下绝交书，不辞而别。到晚问汉口军败消息传来，人心震恐，转念一想，大局如此，哪有闲空与一人论短长，次日又回汉阳府署视事。胡瑛是张难先最先结识的革命战友，张自承“吾自见经武后，即不敢论天下事，盖震于经武之言论丰采，而自惭木讷也”。武昌起义后胡瑛一跃而长外部，其缺点、弱点逐渐显露出来。汉口失守后，即与黄兴等拟弃武汉而守岳州，并劝张难先勿固执，害得张难先以为大事已去，跑到人家藏匿起来。数日后始知武昌、汉阳尚在革命党手中，于是质问胡瑛前事究竟。胡瑛自知差一点误了大事，便支吾打官腔，以斡旋不提前事。张难先始知此人无直肠，无信义，不可共事，遂与其绝交，不通音问二十年。后胡瑛列名筹安会，支持袁世凯帝制自为，更对其鄙夷。张难先主政两浙时，胡瑛曾以潦倒来谒，张难先还是顾念旧谊，以礼待之。张难先与梁漱溟则是几次绝交又复交。张难先是通过熊十力认识梁漱溟的，后来过从甚密。1922年军阀靳云鹏以武人组阁，颇欲笼络学者以壮声势。梁漱溟被物色筹备曲阜大学，并暗示教育部难得一妥人，梁漱溟想当教育部长，乘机活动。梁请张难先主持办一小报，张认为不当为军阀张目，并请梁亦谢绝一切。梁不听，张难先便说：“汝能知余，请走，再不入吾门。”从此两人不再见面。至年底，京报即攻击曲阜大学筹备处内容实含政治意味，梁漱溟十分怄气，自动将该处取消。张难先马上驰书慰问道：“昔君高兴，尝劝君不必高兴。今君怄气，吾又劝君不必怄气，明日即来一谈。”至是始复交。至于解放初再次与梁漱溟绝交，则是受当时政治气候影响的举动，又当别论。张难先为原则问题能断然与朋友绝交，虽然表现了他坚持真理的精神，但在常人眼里也是有点怪的。

我罗列了张难先多种“怪”，他的这些“怪”，其实都是很好的品质，很好的精神。在社会风气败坏、吏治腐败的情况下，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不苟且从事，特立独行，既爱惜自己的羽毛，又憎恨别人的劣行，保持了一个正直学者的风范和一个廉洁官员的操守。这些品质和精神不仅当时是很可宝贵的，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在党风建设中，不是很需要那种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吗?我们在治理腐败时，不是很需要那种疾贪如仇、不畏权势的精神吗?我们在改造不良社会风气时，不是很需要那种坚持正气、敢于斗争的精神吗?我们在进行机构改革的时候，不是很需要那种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精神吗?让我们的社会多一些像张难先一样的“怪”人吧。

当然，张难先并非无可挑剔、无可指责的完人，他毕竟是从前时代的人物，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解放前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并不奇怪，倒是他晚年跟着错误的思潮说了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如批判梁漱溟、斗争胡风分子、吹嘘大跃进，说“农作物好多都超过了世界纪录”，“土炉炼钢铁，事情实在好”，“早年说我们的钢铁十五年可以赶上英国，现在看来不需要十五年，可能几年之内就可以赶上”等等，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了。一位一生不愿随波逐流的人，为什么在此时反而不能免俗呢?他在1951年10月19日写给梁漱溟的绝交书中说了这样几句话：“我想我鬼混了一生，共产党不与我们算旧账，并客客气气，我们还大锣大鼓，自树旗帜，而成人的绊脚石么?我因是惶恐万状。”这可能就是注脚了，不是很能发人深省的么?

张难先与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有他的缺点、弱点，有他的局限性，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生不断学习，从小学习传统古籍，年近半百又去北京听杜威、罗素讲西学，古稀以后又刻苦学习马列；他一生不断否定自我，以今日能知昨日之非，以九十能知八十之非，成为与时俱进的楷模。

以上是我读了《张难先文集》的一些感想，权且充作本书的前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