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灵感的关系是个诱人的话题。古今中外,有许许多多讲述由梦而生灵感的故事,时间长了,慢慢都成了传奇,让我们惊叹,领我们思飞天外。
著名的古典音乐大师瓦格纳曾对写作《莱茵河三部曲》时的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开始的引子,一直没想出来,一次乘船过海,昼夜不能入睡。一天午后,觉得非常疲倦,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微睡中、似睡非睡中仿佛觉得自己沉在大海的激流中,听到流水往复澎湃的声音自成一种乐调,醒后便根据在梦中所听到的激流声,谱写成了三部曲的引子。”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塔尔蒂尼的小提琴曲《魔鬼的颤音》,据说也是由梦的启示而创作完成的。其他像海顿、莫扎特、柏辽兹、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一些创作也都是在梦的启发下获得创作灵感的。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如是说:”对梦的解析正确与否,只是一种主观的推测。”
事实上,解梦确实具有主观性,同样的梦,即使是专业的解梦人士也会作出不同的解释。搞解梦这一行当的,在古代叫“占梦”,强调梦的预示作用,这些人往往由算命师兼任。“工作”效率显见不会很高。现代有了专业的解梦分析师,但是,现代人的复杂心灵,往往令解梦分析师们大跌眼镜。其实,最好的解梦办法,就是专业解梦人士和个人的结合。
最有效、最便利、最有潜力的解梦人就是你自己!
人类对梦的预示能力笃信不已,由古及今中外皆然。
古代中国人对梦的预示作用的信仰,至少从殷商时期就开始了。在殷商时期留下的甲骨文中,就有用梦占卜吉凶的记载。另外,古代朝廷设有专门解释梦的官员,皇帝们决策国家大事时也少不了要占卜一下梦境。
梦有时还成为举事的托词。隋朝人李渊想做皇帝,另开唐国,于是以梦为理由。他说梦到自己睡觉掉到床底下,并且被蛆咬,认为其中大有深意:掉到床下是暗示要作“陛下”,被蛆附身暗示“万民依附”。借着这一“神秘”的说法,李渊举兵向隋朝发难。
对梦的预示性的重视也体现在权力斗争中。《左传》中记载,宋景公死后,留下“得”和“启”两个儿子,两人开始了王位的争夺。 “得”有次做了个梦,梦中见“启”头向北而卧在门外, “得”变成了一只乌鸦站在“启”的身上,嘴在南门,尾在桐门。有人占梦说,这是“得”将继承王位的好梦,因为“‘启’头向北而卧,代表着死,卧在门外,代表失去国家;而‘得’的嘴在南门表示南面为王,尾在桐门表示各个城门都被控制了”,后来“得”真的如愿以偿。
《晋书》中也有一则曹操和司马氏进行权力斗争的记载。曹操曾经梦到三匹马在同一个食槽里吃东西。当时,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三父子在朝中握有重权,曹操认为“三匹马”即是司马三父子的意思, “槽”即曹姓,这预示着司马三父子将会篡夺曹氏天下,所以警告曹丕要十分留意,防范司马氏谋反夺权。
在西方世界也不乏相似的例子。
《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埃及法老梦见了七头很健壮的牛,但这七头牛很快就被七头瘦弱的牛给吃掉了。法老很不解,问约瑟夫,约瑟夫告诉法老:“这是一个不好的预示,表示埃及将会有七个丰年,但随后就会出现七个荒年,并且七个荒年会把前七个丰年的积蓄全部耗费光。”
印第安人对梦的预示作用也很重视,印第安人会把—个像网子似的编织物挂在墙上,他们认为这个网子可以把过往的好梦都截留下来,而好梦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捍的云气。
切莫以为只是古代迷信,现代人也不例外。希特勒在当兵打仗的时候,有一次在战壕里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的身体被埋在土里并受了很重的伤。醒来后,他离开了战壕,不久有颗炸弹攻击了战壕附近的地区,他的许多同伴都被炸死了,而他死里逃生,躲过一劫。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林肯在被刺杀的前一天晚上,梦到厅房里有横躺的死尸,而第二天他就遭遇了不幸。死尸的梦和遇刺间是否有联系呢?后人对此大加猜测。
面对各种各样梦的预言的例子,有人认为那仅仅是由于梦的模糊性和概率作用而产生的。如果每人每夜做两个小时的梦,那地球上几十亿人口全部梦见的“事件”就是个天文数字。要在如此多的梦里找到与生活相似的情形,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梦中的情景并不一定与现实事件一一照应。美国的心理学家们就做过一个调查,他们研究了发生在1932年3月的林白夫妇之子被拐事件,比较了梦和预言的相关性问题。被拐儿童的尸体在事后不久被发现,而1300个以上的人说他们曾经在梦里见到了林白夫妇的儿子。心理学家在具体调查中发现,有7个人的预言和被拐事件的结局完全一样。可是在1300多个预言中只有7个应验了,这证明了预言的能力是非常弱小的,很多人据此认为,梦并不能真正扮演预言家的作用。
梦当然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预言家,我们对梦需要有恰当的认识,既不能夸大它的能力,也不能忽视它在生活中可能产生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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