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避免了烦琐和枝蔓,也不分心于比附与索隐。所论证和据以论证的材料,是环绕在《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吴敬梓周围的原生态,全书紧扣着小说的形象,论列了各色人物的活动空间,从而疏通了小说形象和生活实际之间的关联和呼应。既以人生实况印证了小说人物和情节之所以如此如彼的因由,也时刻在显示制度性和运行性的社会人文状貌时,以小说人物的行为和言谈作出反证,使艺术与人生互相映衬而彼此都得以彰显。由于本书所提供的当时社会环境和人文状貌的完备和翔实,纲目毕具,遂使本书不仅大有裨于解读《儒林外史》,而且也使本书自身成了清代早中期社会性质的百科式的论著。
导言/1
第一节 江南的区域概念/4
第二节 士绅阶层的含义及构成/8
第三节 《儒林外史》时代的江南士绅/9
第一章 从《儒林外史》观察江南士绅的婚姻与家庭/20
第一节 婚姻的缔结与礼俗/20
一 婚姻的缔结/21
(一) 门当户对/21
(二) 财婚对门第婚的冲击/29
(三) 赘婚/35
(四) 纳妾制度/39
二 婚姻礼俗/49
(一) 定婚与主婚/50
(二) 六礼/52
第二节 家庭关系/58
一 夫妻关系/58
二 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64
第二章 从《儒林外史》透析江南士绅阶层的经济状况/71
第一节 江南士绅的收入/71
一 出仕的收入/71
(一) 京官的收入/74
(二) 地方官的收入/78
二 担任幕僚或清客的收入/8l
(一) 幕僚/81
(二) 清客/92
(三) 总管/92
三 教学的收入/92
四 行医的收入/100
五 经商的收入/102
六 编选时文的收入/109
七 润笔的收入/114
八 其他不稳定的收入/126
(一) 堪舆及占卜、星相/126
(二) 干犯法律/127
(三) 受赠/129
九 官费学生的收入/13l
第二节 物价与支出/134
一 物价/134
(一) 银与钱/134
(二) 米价/138
(三) 其他物价/141
二 支出/143
(一) 住/143
(二) 食/147
(三) 茶/150
(四) 衣饰/15l
(五) 出行/152
(六) 婚丧费用/153
第三章 《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的科举生涯及心态/159
第一节 应试/161
一 童试/161
(一) 应试对象/16l
(二) 考试过程及内容/163
(三) 童试中式后的优遇与尴尬/171
二 岁考与科考/176
(一) 岁试/177
(二) 科试及录科、录遗/180
三 乡试与会试/182
(一) 乡试应试对象/182
(二) 乡试的考官及应试日期、地点和过程/188
(三) 会试、复试及殿试/193
(四) 乡试、会试的内容/195
(五) 乡试、会试的中额/198
第二节 科举考试中的舞弊现象/203
第三节 科举制度下的士绅心态/210
一 中式后的狂喜和屡试不第后的失落感/210
二 因科举而派生的迷信一心态/217
(一) 科举考试中的偶然性/217
(二) 迷信风水与停丧不葬/220
(三) 对梦兆及占卜星相的迷信/228
第四节 与科举制相关的活动——时文的编选、刻印与发行/235
第四章 《儒林外史》所涉及的江南士绅的文化娱乐生活与交游/246
第一节 诗会及同道人士间的交往/246
第二节 观赏戏曲及与戏子的交往/259
一 观赏戏曲/260
二 与戏子们的交往/262
三 戏曲创作/269
第三节 狎妓及与青楼女子的交往/27l
第四节 出游寄寓及与僧道人士的交往/285
第五节 与商贾人士的交往/293
第六节 居住环境及市隐心理、回归心理/307
一 江南士绅的居住环境/307
二 江南士绅的市隐心理与回归心理/316
第五章 《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江南士绅的学术活动/321
第一节 《儒林外史》时代江南地区学术界概况/321
第二节 江南士绅的家学与学术交流/332
一 江南士绅的家学传统/332
二 江南士绅的学术著述与交流/338
第三节 吴敬梓的经学观/343
参考文献与书目/363
后记/370
也屡次出现“绅衿”这个词。第四回:“汤父母到任的那日,鄙处阖县绅衿,公搭了一个彩棚,在十里牌迎接。”第四十七回又说:“两家绅衿共有一百四五十人。我们会齐了,一同到祠门口,都穿了公服迎接当事。”衿,青衿,为学中生员所服,指生员,亦泛指读书人。
士绅阶层,由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等有功名的人所构成。进士肯定可以进入仕途,但在中进士后未做官之前还不是官员。举人、贡生可以进入仕途,但不做官的也不少。本书在论及士绅阶层的同时,也旁及读过书的“布衣”,即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按:布衣之称,当始于西汉,作为概念,原指平民,系以衣着面料的质地区别尊卑贵贱而来。《盐铁论·散不足》有“古者庶人耆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臬而已,故命日布衣”云,可得其义。《史记·李斯列传》中“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者”,是较早以布衣指称某个具体人物的例证。由此又可知作为对应的一面,布衣可以转化向另一面即士大夫。
第三节 《儒林外史》时代的江南士绅
经过西晋末年以来,包括南北朝、宋元等几次全国范围的动乱,全国人口发生了数次重大的迁徙。北方人口大量向南方流动,其中有许多就在江南地区定居下来。这批人口的流人极大地影响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北方文化与江南文化的碰撞、融合,使江南地区产生了新的活力。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经济地位日渐上升,文化也从主要以接受为主变为互为影响。更主要的是,江南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士绅阶层逐渐扩大,从明代开始,士绅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日显重要,清代开始,士绅阶层的影响更是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稳定的社会是地区经济、文化繁荣的重要条件。我国中原地区P9开发较早,社会经济发展也快,但同时它又承受着巨大的战争破坏力,“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就是社会遭受破坏的真实写照。和中原地区相比,整个江南地区的开发相对迟缓,但却也因此而远离中原战祸,这使得江南地区所受战争的破坏较中原地区要小得多。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比以前有所增加,较严重的有几次,持续时间都不长,如元末明初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的征战,明末清初清兵南下的杀戮,但总的来说,社会仍是比较平稳的。由于江南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经济、文化在受到破坏后,都能很快得到恢复。康雍乾时期,国家局势相对平稳,但在全国各地仍爆发了大大小小、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或民变。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的《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一书中收录得非常详备。从这份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全国性的动荡不安中,江南地区确实相当安定,人们“敏于习文,竦于用武”①,“俗好儒术,罕尚武艺”②。《儒林外史》中大大小小数百个人物⑧,没有一个是因战争、斗殴、被逼等原因而死于非命的。书中所写江西宁王反叛之役、贵州野羊塘剿苗之战、四川松潘卫青枫城椅儿山之役,都远离江南地区。可以说,江南人士好文轻武的特点支持了社会的稳定。
社会的稳定不仅能促进经济的繁荣,而且有利于士绅阶层的扩大、宗族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结构、社会意识,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明清时代,江南是我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P10
何满子
对于任一具体作品,文学批评的任务是通过解读文本揭示其美学的历史的价值,因此,文本解读的精确度和深刻度决定文艺批评的质量。文本解读可以从各种角度切入:或从创作主体的风格特征、人生关注、感情态度、创作方法的剖析人手;或从创作对象即形象中所蕴涵的生活的诸多方面,现实的和历史的各层面的阐发着眼。取径虽然多方,约而言之却不外两途:一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法,即从作家所诉求的种种情状追溯他所钟情的人生问题及其所面对的客观世界;一是伯乐《相马经》所说的“按图索骥”法,即从作品所以产生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状貌论证作家如何将生活转化为艺术。这两种路数自然会有交叉,有重叠,但其批评建构和基本倾向却是显然有所区别的。本书作者顾呜塘所择取的为后一种路数。
这种方法必须对产生作品的社会状况了然于胸,论证中要掌握大量材料乃至精确的统计指数,才得以阐明制度性的和运行性的社会人文生态,进而观照鉴别对象的形象合理性、真实性和合于美学比例的程度。这种方法的优势是,可以排除游谈无根和向壁逞臆;但稍一不慎也易走人误区,因耽爱资料而失于节制,陷入烦琐考据和议论枝蔓;或醉心于从资料去发微索隐,于是便从别一岔道与游谈臆测会合。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人们对这种畸形现象见得太多了。
令人欣喜的是,本书作者避免了烦琐和枝蔓,也不分心于比附与索隐。本书所论证和据以论证的材料,是环绕在《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吴敬梓周围的原生态,全书紧扣着小说的形象,论列了各色人物的活动空间,从而疏通了小说形象和生活实际之间的关联和呼应。既以人生实况印证了小说人物和情节之所以如此如彼的因由,也时刻在显示制度性和运行性的社会人文状貌时,以小说人物的行为和言谈作出反证,使艺术与人生互相映衬而彼此都得以彰显。由于本书所提供的当时社会环境和人文状貌的完备和翔实,纲目毕具,遂使本书不仅大有裨于解读《儒林外史》,而且也使本书自身成了清代早中期社会性质的百科式的论著。
本书论证的重点也和吴敬梓小说所主诉的内容同向。书中第三章关于科举取士制度的程式、运作,以及竞逐于这一制度下的士子心态的论叙,是全书篇幅最多、情况最周备的部分;单就这一章言,割取出来便可成一本介绍科举制度的专书。吴敬梓嫉视科举和时文,甚于别的各种社会弊害,显然是因为作为社会文化承担者的儒林群体,统统受这个制度的牢笼和荼毒,人格被扭曲,因而导致了文化的偏枯和颓败。吴敬梓将此视为一切文化弊病乃至社会弊害的总根而给以辛辣的讽刺。正是儒林中人的颓败以及远不止是儒林的颓败,使吴敬梓敏锐地察觉出传统文化的深重危机。《儒林外史》的深层内容,便是从这大群可笑可悲的人物活动的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社会一文化危机。
吴敬梓是封建末世察觉了传统文化危机的第一位智者,其历史作用如用世界范围的杰出人物来比拟,则正像欧洲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乏提早发出了呼召文艺复兴的先声。吴敬梓比后起的龚自珍提早了一百年发出了“万马齐喑究可哀”那样的沉重叹息。
然而,在吴敬梓忧心忡忡地公心讽世时,中国大地上的秀才们、官员们、绅士们、清客们、斗方名士们,优倡皂隶以及上上下下各阶层、各行业的芸芸众生,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却在扰扰攘攘、孜孜??、晕头转向、煞有介事地奔走着他们的功名、权位、浮名和各色各样的利益。社会在沉沦,在陵夷,却仍如常地运转着,和往昔毫无异样。本书所提供的,便是这个社会图景,它的风貌、风习,包括制度性的和运行性的诸种色相。
本书作者顾鸣塘嘱我作序,因述读了原稿后的感受如上。
2004年6月
2001年岁尾,趁在安徽滁州参加“纪念吴敬梓诞辰三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之机,我与安徽大学两位同道一起,特地赴全椒参观了吴敬梓纪念馆、踏访了吴氏故居遗址。
纪念馆位于县城高地,屋宇轩敞,资料也很丰富;故居遗址则在县城襄河北岸,仅剩下几块鼓形旗杆石基座的小园,已难以让人想像当日“探花第”的规模了;北屋门楣上的精美砖雕,也难以考证是否确为“赐书楼”的遗存了,只有故居前默默流淌着的襄河还是那么宽阔、清澈,见证着世道的流转和变迁。襄河两岸各有一个十多级的河埠头,北岸的更为宽大坚实,全用大青条石砌成。锃亮的石面告诉人们,它已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当年,就在这个河埠头,33岁的吴敬梓怀着复杂的心情,“身辞乡关”,偕家小登上航船,“百里驾此猛艇,一日达于白下”,开始了他新的生活。我们又登上了故居遗址西面的奎光楼。据研究,此楼就是《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所提及的“尊经阁”的原型,“那阁极高大,又在街中间,四面都望见。”俯瞰小县城街市中熙熙攘攘的人群,远眺东去的襄河,似乎历史的情景与现实融为了一体。当日的“探花第”是“绿野堂开,青云路近。宾客则轮毂朱丹,奴仆一则绣腼妆靓”,但俯仰之间,早已灰飞烟灭(探花第、赐书楼、吴氏遗园等在清咸丰年间遭兵燹而圮毁),俱成陈迹。
’
为了尽可能地使《儒林外史》所展示的活的文化图景有更广阔和深入的背景,并在理论上得以归纳和演绎,以更深入地研究《儒林外史》,探究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和心路历程,揭示他们的历史命运,在导师孙逊先生的指导下,我选择了《(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
在我的学术道路上,先后有三位老师给予了指引和很大的帮助,是特别需要感谢的。大学毕业后的一年多期间,是徐恭时先生为我打下了版本学、目录学的基础。之后的两年间,我又与学兄杨志明(令人痛惜的是,7年前志明兄因车祸不幸身亡),每周一次,登门求学于何满子先生。何先生学识渊深,对中国文化和小说有着独特深刻的见解和剖析。时隔十多年,86岁高龄的何先生又为本书作序,令人感佩万端。导师孙逊先生学术视野开阔,见解犀利,我们在听课时,思想上常有豁然开朗之感。孙先生严谨的学风也使学生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我于2002年6月通过了论文答辩,并取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参加论文答辩会的委员有章培恒教授、郭豫适教授、黄霖教授、齐森华教授、应必诚教授、萧相恺教授、李梦生教授。能得到以上诸位专家的肯定勉励与当面赐教,我获益极大,也感到十分荣幸,在此谨表示深深的谢意!
此后,我又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对本书进行了增订,并补充了一些图片,力求全书更为严密完善,但因才学所限,书中肯定还会存在偏颇漏失,恳请读者批评赐正,以利学术发展。
我出生于上海,但祖籍是无锡张泾镇,祖居至今还原样存留着。张泾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镇,河汊纵横,物产丰饶。我依恋杏花江南,但同样眷念蓟北风光。17岁多一点,我进人了黑龙江军垦行列,进山伐木,开荒垦田。这一去就是10年。北国壮丽的景色也陶冶了我的性情。在大学工作以后,参加会议、调查资料、旅行考察,更到过不少地方。有意无意间,各地的风俗民情、城乡概貌融入了我的心中。这样的经历,对这部专著的写作实际是有帮助的。
我的父亲顾希涛先生,从事的是工程技术工作,但文史修养的根底很厚,我们兄妹五人,自幼耳濡目染,从中汲取了很多养料。母亲严希石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全力教育照料子女,毅然辞去上海一师附小教师的工作。这也是我们懂事后对父母亲格外尊敬感激的一个原因。两位老人家晚年多数时间和我居住一起,我攻读博士学位后,自然繁忙许多,对80多岁老人的照料也就少了,但他们对我完成学业的鼓励、支持却是一贯的。家庭方面,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诸敏敏。她主管一家公司的财务,工作之余,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井井有条,为我的潜心研究和工作学习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商务印书馆对本书顺利出版的帮助和支持。同时也要感谢责任编辑王齐女士、朱绛先生,他们严谨而活跃的工作方法,热情而认真的工作态度,真正体现了商务印书馆的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
顾鸣塘谨记
2004年10月6日于上海桂林路科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