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集作者同时也是研究者于一身的中国当代心理学家王登峰和崔红两位同志历经二十余年的探索最终完成的学术巨著。它实实在在地诠释了中国人的真实风貌。读者可以通过作者条理清楚的剖析和通过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确凿证据去领略心理科学的博大精深，去探询一个背负了五千年历史、历经磨难却仍昂首向前的民族的内心世界，去认识和把握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以及这些思想和行为背后的深层内涵。本书的灵巧之处就是在于作者突破了传统人格心理学的局限，将其从对个体差异的关注转变为对团体共性的关注。

6.2.2功成名就时

6.2.3判断决策时

6.2.4戒除不良习惯时

6.2.5与惰性抗争时

6.2.6对抗个性中的弱点——拖拉

6.2.7面对诱惑时

 6.3坚毅耐受的心理动力

6.3.1道德驱动——心中有根定盘针

6.3.2目标驱动——咬定青山不放松

6.3.3乐观的视角——苦苦耐受中的一缕阳光

6.3.4情绪、情感的力量

 6.4如何变得坚毅耐受

6.4.1利用生活的“馈赠”，实现自我成长

6.4.2学会服从

6.4.3延迟满足欲望

6.4.4别忘记给自己“加油”

6.4.5练习自我控制

第7章健康冒险

 7.1了解冒险

 7.1.1什么是冒险

 7.1.2冒险时的情绪反应

 7.1.3冒险时的心理活动

7.2人为什么要冒险

 7.2.1人类骨子里就有“冒险”的需要

引　言

第一编　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本土化探索

　　1．西方“大五”人格结构模型的建立和适用性分析

　　2．中国人人格的词汇研究

　　3．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确认与形容词评定结果

　　4．中国人人格形容词评定量表(QZPAS)的信度、效度与常模

　　5．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的编制过程与初步结果

　　6．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的信度与效度

　　7．中国人人格七因素量表(QZPS—SF)的信度与效度

　　8．中国人的人格特点与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与QZPS—SF)的常模

第二编　中国人的人格特点

　　9．中国人的人格特点(I)：外向性

　　10．中国人的人格特点(Ⅱ)：善良

　　11．中国人的人格特点(Ⅲ)：行事风格

　　12．中国人的人格特点(Ⅳ)：才干

　　13．中国人的人格特点(V)：情绪性

　　14．中国人的人格特点(Ⅵ)：人际关系

　　15．中国人的人格特点(Ⅶ)：处世态度

　　16．中国人性别角色量表的建构及其与心理社会适应的关系

　　17．中国人性别角色形容词评定量表的建构

　　18．形容词评定的性别角色类型与心理社会适应的关系

　　19．中国人的自我、他人和事物指向特点：对自我中心一他人中心概念的超越

第三编　中国人人格量表的应用

　　20．人格维度与心身症状的相关研究

　　21．人格维度与行为抑制的相关研究

　　22．人格维度与自我和谐的相关研究

　　23．介入治疗患者术前焦虑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24．人格维度、自我和谐及行为抑制对心身症状的预测研究

第四编　西方人格结构与中国人的人格

　　25．测量中国人的人格：QZPS或NEO PI—R

　　26．中国人有没有独立的“神经质”人格维度

　　27．西方“外向性”人格维度内涵的中西方差异

　　28．中国人的“开放性”——西方“开放性”人格维度与中国人的人格

　　29．西方“愉悦性”人格维度与中国人人格的关系

　　30．西方“公正严谨性”人格维度与中国人人格的关系

　　31．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的因素结构与同时效度

　　32．中国人的人格结构：CPAI与QZPS的交互验证

第五编　人格结构的文化意义

　　33．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文化意义

　　34．人格概念的中西方差异及理论与实证分析

附　录　1520个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好恶度、意义度、熟悉度和现代性评定

参考文献

后　记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深层原因

中西方文化对评价的看重程度差异可能是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原因，而且对评价的看重程度差异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按照黎鸣(2003)的观点，文化是对人类自罪意识的掩饰，是人性的外衣。按照这种观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对人性的不同看法，而中西方文化中对人性的看法恰恰是截然相反的：中国文化中“人性本善”一直占据上风，而西方文化中则一直是“人性本恶”占据上风。因此，如果西方人在言行中表露出“恶”的一面，由于人性本恶，他们的防御也会比较少；而如果中国人在言行中表露出“恶”的一面，由于人性本善，他们必须说明自己的这个“恶”并非自己的本意，这样才能维持自尊和良好的社会适应，因此对行为的防御会更强烈。

耐人回味的是，中西方“文化”一词的词源也有明显的差异：“汉语中‘文化’本含有‘文饰化裁’之意。在古文字中，文通纹，化通花、华，全都有在表面进行修饰、美化的意思。英语的‘文化’(culture)一词的词根源自耕作、栽培、培养、教养。从植物的栽培到人的教养，这后一层也隐隐含有为人性披上‘有教养’外衣的意思”(黎鸣，2003：5)。

从“文饰化裁”到“栽培教养”凸显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信奉“人性本善”的中国文化中，文化的作用就是对行为的“矫饰”，以“遮掩”行为的真实面目，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行更接近人性，即“善”或“完美”。因此，中国人行为的抑制、不张扬的特点实际上是为了“遮掩”自己的不足，或减少“显露不足”的机会。人的自私、贪欲、无礼都是不符合人性的，个体把对自己言行进行调控的重点放在不表现出“恶”上，因此需要进行“文饰”。而“文饰”的目标是使自己的言行与人性(善)更接近，因此实际的言行之上都已经增加了一层“文饰”，变得面目不清了。即使言行中并未表现出“恶”，也会在自己的言行之上增加文饰以彰显人性的“光芒”。例如，无论面对成功或失败的情境，中国人都倾向于为自己辩解，只是辩解的目的有所不同：失败时辩解的目标是使自己的行为“看上去没那么糟”，而成功时辩解的形式是自己的行为“没那么好”，但目标是为了使自己“不表现”骄傲，以及一旦表现不好，也可以更方便进行辩解(王登峰，1992a)。

而在信奉“人性本恶”的文化中，文化的作用就是对行为的“培养和栽培”，以“改变”当前行为的水平或层次，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行“远离”人性中的“恶”，以达到“善”或“完美”。因此，西方人的“坦率”是因为较少防御的压力，而西方人的“张扬”则是通过彰显成绩以表明自己对“恶”的远离。西方文化虽然也带有明显的“文饰”倾向，但采取的是“改变”而不是“遮掩”。与信奉“人性本善”文化不同的是，“人性本恶”文化的“文饰”作用不能通过“遮掩”，只能通过“改变”才能达到目标。换言之，人的自私、贪欲、无礼尽管也需要进行“文饰”，但至少会承认其“合理性”，因此对其的防御和文饰压力会小很多，重点不是“不表现”，而是“教养”和“栽培”。西方人只有在面对失败情境时才会为自己辩解，面对成功的情境时则无需辩解，反而会更加强化自己的成功(以远离人性中的“恶”)(BasgaU&Snyder，1988)。

中国文化的“文饰化裁”特点会影响到个体对自己言行的控制以及对他人言行的认识。首先，中国人在表现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之前虽然要对“其个人效果”进行评估，但更需要对自己言行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估。在很多情况下，尽管自己非常希望表达某种意愿或做出某种行为以达成自己的内心需要，但由于直接表达可能会有违社会规范或他人的期望，或可能造成他人的消极看法而只好作罢或以“转换”、“曲折”、“间接”的方式表达。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直接表达的意见或行为并非内心真实想法的确切含义，而很可能是经过“文饰化裁”以后的表达。因此，中国人很少会不加限制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或意见，即使是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也会因为担心被人认为是骄傲而不去表达。当自己拿不准是否正确时则更难表达。在中国文化中，直接、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要求和看法往往被看做是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

另外，如果个体的社会角色不同，行为的掩饰性也应有所不同。一般认为，知识越多越需要掩饰自己的不足；作为公众人物的公务人员可能更需要掩饰自己，相比之下知识分子反而较少掩饰。另外，作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对自己言行的掩饰可能也比较少。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见到。最近在对不同职业者的人格特点进行研究时得到了一些间接的证据支持了前面的假设。在中国人人格结构的七个维度中，外向性、善良和处世态度三个维度反映的是个体人际交往、个人品质以及事业心方面的特点，因此个体对这三个维度特点的自我评定必然会受到“文饰化裁”倾向的影响。相比之下，公务人员对这三个维度特点的看重程度应该是最高的，因此他们的掩饰倾向应该表现得最突出。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分数差异不显著，但都显著低于公务人员(王登峰、崔红．2004b)。

第二，个体在认识到需要对自己的言行进行修饰，不能直接表达的同时，对他人言行的认识也会采取相同的策略：不仅看人的表现(所言、公共场合的所行)，还要探究其真实的意愿和用意。中国文化中一直渲染的“知人”难，难就难在“知”的过程不仅需要了解其言行，还需要“深入”其内心世界，而且后者是“知人”的关键。换言之，中国文化中的“言为心声”其实只是“矫饰”而已，因为就连“行”都不一定是对“心声”的反映，更何况“言”呢?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的“深”可能就是“深入”、“深层”的意思吧!

与中国人自我表达和判断他人的“曲折化”相比，西方人则更直接、更坦率。中国人注重评价和联系，因为根据眼前可观察的信息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西方人注重可观察的信息，是因为他们更相信“言(行)为心声”。换言之，在内心愿望和要求与外在言行的一致性程度上，中国人应该显著低于西方人。P353-355

　　　　　　　　　　　　序　　一　　2004年12月，王登峰教授应邀到我校讲学。他报告的题目是“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模型”，内容包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研究所遇到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果。他的报告内容丰富，很有启发性，深受听众的欢迎。报告后他向我谈起，要把这些年来的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书出版，并请我为他的书写序，我欣然答应。临走时他把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10篇论文拷在我的计算机里，2005年5月中旬又把他与崔红同志合著的《解读中国人的人格》书稿发给我。我断断续续地阅读了这部书稿，常常为这本原创性的人格心理学专著即将面世而感到无比的喜悦。　　人格是一个现实的人。汉语中“人格”这个词译自英语personality，来源于拉丁文的“persona”。它是指在戏剧中演员所戴的面具。这种面具代表演员在戏里的角色，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问题：面具后面是谁?因此“人格”一词蕴含着一个人有两面——公开可见的一面，以及隐藏在它后面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公开可见的一面，即外在人格是一个人被他人知觉和描述的方式；隐藏其后的一面，即内在人格是这个人的内在因素如本能、需要、动机、自我、特质、价值观、认知方式、气质、性格等，这些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被他人视为是这样的因素。人格的定义通常都包含上述这两个方面。虽然这两个方面彼此不同，但却都是重要的。例如阿尔波特把人格定义为个人内在的动力组织，它决定一个人对环境的独特适应；普汶把人格定义为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复杂组织，它赋予个人生活的倾向和模式；芬德认为人格是一个人的思维、情绪和行为的特征性模式以及这些模式背后的心理机制(或外显的，或内隐的)，等等。　　虽然心理学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人格定义，但人格心理学家对人格的理解基本上都包含了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人格的整体性，指虽然外在人格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内在人格有多种心理成分，但在一个现实的人身上这些心理成分和行为表现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密切联系综合成一个有机的组织；个人的生活模式或倾向不是某种成分运作的结果，而总是与其他成分紧密联系、协调一致进行活动的结果。二是人格的稳定性，即人格具有跨时间的持续性和跨情境的一致性。例如，一个急性子的人不仅在学习中表现出急性子，在旅游、休闲活动中也表现出急性子，做事风风火火的；而且不仅在青少年时如此，在成年时、甚至老年时也是如此。三是人格的独特性，虽然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和行为有共同性，但人格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个人生活模式或倾向的独特性，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四是人格的社会性，指人格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是社会的人所特有的。对于什么是人格，不同心理学家的说法不同，见仁见智，但人格或一个现实的人，都有其生理方面的基本因素即生物性，有其心理的内在或先天倾向，更有其社会成分(在社会生活中习得的)。这三者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即是西方人格心理学家所说的人格内涵。　　人格是社会化的产物。它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范畴，而是取决于一个人被视为什么，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取决于特定的文化模式。心理学家早就认识到人的心理和行为没有哪一种是可以完全脱离社会文化背景而发生的。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文化心理学在西方的兴起，许多研究发现，不仅人们在动机、兴趣、价值观、自我、国民性上打有明显的文化烙印，而且在一些基本心理过程如视错觉的感受性、记忆方式、情绪表达、思维、决策方式也打有文化的烙印。文化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已受到西方心理学家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文革”后我国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许多研究领域至今仍停留在“拿来主义”，即把西方文化下建立起来的理论、概念和评鉴工具直接应用于对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研究。例如，目前国内心理学的两大应用领域——心理咨询与治疗以及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都是主要依据西方人格心理学的理论、概念和评鉴工具。这就不得不迫使我国心理学家认真地思考：西方的人格理论、概念和评鉴工具能否直接拿来应用到对中国人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上? 　　西方人格心理学中五因素模型(FFM)的出现被认为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外倾性、宜人性、责任感、神经质、开放性这五个因素，被认为是经过成百上千次用FFM测量研究所肯定了的。五因素模型适用于中国人吗?王登峰教授勇敢地承担起回答这个学术问题的重任，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探索。这是一项难度大而且极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他们的这项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因素模型首先是在使用自然语言提供特质词分类的词汇研究中发现的。作者开始研究的第一个阶段(1984～1994年)，即对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进行系统收集和整理，按照西方学者(Allport&Odbert，1936)的做法，从现代汉语辞典中，从报纸、杂志、小说和中小学语文课本中，以及从大学生用形容词描述他们所熟悉的目标人物的结果中收集人格特质形容词，组成探讨中国人人格结构的词库。第二个阶段(1995～1999年)将在大陆收集整理的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表与杨国枢先生在台湾采用类似方法收集的形容词表加以合并，重新分类、整理、评定，并从中抽取形容词，建立起无偏性的评鉴工具，对中国海峡两岸的被试进行评定，结果发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有着完全相同的七因素人格结构，表明西方的“大五”人格模型不适合于中国人。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文同种，有着相同的人格结构。1999年之后的第三个阶段，王登峰、崔红同志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反复验证了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结构，编制了完全本土化的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及相关的测量工具，如七因素量表QZPS—SF，大学生人格量表CCSPS，以及性别角色量表等)，澄清和探讨了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及其原因，此外还对人格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等做了不少研究。摆在读者面前的《解读中国人的人格》一书记录了作者对中国人人格结构二十多年来的艰辛探索历程和所取得的成果。在这本书中既有精辟的理论分析又有翔实的实证资料，既有继承传统词汇法的研究程序又有论证中国人人格七因素模型的独到见解，既有基础理论的学术探讨又有密切联系我国实际的分析。这是一本论述证据充分、分析缜密严谨的人格研究中国化的优秀著作。　　当前，摆在我国心理学家面前的一项任务是扎扎实实地进行人格中国化的研究。由于《解读中国人的人格》一书的面世，使我更加坚信，人格研究的中国化必须在以下三方面要多下工夫：　　第一，要独立思考，不能盲从。中国的心理学是舶来品。它一直是在欧美(包括前苏联)心理学的主导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已有的研究表明，西方人格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评鉴工具不适宜于用来研究中国人的人格问题，而我们则往往习惯地套用西方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评鉴工具。因此要推进人格研究的中国化，要真正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和社会行为，就必须破除迷信，转变观念，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用中国人的视野和思路来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和社会行为问题。首先我们要善于发现问题，关于这一点使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的一段话，他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只有发现问题，才有独创性，才能推进人格研究中国化的进程。　　第二，要到生活实践中去研究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人格心理学问题。目前我们正处于构建和谐社会，迎接民族复兴的重要时刻。我们要在构建和谐社会，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去开拓前人未曾涉及过的人格心理学领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我国的人格心理学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得到社会的认可。　　第三，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人格并且要持之以恒地探索下去。心理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心理和行为，并且在把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时也是通过科学方法而达成的。我们对人格的研究，除了采用调查法之外，还应采用实验法和个案法，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应对人格特点的脑机制和遗传基因进行研究。我们的人格理论必须经得起重复验证，必须具有高的可证伪性。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人格心理学研究，则更需要持之以恒、百折不回的探索精神。只要有恒心，我相信，我们对中国人的人格研究必定会有所收获。　　　　　　　　　　　　　　　　　　　黄希庭　谨识 　　　　　　　　　　　　　　　　　　　　　　　　2005年6月 　　　　　　　　　　　　　　　　　　　　　于西南师范大学窥渊斋　　　　　　　　　　　　　序　　二　　在两岸三地的中国人社会内，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中国人性格从事学术性探讨的第一本专著是《中国人的性格》。但从心理学(特别是人格心理学)的观点研究中国人性格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则非王登峰、崔红教授所出版的本书莫属。就此而论，在现代中国心理学史中，此书的问世可以说是一件可圈可点的大事。　　王、崔两位教授志趣坚定、精力充沛、思想活跃，乃能在最近几年内，专就中国人性格的内涵、结构、影响及其与西方人性格的异同，从事深入而有系统的实证研究，获得丰硕的成果，发表众多论文，终能结集成书，实在是难能可贵。拜读书稿，深感本书内容有几项重要优点。　　第一，书中所报导的概念架构与实证研究，已不再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心理学者的理论、概念、方法及工具，而是毅然采取本土化的研究策略。在这一策略下，作者所运用的理论、概念、方法及工具都是本土化的，也就是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脉络中发展而来的。作者所建构之测量中国人七大性格向度的主要量表(如QZPS与OZPS-SF)，都是以陈述语句的题目所编制的。它们是以杨国枢、王登峰在1996～1999年所发展的华人七大基本性格之形容词自评量表为基础而建构的。具体地说，作者是将杨、王二氏之量表的形容词转换成陈述语句的题目(为每一形容词撰写3～8个语句)，然后进行编制语句量表的工作。杨、王二氏之量表的形容词是从数千个性格形容词的语汇中挑选出来的，此一语汇是在中华文化的脉络中长期演化而来，因而是高度本土性的。杨、王二氏的形容词量表与作者的语句量表．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此语汇建构而来，所以皆具高度本土性。也就是说，作者探讨中国人性格所用的量表是本土性的，所测量之中国人的七大性格向度也是本土性的。　　第二，作者对中国人性格的本土化研究是全面性的，也是系统性的。他们的人格量表所测量的七大性格向度，可以说是七个性格构念(personalityconstruct)。为了验证这七个性格构念的构想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作者曾先后探讨七个性格向度与自我和谐、行为抑制、心身症状等正常及不正常心理或行为的关系。但构念效度的建立是一种不断从事有关实证研究的长期历程，作者必须继续探讨七大性格构念分别与理论或构念上可能有关的其他心理与行为的关系。长期而言，这样的构念效度研究工作必然是全面性的、系统性的。值得顺便一提的是，我们在台湾的研究团队及其他的研究者也在从事华人七大基本性格(以形容词自评量表测得)之构念效度的实证研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七大性格构念与社会取向行为、个人取向行为、组织行为、焦虑症状、忧郁症状等之关联性研究，正在探讨与婚姻满意度、不满意度、感情亲密度、择友行为、交友行为、(阴阳)五行性格之关系。我们的构念效度研究也是系统性的、长期性的。两岸在这一重要课题上的实证研究成果可以相互参照与统合，为中国人七大性格构念之效度的检验，提供更完整的证据。　　第三，采取本土化研究策略的两岸三地心理学者，在学术研究上不是“国粹派”，而是“国际派”。他们不是抱残守缺、敝帚自珍，而是强调中华文化因素或脉络对现代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型塑及支撑力量，试图以本土化的研究策略发展一套中国人的心理学知识体系。这样的心理学知识不但能更有效地了解、预测及改变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而且可以拿来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心理学者对话与交流，以纳入世界心理学的发展，共同创造一套适用于全人类的心理学。王、崔两位教授在书中以自己所获得之有关中国人七大性格向度的研究发现，与西方心理学者所获得之有关西方人五大性格向度的发现相比较，以得知中西两种性格模式的异同。这种跨文化的学术对话，表现了作者的心理学国际观。非西方国家的心理学者之所以应努力从事本土化的研究，就是要将他们的“西化心理学”(Westernized psychology)转变为“本土化心理学”(indigenized psychology)。与此不同，西方国家的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一种从自己文化传统与脉络中自然发展出来的“本土心理学”(indigenous psychology)。将西方国家的本土心理学与非西方国家的本土“化”心理学不断统合，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真正的人类心理学。创造这样一种心理学是全世界心理学者的共同责任与目标，因此各国心理学者都应养成健全的学术世界观。　　本书内容既有上述三大优点，它在两岸三地心理学(特别是人格及社会心理学)的未来发展中，势将发挥重要的影响。身为心理学者，我应向作者道贺。身为人格及社会心理学者，我应向作者致谢。　　　　　　　　　　　　　　　　　　　　　　　杨国枢　谨序 　　　　　　　　　　　　　2005年6月5日于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心理学系　　　　　　　　　　　序　　三　　登峰教授是我1984年第一次来大陆教书时认识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当时他是北大四年级的本科生，跟陈仲庚教授一起正在钻研“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属性”，他和我说了他的研究，我很高兴，以我当时对本土化认识及体会的水平，觉得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由于他和我(及杨国枢先生)同为山东老乡，又了解了一些他的求学经历，让我对他留下深刻及亲切的印象。虽然我们的领域不同，多年来还是保持了断断续续，但相当亲切的来往。看着他由本科毕业、考研、出国深造，直到现在做了教授。　　我的记忆中，每次再见到他都有不少变化，惟一没变的是他的研究题目。只要有机会他总是向我报告一些他的研究进展，所以多年来他的研究成果一直是在我的注意范围之内。我也常促他把他及崔红的这些研究成果写出来，这本书是对他们有关中国人人格结构研究的一个暂时性总结，虽说都没有定论，但问世后当会激发更多同事及同学对这个领域的研究热忱，从而会让对相关的探研更加深入及明确，其贡献是可以预见的。　　我不是研究人格及人格理论的，所以我不想由这一专业的角度来评价这一本书。在这里，谨让我就本土研究及中国人研究本土化的角度来讨论一下本书的意义。我自己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及思考，总结认为本土心理研究应为遵照以下几个步骤所进行的研究：　　(1)以实际观察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现象为题材； 　　(2)用日常生活中人们惯用的概念为研究构念； 　　(3)依据自身文化传统一脉相传的社会交往意义系统； 　　(4)形成顾及自身社会／文化／历史的研究框架； 　　(5)研制适合理解中国人的研究工具； 　　(6)应用上述意义系统来解释研究结果； 　　(7)从而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

登峰与崔红两位教授过去几年来的努力可以说完全符合上述本土研究的条件。他们从中国人语言中大量的原始材料开始，用实证的方式，去总结在中国人心目中，在看待一般人时的人格结构是怎么样的(本书第一编)，符合了前述本土研究步骤的第一、二步。　　在总结出这一基本结构之后，能在他们的书之第四及第五编去与西方现行这方面的研究进行比较，从两者之间的差异中进一步去寻找中国人人格特点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脉络，从而赋予其研究结果深层的文化意义，这符合了前述本土研究的第三、四两步之要求。

 　接着，他们又为编制中国人的人格量表下了大量的功夫(本书第二编)，是我所见考虑最周全的一个编制工作，从而令其量表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人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能够称得上是一个适合研究中国人人格的测量工具，符合了前述本土研究步骤的第五步。而在其运用这一量表所做的应用研究中(本书第三编)，他们能充分将参与者的实际生活环境及其文化意义放在理解及解释他们的行为之中，符合了本土研究的第六个条件。　　综合所述，本书除了它在其专业领域中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以实证研究数据为基础的专著之外，也是一本很好的、教人如何做本土研究的范本。多年来许多同事、同学都曾问我：我们很想做本土研究，但是要怎么去做才算是本土研究呢?我因为是从事理论工作的，往往不能给这些询问者一个较具体及完整的答复，因而不能很好地为他们解困。虽然进行本土心理研究的策略很多，登峰、崔红的这本书正可以告诉年青学子做本土研究的一个具体实例。　　对想从事本土研究的读者而言，本书还带给大家另外两个启示。第一，做本土研究，比较费时费力，出成果要有坚强的毅力。正如作者们在本书的“后记”中所言，王教授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尝过挫败的失落，经过不断地再努力，才取得今天的可喜成就。所以，想要从事本土研究的读者，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登峰、崔红他们的成果希望也是对这类读者群的一个鼓励。　　第二，本书作者在得到了中国人大七人格结构的研究成果之后，能勇于向西方势力强大的“大五集团”提出挑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让我们认识到，本土研究的成果，并不是我们在“闭门造车”，它们是可以与国际学界衔接，有潜力、有可能为现时主流、以西方研究成果为主的心理学做出贡献。这样本土心理研究的意义及价值都从国内提升到国际的高度，登峰及崔红的这本书让我们对这一可能性真正有了盼头。　　　　　　　　　　　　　　　　　　　　　　　　　　　　杨中芳 　　　　　　　　　　　　　　　　　　　　　　　　2005年6月9日于广州

从萌发出版此书的念头到向出版社交稿虽然只用了比较短的时间，但书中的内容却是我们二十多年研究和积累的结果。作为一项本土化(或中国化，或本地化)的心理学研究，除了作为一项研究成果以外，研究的历程和其中的感悟似乎也有着同样的意义，大有不吐不快之感，因此不揣浅陋，在此和盘托出。

从1984年与恩师陈仲庚先生一起评定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属性算起，我们对中国人人格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其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从1984～1994年是第一个阶段，主要工作是对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系统收集和整理，也是对中国人人格结构进行系统研究的奠基阶段。我们最先是采用现成的人格形容词进行评定的，当时主要是为完成本科毕业论文(“中国人的印象形成”)准备实验材料。受到杨国枢和李本华对中文形容词评定的启发，于是翻译了美国心理学家诺曼·安德森的一个由555个英文形容词组成的词表，并增加了我们从报纸、杂志、小说和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收集到的一部分形容词，组成了670个形容词的词表。现在看来，这个词表尽管有其价值(作为人格特质形容词，可以用于对个体的描述，并提供客观的描述和统计指标)，但由于词表收集不完整，以及主要由翻译过来的形容词组成，因此无法确定其代表性，因而无法用于对完整的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系统探索。这可以看做是我们在探索中国人人格结构时所走的一段弯路。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停顿以后，我们又重新开始了对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系统收集和整理。按照西方学者的做法，我们开始从现代汉语辞典中系统地挑选人格特质形容词。同时，为了保证词表的权威性和完整性，我们还采取了另外两个辅助措施。一是从报纸、杂志、小说和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收集形容词，二是由大学生用形容词描述他们所熟悉的目标人物。以上三个来源的形容词组成了我们此后系统探讨中国人人格结构的词库。

第二个阶段是我们与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合作，在海峡两岸同时进行的。从1995年算起，直到1999年第三届华人心理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由杨国枢先生第一次报告了我们研究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结果。首先，我们将在内地收集整理的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表与杨国枢先生在台湾采用类似方法收集的形容词表合并，统一进行重新的分类、整理、评定，并从中抽取形容词无偏样本，由海峡两岸的被试进行评定。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有着完全相同的七因素人格结构，而且明显区别于西方的“大五”人格结构模型。

在此不能不说的是，在我们刚刚开始对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进行评定的时候，恩师陈仲庚先生曾反复叮咛：要特别注意，如果发现两岸被试在价值取向甚至人格结构上存在差异，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让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如今，陈先生已经驾鹤西去。希望我们的这一研究成果能够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9年至今，我们反复验证了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结构，编制了形容词评定量表(QZPAS)。在此基础上，依据人格结构和人格特质形容词的含义及我们对人格的定义，编制了完全本土化的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及相关的测量工具，如七因素量表QZPS-SF，大学生人格量表CCSPS，以及性别角色量表等。而且，依据所编制的测量工具，对中国人的人格与心理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在本书中，这部分内容并没有全部包括，只涉及了我们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如对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澄清以及差异原因的探索，对人格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等等。除此以外，在这一阶段我们还开展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对人格与工作绩效关系的研究。随着西方“大五”人格结构的确定和相应的测量工具的出现，有关人格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又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得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我们采用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对党政领导干部、大中型企业管理人员和高校领导干部的人格特点与工作绩效及实践智力和胜任特征进行了研究，已经得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发现，并已经得到企业和政府部门很大力度的资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军医大学的罗正学等采用NE0 PI-R和QZPS对士兵的绩效进行了预测性研究。发现在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时，NEO PI-R的五个维度或30个层面均不能进入回归方程，对绩效方差的解释为0 !但当采用中国被试对NEOPI—R反应的七个维度记分时(见本书的第25章)，有两个小因素进入了回归方程，可以解释绩效3％的变异。这一结果说明直接采用西方人格量表的结构无法准确测量中国人的人格特点。而当采用QZPS对士兵的绩效进行预测时，有四个人格维度进入了回归方程，解释绩效9％～12％的变异(在对党政领导干部工作绩效的预测研究中，QZPS可以解释绩效不同层面的方差的比例为35％～50％!)。这一结果不仅支持了中国人人格结构和QzPS的效度，也进一步明确了采用中国化的人格测量工具的重要性。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由于正在进行中，所以本书没有包括这部分内容。

(2)对青少年人格发展与社会适应问题的研究。青少年的人格发展和社会适应已经日益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我们在编制了中国人人格量表和大学生人格量表的基础上，正在编制适合12～18岁青少年的人格量表，并与青少年的人格发展和社会适应问题一起进行研究。这一项目已经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课题而得到资助。

(3)中西方人格结构和社会认知的跨文化研究。本书的第四编所涉及的跨文化研究内容均围绕“人格结构的行为归类假设”，但尚缺乏更多直接的证据。目前我们已经与美国、英国和德国学者开始合作进行研究，分别在以上三国被试中施测QZPS和适合他们本国文化的人格量表。我们的假设是，QZPS在以上三国被试中应出现与他们本国文化相适应的新的因素结构，而不是在中国被试中的七因素结构。

同时，为了检验和探索造成“行为归类”差异的深层次原因，目前正在进行社会认知方面的跨文化研究，以期廓清人格结构跨文化差异的内部机制。

(4)对特殊群体人格特点的深入研究。除已经进行的对精神分裂症、药物依赖者和罪犯人格特点的初步研究以外，目前正在进行有关精神分裂症病人人格特点的稳定性与社会功能受损和恢复方面关系的研究，以及罪犯的犯罪类型与人格和心理社会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并已经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

另外，目前我们还正在着手准备对中国人人格的生理基础和神经机制进行探讨。总之，对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探索基本告一段落，以后的工作将主要是探索人格与各种心理社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问题。我们已经做的工作才刚刚起步，涉及的领域也比较狭窄，更多、更系统的研究还需要在未来进行。而这些内容将在我们以后的著作中进行详细的总结和分析。

对中国人人格结构和人格特点的二十多年的探索，如果从整个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一定会有很多的疑问和错漏之处，甚至所解决的问题远远少于所提出的问题。本书所呈现的内容无论是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上都一定会存在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实证探讨将会大大推进对中国人人格特点的了解和把握。因此，我们之所以把近乎“原始”的研究呈现在这里，只是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能够激起同行的研究兴趣，共同推进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深入发展。

同时，二十多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学术生命中又是关键和漫长的。回顾所走过的道路，一串串闪光的名字激励和鞭策着我们一路走来，延续了我们的学术生命，丰富了我们的人生。首先，我们要特别感谢恩师陈仲庚先生，他对学术的痴迷及对我们学术兴趣的宽容和支持使得我们走上了学术研究的正道。杨国枢先生不仅以他对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执著和“传道”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同时也以他学贯中西的睿智及研究上的严谨和开放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研究进程。在崔红以研究中国人人格结构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中国心理学界的前辈荆其诚、王苏、张厚粲、林崇德、朱滢等先生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的同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我们的学长黄希庭教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教授，一直致力于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杨中芳教授等更是亲历亲为，直接指导并参与我们的研讨会，极大地激发了我们对研究工作的热情和信心。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2004年由中国心理学会承办的国际心理学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心理学会的前辈和同行推荐我们在会上做了大会报告，给了我们一次毕生难忘的与国际心理学专业人士直接交流研究成果的机会。这次难得的机会也是我们能够在最近与国际同行合作研究人格结构的跨文化比较的直接原因。在本书初步成型后，我们请到了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黄希庭，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本土心理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的推动者杨国枢，一直推行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原香港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现任中山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杨中芳等三位前辈为本书作序。中国心理学界的前辈、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沈德立、杨治良、林崇德，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心理学所教授张侃，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彭凯平、南开大学应用心理学系教授乐国安，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沈德灿、朱滢等也在百忙之中欣然受邀，为本书热情推荐。学术上的前辈和师长的鼓励既让我们深深地感动，也会进一步激励我们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去继续我们的研究历程。

特别令我们激动的是，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在病榻上欣然接受了我们的恳求，挥笔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季先生一直致力于对中华文化的钻研和传扬，是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对中西方文化均有深刻的见解。能得到先生的墨宝，实属我们做晚辈的最大荣幸。

在本书的准备时间里，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侯玉波教授和他的学生徐青肖对我们的每一篇文稿都进行了仔细的核对，没有他们的支持，本书是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付梓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助理范广伟先生和编辑崔岩的鼎力相助也是我们最终能够看到这本书的最主要的因素。在此，我们谨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专家、同行、朋友表示诚挚的谢忱。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已经呈现在这里，而我们前面的路更长。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同行、朋友对我们已经完成的研究提出宝贵的意见，并对我们将来的研究给予更多的支持!

          王登峰  崔红

             谨记于2005年5月17日

这本专著标志着从心理学的视角去全面、系统研究中国人的人格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 　　　　　　　　　　　　　　　　　　　　　　　　　　　　　　　　　　　　　　　——沈德立

这部完全本土化(中国化)的著作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独特的人格特点和西方理论无法把握的丰富内涵。 　　　　　　　　　　　　　　　　　　　　　　　　　　　　　　　　　　　　　　　——杨治良

这本专著是心理学研究科学化的精品、民族化的典范。 　　　　　　　　　　　　　　　　　　　　　　　　　　　　　　　　　　　　　　　——林崇德

这本专著标志着我国的人格研究已经达到了可以和国际同行平等对话的水平，从这个意义来说，王登峰教授的确是我国现代人格心理学研究第一人。 　　　　　　　　　　　　　　　　　　　　　　　　　　　　　　　　　　　　　　　——张　侃 该书的出版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在我国大地勃然兴起，正开辟着国际心理学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沈德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