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以介绍中国近、现代科技人物为主线,反映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的史实性文献。其目的是为中国著名科技专家立传,记载他们的生平及其对祖国乃至对人类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为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提供史实,并从中总结经验与教训。因此,它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只有持之以恒,不断积累,方可形成一部反映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实的综合的、系统的、具有权威性的文献。它的编纂方针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翔实可靠的材料、通俗生动的文字,准确简练地介绍我国近、现代著名科技专家,力求文献性、学术性、思想性、可读性的统一。主要读者对象为科技领导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科技史研究工作者、高等院校师生。
《中国科技专家传略》分工学、农学、医学、理学四编。工学编分为:力学、机械、交通、航空航天、电子电工、能源、化工、冶金、自动化及仪器仪表、土木建筑、纺织、轻工等12卷;农学编分为:作物、植物保护、林业、养殖、园艺、土壤、综合等7卷;医学编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医学等5卷;理学编分为:数学、物理、天文、化学、地学、生物等5卷。
创建我国第一个治虫田间实验室
张巨伯是一位实干家。1919年江苏浦东、南汇、奉贤等县沿海棉区发生特大虫灾,几万亩棉田受棉大造桥虫(棉尺蠖)危害,几乎绝收。这严重威胁着刚兴起的上海纺织业的原料供应,厂家非常惊慌。华商纱厂联合会会长穆抒斋向东南大学农科求援,自动捐款1000银元,迫切要求消灭虫害。当时张巨伯已是大学教授,他毫不迟疑地带领助手吴福桢奔赴棉区进行调查研究,在南汇滨海老港镇,建立起我国第一个治虫田间实验室。1919年秋,江苏省苏南地区发生了历史上最大水灾,老港镇试验田和实验室全部受淹。但他毫不气馁,第二年又带着助手邹钟琳到浦东继续工作。经过数年努力,张巨伯等已基本掌握棉大造桥虫的形态特征、生活史、生活习性及发生规律,并提出了防治方法,有效地控制了虫灾。其论文刊登于1923年《东南大学学报》上,这是我国最早的棉虫专题研究论文之一。
在老港镇工作期间,当地棉农在害虫发生初期,采用煤油、石灰等办法进行防治,不但无效,反而烧坏了棉株。张巨伯经过多次试验、示范,然后推广应用砒酸钙防治食叶害虫,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棉农的欢迎。这开创了我国使用化学农药大面积防治农作物害虫获得成功的范例。
此后,张巨伯更多地把昆虫学的研究与解决生产上的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1928年江苏省飞蝗大发生,铺天盖地,情况万分火急。张巨伯带领学生,助手吴福桢、吴宏吉、陈家祥等深入渺无人烟的蝗虫滋生地,并亲自组织指导治蝗。他采取挖沟、围捕蝗蝻、试用毒饵等方法,终于扑灭了蝗灾。
在他主持江苏省昆虫局工作期间,在虫害发生地区成立了害虫研究所多处,如在灌云县设立蝗虫研究所,在昆山县夏驾桥设稻虫研究所,在无锡县设桑树害虫研究所。1932年江苏省昆虫局因经费不足撤销后,他到了浙江省昆虫局,在他任局长职务期间,扩建了许多基层实验站,如在海宁县七堡设立棉虫研究所,在嘉兴县南堰设立稻虫研究所,在杭州拱宸桥设立桑虫研究所,在黄岩设立果虫研究所。在本局内成立了植物病理研究室,蚊蝇研究室。他也很重视害虫的天敌作用,因而设立了赤眼蜂保护利用研究室。
这些研究所(站)都派员长期驻点,对主要防治对象进行系统的观察、研究,及时指导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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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农业的发祥地之一。我国的劳动人民通过几千年的农业生产实践,积累了同农作物病虫害斗争的丰富经验。早在公元前700年左右,齐相管仲就将治虫定为国策之一。公元前30年,汉《汜胜之书》就有“种子发霉”、“瓜上生斑”等病害现象的记载,并总结了用“艾”植物性药剂防治作物病虫害经验。公元533—544年,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就论述了盐水浸种可以防治种子传染病虫的作用。公元1313年,元·王贞《农书》中记载了用无机农药防治病虫害的技术。公元1678年,明·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述了大量的种子消毒、仓贮病虫害防治方法。另外,利用轮作间作、热力消毒以及天敌开展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等等,在我国古书中都有记载。这些充分表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植物保护事业上作过重大贡献,也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但是,我国近现代植物保护科学的发展,还是近百多年来的事情。在19世纪80年代,国内出现了一些有关作物病虫害防治的翻译理论书籍,系统介绍国外的最新科技成果,如《驱除害虫全书》(日)、《应用昆虫学》(日)、《农作物病理学》(日)等。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设农科,聘请日本学者三宅市郎讲授《植物病理学》、《应用昆虫学》这是我国农业高等学校开设植物保护教育的肇始。稍后,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金陵大学农林科相继成立病虫系。1915年邹树文留美回国,在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昆虫学》课程。1916年邹秉文也相继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讲授植物病理课程,并编写出《植物病理概要》,这是我国第一部自己编写的植物病理学教材。在此之后,张巨伯(1918,美国)、戴芳澜(1919,美国)、胡先骊(1920,美国)、朱凤美(192l,日本)、蔡邦华(1924,日本)、邓叔群(1926,美国)、俞大绂(1929,美国)等等先后留学回国,分别在广州岭南大学、广东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从事植物病理、农业昆虫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国这些昆虫学家、植物学家、农艺学家和专业的植物病理学家的先驱,在培养我国的植物病虫害专业人才,建立植物保护机构,发展植物保护教育和科研工作中起了重要的启蒙和推动作用。
我国最早的以现代科学指导的专业的植保机关,追溯于1912年浙江嘉兴府设立的治螟局。1913年北洋政府农商部所属农业试验场设立的病虫害科,从事作物病虫害防治的应用研究。1922年江苏昆虫局成立,聘请美国昆虫学家吴伟士(Woodworth)为局长、邹树文兼任副局长。在邹树文创导下,昆虫局设蝗虫股;棉虫股;螟虫股;昆虫标本室。这是我国第一次按专业分工建立作物虫害防治体系。随后,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研究室(1931)、中央棉产改进所病虫室、湖南昆虫局等一批专业机构相继成立。
我国早期从事作物病害研究的学者,大都以作物真菌病害为主。在戴芳澜的倡导下,许多年轻的学者纷纷“改行”,以填补学科领域的空白,为我国植物病理研究体系奠定了基础’。
我国动植物检疫工作,始于1927年邹秉文任上海商检局局长期间,当时该局设立动植物检疫处,开始对出入我国上海口岸的动植物及其商品进行病虫害检验,第一任处长为张景欧。
30年代初,黄瑞纶等一批从事农业化学研究的学者先后回国,逐步形成了我国现代农用药剂化学研究的专业队伍。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植物保护事业的专业队伍已逐步壮大,科研、教学机构亦日益完善。在30年代中期,基本形成了我国自己的教育、科研、推广应用体系。
随着科研机构的组建,科研队伍的扩大,专业学术团体也逐步建立。1922年,在张巨伯的创导下,由从事昆虫研究的学者组成了“六足学会”,这是我国最早的植物保护专业的学术团体。1927年由邹树文倡议改为“中国昆虫学会”。1937年,昆虫学界人士曾集议筹组“中华昆虫学会”,后因抗战突起,直至1944年10月在重庆才召开成立大会,推选吴福桢为理事长。1929年,由邹秉文、戴芳澜等发起,于南京成立“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由邹秉文任理事长,但具体工作由戴芳澜协办。1932年第一个专业学术刊物《昆虫与植病》出版发行。
我国老一辈的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孜孜不倦,刻苦创业,为我国近代植物保护事业各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了近代植保综合防治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植物保护工作。农业部建立了全国植物保护总站,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设立了植物保护研究所,区县设有植物保护站。全国各高等农业院校大多设有植物保护系,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在“防重于治,以防为主”的方针指导下,科研成果累累。近40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控制了飞蝗、水稻螟虫、小麦吸浆虫、麦类黑穗病、小麦线虫病、小麦锈病、病毒病甘薯黑斑病、谷子白发病、棉花红铃虫等多种重要病虫的流行与为害。一批中、青年植保科技人才,在老一辈植物病理、农业昆虫、化学农药、植物检疫专家的指导下,开展了生物防治、生态防治技术的研究。他们利用生物工程的方法进行人工诱导作物抗病虫的研究都取得了初步成果;在病虫预测预报及植物检疫方面建立了完善的技术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和我国几代植保工作者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因此,对那些在植保科学工作中做出贡献的人,应该为他们立传,以励后来。
植物保护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简称“传略”)是《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中《农学编》的一个组成部分。入选人物是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拟定的入卷人选条件,经过各省、市、自治区植物保护和植物病理学会的推荐和两学会常务理事会协商确定的。《传略》将连续出版。入选人有未能在第一批中刊出的,将在第二批中刊出。敬希鉴谅。由于我们工作经验不足,编辑过程中难免有漏和不当之处,谨希同行批评指正。
裘维蕃 黄可训
199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