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两处着眼，有选择地汲取了国内外清史研究专家关于清史的研究成果，及时地介绍了海内外清史研究的最新动态、资料和各种信息，其范围涉及史学、文学、哲学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该书旨在探索逐渐走向没落的最后的封建王朝清朝及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适合清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研读、思考。

  专题研究

俄罗斯档案馆中有关中俄关系的档案文献简介  陈春华／1

  学术综述

国外宏观历史学发展情况综述

——关于“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最终统治了世界”的原因探讨

[美]盖尔·斯托克斯(Gale Stokes) 杨松华(编译)／16

1980年以来以俄语发表的清史研究成果综述  叶柏川／29

清代经济史：全球化与康乾盛世

——1990年以来以英语发表的清史著作综述之三  赵刚／58

清代中西交流：宗教与文化

——1990年以来以英语发表的清史著作综述之四

        李榭熙(Joseph Tse—Hei Lee)／65

  论著及文献选译

《19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古文献学引言”

  [俄]M．ъ达维多娃и．T．莫罗兹 徐昌汉(选译)／77

清代台湾的分类械斗：如何看待这类暴力事件?

——1782年台湾漳、泉械斗诠释

     [美]王大为(David Ownby) 刘平(译)／104

帝国控制与西学：康熙帝的功绩

   [法]詹嘉玲(Catherine Jami) 李瑞芳(译)／125

清代二百七十年历史的概括[日]增井经夫 胡连成(选译)／146

耶稣会士鲁日满账本  赵殿红(选译)／157

张诚书信  辛岩(选译)／219

  名家访谈

“清史纂修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

——访B．C．米亚斯尼科夫院士／243

海外专家与清史研究

柯文教授的清史研究

——三次相聚及请教的若干问题  朱政惠／252

孔飞力教授的清史研究  龚咏梅／27l

  书评

研究中国城市史的新方法

[美]林达·库克·约翰逊(Linda Cook Johnson)

许建英(译)／296

清代江南天主教史的一幅真实画卷

——读《耶稣会传教士鲁日满在常熟》  张西平／310

  目录与摘要

美国《清史问题》及《帝制晚期中国》总目(1965—2003)

           董建中(编译)／316

1980年以来以俄语发表的清史著作及论文目录

           致远(编译)／369

对清朝在18世纪亚洲作用的认识，启发了佛莱特的著作《测绘承德：清帝国的风景事业》。佛莱特研究的并不是城市，而是由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和乾隆帝(1736—1795年在位)所设计的一个气派的皇家园林。该宫苑建筑群位于承德，通常也被称作承德避暑山庄。1994年密歇根大学暑期研讨班举办年会，会议的主题是“释读清代承德避暑山庄”。该会议部分地促进了本书的写作，这本书是献给已故的保罗·威特里的。佛莱特用地理、政治和宗教象征主义的术语，解读这个避暑宫苑的人工景致和自然风光，解读狩猎公园。他有意使用词语“山中避暑地”(hill station)，以和欧洲殖民者在诸如印度等地的山中避暑地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些山中避暑地中，帝国主义者利用风景既表达其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又表现他们对占领地的控制。清代满族统治者的故乡在今东北，他们1644年进入中原，在承德避暑山庄和庙宇群的建设过程中，蒙古和中亚的很多地方在18世纪又相继向其表示归顺。

现在承德是河北省的一部分。它坐落于北京东北约160公里处，在长城以外。从战略上看，它是18世纪中原、东北和蒙古地区交汇的所在。佛莱特使人清楚地想起施坚雅的中心一边缘理论的变体，他测绘的不是一个经济上有意义的地点——实际上该地在经济上是贫穷的，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和政治地点。清朝皇帝们经常出入承德，在山中狩猎，以努力维持民族的传统。在调查了几个可能的地方后，康熙帝选择了滦河支流武烈河沿岸，这儿有一个温泉和一个叫做热河的小溪。康熙帝将其作为夏季避暑的地方，朝廷可以在远离北京、相对凉爽的山中度过4个月的时间。在此，康熙帝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住所，包括一个面积颇大的狩猎场，以中国南方风格建造了一个豪华的园林。这个复合结构就是闻名的避暑山庄。它占地5．6平方公里以上，包括园林、山丘、狩猎用的林问小屋，周围环绕着的是仿制的长城。在该山庄的外面，11座佛庙围成半圆。在此外围，是崎岖不平的群山和磬锤峰；磬锤峰顶耸立着一块著名的石头，形似宝塔，清代皇帝相信它将神圣的特质赋予此山。

1724年，承德成为管理蒙古的中心。因此，在这儿建立一个山中避暑地加强了对蒙古的统治与管理。清朝皇帝长久以来就要求继承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1260—1368)的遗产，对在中国西部地区扩展其统治权有着强烈的兴趣。理藩院在清军入主中原前的1638年成立，以监督对蒙古的管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兴趣也是类似的理念。

1677年，康熙帝在靠近蒙古的草原上建起了一个围场。1691年，康熙帝接受喀尔喀蒙古汗的归附；1697年，康熙帝率军远征，歼灭了噶尔丹的叛乱。1701年，他发现了热河这个地方，接下来便在那儿开始建造狩猎小屋。1703年康熙帝开始建造这个汉式园林，它非常类似于江南园林，甚至比北京圆明园还大，这象征着满族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正像地图有着建立科学的与政治的正统性和“所有权”权力一样，佛莱特认为承德合成的风景表达出清帝国的最高目标，即把定居的中国人和游牧的内陆亚洲人密切结合起来。

不过，这种地缘政治象征主义的解释仅仅是开始。使用复杂的风景分析，以精深的档案研究相辅助，佛莱特打开了此地一层层的意蕴。该书结构是探究清帝从政治风景到宗教风景的推演过程。佛莱特指出，在磬锤峰和避暑山庄湖中央岛上的“天宇咸畅”之间有一条不同寻常的斜线，形成了该风景地宗教象征主义的一个轴线。1766年，被蒙古人尊为文殊菩萨化身的乾隆帝在山庄外围建立了普乐庙。该庙刚好处在那条斜线上，以示更为强调。该庙是用中国建筑风格建造的，类似于北京的天坛，但它却赐给蒙古人作信仰之用。磬锤峰可看做神圣昆仑山或者是神秘的佛教圣峰须弥(Sumeru)的化身。对不经意的旅游者来说，这个排列并不明显，佛莱特也是偶然发现的。因为它从该山庄的主门呈斜线穿过传统的阶梯，穿过皇帝的住处，向下延伸到中国风格的湖上，并环绕该湖。佛莱特暗示，“乾隆帝想像这条从金山到普乐庙，到磬锤峰的通道，是一个寻求快乐的枢纽，是三种成佛的途径之一”。避暑山庄可以被解读为一个世俗和宗教融合体，一个宫廷公园和自然风景的结合体，一个边疆和中原的联合体，也可以被解释为一个佛教的坛场。满族君主是汉族人的皇帝，是满族人和蒙古人的可汗，是西藏和蒙古佛教的菩萨。

佛莱特该书有一章是考察承德风水的概念的，他发现避暑山庄的建筑布局显然与风水说无关(这和徐宜农关于苏州的结论类似)。后来当地一本地名词典的编纂者在地图上改变了热河的流向(并没有在现实中改变)，以使其看起来更符合风水的吉兆原则。按照风水说讲，承德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吉兆，更是个宇宙模型；这个模型代表的是一个极为雄心勃勃的联合体，包括中原在内的从西藏到朝鲜边界线的所有地区。康熙帝和乾隆帝各设计出36个避暑山庄风景、周围庙宇景观和山景并为其题名。一方面，它们是优美的景色，但是另一方面，它们象征着这两位皇帝(爷爷和孙子)在其创造中所理解的国家，这是个具有审美性、地缘政治性和神圣性的王国。这两位皇帝赋诗，让人雕刻，对这些风景加以说明。当帝国的仪式在避暑山庄内举行时候，就获得了额外的意义。这些帝国仪式包括边疆各族首领的朝贡，以及1793年接待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勋爵。清廷雇用的大量耶稣会传教士和皇帝的侍从一起在承德生活，留下了各种报告和记述。佛莱特很好地使用了这些当时的记述。

承德在清代皇帝的向心性和宗教观念形成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所有这些都对帝国的构筑做出了贡献。虽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一般将清代看成是中国沦为19世纪西方列强牺牲品的一个时期，但是佛莱特的分析揭示出18世纪清帝国在蒙古、中亚和西藏拥有巨大的影响。皇帝不再驾临承德是在嘉庆帝(1796—1820年在位)被雷电击死后——这可能是来自天国的一个信号，表明清朝的运数即将衰落。1861年，咸丰帝在疑云重重中也死在避暑山庄。

 P304-P307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搞好清史编纂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既要有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继承和弘扬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又要有“世界性的眼光”，这是完成新世纪我国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切实保证。

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清王朝在面对西方列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融入世界。研究纂修清史的基本原则和内容时，应高度重视清王朝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背景。纂修清史要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如何认识和体现出“世界眼光”，即是重要的理论准备之一，为此，我们需要加紧这方面的研究。

纂修清史，既是面向全体中国人的，也是面向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在诸多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华文化连绵数千年，持续发展没有中断。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华文化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这一切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因为文化需要人来传承。今天我们纂修清史，正是在继承、发展和弘扬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继往开来、重铸辉煌的挑战。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交流，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通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交流、碰撞，中华文化将成为世界文化中具有独特魅力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纂修清史，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实，积极探寻不同文化的“交汇点”，在纂修清史的过程中不仅能做到光大中华文化，而且能促进全球文明。

清史研究的中心在中国，优秀的清史专著，应该出自中国历史学家之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也不排斥了解和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学者研究中的积极成果，及时地介绍和评析海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加强海内外清史研究学者的交流。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认识，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批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决定编辑出版《清史译丛》。该译丛将视具体情况，通过“专题研究”、“论著及文献选译”、“学术综述”、“名家访谈”、“海外专稿”、“理论争鸣”、“论点摘编”、“新书书评”等栏目，及时地将海外清史研究的最新动态介绍到国内来。《清史译丛》是广大清史研究者、爱好者共同的园地，让我们共同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她，使其在清史纂修工程中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