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今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为这次全会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20周年。本书作者作为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自己当时以及现在的想法撰写成一些纪念文章，目的是让后人知道历史真相，从而深刻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京西宾馆原定20天的会议何以延长到36天，华国锋定框框，原定的三个议题何以被突破，“只进不出”，人事调整，陈云进常委，“宜粗不宜细”，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华国锋作检讨，真理与“凡是”的正面交锋，胡耀邦四次发言，极言“党内有党，法外有法”，小平的手稿被“发现”，揭示转折时期的最大谜底，二胡“胡耀邦、胡乔木”之争，农业文件的藏头藏尾。

自序

第一篇 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

 第一节 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

 第二节 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

 附记：一个材料和一个考证

 第三节 从真理标准讨论到中央工作会议

第二篇 关于华国锋的开幕讲话

 第一节 会议的出席者

 第二节 华国锋在开幕会上的讲话

 第三节 重读十一大报告

第三篇 重点转移和三大议题的讨论

 第一节 分组讨论

 第二节 关于着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

 附记：评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

 第三节 第二次大会：纪登奎对农业文件的说明

 第四节 关于农业问题的议题

 第五节 关于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议题

 第六节 关于国务院务虚会这个议题

第四篇 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

 第一节 陈云提出解决冤假错案问题

 第二节 争取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附记：1978年“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

 附：胡绩伟对此文的一点补充

 第三节 应该对“天安门事件”进一步作科学分析

 附记：确认“天安门事件”是伟大的革命事件

 第四节 华国锋在11月25日大会上的表态

 第五节 一件会外发生反映到会内的事情

第五篇 正面较量，点名批评汪东兴

 第一节 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

 第二节 汪东兴与“两个凡是”

 第三节 吴德的检讨发言

 第四节 康生问题

第六篇 真理标准问题的交锋

 第一节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第二节 我与杨西光、王惠德的三次联合发言

 第三节 一场端正思想路线的哲学辩论

第七篇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第一节 热烈的西北组

 第二节 胡耀邦与中央工作会议

 第三节 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四次发言

 附记： 我与胡耀邦的一段交往

第八篇 人事与机构调整

 第一节 中央人事问题

 第二节 中央专案组等几个机构的问题

 第三节 西北组的《十二点建议》和其他类似的建议

第九篇 邓小平和“宣言书”的起草

 第一节 邓小平和外国人的两次谈话

 第二节 邓小平关于闭幕讲话稿起草的几次谈话

 第三节 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附：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

第十篇 叶剑英功不可没

 第一节 叶剑英讲话的起草情况

 第二节 关于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第十一篇 闭幕与散会

 第一节 关于华国锋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附记： 我对华国锋的印象

 第二节 闭幕时汪东兴的书面发言

 第三节 对五个常委在会上的立场观点再补充讲几句

 第四节 中央工作会议散会

第十二篇 命运之门向中国打开

 第一节 强调科学思想的会议

 第二节 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

 第三节 倡导改革的会议

 第四节 推进建设的会议

 第五节 宽厚团结的会议

 附记： 邓小平与许世友等九人的一次谈话

 第六节 善于引导的会议

第十三篇 举行三中全会的那五天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出席者和列席者

 第二节 三中全会的召开

 第三节 中纪委的选举和陈云的讲话

 第四节 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任职和免职

结束语：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

 附记：最后一点说明

附编：

 一、中央工作会议前夕的一些情况

 二、关于“两个凡是”与“反对两个凡是”

 三、杨西光在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

 四、三中全会与科学技术工作

 五、强调科学思想，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两点体会

 六、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附记：三位副总理和我的谈话

 七、提高经济效果及其他——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八、答记者问

 九、答友人

再版序言

中央工作会议一共开过四次大会。11月10日开幕是第一次。11月13日纪登奎作关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是第二次。11月25日开了第三次大会。第四次大会是在12月13日。第一、第三次都由华国锋一个人讲话，其他的副主席没有讲话。11月25日的大会上华国锋表示前十多天的会议他感到满意，赞扬了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肯定“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他说这些话对于大家发言是种鼓励。在以后大家发言就更加敞开了。

他在这次讲话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这样的问题他讲话时讲了八个，后来定稿时补上了对“批邓”的平反，成了九个。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这是对当时的情况恰当的判断。并且代表中央宣布，“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这就是他代表党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所做的正式而庄严的平反。

然后华讲了第二个问题，承认“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决定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

第三个问题讲“二月逆流”，他说：毛主席在1971年时就已经为“二月逆流”翻了案。现在中央决定，由于这个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第四个问题，他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已查明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第五个问题关于彭德怀问题，决定“其骨灰应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第六个问题关于陶铸问题，说“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第七个问题关于杨尚昆的问题，说“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第八个问题关于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他指出这两个人“有很大的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情合理的”。“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可以送交中央组织部审理”。

第九个问题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总之，凡是讨论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他都做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

华国锋这个讲话肯定是经过中央常委讨论通过的，这是一个中央集体讨论的结果。华国锋的态度也值得肯定。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他的讲话也很实在，不讲事实上做不到的事，也讲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如在讲处理地方性问题时，他说可以开群众大会，可以发文件，但不要登报，也不在电台广播。他说这些问题涉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经分裂为两派的广大群众，一定要慎重周到地处理好，防止重新引起派性斗争。总之这次讲话是很好的，这次大会过后，讨论就更加深入地开展了。

第五节 一件会外发生反映到会内的事情

11月25日下午，也就是紧接着第三次大会之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了北京市委林乎加、贾庭三和团中央韩英、胡启立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汇报后中央常委以集体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革命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些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提出了要纠正“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我们现在对冤案、错案、假案子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相信，毛主席如果在世的话，这些问题也会逐步解决的。我们要准确地、全面地去理解毛泽东思想，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些问题总要有一个暴露和认识的过程。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历史证明，陈独秀、王明、李立三……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领导我们走向胜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但与他的伟大功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讲，马克思、列宁写文章就经常自己修改嘛。不能要求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这样不是林彪的“天才论”就对了吗?外国人问我(邓副主席)，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邓副主席)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千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这个讲话当时没有在会上正式传达，但是会议把《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精神记录要点》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会议出席者了。这个文件，并没有很快发给我们，大概整理这个谈话要花几天时间，文件看到时已经不再是集中批评“两个凡是”的时间，因此会议出席者反映并不很强烈。

注意这个文件的人看后，认为这是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正式表态。在11月25日华国锋只讲了“天安门事件”等几个具体问题，还没有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做出反应，而这个讲话明确地讲了真理标准问题，说了“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这样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正式表态。

但是这件发生在会外的事，既然没有向会议传达，许多人，包括我在内，也没有就它发言。可是我从简报中看到在西南组的张平化讲到这次中央常委听汇报的事情。东北组的同志批评张平化作为中宣部部长对真理标准讨论采取消极态度时，张平化辩护说，那是因为中央没有正式表态，他不好表态。他说现在情况不同了，11月25日下午中央常委表态之后，他就不会这样了。从他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参加了那次汇报会，因此没有等到文件发到会上他就知道那天中央常委讲话的内容。

11月25日下午中央常委的讲话，我最早是从西南组的简报上知道的。这是一件在会外发生、对我们的会议产生很大影响的事。别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说不清楚张平化之外还有谁讲到25日下午那次汇报会上中央常委的指示。P89-93

今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为这次全会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20周年。作为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我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我觉得应该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自己当时以及现在的想法写下来。于是从四五月间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20周年开始，我就陆续写了有关这次转折的纪念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是报刊编辑向我约稿赶写出来的，写成了就得去报刊上发表。经过近半年的写作，写出了《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转折》很长，大约有20余万字，我本来没有出书计划，后来觉得既然已经写了这么多，看看哪个出版社愿意出版，结果得到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支持，这本书很快就可以同读者见面了。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加深了这样一个认识，那就是现在人们对历史淡忘得很快。这大概是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进步越快，世上人们的接触面越广，对新的事物接触得越多，对历史的淡忘就会越快。由此，我也就觉得应该加强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因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人类创造的财富，有的甚至是以惨重的损失为代价取得的宝贵财富，把重复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淡忘了，是很大的损失。我看过苏联的一个话剧，剧名大概是《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面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这话《列宁全集》上没有，也许是创作者编出来的。不管怎样，这句话很好。不过我还是对它做了一个修改，改成“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我觉得列宁那句话(姑且假定列宁真的讲了那样的话)两个句子都只说了过去，而没有说到未来。我加进了“未来”的字样，为的是讲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会有人去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使本来可以进步得更顺利的未来世界受到损害。

从这点出发，我也觉得自己应该拿出点时间“向后看”——回顾一下历史。但是我们自己同时也应该“向前看”，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给我的三页提纲中，写有“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这样几个字。后来这几个字虽然在《讲稿》中没有照样用，而是用了“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那样的话把它具体化了。可是提纲中的这几个字我却记得很牢，因为它是一切历史研究、历史教育的意义所在。

以眼前的事情为例，我认为人们对1978年那一段历史转折的具体情节和思想背景知道得太少了，实在需要增进这方面的知识。比方说人们只知道三中全会，不知道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且明白何以5天的会议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不明白三中全会何以没有主题报告。我认为我们既然要纪念，就应该多讲些历史的真实。只要把当时的情况讲清楚了，就可以明白原来三中全会前开了一个36天、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中央工作会议，为这个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而三中全会上并没有专门的主题报告，三中全会是一个没有主题报告的会议。华国锋主持了三中全会，而且在开幕时讲了话，但这个讲话是在三中全会第一天的晚上讲的。而会议安排没有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用整个白天看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由于邓小平的那个讲话讲得最全面、最深刻，因而后来人们说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又比方说很多人以为会议既然在反对“两个凡是”这件事情上也取得了成功，因此就可以做到实事求是地纠正农村中“一大二公”的错误，使农村改革可以很快顺利进行。人们不知道当时反对“两个凡是”的成功，只是解决“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平反、解决“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重大遗留问题，而那时还有不少问题，其中包括农村工作的错误指导思想还不可能做到比较彻底的纠正。人们以为关于发展我国农业、改善农民生活的措施从那时起就可以实行，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对包产到户这一点，毛泽东多次坚持反对，因此起草农业文件的人，不但不敢在文件中写进要包产到户的思想，反而在三中全会上发下的农业文件中还写有“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三中全会后经过两三年时间才逐步纠正过来。

又比如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几个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甚至华国锋都十分强调充分发扬民主，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中有关于充分发扬民主的许多精辟的言论，现在应该介绍出来让大家看看，受到教育。

1978年那次历史转折，我有幸亲身经历。而且我现在虽然到了“杖朝”之年，但身体也还可以，还能伏案写作，如果不把自己知道的、对于今天和未来有用甚至宝贵的东西写出来，的确是说不过去的。于是我就写了这么多篇。可是我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的时间太晚了，我虽然力求准确，但毕竟太匆忙了，难免有讲得不深不透，甚至不够准确的地方。至于遗漏的事情那就会更多了，好在现在许多老同志在写三中全会的纪念文章，这些文章会帮助我回忆起和弄清楚更多的事情，对写出这些东西进行补正。

于光远

1998.10.25

明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三十周年，中央编译出版社打算第三次印刷《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欣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经过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获得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社会稳定、国家地位逐步提高。

作为那次历史性会议的亲历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希望这本书的再版能使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于光远

2007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