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研究的对象是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军事占领区的中国文学。它的主要任务不是要研讨文学的社会作用或者作家们在道义上所处的窘境，而是要以批评家的眼光作出评价，目的在于把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

不想论述那些众所周知的、常见的、长篇研究论著中介绍过的作品和作家而是要研究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把这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纳八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最终目的是要将批评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时期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上来。

前言

译者序

导论

第一章 文学及政治对文学的干预

文学和新秩序(1937—1941)

上海租界的抵抗文学(1937—1941)

大东亚文学(1941—1945)

结论

第二章 五四浪漫主义的没落

鲁迅风格的杂文家

苏青(冯和仪)

师陀(王长简)

李健吾

第三章 传统的复兴：现代戏剧

商业性戏剧的发展

当代现实主义的局限：于伶

古装戏剧的兴起：阿英、周贻白、顾仲彝

古装戏剧的发展：从《清宫怨》到《秋海棠》

多样性：顾仲彝、费穆、吴天(方君逸)、周贻白

第四章 传统的复兴：随笔性散文

周作人

上海散文作家

文载道和纪果庵

第五章 反浪漫主义

吴兴华

英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反浪漫主义概念

张爱玲

杨绛

钱锺书

第六章 结论

附录

文献目录

人名索引

作品索引

报刊索引

译后记

这部书研究的对象是1937年至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军事占领区的中国文学。它的主要任务不是要研讨文学的社会作用或者作家们在道义上所处的窘境，而是要以批评家的眼光作出正确的评价，目的在于把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

1937年夏季，中国部队在上海和北京地区奋起抗击兵力不断增加的日本军队，一般认为，战争时期是从此开始的。在随后的全面战争中，日本人以高昂代价逐步把中国军队的主力从沿海地区赶到经济不发达的“大后方”。他们对中国居民横加残暴，恶名远扬，先是南京大屠杀，接着是对华北共产党游击队的残酷扫荡。到1940年，战争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除了1944年日本对华南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外，再没有什么重大军事行动。日本人占领了主要沿海城市和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以供养他们的部队，中国军队则在边缘的农村进行骚扰活动，直到1945年夏季同盟国战胜日本之后，中国军队才收复日本占领区。

尽管中日战争是一个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它却是数十年来外国的控制与剥削，同时也是外国威胁的继续和加强。正当国民党指责共产党是苏俄扩张主义的工具而共产党指责国民党是西方列强的买办的时候，日本军队于30年代初期攫取了东北，接着又一步步地控制了华北。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1937年，中国的优秀分子空前坚决地反对日本入侵，发动全面抗战。这时为抗战服务的爱国文学基本上是已经形成的爱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所有作家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民族危机的加剧或消除作过贡献。随着战争的爆发，要求每个作家都提供抗日的爱国文学作品。这就说明了，当1937年夏秋北京被日本人占领，以及上海外国租界被日本军队吞并时，在这两个城市中已经建立起来的主要文学机构为什么要撤离的原因。

在散居于非日本控制区的大批作家中，随军行动或身临前线的人为数很少。他们主要是决心撤离交战区和敌占区的教育机构成员和出版社的编辑。香港殖民地早就是反帝作家的鹄的，它本身的文化濒临绝境。大批著名戏剧家、诗人、作家抵达香港，他们向从沦陷的北京和毁于战火的上海逃出来的难胞进行宣传，使香港文坛顿时活跃起来。另有一些作家在桂林、昆明、重庆、延安以及沦陷前的广州、汉口从事文学活动。正像隶属于大学和出版社的作家重新得到安置一样，各个宣传组织的作家也就地被分派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一些共产党员作家仍然受命留在上海外国租界。当时租界周围地区已经沦入日本人手中。

这是作家们经济上异常窘迫的时刻。在经济不发达的内地或居民麇集的香港，就连那些知名作家也觉得谋生不易。随着战争的延续，内地社会条件的恶化更加剧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一些作家不愿离开日本占领区的主要原因。内地生活非常艰难，这对于那些担心找不到固定职业而难以养家糊口的作家来说，更不敢贸然离去。因此，有些作家从未离开过京、沪，有的甚至去内地后又重返这两个城市，在外国当政者的统治下等待战争的结束，就像他们的大多数同事在内地等待一样。

作家滞留在日本占领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某一地区或城市以及那里的生活有着不解之缘，而不管它是否暂时处于外国控制之下。这是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因。有些作家，无论是左翼作家还是非左翼作家，都感到自己的作品与某一特定社会或地区有些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的创作是受到它的制约的。这样，就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某些作家留在日本占领区，而另一些作家逃到别处去，但是其中没有一种理由是属于政治方面的。很难证明，任何留在日本占领区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同情，或者希望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得到政治庇护。P2-3

分崩离析是个不好的字眼，但用来描绘1937年至1945年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倒还贴切。那时，正在为自己的统一而斗争的中华民族又被战争搞碍四分五裂。但是，在整个动乱过程中，在日军占领区，包括上海和北京这两个文化中心，仍维持着一种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文化生活。本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概括介绍战争时期上海和北京的文学发展史，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将批评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上来。这项研究所采取的形式深受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史学术状况的影响。这里不想提醒读者注意其他地方已经充分论述过的主要文学趋势和事件，也不想重复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见的、长篇研究论著中介绍过的作家传记的细节，或者推测我们现在还缺乏足够和可靠资料的有关主题。这项研究是为了填补直至本书出版时尚存在的空白，并在战争时期的文学以及更大的中国现代文学范围内强调那些将值得继续探讨的成就。

我还在乔治顿大学念书时便着手这项研究，后来受到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鼓励和指导。的确，夏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激发了我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最初兴趣。此外，下列诸君的学识和资料有助于我所进行的各个方面的研究，谨致谢忱。他们是：张爱玲、金雄白、范仲云、徐讦、饶余威、李卓敏、刘以、柳存仁、克劳斯·梅纳特、潘柳黛、罗伯特·鲁尔曼、哈罗德·沙迪克、斯蒂芬·宋(宋淇)、武田泰淳、丁望、丁贾淑(音译)、黄君栋(音译)及姚莘农(姚克)。我希望他们的一部分学识能在这里准确地反映出来。

1976至1977年间，我在国外的研究得到富布赖特一海斯(Fulbright—Hays)基金会的资助。我在香港的研究工作也得到大学服务中心及其成员的巨大帮助。最后定稿工作得到康奈尔大学中一日计划基金会的资助。由于这些资助以及十几个图书馆和机构提供资料，本书才得以问世，对上述的有关人员和有关方面，我深怀感激之情。

耿德华(Edward M．Gunn)

耿德华(Edward Mansfied Gunn，Jr．)教授与我之间的学术交往，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二十年了。他多次访问我供职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并在1998年6月18日在文学所做学术报告，让我们分享到他研究中国当代方言的心得和乐趣。承他邀请，我于1997年成为康乃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使我得以下马观花，便捷地收集西方研究中国新文学历史方面的资料。需要说明的是，在翻译他的大作unwelcome Muse的过程中，我从未打扰过他。这也就是说．中译本存在的理解和技术方面的所有问题，均由我负责。

不过，我曾书信请教过该书论及的许多中国作家，比如钱锺书、杨绛、师陀、卞之琳、黄佐临、柯灵、宋淇等。他们均一一亲笔作覆，避免了我翻译中可能会出现的错误。而更大的收获是，我从他们那里还学到了比翻译更多的东西。这些大家现在多已驾鹤西游。对于他们，我心存感激和怀念。

《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的翻译工作力求准确：粗译后寻找中文文献，精译后核实引文，校改后再对照原文润色定稿——从头到尼过了三遍，稿子也抄写了三次。尽管如此，差错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在翻译过程中，刘苏雅、张正行以及连苏华、吴自任、赵湜诸先生曾在粗译、核实、校对、抄写以及资料等方面给以大力协助。帮助我联系过Unwelcome-MUSE译稿出版事宜的人士育温笑莉(原任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后移居英国)、岸阳子(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周发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阎纯德(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韩文敏(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施淑(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黄英哲(日本爱知大学教授)等。而最终促成拙译面世的，是著名作家止庵的识见。对于他们的好意和费心，谨借此机会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对于本译稿，有几点细节需要加以说明。

第一，北京市的名称在现代几经变更：1928年6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改直隶为河北，改北京为“北平”。北平不再是特别市，由河北省管辖。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北平成为日本殖民者卵翼下的华北伪政权的“首都”。1938年4月17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决定改北平为“北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政府又将北京改为“北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之际，1949年9月2l至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平，即日(27日)起改名北京”。为了行文上的方便，原书中出现Peking的地方，凡不是直接引自中文材料的，中文译本不作区分，均译为“北京”。

第二，原书旁征博引，汇集了大量的史料。除极个别的段落外，均据中文原始资料核实了引文；对于作者运用史料时所出现的明显的错讹、疏漏之处，或据史料加以订正，或加注释予以说明。为资料所限，个别无从考订的称谓均注明“音译”二字。

第三，原书目次较为简略，只列出了每章的标题。为使该书的内容一目了然，中文译本把正文里每一节的小标题编进目次之中。

第四，原书索引为字典式索引，遗漏较多。为方便查找，中文译本重编了索引，分为《人名索引》、《作品索引》和《报刊索引》，附于书后。原书页码附于本书页面外侧，亦是附录的索引码。注释中的人名、作品名和报刊名概未收入。

张泉

2006年6月1日

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