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能在1917年至1920年代中期，迅速地、不费力地、而且实际上无争议地吸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在这部引入入胜的著作中，胡大年为我们提供了优雅而有说服力的答案。本书的另一项贡献是，胡以多层次的专业知识，为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作了生动的小传，从而使其研究人性化。“文革”期间的主要意识形态鼓吹者们强行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企图，为一个精彩的故事提供了严酷而又扣人心弦的结局。

本书由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系第一部论述中国接纳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历程的专著。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书以大量的原始文献和史料为基础，揭示了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曲折历程，探讨了中国吸收相对论的特点，分析了1917—1979的60余年间，中国公众表现出的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几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及其转变原因。本书收录了唯一一张爱因斯坦在上海的图片。

对本书的评价

内容提要

作者简介

中文版说明

致谢

前言

第1章 西方物理学传入中国

耶稣会士的介绍

19世纪的科学翻译

物理学教育的开始

第2章 中国拥抱相对论

相对论初现于中国

中国的第一场相对论演讲

“五四运动”的影响

作为科学革命者的爱因斯坦

罗素在中国的演讲

爱因斯坦承诺访问北京

日本的学术影响

第3章 相对论传播和研究的6位先驱

李芳柏的电磁自然观

夏元琛的“以太”情结

周昌寿敏锐而有洞察力的介绍

魏嗣銮和德国的影响

周培源的相对论理论研究

游学四方的束星北

相对论的吸收

第4章 从杰出的物理学家到“渺小的哲学家”

爱因斯坦的早期形象

爱因斯坦对上海的印象

科学和玄学之争

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民的声援

爱因斯坦的社会和政治思想

爱因斯坦的形象蒙污

爱因斯坦研究重现中国

第5章 爱因斯坦：从批判中重生的偶像

北京的批判运动

上海的批判运动

《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

《物理》杂志上的相对论“讨论”

重新评价爱因斯坦

结语

缩略语

注释

附录1 参考文献

附录2 1917—1949年出版的关于相对论和爱因

斯坦的中文文献

附录3 蔡元培1932年致爱因斯坦等的电报

附录4 周培源1938年致爱因斯坦的信

附录5 束星北1943年致爱因斯坦的信

附录6 对附录5的评注

几何学与力学也有密切关系，如牛顿在他的《原理》(Principia)中所说：“几何学以力学的实践为基础，它不是别的，而是普遍适用的力学中的一部分。”8爱因斯坦则认为“(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形式逻辑体系”是西方科学的两大基石之一。9如同在西方那样，《几何原本》在中国也是天文学和力学深入发展的关键性基础。10 

利玛窦和徐光启从事翻译的方式，成为后世传教士效仿的模式。他们翻译《几何原本》的过程与公元5世纪佛教学者翻译佛教经典的过程类似，虽然规模要小得多。11首先，利玛窦将原文口译成汉语，徐光启则用文言记录下来成为第一稿。随后，徐光启再通过利玛窦的口头翻译，比照原文对译文进行精雕细琢。12

除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利玛窦还介绍了其他西方科学，如光学和力学。不过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学术来传教的策略，这种做法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贡献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历史学家们将他来华的日期作为中国科学现代化的起点。13

自1595年起，利玛窦就开始请求他在罗马的上司派一位“优秀的数学家”到北京来，如果是一位“天文学专家”就更好，因为他在中国政府中的朋友们一再请他帮助修订中国的历法。利玛窦认为，如果耶稣会士们能够校正中国的历法，将“提高我们的声望，使我们能更方便地进人中国，并更好地保证我们的安全与自由。”14罗马方面在远远超过利玛窦所预期的时间后才满足了他的要求。不管怎样，的确有更多以传教为目的的科学家于17世纪来到中国。这其中有两名德国人，即邓玉函(Johann Terrentius，1576，1630)和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他们二人均于1619年7月抵达澳门，以后又先后在中国的历法改革工作中承担重任。

P4

本书中文版，由王艳红女士根据英文版翻译成稿。在此初稿的基础上，笔者花了9个多月的时间，对全书作了仔细的校订、修改和增补。在此过程中，笔者发现了英文版中的一些重要错误，中文版中都作了相应的更正。例如，笔者发现，1922年在上海参与接待爱因斯坦活动的并非大名鼎鼎的张君劢，而是现在鲜为人知的张君谋，即张乃燕(1894-1958)。此外，笔者根据英文版出版后所发现和得到的档案文件及其他材料，在中文版中作了许多增补。这些资料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所发现的一组关于周培源的档案材料，以及关于“相对论批判北京讨论会”的两本会议记录。由于这些修订，中文版的正文及注释有许多地方与英文版不尽相同。

本书英文版因篇幅的限制而略去了参考文献。现在的中文版收入了增订过的参考文献。 另外，中文版还增加了“1917--1949年出版的关于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中文文献”；该文献根据笔者多年来收集的材料，由邹颖协助编写而成。由于新发现了许多相对论中文文献，笔者因此对第2章中的3份统计图表作了相应的修改。为了国内研究者和读者的方便，中文版还收录了笔者在爱因斯坦档案中发现的蔡元培、周培源和束星北分别于1932年、1938年和1943年致爱因斯坦的3份函电。

总之，本书中文版不是由英文版简单翻译而来，而是经哈佛大学出版社同意对原著作了许多改进和增补的增订本。正是由于这些大量的校订和修改工作，加上笔者教学工作繁重，使得交稿日期一再推迟。在此，笔者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耐心等待，并殷切期望中文版的质量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也不枉多花这几个月的时间。由于笔者在物理学、物理学史、中国史以及中文写作方面的知识都十分有限，书中必定还有缺点错误，望各界读者特别是科学史界的同行们给予指正。

提到本书中文版的修订，笔者尤其感激和怀念父亲胡定(原名胡毅身，1925—2006)。1946年，父亲从西南联大附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在第四院主修经济科，并于1947年加入地下革命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父亲秘密转赴解放区，此后长期在马列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工作。父亲不仅通读了本书中文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以其丰富的文史知识辅导笔者，并不厌其烦地为身在海外的笔者查找、核对有关史料。然而，就在今年端午节，年逾81岁的父亲却在图书馆的阅览室中意外摔倒，致使头部重伤。待笔者从美国赶回北京，慈祥的父亲已不省人事，而3天之前我们还在电话中讨论该书! 近一年来，父亲一直在督促和帮助笔者尽快完成本书中文版的审订工作，谁知就在该书即将面世之际，他老人家却突然离我而去，竟连样书都未能亲眼目睹! 这使笔者心中无比痛惜！谨以此书纪念慈爱的父亲。

胡大年

2006年5月25日

作于美国纽约

2006年6月6日

改于中国北京

中国人为什么能在1917年至1920年代中期，迅速地、不费力地、而且实际上无争议地吸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在这部引入入胜的著作中，胡大年为我们提供了优雅而有说服力的答案。本书的另一项贡献是，胡以多层次的专业知识，为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作了生动的小传，从而使其研究人性化。“文革”期间的主要意识形态鼓吹者们强行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企图，为一个精彩的故事提供了严酷而又扣人心弦的结局。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耶鲁大学历史系Sterling讲座教授

现代中国科学史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严重缺乏研究的领域，本书是对该领域的一项新颖而独到的贡献。该书介绍了大量的新信息，并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动荡的20世纪中接纳相对论过程的了解。事实上，该研究工作的贡献还不仅限于此。胡大年以相对论作为关键案例，说明了现代科学移植于中国这片土壤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某些普遍特征。

——阿列克谢·科耶维涅科夫(Alexei Kojevnikov)

美国乔治亚(Georgia)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兼俄罗斯科学院科技史所高级研究员

我非常喜爱阅读此书。我认为该书是一本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著作，对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相对论史，尤其如此。该书第一次对一个缺乏19世纪物理学背景的社会接纳相对论的情况作了研究……爱因斯坦学者和传记作者将发现该书极有价值。

——丹尼尔·肯内菲克(Daniel Kennefick)

《爱因斯坦全集》编辑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