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解放日报社政法记者陈斌继《新闻背后的故事》后的又一力作，向读者展示了一名记者朴实无华的行为。本书记录了发生在沈小岑、杨怀远、周洁、刘德华、李谷一、刘嘉玲、钱锺书等名人身上的官司，情节曲折，故事生动，折射了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中的利益冲撞、价值变化和观念波动。翻卷阅读，不仅仅是消遣历史，娱乐沧桑，更重要的是可以感悟进步的脉搏，把握观念演化的轨迹，以及观察到身处其境的一个记者的行为选择。

本书是解放日报社政法记者陈斌继《新闻背后的故事》后的又一力作！本书记录了发生在沈小岑、杨在葆、游本昌、黄宗英、陈佩斯、杨怀远、朱逢博、周洁、刘旦宅、杨沫、刘德华、李谷一、刘嘉玲、钱锺书、叶永烈、吴冠中、杜冰蟾等名人身上的官司。

记者的行为(序一)

有益的启迪(序二)

我已无法再爱你

“英雄”的形象不容丑化

“济公”与“立体合同”

“囚歌”明星败走鹿城

究竟谁是诽谤者? 

老山英雄来沪讨公道

周海婴找我帮忙打官司 

“金嗓子”的身后事

“笑星”临阵跑了吗? 

沉重的“十字架”该谁背? 

津门文坛起风波

“杨百万”无奈打官司

以“副”养“文”的烦恼

“我讨嫌过分的吹捧”

“丽妃”遭遇烦心事

“明星”一怒为了“脸”

创作《八鸡宴》惹来麻烦

中国歌星大战

佳人一面值千金

《围城》汇校本惹风波

“鸠”占“鹊”巢何日还?

叶永烈侵犯著作权?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辩诬

国画归属之争

拍卖《炮打司令部》惹出官司

“你方唱罢我登台”

“汉字全息码”发明权属于谁?

《红楼丫头》闹公堂

“基度山女士”败诉石头城

银河宾馆能没责任吗?

后记

而制片主任郭学鹏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是其本人的工作笔记本。在笔记本中，郭学鹏记录了3月13日早上游本昌提出“好来好散”的五点意见，并且经游本昌过目认可。令人疑惑的是，法庭收到的笔记本，在这五点意见之后又出现了如下的一段文字：“另游提出原合同不行，需签一个‘立体’、‘一揽子’合同，包括剧照、连环画、出磁带等。”

对这段文字，游本昌当庭给予否认：“我从来没见过，这不是我的原意。”

在法官的追问下，郭学鹏不得不承认：上述这段文字是他回上海后自己加上去的，当时没有让游本昌看过，游也不知道。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节，显然对游本昌有利而对被告张弛不利。

据悉，张弛正是在去年4—5月间采访了《济公》剧组的导演张戈和制片主任郭学鹏后撰写了批评稿《漫谈“开价”》的。然而，他在庭审中依然认为，由于不止一个人讲起游本昌要签订“立体合同”，因此他觉得没有再作核实的必要。

众所周知，法律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要求在发生某一类损害他人事件之后，被指控为加害人的一方对该项指控承担消极否定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被告人张弛应当首先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无过错，从而推翻原告游本昌对其的指控。否则，法院或是推定他有过错，或是不考虑他是否有过错而责令其承担责任。张弛提出的两位证人的证言不足为法庭采信，自然而然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负有积极举证责任的原告游本昌向法庭提供的两项主要证据，无论是3月12日的长途电话录音，还是杨惠华等人的证言，从法律上说也是不足为信的。因为，游本昌承认长途电话录音是复制的，而张弛对此提出可能存在掐头去尾的怀疑。更重要的是，杨惠华系游本昌的夫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的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

由于证据不足，游本昌是否提出过要签订“立体合同”、漫天开价就成了一时难以解开的谜。审判长黎兆基与许伟基、谈培初商量后，决定休庭。此时，已是晚上6时。

P24-25

记者的行为

记者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的行为。

在一个新闻难以稀缺化的时代，独特的视角可以使公众化的信息变得不同寻常。

认识陈斌很久了。很长时间以来，我喜欢他的爽朗和坦诚，钦佩他的直言和犀利，尊敬他的无畏和勇敢，他的表达方式和为人风格融为一体，给人的印象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在一个多元化时代，这种始终并无二致的人文统一风格，使我对其赋与长久的信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厌恶人文背离的表现，一般情况下，我对此选择逃离而非抗争来表达我的情绪。

与陈斌成为一个报社工作的同事以后，我们依然保持着这种不为人知而又始终如一的单纯交往。在我的“千日之旅”中，我们几乎没有哪怕是一次私下的人际或业务交往。偶尔见面，他依然是令人可爱的大大咧咧，让我觉得轻松而亲切。我以为我对他的了解已经是全部了。直到有一天下午，极少走进我办公室的陈斌交给我一本即将出版的自著初稿，直到我粗略翻阅了那一篇篇名人官司报道的采访经历，我忽然感到我曾经有过的对他的理解，其实远不够深刻。

这本书稿向我展示的是一名记者朴实无华的行为。

记者的行为是他的最真实的身份。记者为社会提供的一篇篇报道，并非必然地同时呈现着记者的全部思想行为，因为前者是过于理性的成熟产品，一旦面世以后不会再给社会的选择留下偶然性的思考空间。而后者却是在反复的比选斟酌中，不断地为即将展现的历史预留了做对的空间和纠错的可能。

记者的行为是他为证明自己身份作出的选择。名人官司一旦成为新闻素材，记者面临的选择是：愿意为他所认知的公共利益付出多少代价来进行权衡，为此有时你必须去做舆论不愿做的事，有时又必须去做舆论期望去做的事。

记者的行为是在向读者展示蕴含在报道中的“理想”。在生产力过剩的市场中，有一种能证明忠诚度的消费行为被称作是“信仰客户”，他们对产品不讨价还价、不离不弃的主动接受，是因为他们在“消费”理想。这是一种渴望而不可获得的巅峰“体验”。同样，在公证处不再稀缺的过剩市场中，能够通过“交易”使精神产品同时成为信仰商品，满足人们情感消费，这样的人物是“百年后的时代英雄”(凯恩斯语)。

发生在沈小岑、杨在葆、游本昌、黄宗英、陈佩斯、杨怀远、朱逢博、周洁、刘旦宅、杨沫、刘德华、李谷一、刘嘉玲、钱锺书、叶永烈、吴冠中、杜冰蟾等名人身上的官司，情节曲折，故事生动，折射了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中的利益冲撞、价值变化和观念波动。翻卷阅读，不仅仅是消遣历史，娱乐沧桑，更重要的是可以感悟进步的脉搏，把握观念演化的轨迹，以及观察到身处其境的一个记者的行为选择。说实话，我很羡慕陈斌同志拥有的这份经历。这是他的人生财富，现在也成为我们共同的财富。

是为序。

于2006年4月9日

(本文作者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

这是我继《新闻背后的故事》后，出版的第二本书。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我写了大量有关案件的报道，其中涉及名人官司的消息、通讯不下百篇，于是萌生了将其汇编成册的想法。收集在书中的文章，有的是照原文收录，有的是作了一些扩充。之所以想出这么一本书，一是想为普法宣传工作尽一些绵薄之力，二是为自己的新闻生涯留些可以回味和总结的东西，三是为新闻界的年轻一代提供一些借鉴。

应该说，我能出这本书与我的职业有关。在解放日报社，我是一名政法记者，这个岗位为我提供了采访国内发生的名人名案的诸多便利，也使我结识了许多法律界的著名人士。“近水楼台先得月”，通过李国机、张国飞、郑传本、郭立、陶武平、朱洪超、江宪、胡钦福、窦柏林、郭大鳙、吕红兵、郭杰、许强、孙蔚然等许多律师朋友的帮助。我获得了诸多的信息，因而有了采写独家新闻的机会。我真诚地感谢顾念祖、胡瑞邦、李国光、乔宪志、陈旭、齐奇、沈志先、王信芳、许伟基等许多曾在和仍在法院系统担任领导的朋友多年来给予我的帮助，正是他们提供了采访的方便，才使我对报道的案件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新闻记者要眼观四方，耳听八面，及时收集各种信息，必须广交朋友，没有朋友就没有信息源，就没有新闻线索。

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事政法报道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亲手制定的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改革开放、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方针、决策，既为政法报道创造了宽松的舆论环境，电为政法记者提供了大有作为的舞台。我适逢其时，为拥有这个机遇而庆幸，我所采写的为读者喜闻乐见、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的名人名案，大都在这个时期。

我能出这本书也与我的兴趣有关。1968年11月，我从上海市徐汇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分析仪器厂当工人。在工厂里，我努力上进，兢兢业业，成为青年工人中的佼佼者，入了团、入了党，先后担任过上海分析仪器厂团总支书记、党总支委员、车间党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劳动工资科和教育科负责人，又被上级党委调任上海第四电表厂党政“一把手”。回顾自己年轻时代在工厂的进步与成就，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上海分析仪器厂党团组织和我的老领导赵财源同志以及我的入党介绍人周家宏、朱友申同志以及我的师傅唐礼润对我的帮助与培养。上海分析仪器厂是我的成长之地，老干部、老工人的言传身教和良好的厂风，对我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老书记赵财源同志，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党性强、作风正、公道、善良的好干部，一生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对我的成长起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是我永远敬重的领导与长辈。遗憾的是，前年他在江苏老家病故，临终前托人带口信要见我一面，由于受托人不可饶恕的“疏忽”而未告知，使我失去了这一机会，不能与老赵同志见上最后一面，成为终生的憾事!

基层工作面对的是群众，基层工作注重的是实际，基层工作讲究的是效果。空话、大话、套话和假话，都无济于事。在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群众时常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不少是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基层工作的实践使我领悟到，对群众在法律方面遇到的问题，只能用法律知识帮助其释疑解惑。这是当领导干部的职责，不能回避。于是，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问自学法律。并且越学越有兴趣。很巧，不久发生的一件事，给了我实践的机会。厂里有一位与我同时进，一的姓韩的女工，与男友办了结婚证后却发生了纠葛，由于男友不理智，采取了过激的手段，致使矛盾激化、双方感情破裂。韩某坚决要求离婚，而男方出于要保住分配的结婚住房的目的坚决不同意，以致闹到法院打离婚官司。那时，我国的律师制度刚刚开始恢复，能出庭代理诉讼的律师风毛麟角。韩某认为我能言善辩。恳请我当诉讼代理人。为了替遭受不幸的职工排忧解难，我承担了。

当时，韩某一案是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的离婚案，旁听者数以百计，上海分析仪器厂也有数十名干部、工人参加旁听。法院为此特地将审判庭设在大礼堂。在庭上，我用充分的证据驳斥了被告方所谓双方感情没有破裂的观点，依据事实阐明本是喜剧的婚姻之所以变成“闹剧”、“悲剧”的责任完全在于被告方。整个辩论过程，我始终占据着上风，最终的结果是对方的诉讼代理人也当场表态接受原告方代理人的观点。当审判长宣布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判决离婚时，旁听者居然都情不自禁地拍手鼓掌(法庭是不允许拍手鼓掌的)，这使我内心充满了成功的喜悦。庭审结束后，法院的同志问我：“你是学法律专业的吗?”我照实回答：“不是。”他们说，你口才很好。逻辑思维也好。是个当律师的料啊!

就这么一句话，厂里的许多同事从此就开始以“陈律师”叫我，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就找我咨询。这样，我自学法律的兴趣更浓了。后来，我报名参加了为期两年的上海市工业交通系统经济法培训班，李国机、张国飞等一批著名老律师都是我的老师。这个培训班是为上海培养律师人才的，我当年的许多同学后来都成了律师。我通过了所有的考试，也跟着张国飞律师实习了一段时问，本来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同行，是因为我的职业发生了变化而未能如愿。1984年，解放日报社向社会公开招聘20名记者、编辑，三千余人参与竞争。我无意在仕途发展，认为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在官场当官，因而决定辞去现任职务参加考试。报名后几经考试，“过关夺隘”，幸运中榜。进报社不久正逢办兼职律师的执业资格证书，需要单位同意并加盖公章。我向报社领导周瑞金同志汇报，他说：“你当记者工作已经很忙，再当兼职律师，报社怎么安排你的工作?”周瑞金同志不同意我当兼职律师。面对两者只能择其一的选择，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当记者，因为我觉得在中国，记者活动的天地要比律师广阔得多，记者能比律师发挥更多的作用。

在报社总编室工作两年后，领导调我到党群政法部从事政法、社会新闻报道，后来又让我创办“法律与生活”并兼“法律与生活”专版的主编，这使我学到的法律知识有了用武之地。这个岗位使我受益匪浅，不仅使我采访了大量的案例，结识了政法界的许多朋友，而且给了我结合采访实际继续学习法律的机会。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个学习，不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而是结合具体、多样、生动的案例，因而更有益于领会法律精髓。也因为我学过法律，掌握了基本的法律知识，使我比那些没有学过法律的同行在采访中更有主动权，更能看清问题的实质，对有关案件的报道能提出符合法律规定的独到见解。

多年来，我运用所掌握的法律知识，通过公开的报道和内参的途径，为不少单位排忧解难，为许多读者指点迷津，也为一些冤假错案的纠正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这些在我写的《新闻背后的故事》中有所反映。也因为这个缘故，一些素不相识的群众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往往会找我投诉；许多律师接到麻烦的案子，会找我商量；不少单位发生诉讼，会向我咨询，由此我得到了更多的新闻线索。

我始终认为，新闻媒体担负着向大众传播法律知识，提升广大读者法律意识的使命与职责。以案说法、就案论法。是最有效的普法手段。如果读者在阅读了收集在本书中的案例后，能增加对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与理解，能提高法律意识，那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最后，我要感谢尹明华同志和王晓鸥同志分别为我这本书写的序。我和明华同志相识相交时，他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他的聪明才华、敬业精神和待人之道是我所敬重的，我们是坦诚相待的同行。后来，明华同志不仅成了我的同事，而且成了我的最高领导，但是，我们之间依然保持着始终如一的纯正的同事、同行和朋友关系。我和晓鸥同志是相处了30多年的朋友、同事。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俩相识于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举办的文学创作培训班，晓鸥那时在上海无线电四厂工作，是个朝气蓬勃的文学青年。1975年3月，我在上海分析仪器厂担任厂党总支委员兼厂团总支书记和金工车间党支部书记期间，组织工人群众学大庆和在团内开展帮助后进青年转化的工作，取得了成效，被市仪表局党委树为典型，并被《解放日报》、《文汇报》用显著版面报道，晓鸥曾专程来工厂采访过我。1985年3月，我们又在解放日报社门口不期相遇。原来，两人在同一时间考进了报社。世事巨变，沧海桑田。然而至今，我们仍然是无话不说、彼此真诚相待的挚友，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的同事。我由衷地感到，由明华同志和晓鸥同志为我的书作序，是最合适的，也是我的至上荣耀。

上海的秋天是金色的收获季节。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当我写完这部书稿的时候，适逢我可爱、漂亮的小孙女都都呱呱问世。圆了我当爷爷的梦。望着她那张天真可爱的脸，洋溢着笑容的脸，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情景历历在目。想到自己如今竟然成了爷爷，不由感叹天地之悠悠，人生之短暂，更加领悟生命的珍贵，时问的宝贵，健康的可贵，从而鞭策自己抓紧时间，按照计划多写几部新书，为后代留点可供借鉴的资料。

谨以此书深切怀念我慈祥善良的母亲刘雪英。

作 者

第一稿于2005年10月8日

修订稿于2006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