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学不仅提供知识和领悟(方法)，而且还教以信仰和“理想”的话，这就超越了科学与学术的界限……”很多大学教师，大多数并不是“激进”的政界的人物，却要充当“政治家”式的政界的中介人，不能遵守作为义务的自律，把培养学生特定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作为教育的特权和当然的任务，正是这样的傲慢自大，会导致大学走进死胡同……这就是马克斯·韦伯，以及他眼中的德国大学！

本书是韦伯的论文集，汇集的主要是当年他在《法兰克福报》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涉及韦伯自身参与的贝恩哈德事件、米歇尔斯事件争论、在德国大学教师会议上的言论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和“以学术为志业”两篇文章中的相关部分。

译者说明

序

1贝恩哈德事件

2关于“贝恩哈德事件”的一个补充说明

3贝恩哈德事件和德尔布吕克教授

4德国大学的所谓的“学术自由”

5大学的学术自由

6美国的大学与德国的大学

对马克斯·韦伯的答复

7马克斯·韦伯论“阿尔特霍夫体制”

对马克斯·韦伯的第二次答复

8马克斯·韦伯与阿尔特霍夫体制

9商学院

10关于在德累斯顿的发言的补充说明

1l再论“阿尔特霍夫体制”

12萨尔茨堡的天主教大学

13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中立”的意义

14以学术为志业

附录1 在第三届德国大学教师会议上的发言

附录2 关于《韦伯的大学论》——代解说

译者后记

韦伯认为，为了这种平等主义的民主主义和从照顾生活出发而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逐渐强化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给予优厚的待遇，会使得研究者的主动性、积极性消失。所以，他想以他的责任体制使得官僚体制造成的运营的僵化和死板的弊端得以改善。

韦伯还借批判酝酿出克莱佩林提案的慕尼黑学派的设想来严厉地批判官僚主义。他说：“我们应该从心底里就知道：所有的编外讲师并不具有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或无论用什么样的形式都能随时取得某种职位的权利。总之，要放弃官僚主义，改变类似军队内部的晋升模式或者平等的权利——要改变一切使人会从官僚主义出发去考虑问题的想法。”

这里韦伯所指的官僚主义的思想方法，就是要保住由平等权利和随时可以实现的根据工龄论资排辈的权利——希望完全得到这样一种安定的身份保障。这正是要抹杀自由竞争和斗争的原理，使得日常生活一成不变起来，开始制造出“隶属于未来的容器”。

韦伯认为，这种从“平等”和“生活保障”角度来考虑大学的未来的想法是错误的，应该从教师、研究者能保持发表自由言论的角度来考虑大学的变革。所以，他的想法与“福利国家”的经营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尽管否定以“生活保障”为出发点的他对官僚化不断深入而竞争原理并没有消亡的美国大学的体制十分羡慕，但是他内心也希望美国大学能和德国一样，让大学教员有“生活保障”。他如是说：

“美国的大学制度上的官僚化在非常广泛的领域里进行着，就我个人而言对此也感到非常遗憾。……我希望造就大学研究的接班人的理想……他们的生活能得到保障的理想，最后能与官僚化一样能得到实现。”

他的直言不讳的发言，却是道出让人不快活的真理。因此，到底是实施平等主义的民主主义，还是实施保持对大学教员根据阶层地位不同而施行救济?是生活保障?还是自由竞争?这一选择成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共同面临的问题。即使在这样的会议上，人们都得在这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中表达自己明确的态度。

韦伯得到了赞同他观点的人的欢迎，对学术接班人的议题被偷换成“面包问题”的论题不满的米坦依斯(cudwig Mitteis)说：“韦伯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把这个大学教师协会叫做自己的“教授工会”的布伦塔诺对韦伯的发言也表示坚决的支持：“我和韦伯的观点完全一致，作为一个编外讲师不单纯是为了将来当教授。”

……

P136-137

韦伯生于1864年，卒于1920年。早年致力于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与法律史研究。其学术生涯始于柏林大学，时任教授法律的编外教师(Privatdozent)。1893年，他成为弗赖堡大学经济学教授；1896年，作为经济学教授被邀请到海德堡大学接替克尼斯(Karl Knies)的职位。1903年因病离开讲坛，直到1918年才重新执教。这期间他尽管疾病缠身，业绩依然迭起，研究领域包括西方和亚洲宗教史，社会、经济、法律史，并对产业工人阶级做了大量调查。他于1904年担任《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Archiv fu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主编，该杂志在1933年停刊之前一直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社会科学期刊之一。此外，他还写了大量时政文章，一战期间，他更成为政治领域的活跃人物。虽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强烈反对君主制及领土扩张计划。

离开讲坛期间，韦伯仍住在海德堡，并在当地异常丰富的精神生活领域发挥了核心作用。其间，韦伯著述丰硕，如：《宗教社会学论文集》(Gesammelte Aufsa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2nd edn，3 vols．Tubingen：J．C．B．Mohr[Paul Siebeck]，1922-23)；《科学论文集》(Gesammelte Aufsa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ubingen：J．c．B．Mohr[Paul Siebeck]，1922)；《经济与社会团体》(Wirtschaft undGesellschaft，2vols．，Tubingen：J．c．B．Mohr[Paul Siebeck]，1922)；《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论文集》(Gesammehe Aufsatze zur Soziologieund SoziafJoolitik Tubingen：J．c．B．．Mohr [Paul Siebeck]，1924)和《社会学与经济史》(Gesammelte Aufsatze．zur．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Tubingen：J．C．B．Mohr[Paul Siebeck]，1924)。他正是以此成为社会科学历史中的伟人。他学识渊博，其分析之透彻和广度也不在其学识之下，尽管其学术涉及上古的以色列、中国、印度、罗马以及宗教改革诸领域．但他还是更多地对西方现代社会特征、起源和命运给予了极大关注。他虽然非常钦佩俾斯麦的政治才华和成就，但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把俾斯麦视为德国政治不振的根源。他认为，俾斯麦那种长期的耍手腕的统治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不仅毁坏了已有文明，而且不容许任何新的文明诞生。德国民众面对政客的花招以及强大的官僚机构，由于缺乏自尊和责任感，显示出毫无独立的倾向和能力。考察当时的德国大学的时候，韦伯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他认为，在德国，学术人失去了作为学者的尊严感。如同政治领域一样，他们被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l。)这样的大权在握的强人所愚弄，学术在引诱、欺骗．蛊惑中走向腐败。韦伯认为德国大学的教授们在自欺欺人，他们幻想学术自由依然会存在于那个充满重重束缚的领域，对皇帝和政客们墨守成规的做法，教授们由于追逐名誉、屈从专制、趋炎附势而浑然不觉。

韦伯没有预见他去世之后挣扎于困境中的德国教授们的行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致力于其未竞的著作，关注德国战败后失调的公共生活，虽然重新登上讲坛(1918年在维也纳．1919年在慕尼黑)，但未曾再度提及其早年文章中涉及大学和国家的主题。然而，在他身故后，如此多的德国学者对纳粹当局的屈从，似乎可被看做当年韦伯做出关于德国学术界对政要卑躬屈膝、品行堕落的判断的确实证据。

韦伯关于政治和官僚权威下德国大学问题的著述，当年为《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刊出，这些著述和他的另外四篇即兴的短论一直未被重印或收集，也未被翻译过。后来它们被汇集和翻译后，刊载在《智慧女神》(Minerva)上，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当代伟大智者稀有的著述，更是因为他处在一个特殊背景和矛盾状况下，强调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等自由主义观念的一些基本原则。韦伯写于60多年前的这些简短的文章中所体现的原则，值得《智慧女神》的读者们关注和深思。

除这些偶然的即兴论战外，韦伯还在其他一些著作中沦及大学问题。 1917年．他发表了一篇长文，论及价值评价或判断与经验性知识或真实性知识之间的关系。经多年努力，他要让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他们对具体政策的建议，不单出自于经济学研究，而是基于他们希望别人能够接受的建立在某种道德和政治基础之上的观念。在这篇文章的前言中，他论述了大学里社会科学教师是否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展示自己的政治道德和政治价值观，以及在什么条件和形式下，他们这样做才是合理的等诸多问题。我重述这篇文章的相关部分，是因为它表达了韦伯的如下观点：大学教师如果要表达其所承认的权威和应该实施的政策的看法，那么，他应当承担起去这样践行的责任，而不应只是把它作为基于“事实”的“假设”，而自己却置道德责任于不顾。

1919年，他向慕尼黑大学学生联合会做了一场关于《以学术为志业》 (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演讲，这是他在痛惜科学和学术局限的同时，对科学价值信仰的一次最深刻、最动人的告白。演讲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学术生涯的危险性，这引发了人们对求知原因的讨论。我之所以再次收录刊载在《智慧女神》上的有关《以学术为志业》中的部分内容，是因为那部分内容补充了他在论述时政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个体责任感和团体自尊感是学术繁荣和大学正常运作及其社会功能发挥作用的前提和条件。

                 爱德华·希尔斯

40年前，因为家庭出身，未成年就辍学进工厂长年当徒工，少年时代编织的人生最美的梦——想成为一个大学教师、学者的理想遭到无情的挫折。经历了漫长颠沛流离的人生，至今仍未如愿以偿，依然与主流的“大学人”无缘，是个为国内学术界边缘化的局外人。去年春天，在互联网上见中国学术界讨论的“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议题，成为全国“大学人”的最热门的话题，当时打算将20世纪欧洲捍卫传统文化的三位巨人——雅斯贝尔斯、奥尔特加与韦伯的关于大学教育的论述进行比较，做一个比较研究以自娱．因为奥尔特加虽然是西班牙人，所受的教育和哲学背景多源自德语文化圈，着手的时候，回忆起20年前忘年交的友人——当时还没有退休的上山安敏教授介绍给我的爱德华·希尔斯编译的这本书来。因为此书早已经绝版，去年冬天，在亚马逊书店以远高于新书原价的价格购入一册八成新的旧书，于收入微薄的我来说，也算是相当奢侈的消费。因为江苏南京几家出版社近年来好学术著作多出，偶然，尝试先通过伊妹儿与江苏人民出·版社联系，巧遇慧眼——该社刚出版玛丽安妮·韦伯的《马克斯·韦伯传》，该社编辑非常热情地接下了这个选题，签约的时候，还送了我一本新出的中译本的《马克斯·韦伯传》，对此书翻译也带来很大方便。

翻译完此书之际，在余激励之下，又有一私淑学子翻译起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的理念》(原书名Die Idee der Universitat，英文版书名为：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来了，望有意购入版权出版此书的出版社与鄙人联系。

前几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在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一流研究高等教育的诸博士导师指导下，出版一套汉译高等教育名著丛书，未见他们将韦伯的这部至关紧要的20世纪论述高等教育的名著收入丛书，不能不说是件遗憾和失望的事情，然而，我念：在国内大学人纷纷奋起追逐名利的而今，虽身陷困境，依然尽力“以学术为志业”，于社会、于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孙传钊

               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