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套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颇为不同的丛书。

在“聚焦书系”中，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来扫描，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试为叙述。在这样的情形中，作者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色和叙述语言，于是，他所聚焦的人物，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一个”对象，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幼时能在摁快门的节骨眼上神情自若地完成拍照和尿尿这两件大事，老时能将此事堂而皇之地写进文章里的人大概只有于光远先生了吧。在《于光远自述》中作者以“我出场了”、“从延安到北京”、“在大风暴的旋涡中”、“人生何处无乐趣”为纲，选择了60多篇小文章构成了于先生的童年、少年、青年、晚年，学习、革命、工作，性格、爱好等多方面的画面，既回忆了幼时对北京皇城根的模糊记性，又叙述了一个兴趣广泛、风华正貌的青年从一个单纯的学生向革命者的过渡，还以诙谐的笔调再现了“文革”的场面等，向读者展示出一个博学、幽默、乐观的学者形象。全书脉络清晰、条理清楚，行文简单、诙谐，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的“两个原则：一是要让大家看得有趣；二是能够表现我本人的个性”。

自序

我出场了

　该我出场了，让照片说话

　铃铃闯了祸

　一件影响我一生的小事

　不怕“痛”和“苦”

　吉星高照

　孔夫子不许吃茶泡饭

　我两次坐海船的经历

　对我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一堂课

　反对伪科学从这里开始

　学警冲突

　险一点儿成了《放下你的鞭子》里的“第四个演员”

　差一点进不了清华

　重心化学工业社和我的实验室

　第一件革命工作

　空欢喜，错把东阳当东洋

从延安到北京

　镜子背后的禁书

　中国科学界的一段佳话

　在一九三年年七月二十八日那一天

　当我一声令下允许唱歌的时候

　到达延安第一夜我和跳蚤的一场大战

　有幸和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上

　“于光远在延安时候就是我的老对头吆！”

　一件待送往博物馆的毛衣

　谈谈苋菜籽

　介绍一个“消费合作社”

　难忘的教诲

　把学聪明日记交公

　在长春火车站的站台上

　坐电车拿不出钱买车票

　在北京东城的法庭上

　险些与孙云英同年同月同日死

　“大跃进”中向毛泽东的一次汇报

　奇事二则

　我的特殊收藏

　本人有趣和可笑的性格

在大风暴的旋涡中

　头发的故事

　免遭抢夺之苦

　“终生日记”的厄运

　是可忍，孰不可忍？

 “你对他笑干什么?”

 要革命的干部

 当了一回“胜利者”

 一件趣事

 “文革”中本人挨打的一件档案

 小东小字典

 征服什么自然!还是征服你自己吧!

 上银川

 马克思思格斯论喝酒

 这个院子·这间“大厅”

人生何处无乐趣

 非非一一我的观赏动物

 说“痒”

 小咬

 顽症

 病中记趣(四则)

 我的荒唐事(三则)

 王府饭店遇难记

 制谜猜谜、创新创旧

 佛眼通

 小胡

我的贺年信

 我的贺年信

            第一件革命工作

一九三五年的暑假到了。我回上海见到程淡志之后，开始按照我们信上谈到的那些想法活动。程淡志利用他们母校育才中学校友会的名义，办起了一个小刊物《育友》。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在这个刊物上写一些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我本来同育才中学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要我写，我也就为这个刊物撰稿。参加《育友》活动的都是程淡志的朋友，有王义道、程祖钧、周天行、鲍正廷、张静生等。我没有在育才中学读过书，也没有在那里当过教职员，不是育才的校友，也同他们一起参加了这个刊物的工作。我不知道这件事能不能说是我们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起点。

那时我们已经明白，干革命不能只是思想上接受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讲，也不能只在刊物上写写文章给自己和自己的朋友看，而必须到工人、农民中去，唤醒工人、农民，使他们懂得，在中国只有工人、农民起来从事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谋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目的的行动，革命才能取得成功的道理。我们立即开始工作，那时我们虽然没有得到党的领导，而且不懂得革命一定要有党的领导的道理，也不懂得估量自己采取的行动会收到什么成效和遇到什么危险，只是想能够做些什么。大家认为办一个工人识字班可以做到，于是立即动手去做。

 不记得谁的家住在静安寺附近，他说我们可以租到一间弄堂房子的厢房，还可以利用暑假学校停课的条件，从静安寺附近的一所学校借到桌子和凳子，布置起一个教室。于是我们就决定在这个地方办这个识字班。又自己出钱买了本子和铅笔，就把这个识字班办了起来。

说起来也真可笑，我们想，既然办的是工人识字夜校，就要讲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道理。我的识字课本按照《资本论》第一卷的体系来编：一开头就学与商品、价值、剩余价值有关的字眼。这个识字班一开始报名有四五十人，房间里坐得满满的，领走了铅笔和本子，第二天到的人就不多。几天后更稀稀拉拉，没有几个人来，办不下去了。

结果我们只好第二次招生。在第二次招生时我们想出来一个办法，每个学生收几十个铜板的押金，中途退学的押金不退。这个办法还真有效，识字班基本上稳定了下来。虽然上课的时候教室的秩序不好，比如一些来到班上的是带孩子的人，小孩子在教室里常常又哭又闹，简直不像教室。我们还是为想出的收押金这一招很灵而高兴。

那时我们根本不懂工人当中还有产业工人与非产业工人的区别。在上海弄堂办识字班，招生启事就贴在我们办班的那条弄堂口。我们能招来的也就大都是这样的人。

第二次招生班的课讲了几次之后，我们发现“学生”中有两三个人可疑。这几个人文化程度相当高，特别是其中有一个自称是邮局的工人，他们不是识字教育的对象，但是每次都来，表现得很积极。我们越看越怀疑他们之中有警察局派来的特务。不过这个工人夜校倒没有出什么问题，最后把它办完了。

                     P51-53

二00五年七月五日我满九十了。芸芸众生中，一个渺小的“我”，九十年前，在七月的一个闷热的中午，来到了我们这个星球。那是一个只有哭和吃奶的本能的初生儿。现在的我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了。好在目前我身体还算好，脑子还没有糊涂。在我九十岁的生日的时候，我想讲讲我自己这一生有趣的故事，让亲友们乐一乐。我设计的写法有两个原则：一是要让大家看得有趣；二是能够表现我本人的个性。

在已经出版的我写的书当中，有一类是回忆我的过去的。我在写《我的编年故事》第一卷时，曾经对自己提出过一个问题：我最早的记忆是在什么时间?我反复思考，总算有了一个答案。大概是我还不到两周岁的时候，那时我家住在王府井南口的霞公府(现名霞光街)。家里雇了一个保姆，姓李。李妈常常抱着我到长安街皇城根前面的树下玩耍。那堵红墙、那片绿树林，模模糊糊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还有一个朦胧的感觉，那里阳光很明朗。我四岁的时候，从北京回到上海，一进门就觉得屋里很暗。我用北京话大喊：“我不要这个黑屋子!”我这个表现是我妈妈告诉我的。我之所以嫌屋子暗，肯定是与在皇城根的感觉有一个对比。

也许在回上海前不久，有一件事情多少表现了我自己的一个性格。那时我太小了，只能让在中山公园照相馆拍的那张照片替我来讲。照片里的我穿着小袍子、套着小马褂，地上一摊尿就在小皮鞋旁，毫不惊慌，似乎有点儿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回到上海，进了幼稚园。有一天我闯了大祸：钻到小餐桌下，一高兴，突然站起来，把桌子掀翻了，桌上小朋友的饭菜撒了一地。我害怕了，躲在楼梯下面的小黑屋里。听见妈妈和老师着急地在找我，我才第一次有了“自己重要”的意识。每个人都有“自我觉醒”的开始，而我的“自我意识”，竟是在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事情中萌生的。

佛教中的“我”，是支配人的生命、身体、自己内部的主宰者。我“有自在力”，“如国之主”，“绝对独立自主，可任性支配一切活的实体”，“若法是实，是真，是主，是依，性不变易，是名为我”。无常恒自在的主体，若认为“有我”即为外道。我反对“无我”，主张“有我”，始终肯定“小我”，同时肯定由无数“小我”建筑起来的“大我”。“我”，我说的是“人的我”是“人我”，如我的“自我意识”觉醒时的“人我”，我的“人我”，即支配我的内部的主。我当然谈不上什么“大我”，只能意识到自己小小的“小我”。“小我”永远是“大我”的基础，认知这基础上的“大我”才是大彻大悟。我要努力去认识“我”对社会进步的责任；我要积极发挥“我”在推进社会中的作用；我要振奋“我”推进社会的精神；我要在必要时为推进社会作出牺牲；我要“有我”。要有“小我”，也要有“大我”，为这“大我”不惜付出生命。我厌恶借“大我”之名，反对“小我”。请原谅我在这里发表了一大通议论。

从零岁到七八岁短短的童年，我经历了从“完全没有‘我’的意识”，到心中似乎有了“我”的概念，但模模糊糊说不出“我”。后来有了明晰的“自我意识”。然后这个“自我意识”不断发展，爱表扬、知努力、求进步，一直到现在写书，讲我自己一生的故事。

我这一生，大致上从初生儿、婴儿，到儿童、少年、小学、初中，再到半工半读、为家庭承担责任，然后又不顾家庭参加革命，走上了曲曲折折的道路。人生有时顺利，有时挨整，成为一个“老运动员”。几十年的故事真是不少。有趣事、有险事、有得意事、有倒霉事、有滑稽事、有糊涂事，还有只有我这样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我的一生的确是丰富多彩、热热闹闹的。

我已经活到九十岁了，我还不甘心，打算再活它几年。我的最低目标是活到八十万小时。我曾经写过一篇超短文，题目是《愿寿长八十万小时》。里面写了这么几句话：“长命百岁的人有，活到九十一岁又九十五天的人，如果还能做点工作，生活还有点乐趣，就可算相当理想的了。愿寿长八十万小时!”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以岁月计失之过粗，以分秒计失之过细，以小时计，我意最为适宜。最近参加几位七十几岁的朋友的生日聚会，我说了这么几句话：“小寒已过，大寒将至。三九气候，阳光明媚。过了严冬，春天不会太远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祝大家欢乐长寿：七十几活到八十几，八十几活到九十几，九十几活到一百出头。”“善良并欢乐者更可能长寿。”“比比看，谁活得更长!”

在这本书里，准备加一篇附录，是我从一九八六年开始每年写给亲友们的贺年信，到去年年底已有十八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