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编年体通史,由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等历时19年编辑而成,成书后即被皇太子奉为“第一必读治国教材”,随后成为历代人臣竞相抄录以经世致用的权威读本。
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304),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共跨越1362年的历史。其篇章也十分浩瀚,共分294卷300多万字,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编写结构上以年月为经,史实为纬,依年代顺序通贯叙述史实,用追叙和终言总结的手法说明史实的前因后果,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编者运用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
本书体例上最大限度保留了原著的历史风貌,卷次结构与原著基本一致;内容上采用了原文与译文对照排列的方式,便于读者对文言原文的理解。书中每页页眉处设有历史大事记、篇章卷次索引等栏目,不仅丰富了版面层次,也拓展了内容空间。全书还配有多幅插图,生动再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是对文字内容的诠释,又是对史籍的一种补充阅读。
【原文】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倦倦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译文】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周威烈王姬午正式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司马光说:我知道天子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何为礼教?就是法纪。何为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何为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敢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根和树干支配枝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枝叶遮护树根和树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周文王演绎《易经》,以乾、坤为首。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阴阳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臣问的关系就像天地一样不能互换。《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王室权力微弱,在书中排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是非常恳切的。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问的名分只能是做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代替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不能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原文】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日:分莫大于名也。
【译文】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授予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适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这些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原文】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清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译文】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随葬礼制,周襄王没有准许,说:“随葬是为了彰显王者异于诸侯。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不然,叔父您有地,愿意随葬,叉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为什么?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份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住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正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啊!呜呼!君臣之间的礼仪既然崩坏,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互相争雄,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以及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哀伤!P2-4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编年体通史,由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等历时19年编辑而成,成书后即被皇太子奉为“第一必读治国教材”,随后成为历代人臣竞相抄录以经世致用的权威读本。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现属山西)人,进士出身,学识渊博,精通历史。他因感慨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故选取重要的历史事实按年代顺序编写,写成八卷。后来,宋英宗命设立编书局继续编写,于是在刘恕、刘放和范祖禹的协助下,他查证考据,精练语言,修改润色,最终写成定稿。书成后,宋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意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吸收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为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借鉴。
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304),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共跨越1362年的历史。其篇章也十分浩瀚,共分294卷300多万字,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编写结构上以年月为经,史实为纬,依年代顺序通贯叙述史实,用追叙和终言总结的手法说明史实的前因后果,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编者运用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
整部书体大思精,网罗繁复,除依据十七史外,还参读了野史、文集、谱牒、家传、行状、小说等各种史料320余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则加以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这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较为系统且完备的资料。书中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怍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全书文字简明扼要,生动流畅,朴质精炼,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家之绝笔。这些特点都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资治通鉴》成书以来,被奉为金科玉律、无上宝典,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乃至普通百姓争读不已,点评批注者更是不胜枚举。今天,它依然对人们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是经商管理、为官从政者的案头必备之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