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国家经济故事书。书本以国家为背景，在阐述与该国家有关的经济故事后，论述相关的经济理论，并联系中国发展的情况展开讨论。全书有20多个经济故事，每个故事都非常有趣，内容也非常之丰富，语言通俗，适合广大经济爱好者或关注者阅读。

本书以国家为背景，在阐述与该国家有关的经济故事后，论述相关的经济理论，并联系中国发展的情况展开讨论。

每一个国家经济故事都非常有趣，如荷兰病。荷兰病是一种经济“富贵病”。说来也是饶有趣味。20世纪60年代的荷兰，当时人们突然发现荷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接下来的天然气开采，使荷兰一夜间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则逐步萎缩。意外的财富使荷兰的创新动力逐渐消失，最终在多方面失去了国际竞争力。由于这一经历，人们随后把“因富得祸”这类现象称为“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荷兰病”的典型病症就是一个部门繁荣，而其他领域萎缩。全书有20多个经济故事，内容丰富有趣。

“荷兰病”：什么病?

荷兰奇迹：一个创新型国家的经典案例

捷克现象与中国股市

越南道路与越南奇迹：背后的故事

“金砖四国”与群体崛起

阿根廷：请不要为我哭泣

“古巴之谜”的启示：医疗体制改革何处去?

东亚奇迹与东亚金融危机：政府的双面性

英国工业革命：奇迹如何出现? 

欧洲的和平崛起：对中央地方关系的启示

欧美的社会经济：对于中国的启示

德国模式与德国奇迹

联合国全球契约：从经济动物到企业公民

爱尔兰的奇迹：从酒馆之国到财富之域

日本奇迹：一个半世纪的轨迹

汉江奇迹与韩国崛起

拉美化：命题背后的秘密

从秘鲁现象说行政成本 

俄罗斯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

西班牙、葡萄牙：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瑞典模式：从职能社会主义到基金社会主义

北京共识：世界发展的另一种选择

北京奥运：人文奥运与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与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和平论”

中南海的学习：中国崛起的组织机制

后记

东亚奇迹与东亚金融危机：政府的双面性

东亚奇迹，这是一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令人鼓舞的经济现象；东亚金融危机，这是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末令人沮丧的经济事件。这两个事件实际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仿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有东亚奇迹，就必然会有东亚金融危机。其因果性就深藏在东亚政府的职能之中。

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崛起和80年代后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加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这给世界带来了很多的惊奇。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耗资数百万美元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对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八个“亚洲高绩效经济”的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将对“东亚奇迹”的探讨推向了高潮。

东亚经济的起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或当局的独特作用。其一是“车站售票处”的作用。东亚政府或当局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集中有限的资金，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经常编制各种计划和规划。这些计划或规划在经济生活中起的作用就是“车站售票处”的作用。政府或者当局为了保证计划或规划的实施在利率、汇率、税收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引导企业沿着政府或当局所指示的目标前进。例如台湾当局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为了推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1)实行复式汇率体制。按进口类型和外汇来源的差别，实行不同的汇率，使出口产品的汇率低于进口产品的汇率，这有利于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2)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有限进口属于进口替代工业企业所需的资本设备和原材料。(3)向进口替代企业提供优惠资金。台湾当局所出售的这三张车票使企业自动向进口替代工业领域集结，促使台湾经济迅速发展。1953年～1962年间，其GDP年实际增长率达到7.2％。其二是“减压器”的作用。东亚政府或当局的减压作用表现在：(1)维持政局稳定，实现社会减压，其主要减压措施体现在限制工会及其劳工运动，缓和劳资关系，以压低工资的方法来降低生产成本。(2)确保良好的国际环境，实现国际减压。东亚政府或当局利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格局，灵活有效地利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缓解了国际环境带来的种种压力，为本国、本地区经济起飞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3)制定各种制度，实现制度减压。重视制度建设是东亚政府或当局的一个重要特性，对于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制度需求，政府的制度供给是及时有效的。(4)解决随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而出现的种种的社会冲突，实现冲突减压。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由于利益格局、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制度框架的急剧变革，引起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政府或当局的一个职责就是尽力把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把冲突解决在萌芽之中，避免矛盾与冲击对经济的消极性影响。

正当世人争说“东亚奇迹”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年发表《东亚奇迹的神话》。他提出几个重要观点：东亚经济的高增长率主要来自高额的资本积累；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程度非常有限。他的基本结论是这种增长是难以可持续的。

仅仅过了三年，克鲁格曼的预言不幸成为了现实。1997年7月东亚突然爆发了大规模、长时间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1997年7月2日从泰国开始，当日泰国在国际支付发生困难的压力下，被迫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后，泰铢在一天之内狂跌20％。接着印度尼西亚卢比、马来西亚林吉特等都深度贬值。这场危机十分沉重地打击了东亚国家的经济。有些国家的GDP在危机后缩水了1／3，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失业人数大规模增加。笔者2005年12月初去香港考察，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60岁左右的先生。他在1997年前是香港交易所的交易人员，其个人拥有的股票市值达到上千万港币，金融危机后全部化为乌有，现在靠接旅行团维持生活。  造成这次危机的原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的责任更大一些。正像前面我们提到的，东亚经济成长一半的功劳应归功于政府，东亚危机一半的责任也应由政府来承担。东亚政府或当局的每一个角色都包含着两面：作为“车站售票处”，政府或当局有时所售出的车票导致企业登上错误的产业列车，使投机性产业大规模发展起来；作为“减压器”，政府或当局有些措施不仅未能减压，反而加压，使经济处于紧张而脆弱的状态，稍有外力挤压，就会崩溃。

如何界定政府的职能，关系到经济的长期发展。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政府管理创新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的治理要树立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理念。

在一个时期里，我们强调政府要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这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对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提高效率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政府的经济性与市场性，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误区。例如一些地方把“经营城市”作为自己的核心治理理念，把所有的公共资源都一卖了之，把所有的公共资源都推向市场。如部分地方政府由此推卸公共教育投入和管理的责任，将公办学校挂牌出售，或者默许公办学校的高收费、乱收费行为。有的地方政府用学费收入冲抵财政教育拨款，对公办学校不仅不拨款或少拨款，甚至从学校收费中提成，反过来补充财政。有些地区借公共事业改革试点之机，任意将公办学校民营化或股份化。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政府要树立体现公平正义的理念。马克思主义的公平理论是超越西方自然法的公平理论，除了讲形式公平以外，还要讲事实公平，起码要照顾到事实公平。事实公平包含的内容是：消灭了剥削阶级基础上的公平；包含着机会公平的结果公平；逐步缓解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

从最近发生的两件事谈起。

从2007年1月1日起，北京取消月票，代之以低廉的统一票价。市民可在400余条公交线享受四折优惠，而学生则优惠到二折。这是北京公交改革一个新的开始。公共交通重点倾斜的举措，仅公交打折一项财政补贴就高达13亿元。北京财政资金对公共交通发展的投入，已经从每年的数十亿元上涨到了每年数百亿元，年增长超过了50％。为了力促公交优先，北京市财政今年将安排116.7亿元支持优化公共交通及轨道交通投资，同时为使公共交通成为市民出行的主要方式，还将继续投资1000余亿元用于路网建设、客运枢纽、交通管理等方面的改善。

2007年铁路春运各类旅客列车一律不再实行票价上浮，这是铁路部门推出的一个惠民政策。2006年春运，我国铁路对以农民工、高校学生为主要客流的所有临时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不上浮。此举受到广大旅客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欢迎。2007年春运，铁路部门在更大范围内实行这一惠民政策，在各类旅客列车中均不再实行票价上浮。这一政策的实行，使数千万旅客直接受益。

一个降价，一个不涨价，其共同的理念就是政府的治理要从公众的利益出发。

其次，提高政府的执行力。监督是加强政府执行力的重要保障。没有监督，就没有有效的政府执行力。(1)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是专业的监督，其监督效能是其他监督力量无法比拟的。2006年监察部与国土资源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5起土地违法违纪案件进行了调查，对包括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新民和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两名省部级干部在内的15名责任人给予了纪律处分。这些案件的查处，促进了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精神的力度。要继续加大这方面的工作，使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发挥。(2)确立制度框架，给地方政府以与其职责相匹配的权能，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监督。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各个省区的经济实力在快速上升。上海市2006年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这样，上海将成为国内第七个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的省级行政区。此前的2005年，河南和河北同时成为继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之后的第五和第六位跻身“万亿GDP俱乐部”的省份。可以预计每年都会有省区成为该“俱乐部”的成员。每一个省区不只有体量比较大的经济，还有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事务，扩大与之相适应的权能也是必需的。2006年9月11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向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议提交的报告中表示：“中央政府正考虑在有限的条件下，授权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这也是近年来中国财政高官首次表态放开地方发债。2007年1月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调整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和去年9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31号文)一样，采取了放权于省级政府部门的措施。《通知》表示，为了“权责一致”，调整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方式，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由国务院分批次审批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调整为每年由省级人民政府汇总后一次申报。这加大了省级政府的责任。监督就可以以省级为单位进行。(3)建立综合的信息管理平台，为监督提供信息化支持。要逐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执行状况的信息网络平台，把所有中央机构监督检查的信息汇总到一个平台上。建立一个客观的专家委员会，依据相关标准，定期对有关执行力的信息进行评估。

P35-39

本书以国家为背景，在阐述与该国家有关的经济故事后，论述相关的经济理论，并联系中国发展的情况展开讨论。

每一个国家经济故事都非常有趣，如荷兰病。荷兰病是一种经济“富贵病”。说来也是饶有趣味。20世纪60年代的荷兰，当时人们突然发现荷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接下来的天然气开采，使荷兰一夜间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则逐步萎缩。意外的财富使荷兰的创新动力逐渐消失，最终在多方面失去了国际竞争力。由于这一经历，人们随后把“因富得祸”这类现象称为“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荷兰病”的典型病症就是一个部门繁荣，而其他领域萎缩。全书有20多个经济故事，内容丰富有趣。

这本书在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亲朋好友的帮助。山东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董新兴先生不但审阅了书稿，而且提出了非常好的修改意见，使本书增色不少。感谢我的岳父张汉才，他每天搜集材料，每月集结成册，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最后要感谢我的爱人张晓红和儿子辛天琦，在我写作遇到困难的时候，她(他)们总是给我以鼓励，使我能够克服困难。

作者

2007年3月28日于北京莲香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