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最紧要的事情并不是批评，而是建设；不是激清，而是理性。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社会良知被唤醒，为了促使我们的政府充满公正地行动。但是，当我们酣畅淋漓地批评之后，静下来的我们可能会发现更加根本的困境在于我们其实不能轻易找到对历史负责任的办法……

文集主要汇聚了作者在2005年所写的随笔短文，也选择了几篇以前的文字。为了使文集好看，还选择了一些图片，并配上只言片语，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走过40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我们是天之骄子，学习生活条件优越。但这只是表象。在一个高速变化和充满不安的时代里，40年其实是一个充满不切实际的理想、盲目地摸索、在教训和反思中学习的过程，是一段弯弯曲曲的路。这条路是否通向自己的真正理想，作者并不知道。请注意，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真正理想”。作者40年的人生经验告诉作者：我们常常会“心为物役”，虽然努力，但却并不充实。我们所感到的所谓“充实”，其实是劳碌和麻木。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使自己的心灵不断产生愉悦。但在变动社会里，这往往很难做到。

前言

理性点亮中国

民工想去天安门

政府，请作为吧

当中国改变世界

“中国价格”可以持续吗

国家竞争优势

挥之不去的日货

我们正在失去历史

中国经济将进入高风险期

拉登毁了国有资产

应制订全国性国有资产规划

三种罪恶的“股份制”

经营者在左右国企改革

国企的价值管理

政府能成为好的出资人吗

国资委的六个难题

国有资产的突击转让

国有产权的交易

廉价出售国有企业

“中海油”的“枷锁”

中国石化冠名F1

拆一个银行如何

不良贷款的宏观恶果

2004：公司治理大事件

假如陈久霖赚钱了

法人如何代表

为什么名片要折叠

难以揭开的“面纱”

小股东控制

与“财阀”共舞

我的“顾雏军之旅”

由顾雏军说“领袖魅力”

“遭冷眼”与“背黑锅”

哈佛的经理培训

外来的和尚

理解“外来和尚”的失败

战略地图

中国人的品牌

品牌不是一天建成的

用快速反应来生存

零资本运作

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上)

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下)

博弈论再次获奖

《新管理经济学》推荐序

渐行渐远的清华

清华尊严何处觅

“教育产业化”的思考

“小面”为什么拒载

机场的咖啡

后记 四十不易惑

2005年底，清华大学学生会的同学找我，说郎咸平教授要来清华为学生做演讲，希望邀请我到现场做所谓嘉宾，也就是陪客。对此邀请，我不能拒绝。原因很简单：一是邀请来自学生，到场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二是在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过程中，郎咸平教授曾经对我有点拨之恩。2003年，我曾经作为香港中文大学课题组成员参与了一项重大研究项目的部分工作。所以，郎成平教授来清华，我很愿意参加活动，见见两年未见的故人。

尽管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我还是万万没有想到郎咸平教授已经今非昔比，清华大学拥有极其庞大的“粉丝”团队。早早地，容纳300多人的教室就已经全部爆满，门口还围满了不得而入的学生。当郎咸平教授入场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郎咸平教授用伟人的姿态向大家致意，下面一片欢腾。我后来对郎咸平教授开玩笑说：那一刻，给我的感觉就像大象闯进了瓷器店。

郎咸平教授的演讲一如既往地犀利，在简单地援引了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之后，他话锋一转，开始点评中国迄今为止的改革，包括国企改革、医改、教改等等。在这时，郎咸平教授不仅是像、而且就是在瓷器店里奔跑的大象。学生们为大象的表演所叹服，雷鸣般的掌声不断。我静静地走在那里，心里想：当年的陈独秀大概不过如此吧。

有学生后来在网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郎咸平带来了什么解决方案。这是典型的清华学生的问题。确实，郎咸平教授在台上历数了当今中国的很多现象，也不吝批评，但他并没有给出建设性的意见。不过，学生们在网上还是宽容大度地原谅他们的偶像，说：郎咸平教授能把问题提出来，就已经不错了。

郎咸平教授成为清华学生的偶像，很有必然性。首先，清华多数学生来自平民，郎咸平教授所批评的现象，很多就发生在他们的身边，容易引起共鸣。其次，郎咸平教授毕业于沃顿商学院，是很多清华学生叩门而不得人的殿堂。尽管那天在现场，郎咸平教授谈了美国司法精神中的平民主义，但不可否认，当天的台上台下坐满的都是精英，精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不过，相形之下，我以为那个在网上提问题的同学才是真正的智者，在欣赏批评的快感之余，他还记得：我们更加重要的责任是要解决。

其实，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最紧要的事情并不是批评，而是建设；不是激清，而是理性。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社会良知被唤醒，为了促使我们的政府充满公正地行动。但是，当我们酣畅淋漓地批评之后，静下来的我们可能会发现更加根本的困境在于我们其实不能轻易找到对历史负责任的办法。我们面l临的真正困境是：任何改革的主体，包括从伟人到政府体系中的每一个下层官员，实际上已经深深地被一个利益大网所缚住。这张有形无形的大网将所有有权力、有良知，以及无权力或无良知的人纠缠在一起，任何人都无法进行自主的、独立的行动。牵一发都要动全身。可以说，改革26年来的种种行动，不仅是使我们的社会经济秩序远离了计划经济的规范，也深深地触动了中国社会最深层面的种种纠葛。我们的社会已经立体地、全时空地发生了错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不易解开的僵局。于是，当前的真正难题是：如何逐渐从千头万绪中找到症结和要点，在保持社会基本平稳的情况下形成更合理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而破解这个难题，中国亟待耐心和理性。P1-2

2005年，我满40周岁，觉得应该对自己有个交待，于是，便有了这个文集。文集主要汇聚了我在2005年所写的随笔短文，也选择了几篇以前的文字。为了使文集好看，我还选择了一些图片，并配上只言片语，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走过40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我们是天之骄子，学习生活条件优越。但这只是表象。在一个高速变化和充满不安的时代里，40年其实是一个充满不切实际的理想、盲目地摸索、在教训和反思中学习的过程，是一段弯弯曲曲的路。这条路是否通向自己的真正理想，我并不知道。请注意，我在这里用了一个“真正理想”。我40年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我们常常会“心为物役”，虽然努力，但却并不充实。我们所感到的所谓“充实”，其实是劳碌和麻木。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使自己的心灵不断产生愉悦。但在变动社会里，这往往很难做到。

40年走下来，虽然不容易，但却基本顺利。我这个人的惟一优点是“在大事上比较执着”，当然这也意味着因畏惧转换成本而不灵活。有了这个优点，如果能力强、情商高，再配以机会，很可能会有了不起的成就，但我的问题是能力不行，情商也差，不灵活又不愿意低头，所以，常常被僵局围困。好在上天可怜我，在人生的紧要处总有“贵人”相助，虽没有进取，但总还能全身，所以，40年走下来还平坦顺利。在我最近几年出版的书里，我曾记述过这些重要的帮助。比如，在《公司治理理论》中，我曾记述了李子奈老师和姜彦福老师对我的种种无私关怀。今天，当我为自己的40周岁而结集出版的时候，我要再次对这些师友表达由衷的谢意。当然，我还要感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王红、郭蝉君和赵军，以及中国发展出版社李莉和尚元经两位编辑。他们给我提供了多样的帮助，使得本书得以在2005年完成。

我来自一个六口之家，从小跟随祖父母长大，一直到18岁离家上大学。长期以来，我充分地享受了风筝的自由和港湾的温暖。1997年，我失去了挚爱的祖母：2003年，我又失去了久病的母亲。未到中年，亲已不待。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寂，遭受着永久的无奈。我相信祖母和母亲是最愿意看到这个集子的。多年来，我一直按照她们的教诲而勤奋工作，集子中的每一个字都印证了我的努力，希望她们的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这一点，并且满意。

宁向东

2005年12月25日

机场的咖啡

《北京青年报》从2001年8月7日到13日连续报道了机场咖啡厅和商场的价格过高问题。整个事情自茅于轼先生的一封投诉信开始，又以茅先生的一篇“专家热评”告一段落。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报纸组织刊登了至少9篇有关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可谓攻势密集。

事情始末

整个事情的起因是茅于轼先生和朋友在机场咖啡厅没有问价格要了咖啡，结账的时候才知道咖啡要88元一杯，并且是最贵的一种。茅先生认为咖啡厅是“暴利”经营。所以，茅先生等人提出“抗议”，最后降为38元一杯。在茅先生看来，机场咖啡厅的“咖啡要88元一杯”、收费标准“超过首都五星级宾馆两倍以上”，是“严重违规”。

同日报纸的二版，刊登了一条新闻报道《记者体验机场高价》，和《北京青年报》的社评《有感于经济学家喝咖啡》。社评希望“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要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呼吁“普通消费者懂得一点市场经济的常识，能够识破商家的各种价格阴谋”，“敢于向不合理的价格行为宣战”。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我说“四十不易惑”。

①

我进清华大学以及后来转行学习经济学，乃至成为一个教书匠，完全是阴差阳错。1983年高考前，我的理想是进入北京体育学院基础理论系，学习运动生物力学。我所在中学的刘景惠校长为此专门找我谈话，劝我不要“误入歧途”，但长时间的谈话并没有改变我的主意。

然而，也许是天意，北京体育学院基础理论系1983年没有安排在吉林省招生。无奈，我转投清华，报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因为这个专业和运动生物力学最相近。我后来很佩服自己当时的勇气和疯狂：无知者无畏。生物医学工程是清华分数最高的专业，竞争非常激烈。临近考前提高目标，使我不得不在高考复习的最后两个月里加班加点。那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复习，然而结果并不理想。我的成绩虽然进入清华没有问题，但不可能进人生物医学工程这个热门专业。

也许是看上了我的体育成绩，清华当时负责吉林省招生工作的李凤玲教授给我发了一封电报，问我是否愿意选择分数低一点的专业，于是，我进入了清华大学的电机系。人校之后，我才知道李凤玲教授就在这个系做学生组长。他帮我改志愿到电机系，是希望招到一名能够为电机系的学生体育做点贡献的学生。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入学当年的新生运动会上，我就为电机系贡献了一块银牌。李凤玲教授后来离开了清华，官越做越大。我不常见到他，但时常会想念他。

我在大学最初的两年，是非常快乐的，因为我并不喜欢电机系的发电专业。于是，学习只是应付差事，虽然成绩还过得去，但我绝对不是个用功的学生。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业余爱好上面，包括听各种讲座、参加体育代表队的训练和学生会的社会工作。今天看来，这些时间花得非常值，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到很多学生领袖的风采，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学到了很多看世界和处理问题的本事。我在学生会里的主席是杨振斌，直接分管我的是副主席郭梁。领导学生会并负责学生代表队工作的是当时的团委书记陈希老师，学生会的辅导员是梅萌老师。这些人是清华学生中的佼佼者，看事情、处理问题的能力大得不得了，从他们的身上，我学习了一点做社会工作的皮毛。

二年级的最后一个月，是我学业转折的重要时期。一个非常炎热的晚上，已近子夜，正当我难以入睡的时候，我惟一的五年同窗谢超悄悄摸到了我的床头。因为天热，我们当时都挂着蚊帐，开着门睡觉，所以，用“摸”来描写在这里很贴切。他轻轻地对我说：清华经管学院准备成立经济系，要面向全校二年级的学生招20名转科生，明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你要不要去?我在心里立刻呼喊着：要。但嘴上却说，明天咱们一块去看看再说。应该说，我今天学了经济，其实全凭谢超老弟。我那时紧张地进行期末复习，心无旁骛，并没有留意招生告示。如果没有谢超的通报，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拉电闸，当电老虎呢。经过了复杂的笔试和口试，我和谢超都考上了经济管理学院的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所以，我们又共同度过了大学的后三年时光。

进入经管学院之后，我才知道，建立这样一个新的专业其实沾了朱镕基院长的光，他那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感到国民经济管理上的人才缺乏，所以，鼓励清华大学设立这样的专业。而我们也充满信心，准备毕业之后，能分到国家计委和经委之类的单位，做一些“对国家贡献比较大的工作”。

值得提到的是，清华经济管理专业的本科教育在80年代中期的水平之高是今天看来都非常令人感到骄傲的。我们的西方宏观、微观经济学课程开设整整一年，另外，还有打着“经济控制论”旗号的中级课程，以及“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西方经济思想史”、“比较经济体制”等课程。而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课程则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来讲授。这些课程提供了一个基本标准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给了我非常扎实的训练和较宽的视野。而在课余，学院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社会实践的机会和读书上的指导。记得1986年寒假，学院为我们开设的读书目录贴满了整个楼道。

②

我真正开始认真读书，并逐渐喜欢上读书，是从1987年寒假开始。仅仅是在放假前一个月，胡耀邦被撤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震动和影响非常大的事件。在不解之中，我计划通过读书来更深入地研究我们的体制。记得有一次宿舍11点熄灯之后，我们几个同学还意犹未尽地在那里摸黑讨论。讲起各自的志向和打算，我说：我现在是越来越不解了。不要说志向了，我看如果在死之前能搞清楚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体制，我在怎样的一个历史空间里走过，就不错了。今天想来，这也许就是最早的做学问的意识。

放假之前，我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那是一本很老的书，在排序中是按甲乙丙丁编目的。我记得是由南开大学经济系藤维藻老先生于1962年翻译并出版，扉页上专门写着供批判用。但这本书借到我手里时却很新，显然少人阅读。那是我第一本认真读过的书。我在整个寒假都如获至宝地读它，做了很多笔记，有些段落甚至可以背下来。这本书对我有启蒙的作用，也给我提供了解析问题的工具和方法。

我真正开始密集的读书生活，是从1988年春天开始。由于有整个一个学期进行毕业设计，我几乎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泡在白石桥的北京图书馆里面，每天骑着自行车在清华和北图之间往返，根本不觉得辛苦。北京图书馆的四楼有一个港台书阅览室，那是我当时的天堂。在读过的书中，印象最深的是台湾银行出版的汉译经济学名著，共100多本。北京图书馆搜集的并不齐，约有三分之二，其中的一半我都认真地读过。另外，我也花了很多钱来买书。无论在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我的藏书和读过的书都是同学中最多的。

但是，今天看来，读书的“精”和“多”同样重要。如果从“急功近利”的角度看，在一定的阶段上，及时地从“多”转到“精”，非常重要。然而，我却没有这样的幸运，没有及时完成这个转换，没有人指导我做这个工作，我至少浪费了5年的功夫。后来，我在美国旁听博士班三年级的课程时，我看到教授发下来的读书目录，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并知道这是一种永久的欠缺。不用过招，我就知道自己这辈子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上，有意避开了一些区域。因为我知道了，在这些领域里面，我的成长环境和背景已经决定：我不可能有任何机会。今天，当我看到一些学生傻乎乎地前仆后继，我知道他们顶多会成为一个三流角色。我真想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但又怕误人子弟。

1988到199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快速转型期的导人阶段，思想空前活跃，政治敏感度大大提高。作为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两年的变化令我应接不暇，也使我对读书更加痴迷。在那个阶段，在教师们看来，认真读经典著作，比较用功，这就是一个好研究生了。

我的硕士论文写了一年，实际是读书笔记和随感的汇集，涉及的内容是经济学方法论、农村改革制度分析和一些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尽管水平有限，但答辩的结果还不错，姜彦福教授说了至今让我难忘的四个字“后生可畏”。也正是这篇论文的答辩，使姜老师成为了我最尊敬和亲近的长辈和朋友。1990年秋天，在我毕业工作不久的一个傍晚，我的大学同学陈涛涛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姜老师想跟你聊聊，我颇感到意外。姜老师和涛涛骑着车到我家里，还买了好多吃的东西，我们聊了整整一个夜晚。谈话的细节我今天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姜老师将鼓励和督促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我当时已经留校工作，做学问是必然的内容，于是，姜老师成为了我近5年的讨论和求教对象。那时，我们讨论最多的是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是历史问题，是体制问题。我当时吸烟，姜老师也吸烟，科斯、威廉姆斯和汤因比常常是乌烟瘴气中讨论的对象。

1992年，我曾经计划在职完成博士学业，前期工作也已经有所开展，但终究因为“技术经济方向”不是自己喜欢的内容而放弃。如果按照职业社会的标准，我在这个时间的所有努力都不是我在这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我研究生阶段的好朋友南方敏曾经把读博士这个教育封顶的工作看得至关重要，但我并没有按照他的建议那样做。今天看，对于凡人的我，这绝对是个错误。

可以说，在1995年出国做访问学者之前，我是一个散漫的学者或文人，杂而不专，不懂得如何把复杂的问题处理成为自己可以进行研究的、逻辑上可解的问题。在那些年，我最感兴趣的是“李约瑟问题”，为了准备必要的条件，我当时读了大量经济学之外的东西，包括政治、社会与历史。今天我常常会想自己在那个阶段所做的知识储备，不知道今后有没有可以用上的一天。

在1995年之前，我从来没有动过出国的念头。为什么呢?年长一点的读者都知道，至少在90年代初以前，出国者绝对是不受欢迎的，虽然官方没有明确反对，但至少是不提倡的。只有真正聪明的人才会毅然决然地走出去，而那些听从学校安排、一心想在国内发展的人，不少都成了牺牲品。我1990年留校，当时与学校签订了一个5年的服务协议，如果违约，要给学校交钱。顺便说，我在1995年前的工资是每月100多元，最多的时候好像有200多。显然，这根本是交不起的。另外，要出国还要有海外的亲属关系，以及外汇存款，否则就不能开出必要的证明来办手续。这一切，我都没有。

1995年的出国，要感谢我当时的领导刘美珣教授。为了能够让我有机会了解国外的情况，她把当时非常金贵的去伊利诺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给了我。这一切来得突然，当然也非常及时。它及时地打开了我的眼界，对我的学术道路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顺便说，由于我的努力，在1995年出国的时候，我已经出版了两本所谓的专著，发表了几篇论文，并且，在1994年被破格提拔为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副教授。但到了美国，我才发现自己实际上是游离于学术的主流之外。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国内按照国内的规则所做的东西，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但如果今后的趋势是国内外接轨，肯定“一钱不值”。

有一系列事件使我得到上面的认识。这里列举其一。我刚到美国没几天，我的指导教授Peter Schran对我说，下午有一个Seminar，是马里兰大学的著名教授Mancux Olson来讲他的论文。Olson大名鼎鼎，我在国内就读过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所以，欣然前往。本来我以为就是听一个讲座而已，但其实不是。那一天，Olson讲的是他和一个学生合作进行的研究。在开始Seminar之前，我收到了当天要讲的论文草稿，好家伙，30多页，厚厚的一叠。我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论文为什么可以写这样厚?在国内，我们的论文通常要求不超过8000字，多的也只有10000字。而Seminar开始之后，我产生了更多的疑惑。在国内听报告，前面的多数时间，你只要听就可以了，后面才是象征性地提一些简单的问题。但Olson的报告完全不同，讲了没有多久，系里一些老资格的教授就开始进行发问和讨论，然后，是一团混战。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思想已经跑得很远。我突然发现，自己虽然在国内写过很多东西，但并不懂得西方学术研究的规则，对如何按照西方的学术规则做研究，其实根本没有入门。

应该说，1995到1996年在美国的时间，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时期。我花了几乎一年的时间认识了自己，也把前面的路看得稍微清晰了一些。我开始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学术”，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从产生上述朦胧“学术”意识开始、到后来基本看清“学术”的庐山真面目，我几乎又用了五年的时间。其结果是我在2000年之前，虽然写了不少的东西，但绝大多数都没有发表。首先，是胆子变小了，第二是往往找不到问题。有些问题，看上去似乎很有意思，但要么根本就不是问题，要么就是人家做过了。

③

1996年从美国回来至今，大约10年时间，实际上我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务虚，二是务实。所谓务虚，是从理想出发，希望能够按照国际规范进行一个比较扎实的研究，硬碰硬地去拼。而，务实，则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做点“低水平”的工作，虽然可能没有机会在国际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但研究工作对中国人有价值、有意义。在2001年之前，务虚在我的工作中占据了比较大的部分；而今天，务实则更加主要。

能够从务虚转向务实，起作用的一个是推力，一个是拉力。所谓“推力”，是我发现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环境下，做纯学术的东西过于艰难，很多必备的条件都不具备，是我这样的凡人所难以承受的，成功的机会也非常有限。虽然说人生的目标是攀登自己理想中的山峰，但我的经济学训练还是告诉我要量力而行，此为推力。而“拉力”，则是我开始逐渐喜欢对中国企业的诸多问题进行研究。企业问题原来只是我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现在则几乎成为了全部。在多数主流经济学者的眼中，尤其是在一部分深受美国经济学学术影响的人眼中，商学院的教授所干的东西哪里是学术，而我却对这些东西越来越情有独钟。

产生推力的原因是我在1999年与澳大利亚学者联合申请了一个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我是中方的课题负责人，而澳大利亚的主持人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Petex Swan。Pete在澳大利亚是个不得了的人物，享受政府的补贴，虽身在大学拿高薪，但5年不用讲课(整个澳大利亚只有三人有此待遇)。他的父亲、姐姐和他本人都是顶尖的经济学家。在世界上著名经济学家名录里面，他们一家就占了三席。

我非常幸运地能和Peter在一起工作。虽然名义上我们是合作者，但我从见到Peter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将这位老人认作老师。在与Peter一起的时间里面，讨论求教带给我非常多的收获。这些交流最大的收获是让我逐渐明白了该怎样按照西方已有的学术逻辑去发现和选择问题，如何进行研究，如何在论文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如何与别人进行交流和讨论，如何利用讨论和编辑意见来修改和丰富自己的论文。一句话，Peter的指点使我知道了在伊利诺大学所产生疑惑的答案，就是知道了为什么论文可以写那么厚，为什么论文写好了不急着发表，而要听意见，为什么在Seminar上面会争论得那么激烈。

然而，从Peter。的身上知道得越多，我的困惑也就越大，我越来越难以找到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我用三个标准衡量“有价值”与否：(1)问题要是中国的问题，要来自于中国的实践；(2)问题本身要与国际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相一致，这样，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可以丰富理论或者对理论产生较大影响；(3)研究数据要真实可靠，而不是基于假的数据。按照这样的标准，我发现自己的智力相当之有限，很难找到好的问题。常常是所研究的问题不上不下，国际国内两边够不着。我有一个研究，从1999年开始起步，逐渐将问题由国内的问题变成国际的问题，再通过数据关，到现在为止前前后后已经折腾了6年，还没有完稿发表。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在中国按照美国的规则进行游戏，成本之高昂。

其实，学术研究并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而是群体行为。在现代学术环境下工作，做研究就好比鸟儿筑巢，每个人都要衔一根草，这样不断累积，才有现代学术大厦。而在中国，玩这一套非常不容易。首先，是很难找到真正可以讨论的同行。这里“真正”的含义是他有时间愿意陪着你玩这个学术游戏，他理解你的工作的价值，他与你有类似的学术背景，他与你有类似的学术训练。其次，在国内发表论文也是一个问题，常常会碰到莫名其妙的编辑。我前面提到的折腾6年的论文曾经被一家国内顶尖杂志退稿。学术研究被退稿是很正常的事，但其理由令人非常难以接受，叫做“这个研究不是当前改革的热点”。真是莫名其妙。学术就是学术，它的价值不是由改革需不需要来决定的。

以上的事情还可以列举出很多，这产生了使我走出象牙塔的推力，而拉力则来自于我对企业问题日渐浓厚的兴趣。我对企业问题产生兴趣，最早的理由就是因为我教授MBA的微观经济学，其中有信息经济学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内容。我常常会举一些企业的例子来说明。这会引起一些听课的企业家的兴趣，他们主动上门，希望我为他们做一点顾问的工作。今天看来，我当时哪里有资格去做什么顾问呢，现实的企业问题与我所知道的那点经济学上的所谓企业理论其实完全是两回事。自己当时实在是不知深浅。

有一次，一些企业的经理和我一起吃饭。席间，他们和我提起了公司所遇到的问题，希望我为他们做个咨询研究。我们讨论了半天，沟通起来非常困难。我猜想他们讲的很多东西我没有听明白，而我讲的，他们也如坠雾里。但他们大概不敢想是我没有搞得太明白，而是认为他们自己不行。我的一个MBA研究生饭后对我说了她的看法。那是非常专业的一个描述。这使我意识到我欠缺的就是MBA的一套训练。后来，我花了几乎两年的时间去研究MBA的一些核心课程，并跑了很多的企业去进行调查，才算具备了企业问题的发言权。

2001年，我到哈佛商学院访问进修。这应该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我眼中，哈佛商学院并非简单地就是一个学知识、做研究的地方，而是一面镜子。任何人只要在这里照一照镜子，都会有自知之明。这就是一个伟大学府的力量。在哈佛商学院生活期间，我其实想得最多的，是自己的研究工作该如何继续，学术道路该如何实事求是地走。

在哈佛的日子里，我近距离地对教授们的工作方式进行了观察，在不解的时候可以去求教和交谈。高级副院长McFarlan教授每隔一周非常亲切地约我谈话，我甚至获得了很多哈佛年轻教师都不甚清楚的信息。那是一段非常值得留恋的日子，是一些研究时间有充分保证、精神上常常受到鼓舞的日子。它对于我是绝对的幸运。我愿意说，如果没有哈佛商学院的研究机会，我可能至少还要再自己摸索5年才能把很多事情看清楚。

2003年，鞠建东教授结束在清华的工作返回美国之前，我曾经送别他。席间，他的一段话很精彩，值得记录。他说：年轻教师进入哈佛这样的名校，其实最重要的只有两件事情：一是可以进入个人成长的快车道，你会最早得以接触到第一流的问题；第二，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做什么的，知道你是在怎样一个群体里进行工作的。

④

从我个人的经历中，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在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里，一个人的成长实际上充满了未知，充满了偶然。就像汪洋里面的一叶小舟。尽管你扬起风帆，但最后能否到达目的地，你并不知道。你能够飘到哪里，完全不是事先可以预见和设计的，不是你自己凭借努力就可以决定的，而是由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人的渺小甚至可悲之处在于你往往并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甚至是应不应该去。

总结自己40年的人生经历，我认为：一个人最后能够漂向何处，取决于如下六个因素。第一是背景；第二是性格；第三是机会；第四是能力；第五是努力；第六是人脉。并且，这些因素相互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年少的时候，之所以会不知天高地厚，大概是因为少年往往一方面相信人的成功取决于勤奋努力，而另一方面也相信自己一定会勤奋努力。但实际上，这是偏颇的。人最后的结局之所以不同，其实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这一点，是仅仅熟悉“考大学”这个游戏规则的少年所无法预知的。人生与考大学的游戏截然不同。为了避免贻笑大方，更主要地，是因为我还没有到大谈人生阅历的年龄，自知没有资格，在此点到为止。

以上是我在40岁时候所能感悟到的人生。清楚了这一点，大概就是不惑。而不惑之后，会更加小心谨慎，不会在一些小的诱惑上面浪费时间。换句话说，到了40岁，可能最大的变化，就是不会把自己的来日轻而易举地处理掉、打发掉，而是要专注于那些可以真正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情上。我有的时候开玩笑地对朋友说，40岁的日子恐怕要一纳米、一纳米地过。

在我上面罗列的六要素中，没有列举“贵人”这个要素，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做是人脉或机会的一个部分。对于我这样既没有天分、后天努力也不够的人来说，“贵人”其实是最关键的一个影响要素。当一叶小舟随波逐流的时候，任何一条大船给你领航一段时间，或者有个外力推你一下，帮你矫正一下，帮助都是巨大的。所以，我感激在人生各阶段中给我无私帮助的师长们。今天，我在中学阶段的老师，已经有好几位不在人世了，这使我尤其难过。每当想起他们，不免感慨人生之短暂和残酷。

除了前面提到的刘景慧校长，过世的恩师还有教我初中物理的袁尚达老师、教我高中语文的付士杰老师。付士杰老师反右之后屡受冲击。我高二的时候，他找我谈话，反复叮嘱我不要学文科，以免招祸，因为他从我的作文里感受到了某种东西。那种东西其实就是我对这个国家的爱。在那样一个思想刚刚解放的时代，这种东西足以让人们感到恐惧。不过，付士杰老师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学生碰巧赶上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可以随意流露个人情感和对国家热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