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菊隐，著名记者、作家，一九一二年进入新闻界，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本书是作者根据三十年新闻采访的经历和见闻，在晚年写的自传体回忆录。书中以纪实的风格、生动的笔法，记述了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一年间的政治百态和作者在新闻界的经历，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

引子(1)

青少年的艰苦生活

辛亥参军一瞥(1)

年幼失学(3)

始入新闻界(5)

接办《湖南新报》(10)

改办《湖南日报》(15)

始为上海《新闻报》写“长沙特约通讯”(21)

湖南宣布“自治”的六年

新闻记者得列席湖南军政联席会议(24)

湖南政变，谭延闿下台(28)

采访中的初步体会(34)

湖南第三次政变内幕(38)

湖南省宪法草案完成(40)

关于湘粤联盟(42)

湘军“援鄂”战争中的采访(45)

关于湘直议和以及对张、汤两文的订正意见(52)

孙中山改道北伐(60)

到上海初访《新闻报》(62)

吴佩孚电战联治派，黎元洪拉拢南方人(69)

湖南选举的内幕(74)

湖南护宪之战又起(77)

直系政权一败涂地，联治运动成尾声(83)

湘军内部又起分化(88)

萍踪无定的五年

由长沙赴汉口(94)

刘玉春血战汀泗桥，吴佩孚兵败走河南(97)

到上海再访《新闻报》(101)

参加《武汉民报》的一瞥(106)

济南五三惨案躬历谈(110)

国民党控制言论步步加强(121)

福开森出卖《新闻报》股权(补述)(125)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四年(127)

回长沙侍母终年(151)

在汉口的两年

任《新闻报》的驻汉记者(154)

《大公报》邀请我兼任该报“客串”通讯(155)

“一二八”后洛阳之行(162)

《新财神献宝记》(166)

在南京的三年

创办《华报》，为《新闻报》改写专栏稿(171)

为《国际汇编》写论文(175)

三访《新闻报》(177)

由南京迁居上海

我进《新闻报》后的工作任务和待遇(179)

《新闻报》轶事(181)

《居院长失踪之谜》(184)

《悲剧出在自己的家里》(186)

《台儿庄上好月色》(191)

汉口之行(196)

蒋百里病逝宜山城(206)

金神父路十八号(212)

《海上春秋》(215)

舒新城给我的鼓励和帮助(225)

白色恐怖下迁居(232)

别了，《新闻报》(233)

作者后记(237)

我离开《湖南民报》不久，一天从南正街商务印书馆走出来，一顶拐大轿①迎面而来，轿中人一眼看见了我，忙不迭叫轿夫把轿子停下来。他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我正要找你，我们找个地方谈谈。”

我定睛一看，来者就是两年前我们共同筹办《三楚新闻》的穷朋友黄咸夷。我们停步的地方，正是长沙城南行人如织的闹市，谈话很不方便，便相偕到附近德记面点馆，边吃面边谈天。

这几年黄先生走了运，当过湘军第四师的机要秘书，此时又奉命接办《湖南新报》，正在进行人事安排。原第四师师长是国民党老一辈军人程潜。一九一五年云南起义时，程潜奉黄兴之命，到昆明去找士官老同学蔡锷、唐继尧，蔡唐二人叫他到湖南组织民军响应起义，并派红边帽子滇军一营护送他由黔入湘。他自称湖南护国军总司令，沿途招收民军，到省后改编为湘军第四师。他跟谭延闿素不相能，谭二次督湘后，把第四师并入第二师，程便卸职下台。程在长沙办有《湖南新报》，派师部军需处长宁坤为总经理，程下台后，宁也另有任务，改派黄咸夷接办该报。我们见面之下，他请我在主编与主笔之中择一而任之。我毫不客气地指定要当总编辑，否则决不参加。按照湖南地方报的规定，总编辑与主笔分工，前者为编辑部的总负责人，主持审稿发稿，主笔负责审阅社评或自己动手写社评，其名次在总编辑之下。我认为，认真负责是办好报纸的首要条件。当时我抱有一鸣惊人的理想，要么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要么宁可高卧危楼，孤芳自赏。黄遂决定派我为总编辑。

接着谈到具体问题。我说：“往日科场中有一项通则，考举人必须写好一笔正楷字，否则休想考取。报纸也必须印刷精良，才能引人人胜。”我建议我们首先责成印刷部门加快改铸全套五号字，作为刷新版面的准备。其次也谈到延揽人才和提高报纸质量等问题。

写到这里，应将当时长沙各报的情况简介一番：

民国初期，湖南的国民党人最多，长沙各报也大多属于国民党系。由于南北战争一再发生，湖南地处全国中心为南北必争之地，政局很不安定。每逢北军入湘，国民党系报纸就要受到摧残，而当北去南来，又有一批新人新报出现，这就是长沙报纸随波逐流起伏无常的原因。其次，长沙有一批失意政客和无业文人，错误地认为办报不需要多大本钱，只要向省政府或地方军人“募化”一笔开办费，找到几间房子，收罗几名穷书生，就可以择吉开张，像前面所讲的《女权日报》、《湖南民报》一样。这种毫无根基的报纸，内容因陋就简，远远不能适应阅者的需要，很难打开销路。长沙又非通商口岸，广告收入很少，这又是它们在营业上无法达到收支平衡的原因。根据当时情况，长沙阅户喜阅上海报纸，一因上海报张数较多，内容较丰富，它们托庇于外国租界，敢于登载地方报所不敢登载的新闻；二则它们还采取一种看“走报”的方法，收费较廉，地方报的销路又被夺去不少，因而更难立足了。

P10-11

陶菊隐(一八九八-一九八九)，湖南长沙人。著名记者，作家。自一九一二年进入新闻界，陶菊隐在多家报馆担任通讯员、记者、编辑和总编辑，写作了大量通讯、报道、特写、述评和专栏文章。一九四二年退出报界，专注于文史著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

陶菊隐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有《菊隐丛谈》(二十五册)、《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六君子”传》、《吴佩孚将军传》、《督军团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陶菊隐从一九一二年参加长沙《女权日报》，到一九四一年退出上海《新闻报》，时间恰恰三十年。这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也是陶菊隐从一个无名小辈成长为著名记者的过程。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他曾以记者的特殊身份列席湖南军政联席会议，目击各派军阀斗争的种种内幕，亲历了日军制造济南惨案的暴行，并被蒋介石视为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记者生活三十年》是陶菊隐根据三十年新闻采访的经历和见闻，在晚年写的自传体回忆录，于一九八四年在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以纪实的风格、生动的笔法，记述了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一年间的政治百态和作者在新闻界的经历，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

蒙陶菊隐先生后人慨允，我们对此书重新校订，简化了各章节的小标题，增加了三十余幅历史图片，并增加副书名“亲历民国重大事件”，重新出版。陶菊隐先生一生著述之绝大部分都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再版，是对陶菊隐先生的纪念，更是他与中华书局常年合作而结下的深厚情谊的延续。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5年7月20日

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决定创办一种刊物，定名《新闻研究资料》，派了一位同志来沪组稿。这位同志向我建议：“你是上海老报人之一，应当写一部回忆录，供新闻工作者参考。”我虽是新闻界一老兵，但对新闻界无所贡献，不愿为自己树碑立传。这位同志一再启发，认为老报人把几十年来从事新闻工作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作为新旧中国新闻事业的对比，这就是对新闻界的贡献。并附带声明：“这个刊物没有条条框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这部回忆录既然没有条条框框，我就不写提纲，像“天马行空”一样，信笔所之，写到哪里算哪里。我打算从一九一二年参加长沙《女权日报》写起，到一九四一年退出上海《新闻报》止，时间恰恰三十年。这就是《记者生活三十年》命名的由来。

这部回忆录的第一次寄稿，在一九七九年《新闻研究资料》创刊号发表。事前约定，这是“长篇连载”，每期可以容纳一万字左右。《新闻研究资料》是个不定期的大型刊物，到一九八。年五月该刊第三辑问世时，才只登出三万字左右。照此进度连载下去，恐我有生之日，终无完稿之期。为此，编者主张此书下文不再在刊物上发表，移作“新闻丛书”，交出版社专册印行。

数十年来，我的涂鸦之作，无论在日报或期刊上连载发表，总是登一段写一段，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不是一气呵成。这种不良习惯，老而不改，遂亦听之。自一九八。年五月以后，由于刊物脱期，我就搁笔不写了。

我滥竽新闻界有年，不少读者久知其名，却未见其人。搁笔时间，他们纷纷写信来，希望把这篇没有登完的稿子继续写下去。有些出版界同志希望把这部回忆录交给他们出版。我却认为这是不急之务，打算推迟再写。那么，这些年来，我究竟干了哪些“急务”，这些账也得交代一笔。

十年动乱时期，我受过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一九七六年，这些害民贼被粉碎了，我又患过几场大病，不知命尽何时。从一九七八年起，我决心以分秒必争的速度，争取抢回十二年来已失去的光阴。每日黎明即起，经常埋头伏案，至于废寝忘食，甚至住进医院，病情稍见减退，即强起从事写作。三四年来，先后两次修订《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另外写成《袁世凯演义》、《孤岛见闻》、《筹安会“六君子”传》等书。但自去年(一九八一年)患白内障以来，左眼一片模糊，右眼视力亦见锐减。我知道我的写作生涯已到最后关头，那篇没有完成的稿子不能再推迟下去了。这就是我鼓起余勇续写《记者生活三十年》的由来。

其实，这部书写的是我的前半生。在这三十年之中，其着重点是在参加上海《新闻报》的二十年。这以后，我跟某些刊物和出版界也曾结过文字之缘，但写的都是旧闻，因此自号“旧闻记者”，时间却超过了三十年。我今风烛残年，如果再叫我写“旧闻记者三十年”，那就将成为一张永不兑现的支票，不是我力所能及，读者谅之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