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这么多已经消失不见的建筑物或是庭园，你大概对于都不太可能感兴趣，你根本没有看过它们，所以不管是阿房宫，或是其它有名的大花园，我们就无从对它产生感情。可是当中有一个庭园很奇怪，就是它跟中国的历史紧密地相连，它就是圆明园！

如果你曾经对于那个时代所活过的中国、存在过的中国、以及它的政权感兴趣的话，圆明园的研究——透过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学家所做的这一本——在美国也得到过高度评价的著作，这么一个追忆，我想圆明园很多具体的故事的细节的描述，可以让你对于那个时代有更深刻的理解。

圆明园是中国园林艺术的巅峰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雄伟的帝王宫苑。圆明园的兴衰，是大清帝国由强盛走向衰落的缩影。

本书从三个方面对圆明园进行了研究。首先，重现了圆明园的布局，以及圆明园建筑的外观和内涵，阐述圆明园在美学设计和布局上的意义。其次，考察了从雍正至咸丰五位清帝在圆明园的日常及政治活动，探讨了圆明园的组织和功能。最后，检讨圆明园的兴衰，详细讲述了圆明园被焚毁、劫掠以及逐渐破落、荒废的过程。

本书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圆明园兴建、扩展、衰落的全过程，从中不但可以了解圆明园的历史，更可以一窥清朝的兴衰史。

中文简体版弁言／1

中文版引言／4

自 序／12

导论／1

第一部 建筑

 第一章 缘始／9

帝王宫苑的兴起／1O

园林艺术的成熟／13

园林艺术最伟大的综合体／16

 第二章 圆明园的布局／27

圆明园本园的景观结构／31

环福海景色／49

 第三章 圆明园的扩充／57

长春园的兴建／57

中国的凡尔赛宫／71

圆明本园内更多的扩建／83

绮春园一瞥／87

第二部 历史

 第四章 圆明园的兴起／95

从亲王苑囿到帝王御园／96

圆明园的黄金岁月／105

英使马戛尔尼来访／111

荷兰使节团来访／121

阿美士德使节团来访／125

圆明园的黄昏岁月／129

 第五章 圆明园的组织与功能／143

园政及其运作／143

圆明园内的器皿库／151

罪与罚／153

 第六章 皇家在圆明园的起居／167

乾隆一天的作息／168

皇家膳食／170

嬉戏与娱乐／179

 第七章 洗劫与焚毁／187

山雨欲来风满楼／187

掠夺／195

火烧圆明园／209

余波／224

 第八章 重修与最后的破坏／257

荒凉的圆明园之旅／257

一心一意想要修复残园／242

清漪园的重生／258

再度沧桑与后果／269

后记：圆明园遗址公园／281

参考书目／295

索引／307

在讨论圆明园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最雄伟的园林兴起之前，首先让我们概述一下中国传统的园林艺术。园林设计和营造建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生活在美丽而风貌不同的特殊山水之中，使中国在过去三千年来发展出具有特色的园林美学。一般来说，中国艺术家，无论是诗人、画家，或园林设计者，都效法自然，并推崇那种全然天人和谐的感觉。

众所周知，中国的诗与画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现代的学者经常引用苏东坡（1036—1101）赞扬唐代艺术家兼诗人王维的作品时所得出的评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诗与画都有各自的标准和形式，但两者共有一个广受欢迎的主题，就是强调山水之美，以及包含于其中的微妙情感。这种密切的关联性也存在于诗和庭园之间，著名的中国园林专家陈从周就把理想的园林视做优美的诗词。

同样的关联性也存在于山水画和园林设计之间。举例来说，中国画家和园林设计者都遵循一个引人联想的基本法则：呈现漂浮的远山、远树，以及悬于天际的船只。在中国园林史中，有不少园林的设计就是依据著名的山水画来建造的。当代建筑学家彭一刚就正确地指出，中国绘画为中国园林的建筑风格定了调。

当然，中国的山水画家除了深深地被田野的宽广辽阔触发灵感之外，也极受水墨山水画和诗词所呈现之自然美的影响。可以说，绘画和诗词两者为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概念化提供了特别优美的意境。园林跟诗词和绘画一样，是艺术、抒情和风景的一部分，许多庭园设计者本身也是够格的画家和诗人，所以他们很自然地为园林环境注入一种建构形式，这种建构形式自然流露出画与诗的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够水准的传统中国园林会被认为好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中国园林虽由人工建造，但整体景观构成表现出像自然界一样地自然。既然园林建筑跟周围风景和谐一致是中国园林设计的必要条件，把人为建筑添置在风景中就需要巧夺天工，将建筑与自然交融为一体。

相对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呈几何形式的庭园，中国园林艺术崇尚没有束缚的美，强调自由形式、持续流动和意想不到的曲折变化，然而拟真的自然环境却又是人为的创造。辽阔的自然可以被浓缩在山水模式之中，需要的只是“咫尺创寰宇”或会聚成“乾坤在一盆”。具备峰顶、绝壁、沟壑、峡谷、溪涧和瀑布的假山是中国园林的基本，虽然18世纪的英国庭园也换成田园风貌，但中国这种“象征性的表现主义”跟欧洲的写实主义传统还是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传统的中国园林可以区分为四个不同范畴，就是一般大众休闲的风景公园，宗教团体的寺院园林，由文士拥有的宅第庭园，和悠久而极其壮观的皇家园林（或帝王宫苑）。翻阅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宫苑，很快就得出三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极其宏伟，被圈入皇家园林的都是最好的风景，有庞大的建筑群，表现出让人敬畏的气派和天子的威严。冠冕堂皇是帝王宫苑最基本的艺术特征。第二，园林建筑追求奢华、雄伟和壮丽的外观，给人一种超华丽建筑的印象。第三，它们根据神话题材来设计，像蓬莱仙山上的琼楼玉宇，来表达长生不老世界里的愉悦和梦幻。3圆明园就是最壮观的帝王宫苑，在中国园林设计的历史当中从未有过。(P9-10)

本书中译本《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由台北麦田出版社出版后，江苏教育出版社吴兴元先生即与我联络，非常热心地要出大陆简体字版，并先后向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与麦田出版社购得出版权。不到几个月，简体版的校样已经印出，增加了不少图片，改正了一些笔误，印制也大方美观。我对小吴的敬业与诚恳，表示感谢。

此书原由英文写作，当然要顺着英文的语法与思路写；然而由英文译成中文，译者往往不能完全摆脱原来的语法与思路的羁绊，以便转化为道地的中文，读来不免有点别扭。我于审订译稿时，虽多加润饰，但难以改头换面，此次校阅简体校样，又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订。我若用中文写此书，写法肯定会大不相同，不仅文字而且谋篇都会很不一样。

我们华人碰触到圆明园，大都会带点民族情绪，从当年亲眼看到圆明园起火的陈宝箴，目击英法联军烧、杀、抢、奸的李慈铭，到近代变法家康有为，保守派作家林纾，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李大钊，诗人顾随，学者向达，将军张爱萍，各人思想背景虽异，对名园遭外来暴力所毁，莫不痛心疾首，都感到莫大的屈辱与悲愤。我个人初访荒芜的圆明园时，也不免触景生情，很能体会前人的悲愤，曾调寄《水龙吟》一阙：

名园早已荒芜，百年憾事今难状，天津失守，北京易手，皇城焚掠。壮丽成空，火龙吞树，残垣相望，叹金楼凤阁，都成劫烬，寻陈迹，空惆怅。

闻道旧园新造，乍听之心情波荡，山林仍在，玉泉滋润，清流可畅。只欠东风，吹开帘幕，碧湖涟涨，愿天公眷佑，长春不谢，坐圆明舫。

当时填词的心情仍希望能重现圆明园的昔日光辉，然而当写书时，已感到重修圆明园之无意义，最大的问题尚不是财源，而是技艺失传。再者，即使财、艺俱备，再造出来的圆明园也是假的，还不如好好整理与保存真实的遗迹。圆明园虽称“万园之园”不误，但其不同于万园，正因其具有异于寻常的兴亡痛史。遗迹所呈现繁华与屈辱的历史记忆，以及现场逼人的沉寂，也正是此园之所以特别令人低回，起遐想之处。圆明园遗址的悲凉之美，自然而然会激发无从压抑的民族情感。

我在写圆明园遭遇到洗劫与焚毁一章时，力求作一个“无情的历史书写者”（dispassionate historian）；然而，不容置疑的史实与普世价值诏示我们，抢劫以及焚烧圆明园都是难以自圆其说、难辞其咎的行为。最近香港大学英文系一位副教授为文指出，下令焚毁圆明园的第八代额尔金男爵的父亲，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时，即曾破坏文物，将希腊“帕提侬神庙”（Parthenon）里的塑雕大理石像运回苏格兰老家，被伟大的诗人拜伦（Lord Baron）痛斥为太无天理与可恶的文物强盗；拜伦极爱希腊，故痛恨之至，因而要“让仇恨[永远]追索他（额尔金）的贪念”（May hate pursue his sacrilegious lust!）。半世纪后，儿子走父亲的老路，不仅抢走圆明园里的珍贵文物，而且将抢不走的烧了。这位作者觉得，从希腊被盗的石像到圆明园的废墟，对之必须作道德的批判，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来合理化19世纪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是“不道德的”，因其乃人类共同记忆中非人性的案例，必须谴责。

当年写作此书时当然有未见的资料，特别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大量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然今已数字化，极易引用；其中有关圆明园者至少有192笔，诸如乾隆九年元月总管内务府“谘典籍厅奉上谕，新岁朕奉皇太后驻跸圆明园，所有灯节恭进皇太后筵宴及赐蒙古王等筵宴，应照旧举行”；乾隆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傅恒奏：“辛未科庶吉士散馆，拟于十月四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伏候谕旨”；乾隆十八年大学士陈世倌奏报：“西洋波尔多噶尔亚国进贡来使巴哲格，应赍方物进献，据钦天监择吉至日，带领来使至圆明园进献，恭候内廷收讫，知会内务府等所，有赐宴等事”；乾隆五十五年八月礼部“移会典籍厅，所有二十日正大光明殿筵宴其应行入宴之朝鲜等生番，在京一品文武大臣，外省提督巡抚，衍圣公，照例于是日五鼓，前往圆明园入宴”；道光十六年四月礼部“移会内阁典籍厅，本年丙申恩科典试，皇上驻跸圆明园，相应预行知会各衙门，凡开列读卷大臣务于四月二十日黎明各咸集圆明园，听候钦点”；道光二十年翰林院“谘稽察房奉上谕，庶吉士于四月十六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考试”；同年礼部“移会内阁典籍厅为本年十月初十，皇太后万寿圣节，皇上诣绮春园进表行礼”；嘉庆十年七月十八日圆明园“谘典籍厅为库掌伊萨布等呈，称皇上谒陵，请照例谘行各衙门于圆明园大宫门两边各部院衙门朝房，派人前来看守，并将人役花名谘覆本处”。类此档案文献均可补充本书所述，圆明园除游乐以外，颇有繁忙的公务活动。

内阁大库档案也为本书所述圆明园里的“罪与罚”提供新的例子，如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公兆德家人成禄在圆明园用刀戳伤袁朝礼并致死，刑部请旨将成禄即行正法。此未必是谋杀案，但不论动机为何，伤人致死按当时杀人偿命的原则，被判死刑不足为奇，也给我们提供了在圆明园内犯罪而被处死的例子。又从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五日的档案得知，看库步兵杨廷璧挖掘偷窃银库，也是拿送刑部严审；不过，巡防不力的参将李全等人则交兵部严加议处。

此书英文版精装与平装只印了1000本，麦田中文版也只印了2500本，对圆明园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有资格的评论者必求之于中国大陆，故吾于简体版寄厚望焉。

汪荣祖

2005年8月6日

写于台湾嘉南平原

尽管历经天灾人祸的无情摧残，圆明园的遗址还是奇迹般地保留到今日。最后一次危机是狂乱的“文化大革命”，在那期间，许多农场、工厂和学校都在圆明园的遗址上建立起来，严重破坏了圆明园的地貌。“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告终及时防止了遗址的彻底被消灭。更重要的是，过去遭受摧残和破坏的严酷经验唤醒了更强烈的珍惜与保存历史文化遗址的意识。结果在1976年成立了圆明园管理处，明确的宗旨是维持遗址的原貌。这个遗址在得到保护之下，从此对外开放。1980年之后包括来自日本、美国、英国和瑞典等外国人在内的游客人数，急速地上升。

在1980年，曾对遗址展开一次全面性的勘查，总共丈量出土地5220亩：1400亩绿地、360亩苇塘和200亩建筑群遗址。其他60％的土地分类如下：1400亩稻田，70亩水面，800亩农田，360亩农合，480亩的工厂、学校、仓库、办公室和靶场，以及150亩的道路。许多人造山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夷平，原来250亩的人造山丘只有不到半数得以幸存下来。

这次勘查也显示很多单位占用了遗址，包括至少2000名农民居住的20个村落、101中学、市化工研究院(原化工五厂)、区武装部靶场、公社鸭场和区机械修造厂。光是机械工厂占用遗址的土地就达350亩。这些单位的存在连同他们计划的营建工程，若不制止，肯定威胁到遗址上原建筑已经看不见的地基。根据勘查员的发现，许多地基已经难以辨认。当务之急就是下定决心如何终止侵占珍贵的历史遗址和防止整体破坏。确保历史保存的最好方法，就是从遗址上迁走那些占用者；但是这个任务也颇为艰巨。，

在1980年的秋天，当大批政治领导人、有名望的学者、著名的建筑师和著名的艺术家表达了维护圆明园遗址的极大关切时，圆明园终于获得全国性的注意。他们在一份公开的倡议书中取得1583个签名，号召“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

过了没多久，中国建筑学会利用纪念火烧圆明园120周年的机会，在1980年8月13日至19日于北京召开了大型的讨论会。与会者达成一致的共识，认为保护圆明园遗址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原址上修复部分景点和建筑，因为若置遗址于不顾，则面对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情况，难免继续遭到破坏。为了提倡有效的历史保存，在1980年10月17日组成了一个筹备委员会，确保尽快正式成立圆明园学会，作为一个永久性的机构。

圆明园学会最后在1984年12月1日于北京海淀剧院举行成立大会，包括许多高级官员在内，大约有400名各界人士出席这次大会。草拟完成的章程强调遗址公园的特别价值；目的是要丰富国家的文化生活，加强爱国教育，促进旅游业与国际友谊。这项计划与提倡中国的“精神文明”是互相吻合的。因此，维护圆明园这个历史遗址就成为国家的优先处理重点。不过，圆明园学会所希望的不仅仅是维护而已，由圆明园学会委员会、中国圆明园基金会、中国圆明园规划设计公司和圆明园管理协调委员会等几个组织组成的圆明园学会，其目的包括研究、文化活动和施工。

参与讨论会和成立学会的少数人，未能注意到防止遗址继续受到侵犯和立即清理遗址的重要性，特别是遗迹外貌尚清晰的欧式建筑区。不管怎样，在应否修复圆明园上没有一致的看法；即使达成共识，如何修复和修复到什么程度也是意见分歧，讨论得相当激烈。反对大幅整修者，以浪费国家资源为说，并且坚持宝贵的经费应该用来满足一般人对住房的迫切需要。一些与会者甚至把积极提倡整修的人比喻为慈禧太后，因为她挪用急于充实军备的海军经费来整修清漪园。

每一个参与讨论的人都知道，要恢复圆明园昔日的风光将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资金。以整修承德避暑山庄的人工建筑所需要的经费来计算，扣除内部整修的经费，每平方米就需要50万人民币。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圆明园里主要建筑的整修大约有16万平方米，费用至少会高达800亿人民币。这个估算毫无疑问是有利于那些反对大规模整修的人，但另一方面，尽管倡议整修的人也了解到国家的资源不足，却没有放弃他们的热诚，因为他们是基于国家自尊和爱国情操。

最后，达成一个折中的看法。这个共识就是整修部分基本的建筑，让荒芜的圆明园转变成一座让人印象深刻的纪念公园。这个大多数人的观点可见之于汪之力草拟的提案中，他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创办圆明园学会。他原则上建议，任何老旧建筑的整修应该做些修改以符合当代的需要。他提醒他的同人，在圆明园的建筑历史当中，变动设计和蓝图是经常的事。不过，他很快做了补充，认为圆明园的整体布局不应该更动，特别是湖泽、水道、山丘、建筑地点和几十处著名景点的基本布置。从汪之力的角度来看，保持圆明园的本真与完整，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去整修许多昔日极具重要性的建筑物，诸如正大光明殿、“九外I清晏”的皇室寝宫、佛寺和道观。在这些遗址上，可以留下更多空间，用来种植树木、花卉和草坪，以及兴建道路、小吃店休憩区、电力设施、排水工程、保全和防污染装置、服务处、展览馆、娱乐等文化设施。

对于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关心圆明园的人来说，任何有限的整修都能帮助防止进一步破坏这个历史遗址。在国家和旅游业的支持之下，建造围栏和清理现场等长远计划终于开始了。不过，立即面临的问题是合法地取得土地，然后强制驱离大批的占用者，重新安置全部农合、工厂和学校是一件何等艰巨的工作。那些依赖土地讨生活的农民特别难以应付。最后找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向占用者提供实质的奖励，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归功于邓小平的改革。结果，这些占用者不管是农民或工人都改了行，联手开发遗址，他们成为新成立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开发建设公司的合作伙伴。这些占用者的角色因此转换了过来，从破坏遗址转为致力于创造一个宜人的圆明园遗址公园。最后，这个遗址公园于1983年8月10日，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里，正式地奠基了。

于是，大规模的修复工程在1984年开始了。动工仪式在同一年的12月1日于遗址上举行，聚集了数千人，并吸引了国际媒体的注意。修复工作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公园，优先处理的是在长春园北端的欧式建筑区。这是由一群专家在1984年7月12日至14日于北京举行的会议当中，根据田野报告所做出来的决定。之所以会特别选择这个地点，很明显是因为还留下部分仍然可以辨识的巴洛克式建筑残存之遗迹和石块。残迹为过去的国耻留下见证，更不用说巨石碎块呈现出庄严肃穆的外观。这些引人注目的遗迹，经过清理和巧妙地安置之后，就成为遗址上的名胜古迹。另外，欧式建筑区内有很多有趣的喷泉，由于地基坚固，不需要太多经费来修复，而且肯定会成为游客的焦点。获利丰厚的旅游业，其商机是毋庸置疑的，所带来的收益可以用作整修圆明园之用。专家们在当时唯一关心的是，对于欧式建筑区遗址上的古迹，不论如何整修，都不应该与整个长春园做任何切割。专家们都渴望看到维护圆明园遗址的完整性。

尽管欧式建筑区只代表此一失落宫苑的一小部分，但即使略为修复，亦将花费惊人，有两位专家估算大约要花上850万人民币(大约是210万美元)。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数字并未包含修复整个欧式建筑群的费用，当然那两位专家认为并没有必要全修。早在1982年3月20日，当举行讨论会探究这个问题时，许多与会的艺术家和建筑师都倾向让那些巨石碎块原封不动，以保留这座遗址公园的“悲壮形象”。十多年之后，欧式建筑区遗迹的整修工作终于在1992年完成。中国民众看来都肯定这份努力，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断有小额的捐款汇入，来表达支持。最令人瞩目的是，因为农村经济改革而致富的河北赵氏兄弟，向圆明园管理处捐出三万元。其他个人的捐献尽管金额不大，却展示了广大群众的热忱。

圆明园的名气几乎立即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来参观遗址公园，游客人数从1979年的7000人次稳定成长至1984年的28万人次，在五年之间游客增加了39倍，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长。换一个说法，从最初正式开放公园到1984年为止，超过100万人次参观了这个遗址。旅游业毫无疑问帮助遗址公园筹集了不少资金，来应付持续中的工程。

当笔者于1986年重游圆明园时，注意到遗址公园已经由新建的长约四百米的虎皮墙所围绕。另外，从人口到遗址公园已经铺设了一条道路，沿途可以看到一些有雕刻的大理石、已经荒芜的正觉寺、石桥和许多未经整理的山丘。最引人注目的是著名的福海，淤塞了几十年之后，在1984年12月1日重新成为一座美丽的湖泊，并且在1985年开放给民众泛舟游览。但游客仍然可以在这个区域内，发现两到三成的建筑物地基被崎岖不平的土地和野草所覆盖。虽然许多地基(包括在公园边缘的破败地基)得到清理和维护，但在南边邻近地区的狮子林和买卖街的珍贵地基，却仍然被湮没，有待保护。

没有人会怀疑，创立公园有助于历史文物的维护。在建造公园的过程中，居住在遗址上的大批农户，按照计划被陆续迁走。当笔者于1991年的夏天第三次游访这座公园时，至少有1800亩或大约35％的圆明园土地被收回来。此外，通往欧式建筑区的老旧大门，已经新建了一座引人注目的大门，西式迷宫也依照原定计划重建。在1986年至1992年之间完成的工程，包括绮春园的宫殿式大门、大约7000米长的围墙，以及“海岳开襟”、“凤麟洲”、“别有洞天”、藻园和其他数十个旧景点。除此之外，这段时间以来已经种植了超过20万棵树木和100万株以上的花卉。到那时为止，包含福海、长春园的大部分，以及绮春园等至少300万公顷的用地，已经在北京的西北区，形成一座新型的公园。

不过，恢复更多圆明园的旧景点以吸引游客，也许会引起新的关注，那就是商业化倾向的后果。重建的人工建筑，不管是桥梁或屋宇，看起来十分粗劣，严重缺乏艺术技巧，远不能与闻名于世的圆明园之原有高超工艺相提并论。笔者曾于1991年看见一条横跨溪流的小桥，不管用什么合理的标准来看，都是毫无品位。在这座曾经辉煌的宫苑里，以如此粗糙和草率的方式营建，是绝对不可原谅的。别人似乎也有同样的看法，一篇刊登于1996年的报刊文章就尖锐地批评这种蹩脚的手艺只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取得商业利益，文章的作者嘲讽地把圆明园比喻成所谓“复活的凤凰”，其实不过是“假凤虚凰”而已。

在1997年，邻近香港的繁荣城市珠海，仿建了包括西洋楼、九州清晏和方壶胜境在内的景点，造了一座新的圆明园(圆明新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商业主义是这项工程背后的原动力，这座圆明新园第一年的营业收入居然达到1.6亿人民币之多。这门有利可图的生意引发新一轮的争论：是否完全修复这座帝王宫苑。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包括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建筑师，都在争论一个问题，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如何维护原有建筑的遗址。对于他们来说，修复几乎是等于继续对文化遗迹的破坏，维护遗迹反而是符合爱国和美学的目的。更有甚者，警钟已经响起，就是传统中国建筑与园林工艺里最精巧的技术已经失传。充足的经费虽然可以在任何时候重建一座失落的宫苑，但是失传的技艺几乎不可能再找回来。

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些侵占圆明园旧址的新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玩世不恭的人在圆明园旧址上建立所谓的圆明园艺术村。从1996年之后，在圆明园旧址旁边又建造了一个广阔的住宅区。一家在海淀的地产公司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营建所谓的圆明园花园别墅，它的范围越过遗址公园的北界，以吸引买家。这种以圆明园招商肯定会引起混淆，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在销售圆明园。此外，随着北京的“环路”不断扩展，一条高速公路可能会穿过圆明园的旧址。讽刺的是，维护遗址到最后仍然还是受到都市化和商业主义的威胁。在商业利益的压迫之下，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前景更加显得黯然和令人忧虑。

如果圆明园遗址公园和珠海的圆明新园无法完全呈现原有艺术品位的话，也许只有观赏庞大的承德避暑山庄和保存良好的颐和园，才能重温中国帝王宫苑的伟大遗产。颐和园本来就是附属于圆明园的清漪园，大概是至今保存最好的既庞大而又壮观的中国帝王宫苑。这座宫苑在清朝覆亡之后，于1924年才首次公开开放。然而由于疏于管理，园中很多人工建筑不断损坏，昆明湖的水位急速下降。在1964年，曾经做过最大的努力去整修这个3000余亩的大湖，并建造了一条新的渠道以引入充足的水量。尽管颐和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遭到破坏，但在政治风暴过去之后，主要建筑和四周环境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使得修复工作变得相对容易。1979年之后，颐和园里超过7万平方米的人工建筑，包括4000幢房屋都得到清理和修缮。即使位于万寿山后山的主要景点买卖街(分别在1860年和1900年遭到破坏)最后也得到修复。回复完整状况的颐和园，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替代那永远不能挽回的圆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