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总结和概括了国内外关于技术跨越的研究成果，富于创意地构建了技术跨越的分析框架，阐发了技术跨越的本质、特征和模式，用历史与现实的大量事实，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回答了“技术跨越是如何可能的”这样一个颇有挑战性的问题。

跨越是如何可能的

技术跨越式发展，关系到我国21世纪生产力能否跨越式发展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也是技术哲学界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

技术和科学都属于生产力范畴，但技术不同于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越来越成为直接生产力。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空虚第一生产力是直接通过技术而且是现代技术来实现的。而现代技术不同于传统技术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变革速度快，创新周期短。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加快技术开发与创新。要实现国民经济与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首先走技术跨越式发展之路。

技术跨越式发展是可能的吗?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发展历程来看，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历史事实。人们从世界科学括动中心转移的规律性现象得知，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先后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统计分析进一步表明，最终在生产力上英国超越意大利，法国超越英国，德国超越英法，美国又超越欧洲，最直接的因素是由于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在技术上后来居上、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而此前这些国家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只是它们技术跨越的前提条件之一。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落后的东亚地区经济的起飞，再次证实技术跨越是可能的。20世纪下半叶，日本、亚洲“四小龙”先后呈雁行式追赶欧美，导致东亚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也是技术跨越式发展的结果，只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技术跨越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人们要问，技术跨越又是如何可能的?这些后起国家和地区通过技术跨越而后来居上的历史事实，昭示出一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不断实现的趋势。这个实际起作用的规律就是经济技术重演律——后进国家在经济技术发展中，会以凝缩的形式、更短的时间、更快的速度，再现发达国家经济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里，马克思就是根据当时较发达的英国典型模式所蕴涵的工业化普遍规律，预见到当时较不发达的德国未来的前景。尔后的事实完全印证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德国后来重演了英国工业化的历程，但是德国以比英国更快的速度完成了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用了80年时间(1760—1840)，而德国仅用了40年(1840—1880)。德国正是通过技术跨越而迅速地超过了英国。德国的技术跨越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之前德国哲学革命唤起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同时形成了科学和教育的发展高潮，并引起了一场政治革命(1848)，导致最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1870)，从而在思想、科学、人才和制度等方面形成强大的潜在的后发优势，为德国的技术跨越、经济起飞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后来居上者为何具有一种后发优势?这是因为先行者往往存在许多偶然的因素，通过曲折的道路而发展；而后来者可以学习和借鉴先行者的经验与教训，避开芜杂的偶然的不利因素与漫长的曲折道路，驾驭先行者发展中蕴涵的规律必然性，抓住有利的机遇期，谋求更快更好的发展，通过引进先行者的先进技术，努力进行自主的技术创新与跨越，最终超越先行者。

可见，技术跨越并不是另起炉灶，一步登天，而是后来者在技术重演中实现质的飞跃；而技术重演也不是重复先行者的轨迹，亦步亦趋，缓慢爬行，．而是后来者循着先行者发展的规律与趋势，集聚后发的优势，以更短的时间实现技术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令世界瞩目。那么，我们的崛起是否是通过技术跨越而实现的?如果是，那么进入新世纪，我们能否进一步做到整体上的技术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做出肯定的回答，那么就需要进一步解答中国技术整体跨越又是如何可能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延臣的这部著作《技术跨越论》出版了。该书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总结和概括了国内外关于技术跨越的研究成果，富于创意地构建了技术跨越的分析框架，阐发了技术跨越的本质、特征和模式，用历史与现实的大量事实，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回答了“技术跨越是如何可能的”这样一个颇有挑战性的问题。全书最后联系我国国情特点和技术发展的实际，划分了中国技术跨越的三个历史阶段，进而提出了中国技术整体跨越的战略构想，以及如何实施这一战略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我想，这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技术决策者如何认识和促进我国技术跨越式发展有所启示，有所裨益。

这部著作是延臣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作为他的指导教师，深知这篇博士论文来之不易。作为在职博士生，延臣只能利用学校领导工作繁忙日程之外的时间。为了明确研究的问题和思路，延臣多次往返奔波于沈阳和大连之间，跟我反复切磋。从论文选题、搜集资料、阅读文献到撰写论文，为做到结构严谨，概念明晰，有所创新，其间多次反复修改，推倒重来，数易其稿，才有今日之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

想当初，技术哲学的研究热点是技术创新问题，而延臣却选择技术跨越问题进行哲学研究，我告诉他这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如今看到这个攻克难题的学术成果，怎能不感到由衷的喜悦。在我看来，为探索技术跨越的理论，延臣在学术上、观念上乃至性格上，都发生了一次大的跨越。

诚然，这部著作尽管对技术跨越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但毕竟只是对技术跨越进行哲学反思的一个起点。因此，我期待这部著作的问世，会引起技术哲学同行深入探索技术跨越的本质和规律的兴趣。同时也希望延臣以这部著作为起点，在事业上学术上实现新的跨越。

  刘则渊

2005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