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思想并非先验之物，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而且它的重点是放在思想和实践的联系和结合上。

万斯大与万斯同兄弟世称“二万”，是清初浙东学派的双杰。本书以万斯同评传为主，附以万斯大评传。  万斯同是著名的史学家和经学家，而以史学名世。但他的一生只有断断续续的记载，他的著作也未有完整的考定，他的经学瑕瑜并存，而其史学近年来众说纷纭，评价不一。本书对他的生平作了系统的介绍，对他的著作予以全面的考述，在评论他的经学、史学，特别是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和史考时，尽可能发掘出他的未被人知的一些成就，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和失误的教训。  本书对万斯大的生平，他在《礼》学和《春秋》学上的贡献，其经学的特点以及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也作了一定的评述。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匡亚明

第一章 明清之际的时代特点和时代思潮…………(1)

一、“天崩地陷”的时代特点…………………(1)

二、经学思潮……………………………………(4)

三、史学思潮……………………………………(8)

第二章 万氏世传和家学……………………………(12)

一、三世四忠……………………………………(13)

二、儒将万表……………………………………(14)

三、复社名士和著名遗民——万泰……………(16)

四、万氏八龙……………………………………(18)

第三章 万斯同传略…………………………………(21)

一、童年、青少年和参加文会时期(1638一1666)(21)

(一)榆林三载……………………………………(21)

(二)参加文会和化安山访师……………………(23)

(三)策论之会——史学思想的萌芽……………(27)

二、参加甬上证人书院和授徒时期(1667—1678)(29)

(一)从证人之会到讲经之会……………………(29)

(二)甬上证人书院的高弟………………………(31)

(三)授经会稽——史学思想的形成……………(34)

(四)潘平格引起的风波…………………………(36)

(五)昆山之行……………………………………(38)

三、京师修史时期(上)(1679—1689)…………(40)

(一)蓝溪辞行和西郊送别………………………(40)

(二)“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 ……(43)

(三)私修明史的准备…………一………………(45)

四、京师修史时期(下)(1690一1702)…………(48)

(一)私修明史的失败……………………………(48)

(二)主讲经史之会………………………………(50)

(三)与刘坊、方苞的长谈——史学思想的成熟(52)

(四)晚年的知己李?………………………………(54)

(五)一代风流尽…………………………………(57)

第四章 万斯同的哲学史著作——《儒林宗派》……(60)

一、体例特点……………………………………(60)

二、学术倾向……………………………………(63)

三、在学术史上的贡献…………………………(67)

第五章 万斯同的经学…………………………………(71)

一、《诗》学……………………………………(71)

二、《礼》学……………………………………(78)

(一)《礼》学的成就……………………………(79)

(二)《礼》学的实质——以史视《礼》 ……(83)

三、经学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88)

第六章 万斯同的史学思想……………………………(92)

一、民族思想及其在史著中的反映……………(93)

(一)民族思想的演变及其特点…………………(93)

(二)民族思想的分析……………………………(98)

(三)反映在史著中的民族思想…………………(105)

二、经世思想和经世史学………………………(116)

(一)《与从子贞一书》及其史学经世思想……(116)

(二)经世史学的特点 …………………………(119)

(三)总结、探究、劝惩——史学经世的三大内容(122)

三、民本思想中的新因素………………………(143)

(一)民本思想……………………………………(143)

(二)对农民起义的同情…………………………(146)

(三)对妇女命运的同情…………………………(152)

(四)对海商和市民斗争的同情…………………(155)

(五)对君主专制的批判…………………………(159)

四、论西学东渐和对科学进步的重视…………(173)

(一)会通中西而折其衷…………………………(173)

(二)重视自然科学的进步………………………(177)

五、其他…………………………………………(186)

第七章 万斯同的历史编纂学………………………(201)

一、编纂史著的原则——“事信而言文”……(203)

二、编纂人物传记的客观标准——“论世知人”(209)

三、编纂人物传记的主观要求——“平心”…(212)

四、编纂史著的主要方法一以《实录》为指归，参伍以野史(215)

五、编纂明史的特殊方法  宁繁勿简………(221)

六、反对官局修史………………………………(229)

七、关于史表……………………………………(235)

八、提倡会通……………………………………(244)

九、方志编纂法…………………………………(250)

第八章 万斯同的考证学………………………………(255)

一、经学的考证——《古文尚书》考…………(255)

二、历史文献的考证……………………………(261)

(一)对宋史的考证………………………………(261)

(二)对南宋六陵遗事的考证……………………(265)

(三)对庚申君遗事的考证………………………(269)

(四)关于建文自焚说……………………………(274)

(五)昆仑河源考…………………………………(280)

(六)“石鼓文”考………………………………(288)

(七)汉魂石经考…………………………………(292)

三、万斯同的考证法及其得失…………………(297)

(一)经学考证法…………………………………(297)

(二)史学考证法…………………………………(299)

(二)考证失误的原因……………………………(303)

结束语…………………………………………………(311)

附：万斯大评传

万斯大的经学其及历史地位…………………………(323)

一、万斯大传略…………………………………(323)

二、万斯大的经学………………………………(331)

(一)《礼》学……………………………………(331)

(二)辨《周礼》非周公作………………………(342)

(三)《春秋》学…………………………………(354)

(四)经学考证法…………………………………(366)

(五)经学的特点及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374)

附录……………………………………………………(383)

一、万斯同年表…………………………………(383)

二、万斯同著作考述……………………………(388)

三、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述…………(398)

索引……………………………………………………(411)

人名索引…………………………………………(411)

文献索引…………………………………………(420)

词语索引…………………………………………(426)

后记……………………………………………………(430)

要了解万斯同的民族思想，对其得出正确的评价，必须对他的民族思想作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万斯同的民族思想是与人民性结合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民族主义。他对清廷的不满，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清廷在征服过程中的屠杀、劫掠、压迫破坏所造成的人民的痛苦。他在《与从子贞一书》中说：“今天下生民何如者?历观载籍以来未有若是其憔悴者也”，因而认为清廷的统治不会长久。他在《循吏高公传》中之所以称誉高以永，正是高以永在一定程度上对清廷落后、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和统治政策的抵制。当时清廷的圈地、投充的措施虽已停止，但个别地方仍屡有发生。万斯同在文中所说的：“旗丁谋夺之”，“时越境扰民间，且诱贫民为厮养”，正是圈地和投充的表现。文中接着说，人民“困则逃，逃则捕系其亲族以及邻人”，这指清廷在执行的“逃人法”。所以万斯同对高以永的去世，发表了“为斯民托命者”，“今不可得矣”③的感慨。民族性和人民性相结合的思想，在他的诗歌中也有反映，如《再寄五兄公择》：

孤帆指江南，共说江南好。岂如兵灾余，家室不相保。润州为战场，金陵成畏道。苍鼠穴城头，青磷散木杪。风物已萧条，客怀自潦倒。①家室不保，苍鼠满城，磷火飘忽，说明清军在征服江南过程中屠杀之惨。面对这一惨象，万斯同向万斯选说，万氏兄弟应该“读书承家学，躬行率古道”②，即继承父亲义不仕清的家学和以苦节自持的古道。

又如，《戏为绝句》的“荒冢累累秋草肥，丁公一去底须归。辽东白鹤应犹在，寄语人民今更非。”③《搜神后记》记载汉人丁令威学仙后化作白鹤，飞归故里辽东。有人欲射他，白鹤在空中盘旋而歌：“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里今始归。城廓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万斯同引用这一神话，借古讽今，流露对清廷在征服战争中造成荒冢累累、人民已今非昔比的极端不满。

再如，《秋怀》：其第一首有“旧家鸡犬他年尽，古墓松杉此日悲。乐府但闻《蒿里曲》，词人竞赋《七哀诗》。令威化鹤归来后，惟有青山似旧时。”《蒿里曲》指曹操的《蒿里行》，诗中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句，《七哀诗》指王粲之作，诗中有“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句。《秋怀》第二首有“荒城满目狼烟色，旷野惊心狐火寒”句，第三首有“郊原折戟埋荒草，城阙悲笳杂暮砧”。他最后以“野老几人行汉腊，累臣若个是南臣”句，把战火的荒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泪入湘江百丈深”①，他悲痛的既是民族的痛苦，也是人民的痛苦。

其次，必须了解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忠于本民族和忠君之间的关系。任何国家都是由民族或种族组成的。古代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联合被统治民族组成的，而皇帝则是封建国家的象征。马克思说得好，君主是“神圣的国家尊严”②的体现，所以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在古代往往与忠君密切而不可分，“尊王”与“攘夷”在民族斗争处于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常常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元、清初期的遗民怀念宋、明故国，一概指他们仅仅是“忠君”而不具有民族思想。

由于民族思想常寓于忠君思想中，如果我们不对古人作深入的分析，就不能揭示出作者的本意。如万斯同瞻仰其祖先沙场风雪、鲸穴波涛和父亲甘心行遁、绝迹朝市后说：“一瞻顾间而忠孝之思亦可油然而生矣”③。他所说的忠、孝，如果单从字面上解释，为忠于君主和孝于父祖。同样，万斯同向刘坊表示他至京修史，是因为“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看起来也仅为了忠君的王事。然而，他忠的是汉民族国家的皇帝及其王事，他的孝是遵守父亲万泰“言显亲扬名于今日吾所不愿”，即不愿子孙出仕清室的教导。了解这一点，我们自然不能把他所说的忠孝与民族思想割裂开来。

汉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我国古代儒家一方面力主“攘夷”，但另一方面也有反映民族融合这一客观进程的观点。《公羊传》的“《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①，宣扬“尊王”“攘夷”大义。到了东汉何休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把“内其国而外诸夏”称为“所传闻之世”，即拨乱世；把“内诸夏而外夷狄”称为“升平世”，而又增加了一个“夷狄进至于爵”的“太平世”②。春秋时期，诸夏的共主周王在形式上还存在，夷狄进至于爵，是诸夏共主周王所封的。后来，韩愈又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③何休与韩愈的上述见解，都反映了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互相融合的客观历史过程。P98-101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一九八一年，我从江苏泰州调回故乡浙江宁波。少小离家老大回，欣喜之余，发现桑梓先贤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古代著名学者，其著作之繁富、学术之广博、思想之敏锐，实站在同时代学者的前列。无可否认，清初浙东学派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串宝贵的珍珠，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幸运的是，我在同年得以获见当代硕果仅存的清初浙东学派早期研究者、原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训慈先生。他鼓励和指导我研究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我们都觉得所有这几位浙东学派的先哲们，只有万斯同的著作和思想，仍如一片初垦的土地，尚待进一步发掘和考证。于是训慈先生和我商定合作编著《万斯同年谱》。这一艰巨的工作，经八年之久，三易其稿，终于在1991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不幸的是，训慈先生于同年五月在杭州溘然长逝，致使他未能目睹其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对此，我是极其内疚于心的。

就在《万斯同年谱》第三稿行将完成时，我突然接到我的同学、杭州大学沈善洪兄来信，他介绍我参加由匡亚明教授担任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学术事业，撰著《万斯同评传》(《附万斯大评传》)，我自然欣然接受了。这封信是对我的鞭策，要求我对这一领域继续深入耕耘。尤其是经学家万斯大这块园地，我实在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它迫使我从头学习我生疏的学术领域。我不得不挑灯夜战，终于在今天向读者呈交了这一份劳动的成果。

万斯大、万斯同兄弟少年时期处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时代，以学术史讲，则处在从宋明理学和宋明经学到乾嘉专门汉学的过渡阶段，因此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且既丰富多采而又有相当的复杂性，从而使得对他们学术的评价自古至今众说纷纭。特别是万斯同，今天仍有一些问题引起学者们的不同看法。我在本书中探讨了这些问题并试图作一些分析，不是简单地指出其成功和失败之处，而是分析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这对才疏学浅的我，自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工作，我是否能正确地把握，希望广大读者作“评”中之评。

此书能出版，要感谢善洪兄和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潘群先生、南京大学出版社黄继东先生及诸位学者的鼓励和帮助。记得黄宗羲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我在写作过程中深感“著书难，搜罗著书之资料尤难”，所以我也要在这里向给我大力提供资料的上海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宁波市图书馆、宁波市伏跗室藏书楼和宁波大学图书馆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1993．1．于宁波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