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多年来从事学术研究的部分成果汇编。从已发表的论文中选取了大体能够反映作者的研究过程的论文39篇，按内容分类，成综论篇、思想文化篇、理学史篇、学术史篇和评论篇，凡5篇。从中可以看到作者这些年从事学术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学术史和中国社会史等领域。

自序/1

综论篇

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3

坚持历史唯物论，深入开展孔子研究/53

证成与确立：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58

当今的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71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在当今所面临的挑战/80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84

评钱穆的中国社会演变论/98

思想文化篇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思考/115

关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思考/118

世纪之交的儒学泛宗教化问题/131

儒学的历史命运与现代新儒家的儒学转化观/135

关于孔子思想的定位问题/152

由传统走向启蒙——论18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164

论清末的文化转型/173

洪仁？思想初探/185

五四时期科学同迷信的斗争/202

理学史篇

论胡安国及其《春秋传》/235

张栻与南宋理学/261

论朱熹及其《伊洛渊源录》/277

宋元时期理学的论争与《宋元学案》的理学观点/299

论罗洪先理学思想的演变与特点/314

论《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理学史观点/325

学术史篇

先秦诸子的学术史研究及其特点/349

汉代的儒学独尊与学术史的研究/358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潮的转向与学术史研究的新特点/369

唐代的儒学复兴与学术史的研究/385

元代理学与《宋史·道学传》的学术史特色/400

明代前期的朱学统治与学术史研究的朱学特色/413

论朱衡《道南源委》的程朱理学特色/427

略论《明儒学案》学术风格的新特点/444

论黄宗羲、全祖望的学术倾向/450

论《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458

论清初的社会思潮与学术史的编修/469

论道咸以来的文化走向与传统学术史的编修/493

评论篇

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研究及其方法论特点/513

侯外庐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530

钱穆与清代学术研究/544

战士兼学者的光辉一生——纪念吕振羽同志百年诞辰/556

论侯外庐的学术道路——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565

主要著作目录/589

为指导研究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先秦历史文献，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的论文，并于1930年结集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指出中国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经历过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制，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完全适合中国社会的结论。郭沫若的论断推动了当时正在开展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从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论战中延伸出来的，因此不仅受到理论界的重视，而且引起政治界的关注，参加论战的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和托派分子，还有无党派学者。吕振羽、翦伯赞、邓拓等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参加论战，用有力的论证支持郭沫若的观点。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得到初步发展。此后，一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历史学著作陆续出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三册)、翦伯赞《中国史纲》(二卷)、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吴泽《中国历史简编》等，都是根据唯物史观撰写的。它们的问世开创了与近代实证史学的编纂方式迥异而符合新时代思潮的通史体例。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俄文译稿中阐述的理论，从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出发，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早熟”与“改良”的特点，指出中国也经历过奴隶社会，虽然其发展途径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典型形态。其他如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邓初民《中国社会史教程》、尹达《中国原始社会》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残酷迫害、打击和排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始终未能居于主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历史学进入崭新的阶段。广大历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导地位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中国社会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激烈震动，于是批判旧事物、P5接受新思想就成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在历史学界，从1951年起就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热潮。到1954年，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了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代表人物胡适。

新中国成立前，在历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近代实证史学。近代实证史学在20世纪初步人中国史学殿堂，它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的兴起为时稍早，其影响时间长达半个世纪。近代实证史学由梁启超开其端，王国维奠其基，胡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继其后。王国维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优良传统，吸收了近代西方历史学方法，奠定了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的基础。而胡适则提倡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起过重大推动作用。然而，胡适认为历史只是偶然事件的堆积，可以任人随意打扮，并无发展规律可言。这样，他就陷入了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长期以来，胡适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在历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建国以后针对胡适观点开展大规模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虽然其问存在着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史学观点与史学方法混同的偏颇，但是，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对于促使人们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转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经过建国初期大力宣传历史唯物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大多数历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得到提高，普遍地认识到：人类历史是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过程，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则是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化的基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它从原始公社崩溃以后，经历过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的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P6

本文集是我多年来从事学术研究的部分成果汇编。我从已发表的论文中选取了大体能够反映我的研究过程的论文39篇，按内容分类，成综论篇、思想文化篇、理学史篇、学术史篇和评论篇，凡5篇。从中可以看到我这些年从事学术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学术史和中国社会史等领域。

为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本文集的内容，简要回顾一下我的治学经历以及我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传统学术史方面的基本观点并非是多余的。

我在大学读书时，就对中国思想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关于中国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理论卓识，尤其对我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侯外庐先生在这方面所独具的理论魅力，是我选择中国思想史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的重要原因。因此，当1963年国家公开招考研究生时，侯外庐先生招考的中国思想史专业研究生就成了我报考志愿的首选。考取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专业研究生是我走上学术人生道路的重要契机。在他的指导下，我接受了这方面的专业训练。1966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侯外庐先生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所在单位也同其他学术机构一样，研究工作完全陷于停顿状态。对我来说，这种状况直到1973年初才略有转机。

是年3月，根据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精神，人民出版社委托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我有幸参与其事，分工撰写洪仁？的《资政新篇》以及戊戌变法时期的有关章节，并负责全书的学术组织工作。这是我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起点。期间，因政治运动的干扰，这项工作时停时续，进展并非尽如人意。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后，此书才得以出版问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正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航向，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学术研究工作也随之获得了新生，迎来了学术繁荣和发展的春天。我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80年代初，我在完成了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纲》(上、下)的撰写工作后，就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转向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我在《论侯外庐的学术道路》①一文中曾说：“研究和撰写《宋明理学史》是侯先生多年来的夙愿。”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致使“他这一多年的夙愿一直无法实现”。直至1980年初，我国改革开放吹起的春风才“为实现侯先生这一夙愿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从1981年起，侯外庐先生领导的学术群体用六年的时间完成了135万字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的撰著。宋明理学史的研究加深了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特征的认识，引发了我后来对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研究。如果说，1970年代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是我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起点；那么，1980年代的《宋明理学史》研究则是我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生长点。

从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我的主要精力集中于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研究。我在学术研究方向上的转变，主要得力于宋明理学史的研究。对此，我在《中国传统学术史·自序》②里是这样说的：为了写好《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对宋明时期理学的总结，“我认真通读了黄宗羲的这两部学术史巨著，阅读了与此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对这两部学术史巨著的研究引发了后来我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兴趣”。而促使我转向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我在同一书的《导论》里指出：“中国传统学术史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研究对象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也不仅在于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而且还在于它为我们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

总之，二十多年来的治学经历使我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性质特点以及从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所应掌握的理论和方法有了一些初步的，但却是基本的认识。

中国思想史源远流长。自有文字可考的殷代后期起，迄于近代，长达两千多年。它经历了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封建制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个历史时期。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建立在中国社会史的基础上，从社会史的层面切人，考察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宏观把握每个历史时期的思潮走向，然后才有可能对思想史上的学派和思想家进行个案的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必须着重说明社会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其间的规律和特点，始终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这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贯彻和运用。

中国思想史又是祖国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悉心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继承，进一步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如经世传统、唯物主义传统、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革命传统以及异端思想家反对封建正宗思想的批判精神等。对于中国思想史上的唯心主义派别必须切实加以研究。特别是，他们对于心性问题的论释和阐发，可谓“牛毛茧丝”，极尽精微，更富于思辨性质，是我们总结理论思维经验教训的重要思想资源，切忌简单对待。

中国思想史同时也是一门内涵极其丰富的边缘学科。它涵盖哲学、社会、政治、法律、宗教、伦理、道德、史学、文学、逻辑等各个思想领域，必须以哲学为主线进行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研究，着重于宏观的审视，揭示各个思想领域中的共性及其与每个历史时期思潮走向之间的关系，辨析其间的思想源流，理清其间的思想脉络，探求其间的内在理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完整地展现中国思想史的全貌。

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居于统治思想的地位。这是以儒学为主导，吸纳佛、道思想而建构起来的儒学新体系。它以“性与天道”为中心论题，从“天理”的高度为封建等级秩序及其精神支柱纲常伦理进行哲学的再论证。它的兴起有其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唐末以来的战乱、社会动荡、地方割据，造成皇权旁落、王纲解纽、道德沦丧、人心涣散。宋室继起，为了巩固统治，就必须加强皇权，重整纲常，强化思想统治，重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封建“大一统”。这是理学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汉唐经学家，讲学重章句，治经重训诂，传承重“家法”、“师法”。其流弊所至，因循、烦琐，它扼杀了一切理论创造的生机，而“家法”、“师法”也因连年战乱而失传。汉唐的治经传统至唐宋之际已经难以为继。为了求得儒学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突破汉唐经学传统的束缚，转变汉唐经学因循烦琐的学风，吸纳佛、道的思辨哲学，重构儒家的新哲学即理学亦称“新儒学”。于是，讲学重“性道”、治经重“义理”、传承重“道统”的新的学术风气应运而兴。这是理学兴起的文化环境。

理学发端于北宋初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奠基于北宋中周(悖颐)、张(载)、二程(颢、颐)，集大成于朱熹，发皇于元、明，衰微于清代，终结于“五四”时期。至于理学内部程朱陆王的派别之分，前有朱陆之辩，始于“鹅湖之会”，至宋元之际而渐趋合流；后有朱王之辩，始于明中王学崛起，至王守仁著《朱子晚年定论》援朱人王而开朱王合流之端。明清之际，和会程朱陆王蔚为大观。清代理学已成强弩之末，虽经清廷之再倡，但已属回光返照。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而引发的中西文化斗争的开展和深入，理学节节打了败仗。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最终退出历史政治舞台。

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这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在“五四”以前，它．表现为中学与西学之间的文化斗争；在“五四，，以后，它则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因此，中国近代思想史，归根结底，是中西文化的斗争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

19世纪40年代，林则徐提出的“知夷情”，“识夷事”，“译西书”，揭开了中国近代学西学的序幕。50年代，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中国近代学西学的先声。60年代初，冯桂芬提出的ct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则是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张本。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是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斗争所做的最初回应。其实质是：试图在不改变中国封建制度(“中体”)的前提下，借引进西方近代的物质技术(“西用，，)来固“本”强“体”，维护封建统治。这是一种强“西用”以就“中体，，的文化主张。其初，它有针对封建守旧派“不知通”的一面；其后，随着变法维新思潮的高涨，它更有针对维新派“不知本”的一面。19世纪90年代以来，维新派提出“西体中源”说，试图为“中体”注入“西体，，的内容以对抗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但是，由于此说是以“中体，，为本位的文化观，因此最终无法突破“中体西用”论的思想局限。20世纪初，这场文化斗争表现为：革命派以一种全新的“欧洲’’装束更直接地宣传西方近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更激烈地批判“宋学之制”及其“道统”论。辛亥革命后，这场文化斗争表现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同提倡“尊孔读经”的封建复古思潮的斗争。“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表现为同西化论、封建复古论和现代新儒学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并取得思想优势，从而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也为革命胜利后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其问贯串着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两种文化、两种思想体系的斗争。

本文集思想文化篇和理学史篇的相关论文就是根据上述的基本观点写成的。这些论文力求从思想文化的层面阐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以及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

中国传统学术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与中国思想史一样，具有变动性与继承性的两种特性。所谓变动性，是指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内容和形式总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展变化，因而总是要受到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及其走向的制约而言的。这就要求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社会史的基础之上，坚持社会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便对中国传统学术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发展变化做出社会历史方面的说明。

所谓继承性，是指中国传统学术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发展变化是相对于前此的传统学术史而言的，也就是说，是以前代的传统学术史的思想资料为前提的。事情很清楚，离开对已有的思想资料的比较研究，所谓发展变化就无从谈起。这就要求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研究必须注意其历史的连续性，切忌割断历史的联系而片面地进行孤立、静止的研究。

可见，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变动性与继承性之问的辩证关系，是搞好这项研究全部问题的关键，它应该成为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指导线索。根据这一指导线索，中国传统学术史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战国后期至汉初为发韧期、西汉中期至隋唐为形成期、宋明为发展期、清代为全盛期、清末民初为衰落期。

对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不存在完全脱离现实的所谓纯粹的学术史研究；恰恰相反，它总是有感于现实而发，为现实的需要所驱动。例如，中国传统学术史的重要思想特点——经世思想就是历代学术史家面对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回应。惟其如此，中国历代的学术史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时代性，而这种现实性和时代性又总是反映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倾向的，因而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史只有从其现实性、时代性和阶级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研判，才能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评价。

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研究也表明：历代学术史家修史无不旨在争立学术的正宗地位，因此表现出鲜明的道统意识。这种道统意识是一种旨在辨“圣道”之真传、争学术之正宗的思想意图。中国历代的学派之争，归根到底，无不为此种思想意图所驱动。用道统意识修史，历史就变成“圣道”的体现。在历代的学术史家看来，它既是“圣人”的精神象征，又是“圣人”精神生命的展现和延续，具有不受时空制约的超越性、永恒性和绝对性。惟其如此，中国历代学术史家为学术流派明统定位的道统意识，最后不能不表现出鲜明的学术宗派意识。

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研究还表明：每到历史转折时期，总是会有学术史家出来修史，重新检视前代学术，重续学术统绪，因而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一种历史反思的批判精神。

上述关于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基本认识是对本文集学术史篇的内容所做的概括和归纳，从中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学术史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在新旧世纪之交的2000年，我的学术研究方向再一次做出更大的调整，由重点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中国传统学术史转向中国社会史，从理论与实证的结合上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促使我对学术研究方向做出更大调整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多年的研究实践使我深感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思想史和中国传统学术史来说，是更具基础性的研究，而这是由中国社会史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传统学术史中所处的基础地位决定的。事实表明：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传统学术史这种文化现象的解释，最终都不能不求助于中国社会史，因为只有中国社会史才能对这种文化现象做出带根源性的解释。必须指出，我所说的社会史概念，不是狭义的“地区／地方史”或“部门史”、“职业史”，即所谓“微观”或“中观”的社会史，而是广义的，以社会形态变迁为内涵的、旨在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宏观社会史。为避免概念混乱，我想将这种宏观社会史或广义社会史称之为社会历史。  然而，促使我的学术研究方向再次转变的直接导因，则是1999年我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而写的《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一文，即本集的开卷首篇。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而组织撰写的《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一书中的一篇。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几乎查阅了所有能看到的相关资料，广泛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着重对建国后十七年和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的中国历史学状况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在比较研究中，我感受最深的是：有人借纠“左”之名全盘否定建国后十七年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成就，把攻击矛头集中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运用上，诬称这种研究为“僵化”、“教条化”、“公式化”等等，不一而足。他们用以攻击的“理论”是所谓“中国历史特殊论”，企图以此否定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否认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规律对于中国历史的适用性。1990年代以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及其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原则更是受到百般的责难，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研究日益被边缘化。近十年来，在西方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历史过程正日益被支解成无数的“碎片”，出现了将中国历史过程碎片化和个别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实质，是将狭义的、微观的社会史研究同广义的、宏观的社会史研究对立起来，进而用前者的研究取代后者的研究，使人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最终达到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目的。因此，进一步加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研究，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基于以上认识，从2000年开始，我的学术研究方向转到中国社会历史上来，着重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本文集综论篇的相关论文就是在此思想背景下撰写的。《当今的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在当今所面临的挑战》是应有关部门之约而写的学术调研报告，也是近年来我为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而对现状进行调研的产物。限于学术调研报告的体例要求，我没有对问题展开论述，但仍不失为我的学思所得，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故收入本文集以便查考。《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一文，是试图通过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剖析，总结中国近代化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近代化的正确道路。《评钱穆的中国社会演变论》一文，是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钱穆关于中国秦汉以后“无封建”论的错误及其用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错误根源。此二文都涉及到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现收入综论篇旨在表明我的学术研究方向的转变。其他有关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成果，因尚未发表，故未能收入本文集。

从1973年初开始我的学术研究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期间，我的治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由中国思想史到中国传统学术史再到中国社会历史。实际上，这是在历史学范围内对我的学术研究方向所做的调整。这些调整都是为了适应学术形势发展的需要，拓宽学术研究的领域，丰富学术研究的内涵，提升学术研究的理论品位，坚持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进一步贯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自苏、东剧变以来，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失败论”一度甚嚣尘上，“解构”马克思主义和“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呼声不绝于耳。在国内，可以听到与西方的鼓倡相类似的噪音，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重又沉渣泛起，“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妄说又旧调重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危机”。如何看待对马克思主义的这场挑战和危机呢?我想起了一百年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所说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是在高潮和危机的交替中发展的，而在克服危机之后，它总是赢得了新的基地。”我想，就借用考茨基的这一名言作为本文集《自序》的结束语吧!

  芦钟锋

2004年11月18日于北京东郊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