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的《危险的心灵》是迄今为止就卡尔·施米特在战后欧洲所产生的深入且极具侵蚀性的智识影响所作的最为全面的论述。众所周知，施米特曾颇具蛊惑性地推行一种墨索里尼式的方案以解决德国魏玛时期的自由民主危机，之后又热心地服务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然而米勒展示给读者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施米特如何从其普勒滕贝格住所的“放逐”状态神秘地渗入德国、法国以及伊比利亚一拉丁的学术和政治圈中。凭借跨越多种语言的精心研究、概念上的字斟句酌以及流畅深远的行文，米勒所呈现的施米特思想，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争设定了主题，它不仅涉及欧洲的政治哲学、法理学、国家行政以及外交事务，同时也涵盖了神学、美学和史学领域。感觉业已掌握施米特的理论并领会其广泛延伸的读者们，同样也能够从米勒这部不俗之作中获得进一步的启发抑或警醒。值得一提的是，在近来掀起的反对20世纪中叶欧洲右翼哲学继承者的斗争中，《危险的心灵》亦堪称颇有价值的文献。这些继承者们，作为顾问、权威专家、教授、甚至是政治家，在欧洲和北美正日益主导着公共政策和媒体。

在这本内容丰富的新书中，米勒探讨了反自由主义中坚人物卡尔·施米特的模棱两可的思想遗产在战后的命运。米勒在施米特的各类学生、读者和批评者之间建立起不乏洞见的联系，这些联系穿越政治领域，覆盖几乎所有重要的欧洲国家。该书不仅有助于了解施米特的后期生涯，而且对于领会战后欧洲思想的概貌也颇有裨益。作为一种可能对某些人而言不乏新奇的独特视角，本书在观察战后欧洲政治思潮时将出发点定位于一个声名狼藉的前纳粹分子身上，然而却借此揭示了该时期的大量情况，以及当今欧洲政治理论不乏悲哀与冲突的状态。

这是一本重要的书，任何关注现代政治思想的人都能从这部悖论式的研究著作中获益。

致谢

引言

第一篇 一个20世纪的德国公法学家

第二篇 后半生：反自由主义的功用与滥用

 面具与镜子

 寻求稳定性I：德国宪法学中的施米特主义

 寻求稳定性Ⅱ：工业社会，技术统治与政治意志的消亡

 全球秩序观：施米特、阿隆以及世界精神的公仆

 施米特与他的史学家们：历史哲学，全球内战——以及搁浅之物

 忧郁的现代主义：里特学派

 唐·卡洛斯在伊比利亚：“新国家”与旧欧洲的整全

 背叛地带中的游击队：施米特的游击作战理论及其游击队

 危险的迷宫：政治的神学以及自由主义时代的正当性

 危险的联系：施米特、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限度

 恐怖活动、紧急状态与自由主义的隐退

 施米特之死(与奇异的再生)

 整全的欧洲和欧洲新右派的兴起

第三篇 施米特的全球化：划定疆界

跋

译名对照表

理性的浪漫派——《危险的心灵》译后记

历史存在以及欧洲内战

在德国，通过大众参与政治以及道德化公共生活，许多年长的历史学家早在停战之初就发展了对现代性的‘‘病理，，诠释。然而，该诠释获得更为详尽及成熟的历史学支持，则是后来的事情了——直至80年代的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它仍作为一种广泛的历史叙事，在那些试图令西方视共产主义者为历史哲学的主要传播者而予以排斥的人群当中颇有影响。在这样的图景中，一旦反对布尔什维克成为普遍接受的联合阵线，专制的民族主义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本质性的道德差异将变得模糊不堪。二战方歇，某个施米特最为亲近的学生便主张以西方的极权主义来抵抗东方的极权主义——前者绝不应当在自由主义的踌躇中浪费自己的精力，或者为诸如去纳粹化这样的区区琐事而分神。全球内战的概念可以——但不是必须——带有一种威权主义和无罪辩白的内涵。

不过，施米特的观点与由诺尔特这个无疑是战后德国最具争议的历史学家所推进的诠释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诺尔特招致最多异议的观点——国家社会主义是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反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后者的翻版——并不算是对现代性提出的世界史意义上的控诉。在他备受争议的关于“欧洲内战”的书中，诺尔特曾向凯斯汀和施努尔致谢。该书与其说是对批评引发的政治上的灾难性后果所进行的批判，倒不如说是对诺尔特称为意识形态“过犹不及”(overshooting)的分析，这种意识形态同样也基于过度强烈的政治情绪，而不是简单的道德性。诺尔特笔下的主角们从列宁到希特勒，都算不得自欺的受害者，更不用提那种拿自我授权的诺言来蛊惑自己的进步人士，他们不过是受到恐惧与憎恶的极端状态所驱使而已。在这样的意义上，诺尔特转而求助于一个更为传统的内战概念——由恐惧和准宗教热情所燃起的霍布斯定义下的内战。尽管他的世界历史场景将国家社会主义相对化，这一场景却没有指控启蒙，也没有像施米特的门徒在50年代那样把德国描绘成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P160-161

在我最初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从事施米特研究时，得到了Mark Philp、John Burrow、Andy Rabinbach、Harold James与Patrick Gavigan的巨大帮助。Andy Rabinbach还最早就“施米特对于20世纪意味着什么”这一批判史的想法给予鼓励；另外一方面，Peter Pulzer则在许多恰当的时机制止我，尽管常常并不成功。Nevil Johnson多年来一直激发着我对施米特的研究兴趣，常常在不经意间，让我意识到究竟是哪些事物使得一个英国的保守主义者如此不同于一个德国的保守主义者，而Erika A．Kiss则向我揭示了政治保守派和哲学保守派之间的区别。而且，秉着“同对手(对手一词比敌人更恰当)交谈”的精神，多年来Andreas Kalyvas同我就施米特进行了无数次的交流——然而，由此却再一次证明以赛亚·伯林是正确的。

Sinkwan Cheng，Jerry Cohen，Peter Ghosh，Nevil Johnson、Erika Kiss、Peter A. Kraus、Andreas Kalyvas、Leszek Kolakowski，Elliot Neaman、Theodor Paleologu、Peter Pulzer以及Hew Strachan阅读了在各种阶段的部分手稿，并给予很大的助益，使我免于许多错误。特别应予感谢的是马克·里拉(Mark Lilla)和GalinTihanov，两者阅读了草稿的全文，并提出了如何完善的建议。而对于所有不足——首要的是对于这种以问题为基础的系列接受史(reception history)，责任仍由我承担。

对于友善的解答有关施米特及其在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追随者的疑问，我要感谢Jos6 Maria de Areilza，Daniel Arenas—Vives，0livier Beaud，Ernst—Wolfgang B6ckenfOrde．GiovanniCapoccia，Riehard Faber，Roberto Farnetti，Evelyn Goodmann—Thau，尤尔根·哈贝马斯，Wilhelm Hennis。Ellen Kennedv，Reinhart Koselleck，Dirk van Laak，Gtinter Maschke。HeinrichMeier，Theodor Parleologu，Pasquale Pasquino，Gianfranco Poggi，Ulrich K．Preuss，Nicolas Roussellia和Nicolaus Sombart。Theodor Parleologu和Frieder Gtinter还大度地允许我阅读他们各自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分别探讨卫道士和1 945年后德国公法学者的“西方化”。此外，我还想要对教授Jtirgen Becker博士致以谢意，蒙他允许我得以进入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北威州首府档案馆参阅施米特的私人资料，在那里Dieter Weber博士也以极大的友善和效率为我查找资料。还要致谢的是雷蒙·阿隆政治研究中心的Elisabeth Dutartre，她以非常专业且超出一般职责的耐心，帮助我理清施米特和阿隆之间的通信以及其他存放于阿隆私人档案中的材料。

本书第一篇的部分内容最初发表于《欧洲思想史》(V01．23，No．1[1997])，题为“卡尔·施米特…一个偶然的民族主义者?”。“危险的联系”中的材料早先以“1 968作为事件、背景和意识形态”为题发表在《政治意识形态期刊》(V01．7，No．1 2002])中。我得分别感谢该期刊的编者John Burrow和Michael Freeden允许我使用这个材料。也要感谢Becker教授允许我引用施米特未发表的作品，感谢Dominique Schnapper允许我引用雷蒙·阿隆的信件，以及Martin Forsthoff允许我引用Ernst Forsthoff的信件。至于寻找其他材料的版权人事宜，作者都已极尽审慎和周到之义务，而任何未能对之加以引注的缺漏都将在未来的新版中给予纠正。

感谢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学监和同事，为我提供了如此惬意的工作环境，特别是为我提供了两个赞助名额以承担与此项目相关的会见和档案研究工作。Humaira Erfan—Ahmed和DorisI，ehmann为我整理不断增多的复杂的手稿以及有时甚至更为复杂的信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在此致谢。正如每个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所深知的，完成此项研究对于施米特研究者们来说都是一项严峻的挑战。Adam Freudenheim以自己的耐心和毅力帮助我来面对这些挑战。

本书献给两位非凡的女性。此外，本书的完成还有赖于另一位女性，Erika Kiss的帮助，她为我提供了一个家，哲学上的支持以及题目。更重要的是，她以自己的热情和怀疑主义使本书得以全面的构思。

理性的浪漫派

——《危险的心灵》译后记

打开这本纵论欧洲诸国思潮、才华横溢的书，很难让人相信它竞出自一个1970年出生的年轻学者之手。扬一维尔纳·米勒是德裔美国人，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现就职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本书是他的第二本力作，此前的《另一个国家：德国的知识分子、统一和民族同一性》，在欧美学界影响甚大。若是大致浏览一下作者迄今发表的其他作品，无论就数量还是所载刊物的知名度来说，都不能不令人对这位年轻才俊心生敬意，特别是其可运用诸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写作并发表于各国声名不俗的刊物之上，联系到本书的主题——施米特思想在欧洲诸国的传播和接收，无疑会同意，米勒实为论说这一主题的最佳人选。

《危险的心灵》是一本接收史学之作。在一个学者死后不足廿载，即进行如此全景式考察的著作，从历史来看不可谓多，当然，对于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来说，却也没什么新鲜之处。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施米特的影响力由于其高寿、多产以及极具争议性成为当代政治学者无法回避的20世纪的一道学术风景。尤其是，距离1 945年之后不足百年，许多是非仍旧跳不出利害关系的纠扯，甚至历史本身还有待展开，以致单纯基于某一立场的评判和辩护，不是简单地将其打上纳粹的标签，永久地抛弃到反人道主义的恶人谷里，就是粉饰其拥抱邪恶的过去，努力将其忝列于学术的先贤祠中。这些片面的举动，对于不明就里、尤其是异域文化的读者和学生来说，无异于种种政治运动，风波过后，遗毒不浅。本书是个例外，虽然在一些人眼里，仅题目将某一思想称之为危险性就足见作者自由主义的立场，持论自然也未必公允。但是，作者对施米特思想所进行的全面考察，既前后连贯地记述了施米特个人学术和心理发展的历程，也左右兼顾地评点了各派立场对施米特的接收。读者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施米特如何一步步走进纳粹权力的核心，也可领略到战后德国放逐施米特的毫不留情。既可发现施米特个人生活和思想中浪漫的一面，又可获悉其勤奋学术、虔诚宗教的另一面。甚至对于这个终生笔耕不辍、视野开阔的天才学者思想中矛盾冲突的内里可以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而透过施米特和作者的光学眼镜，重新打量战后欧洲各种思潮的风云际会，对于知识就是力量，无论是动力还是阻力，自会有一番新的体会。虽然说，每个史家评点历史时都有自己的主观性，但就本书而言，业已做到尽可能将历史全面客观地呈献给读者，算不上是什么过誉之词。

施米特的大名于国朝学者并不陌生。自从施米特被引进汉语思想界以来，一度在青年学子中掀起了施米特热，译者也是其中之一。然而，想要登人施米特思想的殿堂，看清施米特思想的真面目，又谈何容易。纳粹“桂冠法学家”、“政治神学家”、“反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在原本就对承载意义不堪重负的语言基础之上，施米特这个学术斗争中的游击队员又有意利用概念变换身份，着实为人们理解他增添了无穷难度——虽然间或有些美学上的愉悦。更不用提，若是引介者因自身立场和倾向，客观上导致有所谈，有所不谈，其后果又当如何。正如施米特理论及其身体力行所揭示的，权力是个伟大的事物，其无所不在，甚至就隐匿在语言和知识之中。可问题是，当语言和知识树起高墙，成为后来者难以逾越的障碍之时，学者究竟应该铺梯架桥以泽被后人，还是借此掌握话语霸权呢?

或许，权力可算是施米特思想的关键词。权力一词令人回想起施米特一直强调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据称此种关系乃有人类社会以来就亘古未变的事实。而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把握，也即要把握现实和具体的形势，就成为施米特思想的一条中心线索。面对新康德主义实存和应然的两分，青年施米特运用法的现实和法的实现这样一对范畴以为回应。如果法律是一套应然的体系，那么法律能否以及如何实现自身呢?这样一个质疑只要换个主语，就成了宪法如何实现自身呢，自由主义如何实现自身呢?自由主义忽视了权力，忘记了现实中权力仍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乍看起来，似乎施米特的洞察直击要害，试问，有哪一种规范主义法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可以脱离权力而存在呢?据此所暴露出的规范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的幼稚病，难道不正是他们所欠缺的吗?继而，施米特祭出时间之维的法宝，将其区分为常态和例外状态，常态是从有到无，而例外状态却是从无到有，常态是因果之链不问起始的展开，而例外状态必须回答第一因(freie Ursache)的二律背反。因此，例外状态决定着常态，例外状态才构成真正的挑战。然而，施米特并没有就此如霍布斯那样直接追问，如何才能从例外状态过渡到常态和规范状态，而是果断地提出主权决断：决断者来自此在(Dasein)，不是因为他代表最高的善而成为决断者，而是因为他决断而具有最高的正当性。显然，施米特业已意识到主体哲学必然追求第一推动力的困境，但他开出的药方依旧没有脱离其文化母体。结果，对于决断作为此在的强调，对于决断的非道德性的强调，使得例外状态本身获得正当性，决断开启的因此并不是理性的规范状态，而是将此例外状态无限期的延长。

魏玛共和国的失败表面上似乎印证了施米特的主张。然而，对魏玛决断者的不堪大用深感失望的施米特，转而支持纳粹政权，却清楚无遗地暴露出，任何人企图用他在魏玛时期反对纳粹而为其辩护的人，要么根本不理解施米特的理论，要么就是在掩盖什么。因为，施米特固然看到了理性的限度，但却浪漫地以为，既然理性需要依附强力，那么强力也要依赖理性。某种程度上，施米特的批判甚至是误解了那些与强力斗争的自由主义者，以为他们反对强力是因为幼稚地认为理性不需要强制。

施米特对理性的不信任，以及反启蒙主义的姿态，很容易让人同他的政治神学联系起来。然而，施米特关注的似乎并非真是上帝的创生和救赎，由此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例外状态的决断之后，还需要合法性的进一步确认；他所关注的毋宁是，上帝成为一个概念之后，已经从现代生活中死去。就此意义来说，将上帝分解为包生和救赎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伎俩。或许上帝在康德那里就是以悖谬的形式出现，上帝可思却不可知的判断本身，将上帝置于一种知和思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灰色地带必然会引发疑问，谁是判定这一界限的主权者，当人们再想借助上帝回答这一疑问的时候，上帝已不复为原来那种可包容一切的对立综合体。

因此，施米特选择一种保守主义的政治神学立场毫不奇怪，在战后，放弃德国问题，而从欧洲视域出发，也并不令人意外。毕竟，随着二战之后自由主义从外力上战胜德国，以及整个欧洲逐步沦为现代性的俘虏，施米特要么否定自己，要么只能成为一个反现代性的保守主义者。如此一来，面对战后几十年全面深入的现代化进程，他所想要拯救和逆转的，使他从一开始就陷人到历史悲剧性的角色当中，甚或说是滑稽的——但绝不是投机的角色：他用堕落证明堕落是必要的，用现代性的批判武器证明现代性是多余的，用自由主义提供的言论空间证明自由主义不知道谁是自己的敌人。

战后施米特单枪匹马挑战因战败而决心痛改前非的整个德国思想界，令人想起了那个大战风车的骑士——堂吉诃德。就此而言，施米特对自由主义批判在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颇具现代色彩的黑色幽默，而非真如书名而言——危险的心灵。人们当记得，战后自由主义的敌人，同样也曾是施米特的敌人，战后那种冷战格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称之为自由主义的，也还有待商榷。而幽默本身所具有的美学效用，达到了直指现代性本真的效果。现代性越发达，理性越孱弱。施米特这个处于过渡阶段的思想者也难逃宿命。其反自由主义的失败，事实上既不代表自由主义的当然胜利，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因从中受益变得更为强大，而是表明，在过渡时期，一个受到理性蛊惑，不甘于静待历史自然地展开，不甘于眼睁睁看着民族被历史强力碾压成碎片的现代人，却最终难逃失败的厄运。

施米特已死，其思想如作者言，已经被安全地吸纳到德国大学的学术讨论中，越来越远离现实的政治。这究竟是一种再生抑或是彻底的死亡，从作者单纯从学理讨论，而没有针对战后现实政治加以探讨，或可窥得一二。然而，这对于我们还算不上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大部分著作都已有中文版本的施米特，究竟会以怎样的形象在中文世界再生，才更具现实意义。是应该将施米特打回纳粹法学家的原形；还是进一步从西方的语境出发如其所是地解读施米特；抑或是，禀其精义，用其概念，观察近代中国现代化和宪政之路；还是将其视为现代性和西方文化困境的标本，回归我们的文化母体，取超越之意。凡此种种，却又并非本译著所能承载，最好不过是，全景式的介绍使得我们能够从作者和施米特那里获得这些疑问，而非径直采取某一片面的立场。

近代以降，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译事空前繁荣。然而，就此展开的异质文化之间的融通，究竟是迫于现代化的强势而采取的消极抵抗，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自觉行动，这种自觉仅仅出于自保，还是阐西学以开新命，如同今日的留学大潮一般，仍旧处于一片浑噩错乱之中。本人在德国三年有余，尤记当日疲于出国琐事，怎暇他思，及至后来，终日纠缠于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细腻琐碎的学术问题，以致常生为学日进，为道日损之叹。而早在出国之前本人就有心深研施米特思想，却由于学科划分的限制始终无缘亲近。幸得译介本书之机会，可以同作者一道重新思考关注现实的政治，从魏玛回到燕京；而身体力行译事之艰辛，又可体悟到文化会通的曲折幽远，何以有为也可达致融通圆满之道。

故今日译著得以完成并呈现给读者，当要感谢严搏非先生独到的学术眼光，近年来严先生为汉语学界引介了很多好书；而刘擎老师百忙中阅读全书，提出宝贵意见，使译文避免了很多错误；还要感谢王笑红小妹的一贯支持。此外，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邓晓菁，若无她的合作与协助，本人势难在学业和翻译之间得到兼顾，而本书也不会以当下之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本书第二篇部分章节由邓晓菁主译，其余部分由本人翻译，并由本人最后统稿。尽管译者费心竭力，然受学力和水平所限，译文讹误在所难免，还请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张 类

2006年7月德国基尔

在这本内容丰富的新书中，米勒探讨了反自由主义中坚人物卡尔·施米特的模棱两可的思想遗产在战后的命运。米勒在施米特的各类学生、读者和批评者之间建立起不乏洞见的联系，这些联系穿越政治领域，覆盖几乎所有重要的欧洲国家。该书不仅有助于了解施米特的后期生涯，而且对于领会战后欧洲思想的概貌也颇有裨益。作为一种可能对某些人而言不乏新奇的独特视角，本书在观察战后欧洲政治思潮时将出发点定位于一个声名狼藉的前纳粹分子身上，然而却借此揭示了该时期的大量情况，以及当今欧洲政治理论不乏悲哀与冲突的状态。

这是一本重要的书，任何关注现代政治思想的人都能从这部悖论式的研究著作中获益。

——马克‘里拉(Mark Lilla)

卡尔·施米特可谓是20世纪最为险恶同时也最为有趣的的法律学者之一，他以一种乖戾的方式激励和刺激周遭世界，同时又极具洞察力。作为反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这位保守的天主教徒以及后来的纳粹思想家却能在身后依然吸引欧洲新左派的大批追随者，足见其思想多么令人着迷、充满诱惑和危险，而这些无不在米勒的书中得到精妙的体现。自由主义者们忽视施米特是危险的。

——理查德·A.波斯纳(]Rictlard A.Postler)

米勒完成了一部有关施米特生平与遗产的非凡之作。施米特，一度臭名昭著的法律、政治思想家，知识冒险者和神话制造者，其思想在经历了他与纳粹同流合污的岁月之后依然生机盎然，不断吸引着左派和右派中为数众多的战后欧洲思想家。本书出色地展示了施米特的思想如何穿透自由主义的正统学说，并在意图维护自由主义民主的种种方式中也有迹可寻。

——史蒂文·卢卡斯(Steven Luk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