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是我国近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坚决抗击外国侵略者,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而且在于他首先睁开眼睛看世界,孜孜以求西方知识,在近代中国开创了向西方学习的一代新风。本书在论述民族英雄生平的基础上,深入地对其所蕴含的思想进行发掘和研究。着重把他的活动和思想放在从传统到近代,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来认识。史料丰富,考证精辟,观点新颖,论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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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林则徐评传(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林庆元 |
出版社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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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林则徐是我国近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坚决抗击外国侵略者,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而且在于他首先睁开眼睛看世界,孜孜以求西方知识,在近代中国开创了向西方学习的一代新风。本书在论述民族英雄生平的基础上,深入地对其所蕴含的思想进行发掘和研究。着重把他的活动和思想放在从传统到近代,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来认识。史料丰富,考证精辟,观点新颖,论据充分。 内容推荐 本书在论述民族英雄生平的基础上,深入地对其所蕴含的思想进行发掘和研究。着重把他的活动和思想放在从传统到近代,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来认识。林则徐的思想,一方面是对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是近代的社会的反映。他从改革时弊的经世精神,到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转变正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转折。他的爱国主义,一方面坚持反对外来的武装侵略,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探索“师夷”、“制夷”、“款夷”自强的道路,并为其好友魏源所继承和完善。 林则徐不仅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个试图探索如何抵抗强敌,开辟新的时代的伟大政治家。 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上篇 生平篇 第一章 林则徐的早年 一、儒学世家 二、初涉宦途 (一) 幕宾之召 (二) 京官生涯 (三) 江西、云南正副主考 (四) 宣南诗社 (五) “三叹作吏难” 第二章 兴利除弊 一、清理积案,赈灾恤民 二、参与漕政改革 三、科举考试的改良 四、河政的改革 五、与经世派在江苏的改革 第三章 湖广总督 一、鸦片流毒 二、湖广地区的禁烟 三、整顿盐政 第四章 震惊世界的禁毒斗争 一、临危受命,君臣决策 二、广州禁烟,光耀千古 三、禁烟运动的深入 (一) 制定和颁布严禁鸦片令 (二) 照会英国政府,宣告中国禁烟法令 四、依法要求“具结”与“交凶” (一) 反对破坏“具结”的斗争 (二) 反对义律拒绝交凶的斗争 五、加强澳门安全的措施 第五章 反对英国侵华战争的斗争 一、英国发动侵华战争 (一) 英国侵华战争的酝酿 (二) 义律的战争策划 (三) 英国发动可耻的鸦片战争 二、抵抗英国侵略战争的斗争 (一) 反击英国的战争挑衅 (二) 相信“民心可用” 三、英雄排悲剧 (一)抗英有罪,报国无门 (二)身处逆境,坚持抗英 (三)“江山两戒图” (四)历史的悲剧 第六章 内忧外患的晚年 一、遣戍伊犁,热情筹边 二、对国内民族矛盾的处理 三、民族正气长存 (一)失望和希望交集的晚年 (二)逝世之谜 下篇思想篇 第一章 经世思想 一、经世思想的来源 二、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 (一)治国必须“重民” (二)“民惟邦本”的发挥 (三)“为官恤民”论 (四)“民本”思想的内涵 三、重视“经世”的人才思想 四、重视调查研究的作风 五、兼收并蓄与经世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章 “师夷”、“制夷”、“款夷”的思想 一、“师夷”的提出 二、传统观念的裂变 三、“制夷”:“严而不恶” 四、主张“款夷”,反对“封关禁海” 第三章 爱国主义思想 一、强烈的主权意识 二、反对投降妥协 三、理性主义:爱国与忠君 第四章 经济改革思想 一、“足食安民”的改革思想 二、废除漕运的改革方案 三、黄河改道的设想 四、“富民”思想的提出 五、进步的货币改革思想 六、对云南矿政的改革 第五章 军事思想 一、制海权思想的萌芽 二、人与武器并重的思想 三、塞防、海防并重 第六章 高尚的情操精堪的艺术 一、忧国忧民的情操 二、“无欲则刚”、“宠辱皆忘”的品格 三、个人情操与艺术的交融 附 录 一、林则徐简明大事年表 二、征引书目 索引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试读章节 福建人文荟萃,清代共录取进士三万余人,其中闽籍1377人,为全国进士总数的4,4%。五代连登进士,一家三进士的亦不为鲜。林则徐的父亲,尽管家境贫寒,仍然克勤克俭,千方百计支持林则徐读书追求功名。嘉庆九年(1804)秋,20岁的林则徐参加乡试,中第29名举人。中举后,就和郑大谟的女儿郑淑卿结婚。郑大谟曾任河南永城县知县,也是一位学者。林则徐结婚几个月后,便离开新婚妻子赴北京参加会试,不幸名落孙山,当年十一月回到福州。 研究林则徐这段历史,有一个细节必须澄清,这就是林则徐有没有就“署闽县房公书禀之席”?何时任职?李元度的《林文忠公事略》载:“二十举于乡,就某邑令记室。闽抚张公师诚,见所削牍奇之,延入幕。”①林则徐的外孙沈瑜庆《涛园集》中也有记载:“文忠公乡榜为嘉庆九年甲子,时年二十,就旁邑记室,以所削牍见赏于闽抚张公师诚,遂延人幕,是为知名之始。”②林芳春的《介石堂文钞》叙述更具体:“元抚就署闽县房公书禀之席,亦不得已也。”③这三条材料都证明林则徐在去厦门之前曾就书禀之席,而且在闽县可能性最大,因为这段时间在福州只有两三个月,为时很短,而且新婚。说是会试之后就书记一席于闽县房永清,也不可能。林则徐于嘉庆十年十一月(1805年12月)回福州,房永清已离开闽县在厦门任海防同知。最大可能是在中举之前。林则徐在《林希五文集》后序里称:“徐初识读书门径,以谋食故驰四方”①,可能在鳌峰书院学习阶段就已在闽县房永清处任书记。所以林芳春才会提出“其天资高,度可不妨本业”的说法。“本业”无论作在学或参与科举解,都足以说明林则徐是在中举之前就书记一席的。后来永清赴厦门,林则徐会试落第在家,永清请他赴厦门任书记职,也就顺理成章。之后张师诚任闽抚,在过去旧公文中发现林则徐撰写的公文,从而发现人才,也就很自然的了。 厦门的海外贸易盛于乾隆初年,是全省重要的贸易港口和商业城市,社会风气也日趋败坏,娼妓、赌博、盗窃、词讼,比比皆是。其中鸦片走私和烟毒泛滥也相当严重。不少文武官员士子、兵丁“皆有嗜鸦片之癖”②。而厦门海防同知,其职务就是管理海口商贩,洋船出入税收,台运米粮,监收兵饷,听断地方词讼。书记一席,使林则徐了解当时社会现实,处理地方行政以及鸦片问题的态度,是一次极有用的实习和锻炼。 张师诚是由江西巡抚调任福建巡抚的,嘉庆十一年十二月(1807年1月)抵福州。他从林则徐起草的“削牍”中发现了林则徐的才能,次年春天,延林则徐入幕,司笔札。 P6-7 序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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