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史料梳理和考证为主，从人事的角度切入创造社的研究。通过人事活动、文学活动与回忆录等相关资料的参证，确认创造社同人52位，外围同人12位。并通过确认这些创造社成员的分散离合，勾勒出创造社发展的人文地图。文学活动的场所是本书研究展开的关键。作者将泰东图书局和出版部作为创造社活动的两大基地，力图打破传统的创造社研究的叙述模式。全书通过对社团内各种发展取向之间相互激荡的细微梳理与辨析，较为全面地描述了创造社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历史过程。

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中的一册，“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本丛书共有七种，分别是关于《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南社、栎社、以及施蛰存等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团体。这七个社团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是传统文人社团的模式，如南社和栎社，其成员主要是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诗会雅集的形式来抒发情怀、交流心声，诗文创作似乎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之佘的一种高雅消遣。第二种模式是依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他们利用结社活动来聚集力量，向社会发出改革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是浑然一体的，文学如同生活。第三种模式是以同人刊物为核心聚集起来的一个作者阵营，因为是“同人”，作者队伍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社团。如新青年社与语丝社，这个“社”本身意指“单位”(杂志社)，但也可以转喻为社团。它的标志是刊物，刊物在社团在，刊物停办，社团也就不存在了。第四种模式是文人的小团体，虽无明确的结社意识，但因为经常聚集在一起而含有了社团意义。如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人，他们之间的交往聚集经历了多种形式，但始终代表了某种审美倾向，因此也可以算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社团。

001／总序 陈思和

001／前言

001／第一章 创造社同人

001／第一节 寻觅创造社同人

012／第二节 创造社同人名录

079／第二章 聚以学缘

079／第一节 大高同学系统

084／第二节 理想与爱好：从理工医科到文学的转向

088／第三节 同人文学团体的孕育

101／第三章 成以泰东图书局

101／第一节 出版处的确定

106／第二节 创造社的成立

11l／第三节 泰东时期的刊物与丛书

124／第四章 走向辉煌的文坛异军

124／第一节 咄咄逼人的译界新秀

134／第二节 自我文学的创造

149／第五章 初期创造社同人的离散与转向

149／第一节 流浪型知识分子与初期创造社同人的离散

159／第二节 郭沫若的转向与新分歧的显露

171／第六章 前期创造社出版部(一)上海出版部

171／第一节 散而重聚的创造社同人与出版部的筹建

174／第二节 创造社出版部小伙计

183／第三节 围绕小伙计出现的社团矛盾

200／第七章 前期创造社出版部(二)广州分部

200／第一节 创造社中心人物与广州分部

209／第二节 “世纪末日”呓语的兴盛

224／第八章 中期创造社出版部

224／第一节 创造社出版部的中兴

231／第二节 郁达夫与新月社

237／第三节 创造社成员的再次分化

249／第九章 后期创造社出版部

249／第一节 创造社三股力量齐聚上海出版部

254／第二节 创造式的狂飙突进与出版部人事重组

259／第三节 鲁迅、革命文学论争与创造社的转向

277／结语

283／参考文献

289／后记 流浪型知识分子的文学社团

1930年3月2日，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二楼召开成立大会。在所有出席会议的盟员中，创造社同人占据了三分之一强。在最初的左联盟员名单上，创造社共有19人被列入，他们是：冯乃超、华汉、龚冰卢、沈叶沉、丘韵铎、彭康、周全平、郑伯奇、朱镜我、田汉、王一榴、蒋光慈、叶灵凤、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许幸之、郭沫若、沈起予。另外，何畏、王学文、方光焘、白薇、穆木天、周毓英等创造社同人也先后参加了左联。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创造社的人们以后大半都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有了更远大的发展。”左联，实际上成了被封后的创造社同人继续战斗的另一阵地；随着左联的成立，“创造社无形消灭，成为文学史上的名词了。”

左联成立时，蒋光慈是太阳社成员，田汉是南国社成员，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和郁达夫均已在事实上离开创造社；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也不再参与创造社的具体活动。虽然因各种原因又与其他创造社同人重新会聚在左联的旗帜下，可是已经产生的缝隙毕竟无法彻底抹平，曾经的矛盾纠葛也被带进了左联；原先使他们离开创造社的因素，再次促使他们脱离左联(实际上是被开除了)。当然，由于时间环境以及政治等方面因素的变化，在离开原因的具体表现上，也有了很大的差异。但无论差异如何大，将离开左联的成员放在一块思索一下，就可以明白矛盾纠葛的延续性。1931年4月，周全平被开除出左联。8月，叶灵凤和周毓英被开除。10月，蒋光慈退出左联并被开除出党。11月16日，郁达夫被开除出左联。

围绕左联表现出来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后来各自的人生走向。1937年7月，旅居日本十余年的郭沫若归国，并就任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麾下，重又聚集了许多创造社同人：郁达夫、田汉、冯乃超、倪贻德、阳翰笙等，先后皆在第三厅各部门工作过。据姚楠回忆，郁达夫在“一九三八年曾与郭沫若先生定下了复兴创造社的计划，初步打算出一个文艺杂志。达夫先生希望这个计划能在星洲实现，后来果然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创办了《星洲文艺》，同《星洲日报半月刊》合在一起。他在《发刊旨趣》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这个刊物请郭老题字，也含有两人合作复兴创造社之意。”复兴之议自然与创造社同人再次会聚一堂密切相关。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创造社早已消散，复兴亦只是画饼，曾经辉煌的文学社团活动，却使一股不绝如缕的创造社情结流淌在离散了的同人心中，使“已经死灭的创造社”仍然拥有“一种自然的向心力”，正如一位创造社小伙计所说：“创造社的分子散布全国，每一个分子都是一个斗士，也许有人会说某人衰老了、颓废了，可是就把这所谓衰老的颓废的来说，他们的活力也还是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

对创造社内幕似乎很熟悉的史蟑，曾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创造社同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下落”。“至于创造社那一班作家现在的下落，据我所知，除了王独清病死，洪灵菲殉国，彭康，朱镜我，周全平等不知去向外，成仿吾，潘汉年在赤都延安，郭沫若，冯乃超，黄药眠，李初梨，华汉，沈起予，林伯修等在重庆和桂林，张资平，陶晶孙，周毓英，龚冰庐，邱韵铎均已参加和运，郁达夫远走南洋，叶灵凤羁旅香港，郑伯奇在西安，穆木天在昆明，云散风流，提起来也足以使人生沧桑之感哩!”除了洪灵菲、林伯修并非创造社同人，其他同人“下落”基本符合实际情况。此外，敬隐渔在1929年蹈海而死，蒋光慈在1931年病逝，李初梨、王学文等在1937年就去了延安，沈西苓在1940年病逝，朱镜我在1941年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创造社同人境遇差别之大，人生选择之多殊，在现代文学社团中并不多见。P278-279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由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负责策划招标、并要求我去承担。其实我当时手头正在做自己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项目，无意再去承担这么一项任务，只是碍于南京大学董健教授、丁帆教授等朋友的情面，也出于本人担任了该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而一向无所贡献的惭愧，才勉强答应与丁帆教授一起来担当这项工作。但是一沾上这个项目，就觉得是湿手遭了面粉，事情越来越麻烦。其原因之一，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资料积累不多，不足以在此基础上作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文革”结束于今差不多有三十年，现代文学研究在学科意义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每年全国有上百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获得学位，走上专业岗位。但奇怪的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的成果却甚少。据范泉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一书所列辞目，有关文学社团的1035条，文学流派的47条，其中不少流派也是有影响的“文人群体”，也应属社团范围，如以胡风为核心的“七月一希望派”。而在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领衔编撰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里，成书出版的只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不满十种社团资料集，连语丝、新月、南国这样一些重要社团也付之阙如；在90年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曾策划一套颇有规模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丛书，分研究、资料两种，但好像也只出版了关于《新青年》和《新潮》、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弥洒社、狮吼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几种资料(包括作品集和评论集)，研究方面只有一本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论著，其他似都不了了之。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工具书，除范泉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和贾植芳、范伯群、曾华鹏先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流派》等少数几种外，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有关文学社团的整体性研究，除了关于创造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成果较多外，大多数文学社团都缺少专门的论述研究。倒是在相关作家研究中有一些涉及社团的资料积累，如周氏兄弟的传记研究中有语丝社的资料，徐志摩、胡适的传记研究中有新月社的资料，茅盾、郑振铎的传记研究中有文学研究会的资料，陈独秀的传记研究中有《新青年》的编辑情况等；此外在有关社团的研究论文中，也有不少真知灼见。但这些资料和观点大多是局部的、零星的，并不是整体、系统的社团研究。这与当前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显然是不相称的。其原因之二，是项目内涵的扩大，现代文学不能仅仅理解为新文学，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准确理解应该是“中国一现代一文学社团”。既然是“中国”，就不能仅以大陆地区为限，自1895年割让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区和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地区，在文学领域都曾经产生许多文学社团，尤其是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坛，大小古典诗社多达三百余个，可说是每一小村落就有一个诗社，这样一种壮观的诗社现象，如果不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真是谈不上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社团史；而且，既然“现代”指的是一种时间概念，现代文学就应该包括新文学运动以外的各种文学社团现象，如南社，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文人社团，但由于它不属于新文学，在以往研究中便被摒弃在现代文学视野以外。这显然都是不合理的现象。所以，要真正做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目前确实还没有具备成熟的条件。

这样一来，我们所进行的项目课题就有必要再作论证，从实际出发，完成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作为第一步，就是逐个地对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社团进行资料搜集梳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系列个案的研究。或者说，整体上的现代文学社团史暂时无法完成，但我们可以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文学社团的“史”的梳理和书写，来综合成一套内容多样、各自独立的现代文学社团的个案史。这就是目前我们编辑这套系列研究丛书的目的。在第一辑中，有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南社、栎社以及以施蛰存等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团体。这七个社团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是传统文人社团的模式，如南社和栎社，其成员主要是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诗会雅集的形式来抒发情怀、交流心声，诗文创作似乎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之佘的一种高雅消遣。第二种模式是依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他们利用结社活动来聚集力量，向社会发出改革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是浑然一体的，文学如同生活。第三种模式是以同人刊物为核心聚集起来的一个作者阵营，因为是“同人”，作者队伍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社团。如新青年社与语丝社，这个“社”本身意指“单位”(杂志社)，但也可以转喻为社团。它的标志是刊物，刊物在社团在，刊物停办，社团也就不存在了。第四种模式是文人的小团体，虽无明确的结社意识，但因为经常聚集在一起而含有了社团意义。如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人，他们之间的交往聚集经历了多种形式，但始终代表了某种审美倾向，因此也可以算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社团。现代文学社团的模式远不止以上四种，如以政党意识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组织，还有纯粹的演剧组织，如剧社，暂时不在本系列研究之中。我们挑选了比较重要的文学社团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其发展过程中再连带出其他一些相关小社团，如语丝社带出了莽原社、未名社和狂飙社，等等。

以往的研究往往将社团与流派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所反映的文人群体面貌并不一样。前者研究的是社团的兴衰聚散，重点在人事；后者研究的是创作风格的流变，重点在创作。两者混在一起研究，结果往往是流派因素压倒社团因素，理论概括压倒作家活动。这次我们组织人力撰写社团史书系，重点在人事，这是事先就规定好的，强调社团是如何形成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相处的，社团与社团之间的冲突又是如何展开的，人物的行状、言论、个性都作为我们描述的对象，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现代文学最原初的起点：个人的文学活动。有一位专家在审读本丛书中的一本创造社研究论著时指出：“这本著作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寻绎创造社这一风格独异的文学社团的发生机制和运作历史，体现出一种精彩而务实的社团研究学术自觉。文学社团是由人构成的，其所体现出来的各种特质和各种复杂性都与人员构成密切相关。以前的创造社研究，主要从大致的理念和情感取向着手，对于创造社的内部人员结构、权力结构常常取模糊姿态，致使许多问题只能流于语焉不详，如创造社的方向转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创造社小伙计与元老派的实际关系到底如何，这本著作从创造社人员构成及其权力构成的角度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创造社研究而言的，但也说出了我们研究每一个社团所希求的努力方向。

每一个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特征，每部研究著作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在这里不再一一评说。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本书系坚持从资料整理着手，在确定写作要求和体例时，曾要求每本著作控制在二十万字以内，其中三分之二篇幅为社团史内容，另三分之一篇幅选载有关社团资料和编撰大事记，但最后的成果完成时，除了文学研究会一本在字数和体例上达到了要求，其他各部著作在字数上都超过了原来规定的要求，迫于出版社的篇幅限制，我们只好将各社团的大事记都删除，以保持篇幅上的统一。这些大事记将来再找适当的机会发表。二，目前所出版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书系的第一辑，第二辑的选题，如新月社、浅草社和沉钟社、大风诗社、七月一希望派作家群体等，也都在撰写的过程中，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把这些成果再次结集发表，使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

陈万雄先生的著作《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朱寿桐先生的著作《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王晓明先生的论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都从整体研究的方法论上给予本书系指导性的启发，在此谨表衷心的鸣谢。

2006年3月27日于黑水斋

流浪型知识分子的文学社团

早期的现代文学作家多半路出身，从理工医农等专业转而投向文学界。这中间也存在区别，像鲁迅等人的转向，其实与当初学医相似，皆抱着启蒙和为人生的目的，而郭沫若和郁达夫等人的投身文学，似乎就单纯得多。虽然在郭沫若等人的回忆录里也能看到一些有关时代思潮的影响，可是纯文学的冲动无疑是转向文学的最大动因。为了文学以外的原因投身文学界，文学自然也是行有余力的事情，这类作家不会为了文学而抛弃对家庭和职业的考虑，与其他社会名流合作以图更快地实现文学的效力是应有之事，文学研究会初成立时包罗各界精英的状况，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文学上的兴趣而投身文学界，则必然以文学为最高追求，为了这一追求的实现，他们不会顾虑自身生存的状况，往往表现得鲁莽而不切实际，与前者相比，他们更多地表现为一群追梦的人。前一群人使人尊敬，后一群人则使人着迷。

没有文学研究会，不知创造社将会是一副什么模样。思考创造社的时候，不将文学研究会作为参照显然会失去很多有用的信息。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打架，不仅是要杀出一条生存之路，而且还是要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的路，也就是说，两大文学社团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分歧，即流浪型知识分子和岗位型知识分子之间必然会发生的冲突。何为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复杂然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不过多地纠缠于这个问题而又能顺利地展开我的论述，暂时撇开概念上的纠缠，从已有某些共识的现实基础上出发显然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将《新青年》群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同人视为不证自明的知识分子，对这些具体的对象所具有的某些个性气质、精神特征等等进行考察，可能比从所谓的抽象的知识分子概念出发，用一些先验的框架规范这些社团同人要好得多。

20世纪2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萌生(或者说岗位型知识分子逐渐出现)的同时，也催生出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即流浪型知识分子。严格说来，流浪型知识分子与具有古典庙堂意识、现代广场意识或岗位意识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产生虽与社会转型期有关，更多地却是作为其他类型知识分子的派生物或对立面出现的，从社会层面来说，他们是被“挤”出来的一类知识分子。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其成员如周作人、沈雁冰等皆有谋生职业，虽有高校教育、出版编辑等的不同，却使他们坚持现代人文理想时有一份普通却实实在在的工作岗位作为依托。同样“维系文化传统的精血”。的创造社同人，虽然最后也得以进入泰东图书局，由于书局老板的盘剥，工作环境的恶劣，并没有形成岗位意识，相反，却时时感受着生存的危机与流浪的意识的刺激。现实工作的稳定与否，并非岗位型知识分子与流浪型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对于流浪型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生存技能和经济来源或许并不比别人差，但他们很难安于某种现实的工作岗位，然后再去想办法实现文学上的理想。当郭沫若等无条件地进入泰东图书局，当他们抛弃了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而决心在上海过“笼城生活”，当他们放弃了即将面世的创造社出版部而南下广州……这些都显示出了一种流浪型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质。他们不是不需要安稳，但对于宁静祥和生活的向往似乎从来就没有被切实地付诸实践。也就是说，流浪型的根源更多地与他们自身相关，在他们的身上，充溢着萨义德所说的那种“圈外人”的知识分子精神特征：“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

翻开现代作家们的手记、文集，放逐和流浪的记载比比皆是，显然这并不是造成流浪型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创造社是现代流浪型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却并不意味着所有创造社同人都是流浪型知识分子，比如何畏、张资平和陶晶孙等等，他们无疑在这个行列之外，但这并不足以影响我们从流浪型知识分子的角度去探索创造社的魅力，因为这些追求岗位的同人对社团的发展及衍变并没有切实的影响力。流浪型知识分子的生存特征与精神特征，是他们真正切断了与传统的关联，在不断延续的文人小传统里，没有他们的位置，或者说他们没有也不能利用师生关系、同门关系、亲属关系等这些能够给他们带来现实利益的门路，获得立身之地；他们依恃自身实力打天下，这就搅乱了一种内在的传承秩序，同时也置自己于是非之地。然而，一旦流浪型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自身也就发生了变化。围绕着他们建立起来的新秩序，反过来又对流浪型知识分子的精神个性构成制约因素。当南下广州的郭沫若等逐渐投身于革命实践，对社会现实利益的顾虑就逐渐滋生并遮蔽了流浪型知识分子的个性气质，围绕着《广州事情》展开的争论，其实正是郁达夫这一仍旧保持了流浪型知识分子个性的同人进行的最后一次表演。此后的创造社虽然依旧与其他社团或作家激战，社团内部仍有着种种的摩擦与冲突，却都陷入了经济或政治现实利益的计较之中，批判话语虽依然凌厉霸道，背后的支撑却是政治的正确而非自我主观的张扬。

以周全平为首的出版部小伙计的兴起，是流浪型知识分子在创造社内的一次微弱的复兴，却很快就被汹涌而至的革命转向的大潮所淹没。岗位意识战胜了流浪意识，转向后的流浪型知识分子在革命阵营里寻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岗位，被归训后的他们失去了锋芒毕露的个性，却并没有得到岗位型知识分子应有的尊敬。犹如天际一闪而逝的流星，流浪型知识分子注定无法在璀璨的星空中寻找到自身永恒的归宿，除非他们改变自身；然而改变之后，所面临的却还是被淹没的命运。作为流浪型知识分子团体，创造社留给人们的问题其实还很多，抛砖引玉，将我的一点看法青献于大方之家，希望能够引起人们继续深入探讨的兴趣。

读博三年，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贾植芳先生家。从那扇永远敞开着的门走进去，穿过那条狭而且暗的过道，刚到书房门口，就被迎面端坐的先生看见了。“小成，这里还有几本书，与创造社有关的，你拿去看。”自从知道我研究创造社后，先生就私下里在他的书山里给我寻找一切有用的资料；我一来，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拿给我。接过书，随便也就坐在一边那老得不能再老了的沙发上，静听先生聊郭沫若、郁达夫……还有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的风风雨雨。从流浪型知识分子角度研究创造社同人，最初的灵感即源出于先生的“闲谈”。每周都要去纠缠的，就是陈老师。往往是十一点半下课后，就纠住陈老师在教室里谈到十二点多，近乎一堂小课；然后就是一边听陈老师指点着，一路去了饭馆。当然，一切都是老样子，陈老师请客。边吃饭边谈，一顿简单的饭，常常都要吃到两点半，三点，乃至更晚。枯燥的读书生涯中，这是最让我心醉的风景。复旦周围的餐馆，几乎处处都留下了师生共话的身影，仅是步行街口那家泰晤士，就已数不清去过多少次，这是一个远比正式的课堂还要使我收益的讲坛。《创造社研究》的大体框架，就这样零零碎碎地被“谈”了出来。在研究工作中，复旦其他师友的热情帮助，亦使我得益匪浅。在此，谨将这部书稿献给尊敬的贾植芳先生和陈思和老师，并向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表示最真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