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真是好啊,这样的好天气似乎只适合办喜气洋洋的事,怎么也不该出丧事呀。可是,真有人口唤了,是二十九岁的伊哈。等我赶进伊哈家的大门,院子里已经聚集了好多人。女人们三三五五聚成堆,悄声讨论着什么,一个个神情怪怪的。连向来大方、稳重的男人们也一个个蔫头耷脑的,都显得心里很难受。德高望重的乡老马三立老汉向来是料理丧葬的带头人,这类事情他经见得最多,最是能做到神态安详、稳重,处事不惊。按常理这会儿他应该带头和大伙商议埋体送葬的具体事宜。然而,我看到这老人坐在一个木墩子上,神情苦巴巴的,用青汗衫……”这是来自中国小说学会编著的《2013中国小说学会中篇小说排行榜》的节选部分。
中国小说学会编著的《2013中国小说学会中篇小说排行榜》是“中国小说学会”惟一授权版本。
《2013中国小说学会中篇小说排行榜》收录了中篇小说10篇,并由名家逐一点评。目的是引导读者找到好的阅读视角,并通过它发现到更多更美丽的文学风景。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执著于无功利目的的阅读与筛选,坚持艺术性、学术性、专业性、民间性的原则与立场,是目前中国民间最为公正客观的文学排行榜。
序:现实批判、历史沉思与精神开掘
——2013年小说写作趋势分析
中篇小说
长河
有信仰的写作——评马金莲的《长河》
红星粮店
挽歌悠悠唱旧事——评刘鹏艳的《红星粮店》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并非个人的悲伤——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暗杀刘青山张子善
反讽视阈的反腐镜像——读李唯的《暗杀刘青山张子善》
朗霞的西街
重塑历史图景,传递人道关怀——评《朗霞的西街》
莲露
个体创伤记忆中的一个时代——评陈谦《莲露》
月煞
群体的罪与罚——简论孙频《月煞》的国民性批判
我们的秘密
人性的秘密风景——评《我们的秘密》
手语者
“仿佛心底永远追求的那一片白”——评《手语者》
猹
一场寓意深远的人兽大战——评陈河小说《猹》
长河
马金莲
1
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母亲在厨房炕边剥玉米棒子。
秋天是个令人陶醉的季节,莫说那漫天成熟得弯腰低头的糜子谷子,那埋在土里成串的土豆,单是门外麦场旁那一片玉米,就能让我们充分享受丰收的喜悦。
这一年的玉米杆子分外甜,只要母亲说晚饭咱们煮玉米吧,父亲就带着我去剁玉米,他用镰刀或者铲子将那些棒子成熟的玉米杆子剁倒,我就蹦蹦跳跳往家里拖。拖回屋,母亲已经坐起来,靠坐在窗户边,等着给我们剥玉米呢。她剥棒子,我就剥杆子,将玉米杆子上的叶子一片片剥去,露出光溜溜的身子骨儿来,像鞭杆一样。折下一节,用嘴啃着剥下皮,一口一口嚼里面的芯儿,满口清脆的甜香,可好吃了。尤其外面看上去发红的那种杆子,直往人心里甜呢。我脆生生地嚼着,母亲是不吃的,她剥棒子。一个个大棒子沉甸甸的,抓在手里,人心里就有一股喜悦水一样往外溢。其实,煮玉米棒子更好吃,想想吧,揭开热气腾腾的锅,只见半锅棒子胖乎乎热腾腾,金黄金黄的,咬一口,又软又甜又粘牙,就算你刚刚吃过饭,吃得很饱,也会禁不住淌口水,拿起来啃上一两个。
然而这一天我们没有吃上煮玉米,晚饭也是草草吃了点冷干粮凑合的。因为我和母亲还没剥完玉米,就有一个人蹬蹬跑进我家大门,冲我母亲慌慌张张说:你还有闲心剥玉米?不得了了呀,伊哈出事了!
撂下话,她就蹬蹬跑出门,不见踪影了。有一小股风随着她的脚后跟奔跑,很快被她踩在脚底下带走了。我看见母亲把一个大棒子已经掰开了,听了这一番突兀的话,她停下了。接着慌忙将掰开的叶片合上,合上才发现不对,忙又掰开,一把揪掉老汉胡须般的玉米缨子,扔到我脸上,母亲拧过身双手扒住窗台,扯长脖子向外望。我本来用牙齿咬着一截玉米杆,准备剥开了嚼。听了来人的话就愣住了,好半天觉得嘴上有东西热乎乎的,一摸,摸下一手心的血,我才醒悟是玉米杆的老皮划破了唇。疼痛随之明显起来。我哪里顾得上哭呢,撒开脚、f,子就往伊哈家跑去。身后母亲的目光追着我,我知道她要是有着一双健全的腿,能够下地奔跑,这会儿她肯定跑得比我还快。正是夕阳将落未落的时节,我迎着夕阳跑了一阵,发现错了,伊哈的家在村子东头,该向东跑,我怎么向着西边前进呢?明白过来后我就掉了头,向着相反的方向狂奔。奔跑的过程中我看见好多男女老少,他们也正往东边赶。大家的后背上落满了夕阳的余晖。一张张劳作了一天的脸上尘土还在,还没来得及洗去,由于背着夕阳,在万丈的余晖反衬下,这些面孔灰沉沉的,带着惊讶、痛苦和一些难以说清的表情。
伊哈家的院子里一片金黄。我刹住狂奔中的脚步,傻愣愣地看。院子门外的庄稼、土地、黄土路、还有远处的山头,一律披上了金黄的色彩。我不知道这个傍晚的夕阳是怎么了,以从未有过的辉煌气势将我们庄子整个笼罩在一片无比富丽的金黄色之中了。
我听到了哭声。哭声从院子里飞出来,从高高的土墙上、洞开的大门口飘出来,在向晚的余晖里飘散。我抬头望望天上,天空一片湛蓝,这种蓝,清澈得像刚用水洗过一样。有几朵云在远离夕阳的地方飘游,夕阳的余光斜射过去,云朵便恰似披上了辉煌的金缕衣,好看得惊人。
天气真是好啊,这样的好天气似乎只适合办喜气洋洋的事,怎么也不该出丧事呀。可是,真有人口唤了,是二十九岁的伊哈。等我赶进伊哈家的大门,院子里已经聚集了好多人。女人们三三五五聚成堆,悄声讨论着什么,一个个神情怪怪的。连向来大方、稳重的男人们也一个个蔫头耷脑的,都显得心里很难受。德高望重的乡老马三立老汉向来是料理丧葬的带头人,这类事情他经见得最多,最是能做到神态安详、稳重,处事不惊。按常理这会儿他应该带头和大伙商议埋体送葬的具体事宜。然而,我看到这老人坐在一个木墩子上,神情苦巴巴的,用青汗衫的袖子抹着眼泪。满院子的人,一张张熟悉的脸上换了颜色,写满了深沉的疼痛、惊讶、惋惜、惶惑,还有很深的我说不上来的东西。
我觉得这些神情熟悉又陌生。庄子里每每有人离世,大家原本平静或喜悦的脸上就会露出这样的神情,有人甚至显得恍惚,似乎每一个生命的结束都在提醒活着的人,这样的过程每一个人都得经历,这条路,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走的,不管你富有胜过支书马万江,高贵比过大阿訇,还是贫贱不如傻瓜克里木,但是在这条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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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批判、历史沉思与精神开掘
——2013年小说写作趋势分析
王春林
莫言在2012年的荣获诺奖,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做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假若把莫言的获奖,与同样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高行健在2000年的获奖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前后不过十二年的时间,能够有两位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作家相继获奖,意义绝对不容小觑。如果把诺奖看作是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的一个迄今影响最大的文学奖,那么,莫言与高行健的相继获奖,自然也就标志着现代汉语写作很大程度上已经获得了西方文学的认可。更进一步说,莫言与高行健的获奖,一方面固然是他们自身卓越写作才能充分显现的结果,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无法否认他们的写作与总体中国当代文学之间一种不容剥离的紧密联系。也正因此,在一篇谈论莫言的文章中,我才会做出这样一种判断:“一方面,我们当然要肯定莫言小说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莫言的获奖,与他背后所实际存在着一个汉语写作高原之间,存在着某种无法剥离的重要关系。就我自己一种长期的阅读理解,我觉得,最起码如下这些中国作家的实际写作水准,也都已经达到或者说接近了诺奖所要求达到的那样一种思想艺术高度。请让我把这些作家的名字罗列在这里,他们是贾平凹、王蒙、史铁生、王安忆、陈忠实、阎连科、韩少功、张炜、北岛、铁凝、李锐、余华、于坚、格非、阿来等等。毫无疑问,无论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获奖,一点都不会显得很意外。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与莫言一起,以他们足够丰富的文学创作从根本上支撑起了我前面所说的那个现代汉语写作的高原。”(王春林《莫言、诺奖与百年汉语写作的命运》,载《小说评论》2012年第6期)之所以强调所谓“现代汉语写作高原”的存在,就是试图确认“文革”结束后,经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文化积淀与文学积累,中国当代文学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应该产生经典而且也已经产生了经典的时代。如何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已然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问题。这一方面,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其事的“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无疑可以被看做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种积极有效的努力。
迄今为止,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已经持续举办了十三届,在国内形形色色的各种年度排行榜中,不仅持续时间最长,而且也拥有着毋庸置疑的权威性。长期以来,小说排行榜的评委们秉承着“历史深度、人性内涵、艺术创新”的价值立场和艺术尺度,坚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分别从长中短三种不同的文体角度对于中国的小说写作进行年度的梳理与把握。摆在诸位面前的这册沉甸甸的大书,就是排行榜评委们对于2013年的中国小说写作全面衡度梳理之后的结果。假若沿用所谓“大年”“小年”的说法来评价看待2013年的小说写作,那么,一个确定无疑的判断即是,与上一个自然年度的同类文体相比较,2013年绝对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收获颇丰的“大年”。这一年度,值得关注的小说作品主要有贾平凹的《带灯》、韩少功的《日夜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苏童的《黄雀记》、阎连科的《炸裂志》、吕新的《掩面》、田耳的《天体悬浮》、姚鄂梅的《西门坡》、陈河的《在暗夜中欢笑》、王蒙的《这边风景》、乔叶的《认罪书》、余华的《第七天》、张浩文的《绝秦书》、路内的《天使坠落在哪里》、张石山的《攻城》、柳营的《我之深处》、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弋舟的《而黑夜已至》、马金莲的《长河》、蒋韵的《朗霞的西街》、艾伟的《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毕飞宇的《大雨如注》、铁凝的《火锅子》等。更具体地说,以上这些作品分别以对现实的批判、历史的沉思以及精神的开掘而引人注目。
现实的批判
贾平凹以当下时代的维稳问题为关注对象的《带灯》,有着堪称尖锐的现实洞察力和突出的批判性。归根到底,超越问题小说的思路,把当下时代乡村社会人们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描摹呈现出来,方才算得上是贾平凹的根本写作意图所在。既然要书写维稳问题,就必然无法回避上访者这样一个群体。应该注意到,小说中的上访者之一王后生,曾经十分形象地把自己的生存处境比作被囚禁的囚犯。其实,又何止是那些如同王后生、王随风这样的上访者呢?只要你再去关注一下那个本来因为在大-矿区打工而患有严重的矽肺病,然而却硬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的毛林,看看那东岔沟村因为同样的有因患上矽肺病的十三个农人以及他们那同样可怜至极的妻子,你难道能够说,他们就不是被囚禁的存在么?假若我们的思路再稍稍打开一些,你就会认识到,某种意义上,如同带灯、竹子这样每天忙于处理上访问题的镇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都可以被理解为被“囚禁”的存在。一句话,被“囚禁”的存在,正可被看作是贾平凹对于社会现实的一种有力洞穿。
对社会现实的犀利批判,同样是阎连科《炸裂志》的突出特点所在。阎连科的批判性,就在于,他以一种充满象征隐喻色彩的艺术方式,通过一个普通的村庄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如何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体量庞大的直辖市的故事,不无夸张荒诞地浓缩表现了“文革”后中国将近四十年的发展演进历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阎连科鲜明地出示了自己的批判反思立场。这种批判色彩,首先就突出地表现在关于炸裂村发展第一桶金的描T~。孔明亮之所以能够顺利地由一位普通的村民成为炸裂村的村长,全赖他把自己一个人靠偷扒火车上所载各类物品的“致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炸裂村的村民们。而朱颖,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一报家族仇恨,干脆不惜组织村里的年轻女性以进城出卖肉体的方式积累自己的第一桶金。从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无论是“偷扒”,还是“出卖”(敏感的朋友可能已经联想到了,小说中关于炸裂村经济发展第一桶金的描写,说透了其实也就是“男盗女娼”这样一个成语的形象演绎),阎连科所描写展示的此种状况,强烈意味着中国近四十年的发展演进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偷抢”、“欺骗”以及“自我出卖”的过程。在承认所谓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这个古老民族在此一过程中所付出的道德崩溃裂变与精神沦丧扭曲的惨重代价。只要能够达至经济发展的目标,手段、路径的正确与否,已然被完全抛诸到了脑后。面对如此一种不择手段巧夺豪取的掠夺性发展方式,阎连科给出的只能是严正坚决的批判立场。
尽管曾经引起过极大的争议,但无论如何,余华《第七天》那样一种强烈“冒犯”社会现实的特质却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第七天》的确写到了当下时代许多不幸的社会事件,比如强拆、火灾、弃婴、车祸、卖肾、暴力讯问,等等。这些都是近年来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能够关注表现这些问题,说明余华关注底层民生的情怀依旧,这一点当然值得充分肯定。不仅如此,余华在小说中意欲达到的批判性主题含蕴也值得肯定。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说:‘死无葬身之地’”。把小说的亡灵叙事与那些凄惨的人生故事以及这句带有谶言意味的结语结合在一起,作……
然而,毕飞宇的深刻处却在于并没有到此为止,此后故事情节的峰回路转急转直下,方才能够见出作家非同一般的艺术想象力。正是因为遭遇了这场大雨,姚子涵才突然晕倒,一直到一星期之后,方始苏醒过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醒过来的姚子涵,居然只能够讲英语,再也讲不出自己的母语了。很显然,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充满了象征色彩。一方面,这个结尾象征着不合理教育体制对于孩子正常人性的异化扭曲,另一方面,如果从文化对比的角度来说,则象征着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或者英语霸权主义的赫然存在。从艺术表现的层面说,毕飞宇这个鞭辟有力的结尾处理,具有一种突出的现代主义意味。能够自然而然地把现代主义交融于一个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中,所充分显示出的,正是毕飞宇一种突出的艺术构型能力。
艾伟的短篇小说《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同样为读者打开了别一种神奇的艺术世界。首先应该承认,艾伟的小说书写有着突出的逾越于一种普遍人类公共生存经验之外的意味。作品所描写展示的,是一个由于意外事件的发生而导致突然失明的男孩子喻军特别的精神世界。肇祸者名叫李小强,在一次孩子们之间寻常可见的玩闹事件中,李小强不小心把玩伴喻军的眼睛给弄瞎了。“喻军,李小强真的挺后悔的。他不是有意把你弄瞎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会抓起路边的石灰砸你,他是一时冲动。”但小说的重心却并不在喻军和李小强之间的纠结,而在于对喻军意外失明后精神状况的揭示。依照常理,突然失明后的喻军会对李小强,对社会、学校乃至家庭都充满不满与抱怨情绪。但实际上喻军的表现却特别平静。他不仅早就原谅了李小强,而且居然形成了一种特异功能,那就是与整个宇宙之间的对话。“我听到你书包里的声音,弹子的声音。你拿出来让我瞧瞧。”“确实是七种颜色的玻璃弹子,我看到了光谱,从左到右是黄、绿、青、蓝、紫、红、橙。”“如果你仔细观察,你能从玻璃弹子中看到星空,看到这个宇宙。”以上这些话语,均出自瞎子喻军之口。明明已经瞎了,但喻军却由此而彻底打开了自己的精神视域,居然能够“看”到整个宇宙,而且还可以与宇宙进行在常人看来简直莫名其妙的对话。如此一种艺术描写,的确已经明显溢出了人类的公共生存经验之外。也正因此,喻军才会被人们普遍认为在强烈的刺激下精神已经出现了问题。他的由此而被送入精神病院,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在读过艾伟的小说之后,我却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怀疑生出。其一,喻军明明已经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但到了小说结尾处,多年之后的喻军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位画家,而且“那些画令我非常惊讶。所有的画只有一个主题——星空。就是花草鸟虫在他的笔下都成了星空的一部分。走进他的画室,就像走进一个茫茫的宇宙,画布上的色彩非一般人能想象。”思来想去,总觉得这种处理不太合乎事理逻辑。其二,或许是因为都在书写盲人的故事,读艾伟的小说,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史铁生的名篇《命若琴弦》。两相比较,恐怕还是史铁生的作品更值得肯定。大约是因为作家的描写溢出了普遍公共生存经验的缘故,喻军的奇异表现,到底是否可能,我一直心存怀疑。究其实质,大约也只是因为我自己生性愚钝,想象力实在不够发达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