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总结了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论述的是近现代(即文艺复兴之后)的国家或国际力量，追述和阐明了自西欧建立“新君主国”和全球性跨洋国家系统以来，五个世纪中各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毋庸赘言，这将涉及大量战争，特别是那些对国际秩序有巨大影响的、由大国联盟进行的大规模长期战争。但是，这又不完全是一部军事史，它也追溯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但它也不是一部经济史，本书重点是描绘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并对“今后世界政治的格局”作了预言。当中国准备在21世纪“和平崛起”之际，这本书显然是很值得国人一读而再读的。

这是一部广泛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巨著。作者反思五百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

本书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论证有力。自1987年面世之后，震荡美国政界、学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是一部颇有争议的畅销书。

1 出版说明

1 推荐序一兴衰的秘密／许知远

5 推荐序二最后的大国／王之明

35 前言

PART ONE  前工业社会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 ／1

一 明代中国  ／4

二 穆斯林世界／8

三 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15

四 “欧洲的奇迹” ／15

第二章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51 9~1659) ／29

一 角逐的目标与纪年／50

二 实力与弱点 ／59

三 国际较量／52

四 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65

第三章 金融·地理·战争(1660--1 81 5) ／69

一金融革命／72

二地缘政治／81

三赢得战争(1 660一]765) ／97

四赢得战争(1765--1815) ／110

PART TWO 工业时代

第四章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815—1885)  ／139

一 欧洲之外／143

二 英国充当霸主?／147

三 “中等强国” ／154

四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国的衰落／165

五 内战与美国／175

六 德国的统一／177

七 结论／185

第五章 “中等强国”的危机(1885—1918) ／188

一 世界均势的变动／191

二 大国的地位(1885—1914) ／196

三 联盟与战争趋势(1890--1914) ／240

四 总体战(1914--1918) ／247

第六章 两极世界的来临(1919—1942) ／268

一 战后国际秩序／268

二 战争策源地／284

三 法国与英国 ／303

四 幕后超级大国／313

五 无法避免的危机(1951—1942) ／326

PART THREE 当代和未来

第七章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943—1980) ／341

一 “超级力量的正确使用” ／342

二 新的战略态势／351

三 冷战与第三世界／366

四 两极世界的解体／388

五 变化中的经济格局(1950--1980) ／406

第八章 面对21世纪／431

一 历史回顾与思考／431

二 平衡发展的中国 ／439

三 进退维谷的日本／450

四 得失并存的西欧／463

五 矛盾重重的苏联／480

六 相对衰落的美国／502

后记／523

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

公元1500年被许多学者当作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这个时候欧洲的居民们绝对看不出他们的大陆即将统治其余的大部分地球。当时人们对东方伟大文明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这些知识主要来源于旅行者的故事，他们在重述这些故事时常常添油加醋。尽管如此，许多人对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和庞大军队的广袤的东方帝国的想像，还是相当准确的。当初次接触这些社会时，它们必定显得比西欧的人民和国家得天独厚。的确，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同这些社会比较，欧洲的相对弱势就比其实力更加明显。首先它既不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区，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印度和中国对它们在这两方面的地位都引以为自豪。从地缘政治学方面讲，欧洲“大陆”的形状隐含着困难和危险，它的北部和西部与冰天雪地和大海相连，东面容易招致频繁的陆路入侵，而南面则易受到战略包围。在1500年及以前很长时间和在这以后，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想像。仅仅8年以前，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地区格拉纳达才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军队投降，但这仅表示地区性战役的结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先知Il’的军队之间更大规模战争的结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动，仍然笼罩着大部分西方世界，这一事件似乎孕育着更多的东西，因为它绝不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前推进的极限。到该世纪末，他们已夺取了希腊和伊奥尼亚群岛、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大部分地区。到16世纪20年代，情况变得更糟，当时可怕的土耳其军队迫近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在南部，奥斯曼的战船袭击意大利港口，教皇开始担心罗马可能很快就会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运。

虽然这些威胁似乎是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及其继任者们新领导的一个整体性大战略的一部分，但欧洲人的反应是分散的、时断时续的。不像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也不像莫卧儿王朝不久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从来没有一个各部分都承认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不，欧洲是一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在西方出现了一些比较强大的君主国，主要是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国内紧张状态，而且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反对伊斯兰世界的盟国。

同亚洲的伟大文明比较起来，也不能说欧洲在文化、数学、工程学或者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总之，欧洲文化和科学遗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伊斯兰世界“借用”来的，恰如穆斯林社会几百年里通过通商、征伐和殖民从中国借用一样。回顾历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纪末，欧洲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加快了。然而，或许最恰当的一般评价应是：在这前后每个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处在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个领域先进一些，而在别的领域却要落后一些。奥斯曼帝国、明朝时期的中国，稍后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北印度和欧洲国家体系及其俄国人旁支，在技术上，因而也在军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会先进得多。虽然这意味着1500年的欧洲是最重要的文化实力中心之一，但绝对看不出有一天它将出现在顶峰。因此在研究欧洲兴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和弱点。……P3-4

兴衰的秘密

许知远 主笔

“我们都为日常的杂事而分心过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调查，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经受着一个又一个焦虑的折磨。”这是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对他的幕僚鲍尔温的感慨，时间大约是1931年末。此刻，中国与日本在满州的冲突、英镑危机、第二届工党政府的倒台，正奇妙地纠缠在一起。

在中日战争结束整整六十周年之后，当我们试图全面理解这场战争的起因与全部过程时，会发现如果你想理解1931年发生在沈阳的危机，也必须同样考虑在1935年埃塞俄比亚、1938年苏台德区的危机。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地区性冲突，最终酿成了全球性的战争，它们反过来又改变了地区的战势。

暂时把战争中蕴涵的民族情感与个人命运放在一边，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经常被理解成两个崛起的大国对现行世界体系的挑战。一直到1941年12月，这种挑战看来都是成功的，德国让整个欧洲陷入哀嚎，而日本几乎横扫了整个亚洲。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以大英帝国为支柱的世界秩序，彻底坍塌了。

一个勉强的参战者改变了历史的行进方式。尽管在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力量也是位居世界第一，但它的外交与军事的影响力却乏善可陈。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订时，威尔逊总统试图向世界表明美国式的信念，却被欧洲老手们轻而易举地戏弄。

世界霸权的接力棒如何从英国递交到美国手中?而德国、日本乃至后来苏联的努力，又是如何被瓦解的?是什么因素促使了一些国家的兴起，又是什么令曾经的强大与繁荣衰落下去?这些命题令一代又一代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着迷不已。前者没有充裕的时间思考，只能发出类似麦克唐纳式的感慨，而后者又太缺乏直接经验，往往纸上谈兵。有过教授与国务卿双重经验的亨利‘基辛格知道这两类人的立场多么不同，多么难以相互沟通。

当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这个命题感兴趣时，他的原意是写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小册子，只希望就过去五个世纪里有关大国不断变化的实力作出自己的阐述。在他的阅读范围内，奥波德’冯’兰克在1833年发表的一篇《诸大国》的文章堪称这一领域的探路者，这位19世纪普鲁士伟大的历史学者考察了西班牙衰落以后国际力量对比的情况。

但是，一个单纯的尝试很快就变成了没有尽头的冒险，肯尼迪很快发现几乎从未有历史学家涉足这一领域，没人把军事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这样混杂在一起，提供一幅详实的大图景，而且前后贯穿五个世纪。当《大国的兴衰))最终在1988年出版时，它立刻引起了轰动。除去没人如此全面地展现大国的历史外，也因为它正遭遇到美国总统的竞选。像所有历史学家一样，肯尼迪克制不了预测未来的冲动，他相信，今天的美国正在重复所有大国曾经的错误——军事安全的需要攫取了过多的国家财富，“过度扩张”将不可避免地使它衰落，这速度可能比苏联还要快。

历史最终证明肯尼迪是个多么糟糕的预言家。因为仅仅一年后柏林墙就倒塌了，两年后苏联解体了。但这些都没妨碍他扑面而来的声名，他甚至创造了一个小小的产业——专门研究、出版、评论各种类型的兴衰的作家、出版家、记者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的弱点日益明显，按照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尼尔’福格森的说法——它是经济决定论的产物。保罗，肯尼迪分析的基础是，如果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范围内，优势总是属于那些有更强的物质创造能力的国家，而技术上的突破与组织形式上的变革是物质创造的基础。这是一种典型的用单一因素来理解历史的方式，它容易被人记忆、理解和谈论，却像马克斯·韦伯所说，根本无助于理解真实的历史。过分清晰化只是学者头脑想像的产物。  其次，又到底什么是技术上与组织上变化的基础?肯尼迪过分坦率地承认这并非他的研究领域，甚至没有表现出试图探索的稍许热情。这使得他的整本书阅读起来尽管行云流水，但读者却很少被引诱进入更深的探索。我们知道工业革命发生了，大国间的格局改变了，因为有的国家可以制造更高吨位的军舰、生产更多的钢铁、更有效地组织它的人民，却对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摸不到一点头绪。就这一点而言，哈佛大学的大卫·兰德斯或是马里兰大学的曼库森，做出的尝试显然深入得多，尽管他们的解释方式未必使人信服。

在《大国的兴衰》出版之后的17年中，肯尼迪先生仍被热烈地引用，却的确被证明为一个缺乏思想深度的历史学家。他在1993年出版的“为二十一世纪做准备》，干脆是一本报刊深入灾难报道的荟萃；他主编的全球历史系列倒是不错，但那是别人的写作。“9·11”事件发生时，我们从他嘴里没听到任何新鲜的东西。但至今，没人可以忽略《大国的兴衰》，因为肯尼迪先生的非凡优势——将所有事件置放于一个整体框架中思考的能力，仍无人超越。判断一本书杰出与否的标志，除去它的思想深度、表达能力、想像力，显然还有一条更不可忽视——它是否具有里程碑意义。肯尼迪是第一个大胆地用如此丰富的素材来写作这一古老话题的作家，它多少帮助了政治人物缓解了麦克唐纳式的焦虑，尽管其中充满了不尽如人意。

我得承认，这本书的名字给我带来的思考比它的内容更多。如果你成长在今日中国，很容易被“大国的兴衰”这样的题目所吸引，因为我们正处于深刻的身份焦虑之中，原因复杂而富有智力刺激。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仍缺乏民族国家的概念，所谓的中国是一种文化概念、心理意识，而非具体的边疆、领域面积、国民生产总值、人口统计……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因为西方世界的出现，我们才逐渐产生了中国可能只是世界地图中的一部分的意识。一直到今天，中国仍处于向现代国家演进的最后阶段，仍未完全通过唐德刚所说的“历史的三峡”。转变过程充满了屈辱，一代代中国精英始终充满了强烈的身份焦虑。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得越紧密，这种焦虑感越强烈：我们迫切地要获得与别人平等的地位，却总是发现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要克服中国已在世界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形象仍需要更多的努力。经济增长与13亿人的市场是新一代中国人主要的信心来源，这种信心既容易使人膨胀，也经常脆弱不堪，因为它与个人尊严并非紧密相关。

在某种意义上，肯尼迪先生可以在中国找到最热心的读者，因为整整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都相信，只要完成了物质上的成功，我们就将重新赢得世界的尊敬。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获得的尊敬甚至都不是民族国家性的，而是回到19世纪前的中央王国式的。外部世界对中国充满误解，是因为它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个国家。中国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国家，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明传统，她两者都是。

人们对于中国的担忧、一部分中国人对自己的过分自满，是因为她可能即将、甚至已经进入了保罗·肯尼迪所列的大国兴衰的序列，她可能把接力棒从美国手中抢夺过去吗?国际问题作家们大可把中国的石油消耗量、中国的制造业革命、中国人遍布在世界各地的现实、美国对中国一家石油公司的态度都放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无疑它们都已经指向了同一个历史方向。但是，历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将随时冲破这种恰似清晰的分析。因为在这种分析中，我们对于同样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民族士气、道德力量、文化创造力、政治能力、军事组织、动员能力、教育程度只字不提。这些复杂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历史关头扮演支配性的因素，而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钢铁产量。

关于国家兴衰的探讨仍将有声有色、漏洞百出地继续，因为它永无答案。这种讨论对今天的中国大有裨益，因为它将强迫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坐标系中。我们总是太习惯于和自己的过去作比，惊叹于我们取得的成就。但人们理应清楚，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主要是取决于和其他国家的比较。而且这种比较理应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于某个狭窄的领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稍微逼近“兴衰的秘密”。

对国际体系中500年的大国兴衰史进行考察后，在本书结束之前，笔者写了最后一节。在这相当重要的一节中，笔者阐发了许多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如“战争与力量对比发展周期”，“全球性战争、公债与长周期”，“帝国的大小与持续时间”，以及许多政治学家曾经探讨过的其他各种理论，以便使读者对本书所述主题有一个总体概念，并对某些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但是，这不是一部政治学专著，尽管它向正在研究战争和国际秩序变化规律的政治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和评论。

笔者在本节中不打算对目前国际形势做出结论性概括，因为这违背本书的主要宗旨。本书认为，国际体系是不断变化的。这不仅由于政治家们的日常活动和政治、军事事件的不断发生所致，还由于世界力量的形成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力量在一定时候就会脱颖而出。

然而，在结束本书之前，谈几点一般性意见是适宜的。在全书中都谈到，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或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总是相互依存的，而且也应该这样看。既然这两者关系密切，既然各国的发展变化是不可抗拒的规律，那么，国际力量对比就不会一成不变，任何政治家不这样假定就是愚蠢的。由于各国间的对抗具有无序性和竞争性，过去五个世纪的国际事务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或至少是一部备战史。无论作战或备战都会消耗本可用于做其他(公共的或私人的)“好事”的资源。因此，不管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种阶段，在每个世纪都会有一场关于应将多少国家财富用于军事目的的辩论。与此同时，还有一场关于如何更好地繁荣国民经济的辩论。这不仅因为财富的增多可使国民受益，还由于人们认为，经济力量的增长、生产力的提高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将影响到大国的胜负，如果再次发生国际性战争的话。的确，本书论及的所有大国间长期大规模战争都说明，在战争期间和两次战争之间的和平时期，经济力量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可使不同国家变得相对强大或弱小。1500—1945年问发生的多次大规模联盟战争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的经济力量的变化。因此，每次战争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各国版图”新秩序，都是已经形成的国际体系中权力再分配的结果。然而，和平的到来并不能使这一不断变化的过程结束，各大国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使它们继续处于相对兴旺和衰微之中。

在混乱的世界秩序中，兴旺和衰微的大国的存在是否必然导致战争，尚无法确定。大部分历史著作认为，“战争”与“大国体系”是形影不离的。新商业理论和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麦金德指出，“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都是由诸国的不平衡发展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1945年以后就不复存在了呢?的确，此后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核武器(它的使用有将相互交火变为相互毁灭的内在危险)的问世，最终制止了只以武装冲突对付大国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习惯做法，使间接的小规模“代理人”战争成为唯一尚存于世的战争样式。第二，双方对核武器的恐惧将使大国间的未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的话)仍保持常规形态。但是，鉴于现代化常规武器的巨大威力，即便是常规战争也是极其残酷的流血事件。

显然，对这些重大问题，任何人都无法做出回答。有些人认为，人类不会如此愚蠢，以至于再去进行另一场代价极高的大国战争。我们必须提醒这些人的一点是，在19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这种看法也很普遍。诺尔曼·安吉尔的《大幻想》一书(该书是一部国际畅销书，其主要观点是，战争对战胜国和战败国在经济上都会造成巨大损失)于1910年出版，而欧洲各国的总参谋部正无声无息地制定最后的作战计划。

不管大国间发生核战争或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如何，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世界力量对比正处在重大变化时期，而且这种变化很可能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进行。此外，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经济生产和战略力量这两个既是分开的又相互影响的方面。假如过去20年的发展趋势今后仍然如故，世界政治格局可能出现如下情况：  第一，在世界经济总产量和世界军事开支总额方面，“五个力量中心”所占的比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将会减少。但是，这种减少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没有任何国家可加入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组成的“五头政治联盟”。

第二，这“五个力量中心”各自在世界经济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开始沿着一定方向变化，即苏联、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所占比重逐渐减小，日本和中国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在经济方面，这五个中心并非处于均势。美国的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大体相同(虽然前者在军事力量方面占有巨大优势)，苏联与日本也基本相同(虽然日本的经济发展较快)，并且后两者的生产能力分别大约只占前两者的2／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能力仍远远落在后面，但它的经济发展最快。

第三，在军事方面，当前仍是一个两极世界，只有美国和苏联有能力毁灭对方和其他任何国家。尽管如此，世界的两极性可能逐渐减弱。在核力量方面逐渐减弱的原因有二：一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核武器不能使用；二是中国、法国和英国都在努力扩大各自的核武库。在常规力量方面减弱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常规作战能力在稳步增强；西德和法国(可能还有英国和意大利)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如果它们能真正有效地合作，它们的陆、海、空军合并后将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联合军事力量。由于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这种情况在不远的将来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存在这种可能性本身，就足以使世界“两极”体制究竟能持续多久更加令人怀疑，至少在常规力量方面是这样。相比之下，目前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日本将把自己建成一个军事大国。不过，如果今后有一天新上台的东京政治领导人决定将其更多的经济力量用于发展一支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则任何熟悉“战争与世界政治变化”方式的人都不会感到惊奇。

如果日本的确想用更多的军事手段积极参与世界事务，那么很可能是由于它感到只作为一个“贸易大国”进行活动，已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希望通过加强自己的武装部队，把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提高到只使用非军事手段无法达到的程度。然而，过去500年的国际竞争史表明，只有军事“安全”是绝然不够的。从近期来看，军事强国可遏制或打败敌对国家(只要做到这一点，多数政治领导人及其民众就非常满意了)。但是，如果它们因为取得了胜利就无限制地进行领土和战略扩张，如果它们像帝国那样将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防务”，而“生产性投资”越来越少，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慢。从长远看，这将对满足本国公民的消费要求和保持本国的国际地位，造成不良影响。在苏联、美国和英国，这种情况已在发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西德都在竭力防止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军事。它们都认为，军事投入过大会影响国家长期发展前景。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回到这个从古至今都使战略家、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困惑不解的难题上。要成为一个大国(根据定义，大国就是一个能保卫自己并可对付任何国家的强国)，必须有可使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利斯特说：“对于一个一流强国来说，要进行战争或非常可能进行战争，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然而，进行战争，或将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生产能力”用于生产武器装备，就有破坏国家经济基础的危险，对于那些为得到长期发展而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发展生产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更是如此。

对于上述所有观点，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作家们都认为是正确的。追随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主张保持低水平的国防开支，而赞同利斯特的国防经济观点的人，则要求国家拥有强大的暴力手段。他们都承认(如果他们诚实的话)，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做出何种选择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困难的选择。当然，最理想的是，“利润”和“军力”齐头并进。但是，政治家们往往发现自己面临如下困境：在现实的或想像的危险时期，必须“花钱购买”军事安全，而过后这种安全又会变成国民经济的负担；而保持低水平的国防开支，有时又会感到本国的利益受到了其他国家行动的威胁。

因此，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必须应付以前所有大国都遇到过的两种挑战：第一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可致使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富有、更强大；第二是紧张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国际形势，这将迫使它们在追求近期军事安全和长远经济发展之间做出抉择。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准则可使当今各国决策者制定出适于任何情况的行动方案。他们如果不重视国防建设，当敌国趁虚而入时，就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应。他们如果在军备上花钱过多，或不顾费用的不断增加仍然继续承担过去接受的各项军事义务，就会感到力不从心，像～个老人那样本来已经精疲力竭但仍在拼命地工作。由于“战争费用日益增加的规律”，上述两种挑战都难以应付。人们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是，今天美国空军一年的预算到2020年只够研制一种飞机。尽管人们能够避免这一点。但对于各国政府及其纳税人来说，现代武器费用的增长速度仍然是一个惊人的事实。

因此，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都必须认真分析从古至今的大国兴衰和各国生产力发展速度时快时慢的原因，都面临技术革命、国际形势和世界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武器费用螺旋上升、力量对比的变化等问题。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左右这些情况的发展变化。用俾斯麦的名言说，所有国家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它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但却“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进”。它们的航行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北京和西欧各国首都的政府领导人的智慧。上述分析试图表明，五大政治实体中每个实体的前景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因而也要表明整个大国体系的前景如何。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他们在“时间长河”中驾驶航船的“技能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