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世界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之一，也是英国文豪狄更斯作品中故事情节最曲折惊险、最惊心动魄的小说之一，小说以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故事中将巴黎、伦敦两个大城市连结起来，叙述梅尼特医生一家充满了爱与冒险的遭遇，中间穿插了贵族的残暴、人民的愤怒、审判间谍……

《双城记》是世界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之一，是英国文豪狄更斯作品中故事情节最曲折惊险、最惊心动魄的小说之一。

狱更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英国著名小说家，19世纪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9世纪英国最受欢迎的作家，被后世奉为"召唤人们回到欢笑和仁爱中来的明灯"。

第一部 复活

第一章 时代

第二章 邮车

第三章 夜影

第四章 准备

第五章 酒店

第六章 鞋匠

第二部 宝贵线索

第一章 五年后

第二章 目睹

第三章 失望

第四章 庆祝

第五章 帮凶

第六章 大批人

第七章 城里勋爵

第八章 爵爷游乡村

第九章 戈尔贡的头颅

第十章 两个诺言

第十一章 伴侣的形象

第十二章 一本正经的人

第十三章 不正经的人

第十四章 忠厚的生意人

第十五章 编织

第十六章 继续编织

第十七章 一宵

第十八章 九天

第十九章 一个意见

第二十 章恳求

第二十一 章回响的脚步声

第二十二 章大海依然澎湃

第二十三 章燃起烈火

第二十四 章磁性礁强烈吸引

第三部 风暴踪迹

第一章 秘密

第二章 磨石

第三章 阴影

第四章 风暴后的沉静

第五章 锯木人

第六章 胜利

第七章 敲门

第八章 打牌高手

第九章 定局

第十章 影子的实体

第十一章 黄昏

第十二章 漫漫黑夜

第十三章 五十二

第十四章 编织结束

第十五章 足音永别

11月末一个星期五晚上，与我们故事有关的第一个人物出现在多佛公路上。当多佛邮车蹒跚爬上削特山坡时，他觉得这公路似乎脱离了隆隆作响的多佛邮车。他同其他乘客一样，随着邮车，沿着泥泞山坡艰难前行；在此种情况下，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步行运动有什么特别兴趣，而是因为山坡的迂曲、马具的沉重、邮件的超载、乱泥的淤陷，使得几匹马筋疲力尽，三次停了下来；而且有一次，几乎将马车拖出公路，似乎产生抗拒命令的反叛企图，妄想将马车拉回布里克哈。然而，缰绳、皮鞭、车夫和护卫合力抗争表明：兽类是没有理性可言的，这一群畜生只好降服遵命，继续履行职责。

马低着头，抖动着尾巴，踩溅着深泥，不时地跌跌撞撞，踉跄前行，好像关节都要粉碎似的。常常是车夫一边小心地叫道“哦呵，唆呵”，一边勒住马的缰绳，使它们立稳脚跟。此时，那靠近的领头马猛然地摇着头，抖动着头上的一切，显得特不寻常，示意断定马车是不可能拉上山的。每当这匹马发起牢骚时，乘客就会神经紧张、惊恐不安。

山谷里大雾弥漫，郁郁飘移，好似邪恶的精灵寻找归宿，又茫然无望。雾粘湿，寒如霜，缓缓浮动，如海面浊波，相互追逐，此起彼伏、格外分明。雾蒙蒙、遮住了车灯，除了几尺路面和驾驶现场外，什么也看不见；疲惫不堪的马匹所呼出的浊气混入雾中，仿佛上面一切都是它们所致。

除了此人之外，另外还有两个乘客也跟在邮车旁边，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爬上山坡。三个人用衣帽裹得严严实实，遮着下巴和耳朵，穿着长靴。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位也无法看清其他两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各自将自己裹在层层包裹之中，既蒙蔽了他人的双眼，也遮住了心目。在这样的岁月里，旅客们很害怕一见面就相互信赖，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是强盗或强盗的联手，每个驿站和小酒店，从店主到最低下的马房里的无名小卒，都可能成为强盗“队长”所雇用的人选。因此，多佛邮车的护卫暗自思量着。这是1775年11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邮车隆隆地爬上削特山，他自己站在邮件后面的特殊位置上，跺着脚，警惕地看着和摸着他面前的军械箱，箱的上层是一支实弹大口径短枪，底层是一把弯刀，和六七支实弹骑兵手枪。

多佛邮车照常是安然无事，而护卫怀疑乘客、乘客相互猜疑并且怀疑护卫，他们全都怀疑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个人；而车夫什么也不相信，只相信他的几匹马；那些畜生可以用它他们的清白良心对着圣经发誓：它们是不适宜这次旅行的。

“哦!呵!”车夫叫道，“走呀!再拉一拉就上山顶了，你该死，让你上山，我已够麻烦了!——乔!”

“哈喽!”护卫答道。

“你瞧几点钟了，乔?”

“11点10分。”

“真要命!”生气的车夫突然叫喊：“还不到削特山顶!嗤!走吧!走吧!”

那固执的马被抽了最使它难以忍耐的一鞭，突然停了一下，又断然奋力向上爬行，其他三匹马也仿效行事。多佛邮车同它旁边旅客那溅起泥水的长靴一道挣扎着前行，他们顺车而进，随车而停。在这浓雾与黑暗之中，三个中间的任何一个胆敢走上前去一点，那就意味着他想要被别人看做强盗而被枪杀。P6-7

查尔斯·狄更斯(1812一1870)出生于英国朴次茅斯波特西郡兰得波特镇。父亲是海军军需办事处秘书，工作勤恳，但有点华而不实，缺乏经济头脑，家里经常入不敷出。狄更斯5岁时，父亲调到以造船业著名的查塔姆镇，在那里狄更斯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但这种充满阳光无忧无虑的日子随着全家迁往伦敦而结束了。1822年，狄更斯不满10岁时，父亲调到伦敦工作，全家搬到伦敦。由于父亲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他们全家不得不住在卡姆登镇。这个镇后来成了名副其实的贫民区，在它和伦敦之间隔着一片空旷的田野，从这里透过伦敦城上空的烟雾，可以隐约看到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他们居住在这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狄更斯也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被剥夺了一切生活的希望。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狄更斯成了鞋油作坊里的一名童工。他12岁的时候，父亲因欠债而被关在了欠债人监狱——马夏西监狱，狄更斯哭肿了双眼，每个周末都东奔西跑，为父亲跑腿送信。马夏西监狱一度成了他的“家”，家人住在这里，狄更斯则住在监狱附近，他在马夏西吃饭，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父亲在这里住了三个月后回到了卡姆登镇。正如爱德加·约翰逊所说：“(鞋油作坊和马夏西监狱)成为对狄更斯一生发生重大影响的两个地点，它们形成了他的性格。”以后，终其一生，狄更斯都与司法界有着扯不断的关系。他15岁时到一位律师的事务所去打杂，做着枯燥无味的工作，例如给人登记遗嘱，把公文从办公室送去法院，又从法院把文件带回来，等等。不到两年的时间，狄更斯又转到了民法博士协会当了一名速记员，在伦敦宗教法庭工作。后来他又在都市警察法院找了一份工作。狄更斯一生对监狱、法院都怀有深切的关怀。约翰·福斯特曾说，大约在1840年，狄更斯已经游遍了几乎所有的伦敦监狱，以后，他又参观了英国、欧洲各国及美国的所有监狱。几乎他的所有小说都涉及到法律问题，都有监狱的出现。监狱与刑罚问题也成为狄更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和主题，几乎每个人的命运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司法部门、法律纠纷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关系。透过小说，我们可以看到狄更斯对于犯罪、刑罚、暴力、复仇等等问题的复杂态度。

与狄更斯其他那些具有浓厚现实主义特色的小说不同，小说《双城记》具有浓厚的历史色彩，作者把小说的背景置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后这一段历史时期，一方面批判了法国贵族的腐败、糜烂的生活，以及对他人生命的践踏，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必然性。但另一方面，作者又对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及其暴力倾向表现出深刻的怀疑。在小说中，罪恶、犯罪与惩罚，复仇、暴力与正义，仁慈和博爱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起，表现了狄更斯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小说从旅行开始，单身女梅尼特小姐与跨国银行台尔生银行老职员，从伦敦前往巴黎，会见在巴士底监狱监禁了18年的父亲。她的父亲梅尼特是一位医生，18年前他被一个贵族请去看病，病人是一位女子，这个女子是被贵族抢来的年轻妇女，医生看到她时，她双手被捆，发着高烧，精神失常；另一个病人是她的弟弟，身受剑伤，已经奄奄一息，他在临终前告诉医生事情的真相，但医生未能挽救姐弟俩的性命。为了灭口，贵族把医生送进监狱18年。医生在狱中写下了一份文件，记录了这件罪恶，表示要控告贵族和他们的子孙，直至他们这一家族的最后一人。梅尼特小姐在巴黎与父亲相认，并把父亲接到伦敦，用她的爱使一个几乎被活埋的入“复活”。5年后，一位法国贵族青年达雷在英国被控犯有叛逆罪，梅尼特父女出庭作证，律师卡登极力辩护，达雷无罪释放。卡登与达雷相貌酷似，两入都爱上了梅尼特小姐，但梅尼特小姐却只爱达雷。结婚前夕，达雷向医生说明了自己的出身和真实姓名，他就是曾经把医生关进巴士底监狱的法国贵族的儿子，他憎恨本家族的残暴，放弃了领地和爵位称号，来到英国，以教法文为生。为了女儿，医生强忍着自己的仇恨，将事情真相隐瞒。女儿婚后，生活幸福，生了一个女儿。几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巴士底监狱被攻破，梅尼特医生当年的仆人德法格找到了医生在狱中所写的文件。达雷家的老仆人被关进监狱，受到村民的侮辱，向远在英国的达雷求援，达雷为了救老仆人毅然回到法国，他自以为已经放弃了贵族的特权，并免征其家族领地上的村民的税费，会得到革命群众的谅解或拥护，但他尚未到巴黎就受到了监视和粗暴的对待。他一到巴黎就被立即被捕，达雷被控为贵族流亡者，被判处死刑，必须在24小时内处死。为拯救达雷，梅尼特父女立即赶往巴黎。然而控告他的则是医生本人、医生早先的仆人德法格夫妇，医生曾经在监狱写下的那份文件成为控告达雷的有利证据。深爱着梅尼特小姐的卡登律师，利用自己与达雷酷似的相貌混进监狱，用药让达雷昏迷，换了衣服，结果达雷被抬出监狱，自己则代替达雷上了断头台。卡登律师用他的生命维护了他所爱的人的幸福，兑现了他的诺言：一个人的死亡，换来了另一个人的新生。在卡登律师身上，作者表现了人物的复杂性。他是一个有才能和善良性格的人，但不能发挥其所长，委曲求全地为一个庸俗的律师做助手，对于生活丧失了信心，酗酒、自暴自弃。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忘却自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把这个世界看做是荒漠，生存其中，对于世界和自己都没有好处。他体现了一种城市特有的颓废倾向。但是，在骨子里他仍然是一个高尚的、有理想、有荣誉感的人，对于爱情忠诚不二，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狄更斯把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镶嵌在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中，表现了个人命运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处在风暴旋涡中的人，必然被风暴裹挟着，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在小说结尾，作者还是表现了爱情的超越一切的伟大力量。《双城记》中的爱情描写，为世界文学中的爱情描写增添了新的情境。

《双城记》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立因素的冲突，而冲突集中的焦点则是人的生命。对生命的毁灭与拯救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冲突。小说中的贵族残害了两个性命，而医生则是一个拯救者，但这个拯救者却被贵族关进巴士底监狱，被“活埋”了18年，当他被救出来时，已经形同僵尸，丧失了正常人的意识和行动，没有言语，没有声音，消磨了灵智，成了一个活着的“死人”。在女儿及其他人的爱心及精心照顾中，他从精神的死亡中“复活”，开始了正常人的生活，并在伦敦一所幽静的住所重操治病救人的事业。在对达雷审判的情景描绘中，作者运用了一系列与死亡相关的意象，阴惨惨的法庭上汇集了对于绞架、枷、鞭人柱、烙铁深感兴趣的人，他们和那些在法庭上手操生杀大权者一样，希望把达雷送上绞架。而梅尼特父女，作为仁慈与爱的化身，则在为拯救一个无辜的生命而竭尽全力。达雷终于无罪释放，与梅尼特小姐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女儿。与此平行的是，在法国的乡村和巴黎，贵族正在干着草菅人命的勾当，饥饿、贫穷、压迫、死亡威胁着普通人民的生命。这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必然的前提，革命风暴中的巴黎变成了死亡与暴力的恐怖城市。达雷再次被判处死刑。梅尼特父女、银行职员劳雷先生以及英国律师卡登再次担负起拯救者的使命。卡登，一个几乎厌倦了生活和自己生命的青年，两次拯救了达雷的生命，以自己的死换来了他的生。与此相对立的则是残酷无情草菅人命的侯爵，以及以德法格夫妇为代表的群众复仇者，他们象征着死亡和坟墓。小说通过详尽的细节描写，表现了贵族阶层的残暴以及在受害者心中激起的强烈的复仇欲望。与一般赞扬群众革命的小说不同，狄更斯在这部小说中，一方面表现了群众普遍的贫穷和在暴力专政下的悲惨命运，但同时，作者站在普遍的人道主义立场，对暴力革命表现出了深刻的怀疑与批判。小说表现了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地复仇和令人恐惧的暴力行为。酒店老板娘，群众的代表德法格太太属于狄更斯小说中那种一贯被贬低的女性典型，她具有男性化的气质，意志坚强、冷酷无情，对贵族充满了仇恨，咬牙切齿地编织着裹尸布，为人类社会的每一种罪恶打上死结。作者对她的贬抑是显而易见的。狄更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将生命看得高于一切，他批判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倾向以及群众的非理性倾向。狄更斯表现了饱受压迫和贫穷的群众情绪，其被压抑的愤懑如何变成沸腾的革命暴力，变成暴徒嗜血的嚎叫。正如评论家约翰·克劳斯所说：“(狄更斯)给他自己释放出来的力量吓坏了，从而他以仇恨和憎恶的心情来看待革命；他没有写任何一件事可以说明革命是有益的，建设的或者说是悲剧性的。与此相反，革命不时地被描写成瘟疫和疯狂。”对群众场面的描写是《双城记》的一大特色，其中，把群众与酒及酒店密切联系起来，意在显示群众的非理性特征。如小说开端对于人群的描写，其深刻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一只大酒桶在街心翻滚、破裂，附近的人们全都停止了他们的工作，他们暂时摆脱了懒惰，奔到出事地点喝酒。街上的不规则的小石头把酒分割为小池塘，这些小池塘被拥挤的人群包围着，男人们双手合成戽斗吸饮，女人爬在男人的肩膀上吸饮，或者把头巾浸透在酒里，然后在小孩的嘴里拧干头巾，将酒滴进孩子的嘴里；另一些人则在建筑泥坝以防酒流走，拦住向新方向泻去的酒的细流，还有一些人则专心致力于舔酒桶的碎片，甚至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碎片。大街上的酒全部被吸干，甚至连泥土也连带着被吸食。作者写道：“这街上也许会有清道夫吧，只要见过这种情形就可能会相信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女人、男人和儿童的哄笑和欢呼响彻街市，人们互相拥抱，举杯祝贺健康，握手，甚至有10多个人拉起手跳起了舞，接着各人又都回到各自的岗位，回到饥饿、冰冷之中，那些衣不蔽体、面无人色的男人又回到不见阳光的地窖里。酒玷污了巴黎近郊的圣安东尼区，沾了酒的人也沾染了血腥，一个高个子的戏谑家，用手蘸起酒浸过的污泥，在墙上涂了一个大字——血。在这部小说中，人群是被作为被压迫者、赤贫者和压抑着愤怒与暴力情绪的可怕力量加以表现的。小说中多次写到人群，在寒冷、肮脏、疾病、无知和贫穷统治下的城市中，在磨石下受过磨难的小民，显得衰老、憔悴和忧郁，饥饿到处蔓延；狭窄而充满恶臭的街道，被当做野兽的人民，想着穷极翻身的可能性，默想着隐忍和报复。在酒铺里，挂着刑具和武器，街道上刀斧匠的刀斧锋利而光亮，铁匠的铁锤、造枪匠的存货杀气腾腾……时机一到，在懒惰和饥饿中挣扎的穷人们，就会用绳子和滑车——绞架——责罚人们。群众动乱的脚步声甚至也回响在伦敦。在梅尼特父女和达雷居住的那所住宅里，达雷听到了街道上动乱的脚步声，急骤地回响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跑进静坐着的人们的生活里。“脚步声越来越密，越来越急。角落里回响起一连串脚步声；有的似乎就在窗下，有的似乎就在室内，有的去，有的进来，有的突然发出，有的完全停止。但其实，所有脚步声都来自远处街道，并没有人临近。”这种脚步声与雷雨的突击和咆哮夹杂在一起，预示着大革命的到来。狄更斯对人群充满敌意，在老巴勒法庭上追逐腐朽气味的嗡嗡叫的苍蝇，在别人的葬礼上喧闹的群众场面，巴黎的法庭——充满了嗡嗡声。

小说的另一重对立是伦敦与巴黎的对比与冲突。小说在两个城市——巴黎与伦敦——展开，人物来往穿梭于两个城市之间，在不同的城市，人物的命运截然不同。梅尼特医生在巴黎被关进巴士底监狱，完全失掉了人的生机和意识，变成了一个绝望迷惘的生物，除了牢房号，没有姓名，没有思想，机械地重复着被指定的动作，吃喝别人给他的东西，穿戴别人给他的衣服，处于一种长久受压迫的服从状态。他被带到伦敦以后，居住在伦敦一所宁静的居所，恢复了作为人的尊严，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在这里，狄更斯描绘了他不常表现的对于理想生活的描绘：一幢爬满常春藤的老房子，三代同堂，温柔体贴的天使一样的家庭主妇，恩爱的夫妻，天真可爱的小孩子。一切都是安全、舒服、太平的，尤其是温馨的。这个幸福家庭的另一个成员达雷，法国贵族的叛逆，来到伦敦，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子，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一到巴黎，就注定要被送上断头台。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一反其他小说对伦敦的反面描写，在那些小说中，狄更斯所描写的伦敦与《双城记》中的巴黎一样，在狭隘、肮脏、破旧的街道上移动着同样污秽、衣不蔽体、潦倒邋遢的男人女人，两旁是同样肮脏破败的旧店铺、旧住房，还有在门口爬出爬进沾满了污泥的小孩，穷街陋巷同许多阴沟一样散发出恶臭、排放出垃圾，类似的描写俯拾即是，成为伦敦占主导地位的风景。狄更斯小说中的伦敦典型地体现了19世纪工业化、大都市化时期财富与贫穷对立、繁荣与糜烂并存、文明与罪恶同体的特征。但在《双城记》中，伦敦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狄更斯把伦敦与巴黎作为两个具有对比性意义的城市来表现，小说着重描写了巴黎政治上的专制和经济上的贫富悬殊以及普通百姓的赤贫，巴黎因此必然成为风暴的中心，动荡不安的城市，死亡的恐怖城市。而伦敦则是成为远离风暴的避难所。前者象征着专制、监禁，而后者则代表了自由、生命，尽管这种自由也常常受到威胁。两个城市代表了人的两种命运，两种生活。

《双城记》可以看做是一部预言性的小说，狄更斯通过对历史上群众暴力革命的恐怖图景的想像性描绘，向人们提出警示，贫富悬殊，普遍的赤贫和政治上的专制、严酷的刑法只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革命尽管是一场可怕的动乱，但却是由不堪忍受的苦难和残酷无情的压迫所产生的。

复旦大学外国文学博士

阵晓兰

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