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真实生动地叙述了董必武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全面反映了他在参加领导革命斗争、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以及他坚持真理、注重调查研究、关心人民群众的工作作风和一贯艰苦朴素的高尚品德。他关于统一战线、政权建设、法学理论等方面的许多精辟论述，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董必武，革命家，法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本书真实生动地叙述了董必武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全面反映了他在参加领导革命斗争、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以及他坚持真理、注重调查研究、关心人民群众的工作作风和一贯艰苦朴素的高尚品德。

一、童年

二、初露才华，考中秀才

三、“恨官府”、“仇洋人”

四、文普通学堂的高才生

五、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

六、投身辛亥革命

七、从同盟会到中华革命党

八、参加策动反袁称帝的斗争

九、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十、举办新型学校

十一、组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十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三、一次争取军队的尝试

十四、播撒革命火种

十五、组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

十六、掀起湖北反帝斗争新高潮

十七、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八、策应北伐战争

十九、掀起湖北农民运动高潮

二十、“不要理他，我们照样登!”

二十一、反英斗争的重大胜利

二十二、痛击蒋介石篡权阴谋

二十三、声讨蒋介石

二十四、沧海横流显本色

二十五、在白色恐怖下

二十六、莫斯科学习岁月

二十七、在中央苏区

二十八、长征路上

二十九、抵达陕北之后

三十、受中共中央委托到武汉

三十一、筹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

三十二、恢复、发展中共湖北党组织

三十三、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三十四、为敌后游击战争作准备

三十五、国民参政会上的团结与斗争

三十六、在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

三十七、推动国统区宪政运动

三十八、关心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

三十九、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

四十、广交朋友 团结大多数

四十一、南方局整风

四十二、在反对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

四十三、痛斥何应钦

四十四、祝寿

四十五、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奔忙

四十六、同国民党重开谈判

四十七、与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共商改组政府

四十八、出席创建联合国大会

四十九、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五十、勉励华侨发扬爱国精神

五十一、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斗争

五十二、赶赴中原解放区，解决燃眉之急

五十三、揭露美蒋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

五十四、解放区救济总会主任

五十五、发展、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五十六、推动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开辟第二战场

五十七、“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五十八、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五十九、在晋察冀财经会议上讲话

六十、统一华北解放区兵工生产、交通运输和金融贸易

六十一、当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六十二、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创立人民民主法制

六十三、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踊跃支援前线

六十四、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

六十五、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

六十六、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上)

六十七、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下)

六十八、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日子里

六十九、“统一战线仍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

七十、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

七十一、扑灭察北鼠疫，同灾荒作斗争

七十二、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工作团

七十三、代理政务院总理

七十四、为新中国政权建设呕心沥血

七十五、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基

七十六、训练和培养政法干部

七十七、华北县长会议

七十八、一封关于政权建设的建议信

七十九、司法改革

八十、加强经济建设中的政法工作

八十一、促进法学科学的发展

八十二、“国家和人民需要检察机关”

八十三、倡导“按法律办事”，培育守法思想

八十四、迎接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八十五、第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

八十六、贯彻实施人民法院组织法，建立各项审判制度

八十七、提高司法人员素质，改善审判作风

八十八、总结审判经验，提高审判质量

八十九、肃反斗争中的审判工作

九十、致力民族团结

九十一、在“八大”提出“依法办事”

九十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前后

九十三、在反右派运动的日子里

九十四、抵制“左”倾思潮

九十五、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

九十六、参与主持全国政协工作

九十七、当选国家副主席

九十八、“庐山面目真难识”

九十九、“跑龙套也要认真”

一○○、植树造林，造福子孙(上)

一○一、植树造林，造福子孙(下)

一○二、八旬老人的抗争

一○三、“午后云开红日升”

一○四、协助打开外交新局面

一○五、深信前途会伐柯

后记

家庭是人诞生后的第一学校，父母兄姊是人诞生后的第一教师。董必武的家，住在黄安县南街大井旁边，邻里乡亲称之“大井坎董家”。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董必武受孙中山之命从日本返回中国内地从事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捕入狱，经保释在家赋闲时，曾提笔为《董氏家谱》写过一篇《曾大父行状》，叙述他家从曾祖父时起的家庭境遇。文中写道：“自石家螃迁居邑城，产差足自给，世儒未显，惟朴诚相传。今吾家子弟，邑人多谓不类城市中人，盖先世已然也。”原来，董家祖先居住在黄安县以东的麻城县(两县县城相距约六十公里)，世代务农。清朝初年，他们这个分支西迁黄安，到县城南约二十多公里的傅董家村谋生，稍后才迁至石家螃，直到董必武的前六代祖，才迁到县城南街定居。

那时黄安的境况，可以用“闭塞、贫穷、落后”六个字概括。当然县城的文化经济状况比较农村相对要发展得快些、好些。为了摆脱“睁眼瞎”的痛苦，董家迁至县城后，才有人开始读书识字。

当时青少年读书的学堂，大致分为几类：一类是高级的，属全省或全县公立的书院；二类是中级的，属某些举人或秀才自设的经馆；三类是初级的，即所谓蒙馆。此外，个别的还有豪绅地主家延聘有学问的教师到家里专教自己的子弟，叫家塾或家馆。当时，读书人的最佳出路，是希图通过十年寒窗，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谋得一官半职。当然，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实现夙愿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读书人能混上个塾师的职业就得念阿弥陀佛了。起初，董家人读书，三代人都未能在科举红榜上留过名，正如董必武在家谱中描述的那样，“世儒未显”。

后来，董家的家境日益贫困，到了董必武曾祖父董为霖(字汉滔，号天池)主持家计时，决定弃儒经商。经商也只能是小本经营，在本县的武家畈经营一个制作酱油、醋，兼腌制咸菜的小酱园，自家生产，自家销售，赚得几个辛苦钱。到清朝末年，由于农村经济凋敝，市场更小，只能惨淡经营。好在全家克勤克俭，家境乃有好转，乡里称他家为“酱园董家”。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古时读书人描写考取科第后心情的诗句。处在科举时代的董家，到董必武的祖父董其元掌管家务时，下狠心省吃俭用，把儿子董基文(号采臣)、董基明(号素怀)，送到塾堂读书。

董基文，排行老三，是董必武的生父，自幼勤奋读书，经过十年寒窗苦读，终于考中了秀才，在乡里算是有功名的知识分子。按清朝科举制度，考中秀才如不能再晋升更高一级的资格，直到皓首穷经，终生只能叫“童生”。一八九四年，董必武八岁那年，董基文到县府参加科考，成绩优秀，考得全县第一名，被拔擢为黄州府考，只要再花上一点钱，就可以从府库领取廪食银，称为“廪生”。可惜，董家恰恰没能凑齐获取廪生的那一点钱，只补了个“增生”，也称“增广生员”，没有资格领取廪食银，更丧失了做官的机会，只得在乡里的塾堂或者豪绅地主家当一名教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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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春，陶希晋同志和聂菊荪同志同董老夫人何莲芝同志商议，由何莲芝同志报请胡耀邦同志批准，成立了“董必武文集、年谱、传记编纂组”。

为了加强编纂工作，编纂组经中共中央组织部致函中共陕西省委，借调西北大学吴大羽同志到京，与聂菊荪同志共同主持编纂组工作。参加编纂组工作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刘廷晓、马鸿儒、张志远、谭玉轩、齐树润、吕文斌以及曾在董老身边工作过的林琼、牛立志、苏鸿章等同志。

编纂组成立时，由中央组织部致函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编纂组暂设在北师大，编纂经费由中央有关部门拨付。一九八二年，胡乔木同志提出编纂组的工作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指导。这样，编纂组的基本工作条件大都获得解决。

随后，编纂组分别到中央档案馆、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湖北省红安县董必武纪念馆、重庆红岩纪念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上海市图书馆、档案馆、全国政协档案馆等处，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档案史料。何莲芝同志还特命长子董良羽同志、秘书牛立志同志整理董老所藏的一批珍贵的文献、手稿、书信，提供编纂组学习研究。中央有关部门也提供了有关的会议记录等文献史料。所有这些，都为编纂工作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必要的准备。

编纂组成立后，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加强法制工作的讲话精神，首先选辑了董老关于加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和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讲话、报告、书信共十七篇，编成董必武《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一书，于一九七九年六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接着，编纂组边查阅档案文献史料，边着手编纂年谱初稿和撰写传略初稿。一九八四年应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之约，撰写了《董必武》，发表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三卷，后又应法律出版社之约，修改为《董必武传略》，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三年，编纂组开始编辑《董必武选集》。这本选集收入董老自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的重要报告、讲话、文章共五十七篇，着重反映了董老在建国后受命主持新中国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这两个方面的主张和思想理论。《董必武选集》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邓力群、李琦、逢先知同志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其他同志的指导和帮助。《董必武选集》编成送审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组潘荣庭等同志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注释组对各篇的注释进行了仔细的修订。《董必武选集》于一九八五年三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董必武选集》出版后，编纂组将未收人选集的文稿，连同选集的部分文稿，分别编为《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和《董必武统一战线文集》，由法律出版社先后出版。一九八五年四月，编纂组还协助林业部编辑了《董必武林业文选》，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

从一九八五年开始，编纂组对《董必武年谱》初稿进行补充订正，于一九九。年九月编成《董必武年谱》送审稿，报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一九九一年五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二年，编纂组筹划在《董必武年谱》、《董必武选集》、《董必武传略》的基础上，拟订章节和大纲，着手撰写《董必武传》。经酝酿商议，杨瑞广同志撰写《董必武传》的一八八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部分，马鸿儒同志撰写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部分，刘廷晓同志撰写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五年部分，全传由聂菊荪同志统稿。

在董老伟大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飞跃。第一次是他在年轻时，接受早期的民主主义思潮的启蒙，由清王朝末年的一名秀才转变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毅然投身辛亥革命，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五四运动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董老在斗争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观察国家命运，形成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中，不少与他同路的人半途而变，或消沉，或转变为其他派别，甚至投靠反革命势力；而董老毅然决然地、忠诚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对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董老受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托，在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期间，主持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和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奠基人。董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是我们党和国家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他对人民民主政权和法制建设所阐述的主张和思想理论，尤其是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的“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我认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和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重要思想，表明了他是今天我们实行的依法治国方略的先驱者。

编纂组经过三年的努力，到了一九九五年，写出《董必武传》初稿。全组经过三次审稿讨论，反复修改，于一九九八年写出《董必武传》第二稿。为了将《董必武传》的建国后部分全面准确地撰写好，编纂组特地邀请五十年代曾在政法部门工作过的王怀安、郭纶、张向阳、张憨等同志审阅。在第二稿的基础上，又经过多次修改，写成《董必武传》送审稿，报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金冲及同志认真审阅了全部书稿，并作了一些修改。

在此，编纂组谨向多年来所有关心和支持编纂《董必武选鳓、《董必武年谱》和撰写《董必武传》的同志们和有关部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深切的感激!

编纂组的同志们受党的委托，深怀对董老的崇敬之情，在比较艰难的条件下参加撰写《董必武传》，为党尽了一份责任，都为此深感光荣。但由于编纂者的水平所限，撰写这部重要传记，深感惶恐，不足之处难以避免，敬请读者批评教正。

                董必武文集、年谱、传记编纂组

                   二○○五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