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系陆建德先生关于思想文化政治方面的评论集。作者不但分析了18世纪三位著名英法哲人的普世思想，并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思想进行了溯源，此外还重点探讨了西方“自由”观以及以伯林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提出了“在现实世界中‘自由’之歌往往由实力独唱”以及“思想背后可能隐藏着利益的驱动”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应该承认，人类的精神活动经常体现出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勇气，以及一种非功利的、不为日常生活所局限的“神圣的疯狂”(怀特海语)。但是，在很多场合下，思想有历史根源，背后隐藏着十分复杂的利益。诚如英国犹太裔思想史家、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所言：“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伯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对这些问题却极为敏感。正是这种敏感性使他和他的朋友们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思想为武器，制造幻象，引导舆论，将大国政治引往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方向。

也有完全不审利害的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协约国迁就日本，牺牲中国利益，这是不难达成共识的史实。中国外交部在和会上的作为可圈可点，交涉失败，不能归罪中国政府。顾维钧、颜惠庆等人的据理力争虽然赢得和会代表的尊敬．却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可，他们甚至受到流言的伤害。学生上街后，上海英国势力的喉舌《字林西报》发表分析时局的长文，提醒协约国人士防止中国学生由和会而生的恶感对英、法、美三国而发。作者认为，应支持学生运动并使它的矛头指向中国政府，从而谋取门户开放政策所能带来的最大利益。这篇文章立即取得效果，上海爱国社1919年5月的一本出版物在译介它时用的标题竟是“西人痛斥卖国贼”。所谓“爱国”的学生成了英、法、美等国推卸责任、向中国政府施压的工具。狡猾与糊涂，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在谈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时，我们往往重动机，轻效果，关心的是它们是否“反封建”，是否代表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一个运动只要名号响亮，参与者就可以为所欲为，放火打人也不算为过，至于对谁有利，谁获利最多，我们是无暇顾及的。

2005年12月8日是陈天华蹈海百年，我很想写一篇纪念文章。本书结尾处我把他和邹容略作比较，在这短序里我还要提一提他的《绝命书》，算是前后呼应。20世纪头几年，一些激进知识分子不顾历史文化的条件，学到几个自己还不大明白的舶来抽象词汇，就奉为救国治国良方。陈天华担心，不具备条件就仓促举事，反而将乱中国，社会的进步不能躐等求之。也有人专在海外“以摧剥征伐政府为唯一之能事”(严复语)，并“暗结日、英为后劲”。他就提出“外恃外资”不可取，美西战争前后菲律宾共和派将军阿奎纳多的命运可为前车之鉴。在他短暂一生的最后一年，陈天华身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起因于他逐渐萌生的渐进主义思想和对“思想背后的利益”的认识。他是《民报》主笔之一，该报以“颠覆政府”为第一目的，但是他在《绝命书》中向留日学生提出的任务却完全不合“颠覆政府”的宗旨。这是一种更高的要求：他希望留日学生“坚忍奉公”，要他们“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这是妥协与悔过的语言，一位诚实而勇敢的爱国者的语言。下面这段话，更为沉痛：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

一哄之政策，以后再不宜于中国矣。如有问题发生，勿轻于发难。此固鄙人有谓而发，然亦切要之言也。这是他的自省，也是他的告诫。陈天华投身东海后，他的同志们称他为“烈士”，并为他在岳麓山举行盛大的安葬仪式。然而他的“切要之言”竞无人听取。“一切不顾”的行为，理直气壮的“发难”，形形色色的“一哄之政策”，史不绝书。清末，在华浪人和日本陆军官佐也在密切观察社会剧变，有的甚至参与武昌“首义”。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暗助“反叛分子”，使其日益强大，一旦时机合适，日本将出面居间调停，使满汉分立为两国。难怪辛亥革命被他们称为“千载一遇的大机会”。

这本书里的文章基本上都在报刊上发表过，这次结集出版，作了一些修改。多数文章与“思想背后的利益”的联系，并不是十分直接。文不对题，责任在我。末了，还要向《万象》杂志编辑陆灏致谢，没有他的辛勤督促，《伏尔泰的椰子》和《心智的堡垒》等好几篇文章就不会与读者见面。不过他会说：“致谢之类的客套尽可免了，还是多写写吧。你那篇介绍剑桥红色间谍的文章还一直没交呢。”

陆建德

2005年4月21日于上海浦东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