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北宋“三苏”之一，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诗，豪迈清新，尤长于比喻，大都抒写仕途坎坷的感慨，也有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之作；苏轼的词，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题材广泛，记游、怀古、赠答、送别、说理无不入词，对严格的音律束缚也有所突破；苏轼的散文，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明白条畅……

前言：略论苏轼及其文学成就／1

诗选

郭纶／1

初发嘉州／2

夜泊牛口 ／3

许州西湖／4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

 寄之／5

和子由渑池怀旧／6

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7

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

“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

为此三诗以寄子由。 ／8

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10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12

和子由苦寒见寄／13

骊山三绝句／14

秀州僧本莹静照堂／16

次韵张安道读杜诗／17

游金山寺／20

戏子由／21

熙宁中，轼通守此邦，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

一诗于壁 ／刀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选二)／24

望海楼晚景五绝(选二)／25

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26

吴中田妇叹／27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29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30

新城道中二首／31

山村五绝／32

於潜僧绿筠轩／34

於潜女／35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

不闻雷声也／36

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36

有美堂暴雨／37

次韵述古过周长官夜饮／38

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39

无锡道中赋水车／40

与毛令方尉游两菩寺二首(选一)／ 41

单同年求德兴俞氏聚远楼诗三首／42

雪后书北台壁二首／43

小儿／44

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选一)／45

祭常山回小猎／46

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47

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48

留别雩泉／50

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51

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二首／52

阳关词三首(选二)／53

百步洪二首(选一)／54

石装，56

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选二)／57

舟中夜起／58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

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59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

前韵二首／6i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选一)／62

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64

初到黄州／65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66

雨中看牡丹三首(选一)／67  

五禽言五首并叙(选四)／68

晓至巴河口迎子由／69

迁居临皋亭／70

东坡八首(选四)／71

闻捷／74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

诗，乃和前韵／75

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选一)／76

鱼蛮子／77

琴诗／78

闻子由为郡僚所捃恐当去官／79

东坡／81

海棠／81

别黄州／82

庐山二胜／83

题西林壁／85

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野人舍／86

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86

次荆公韵四绝／87

送沈逵赴广南／89

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选一)／91

孙莘老寄墨四首(选一)／91

书林逋诗后／92

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93

赠王寂／95

怀仁令陈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绝／96

再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97

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97

登州海市／99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101

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102

虢国夫人夜游图／103

轼以去岁春夏侍立迩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继入侍，次韵绝句四

首，各述所怀(选一)／104

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选二)／105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选一)／106

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107

庆源宣义王丈，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簿，雅州户掾。遇吏民如家

人，人安乐之。既谢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桥，放怀自得。有书

来求红带，既以遗之，且作诗为戏，请黄鲁直、秦少游各为赋一

首，为老人光华。109

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110

送子由使契丹／111

赠刘景文／112

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日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

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

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113

感旧诗／114

泛颍／116

淮上早发／117

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118

再送二首(选一)／119

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 120

送黄师是赴两浙宪／121

东府雨中别子由．122

鹤叹．123

临城道中作/124

慈湖夹阻风五首(选二)／125

南康望湖亭／126

秧马歌／127

八月七日初人赣，过惶恐滩／129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130

游博罗香积寺／131

赠王子直秀才／132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133

荔支叹／135

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137

食荔支二首(选一)／138

迁居／138

纵笔／140

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选一)／141

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尚在藤也。旦

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142

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

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143

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选一)／145

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146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选二)／147

纵笔三首／148

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二

首(选一)／149

汲江煎茶／150

儋耳／ 151

澄迈驿通潮阁二首／152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153

赠岭上老人／154

过岭二首(选一)／155

次韵江晦叔二首(选一)／156

虔州吕倚承事，年八十三，读书作诗不已，好收古今帖，贫甚，至食

不足／157

自题金山画像／158

词选

行香子(携手江村)／160

蝶恋花(雨后春容清更丽)／161

少年游(去年相送)／162

江城子(凤凰山下雨初晴)／163

虞美人(湖山信是东南美)／164

江城子(翠蛾羞黛怯人看)／165

醉落魄(分携如昨)／166

沁园春(孤馆灯青)／167

永遇乐(长忆别时)／168

蝶恋花(灯火钱塘三五夜)／170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171

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172

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173

满江红(天岂无情)／174

望江南(春未老)／175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176

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178

江城子(相从不觉又初寒)／179

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180

浣溪沙五首／181

(照日深红暖见鱼)／181

(旋抹红妆看使君)／182

(麻叶层层苘叶光)／183

(簌簌衣巾落枣花)／183

(软草平莎过雨新)／184

永遇乐(明月如霜)／184

江城子(天涯流落思无穷)／186

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187

南歌子(山雨萧萧过)／188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189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190

浣溪沙／192

(覆块青青麦未苏)／192

(醉梦昏昏晓未苏) ／193

定风波(莫听穿竹打叶声)／193

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194

洞仙歌(冰肌玉骨)／195

念奴娇(大江东去)／197

念奴娇(凭高眺远)／199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200

满庭芳(三十三年)／201

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203

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204

满庭芳(归去来兮)／205

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206

满庭芳(三十三年)／207

满庭芳(归去来兮)／208

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210

木兰花令(霜馀已失长淮阔)／211

满江红(清颍东流)／212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213

贺新郎(乳燕飞华屋)／214

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216

文选

刑赏忠厚之至论／217

上梅直讲书／220

江行唱和集叙／222

留侯论／224

策别课百官三

决壅蔽／227

策别安万民五

教战守／231

喜雨亭记／ 235

超然台记／236

李君山房记／239

日喻／242

答黄鲁直书／．243

文与可画篑笃谷偃竹记／245

与王定国书／248

方山子传／．249

前赤壁赋／笱，

后赤壁赋／254

记承天寺夜游／256

记游定惠院／257

石钟山记／笱9

书吴道子画后／2甜

答毛滂书／262

潮州韩文公庙碑／264

记游松风亭／269

与参寥子／270

在儋耳书／271

书上元夜游／272

与元老侄孙／273

又答王庠书／274

答谢民师书／275

黠鼠赋／278

黠鼠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橐中空。醪嗲聱聱，声在橐中。日：“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日：“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为何声，岂其鬼耶?”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日：“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乌在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日：“汝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⑩。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倪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本文是苏轼少年时代写的一篇咏物赋。首段描写黠鼠装死逃脱的故事，次段写作者悟出鼠的狡猾，感叹为其所骗，末段由此引出一番议论，从而说明一个道理：最有智慧的人类，倘能集中精神，发挥智力，便能搏猛虎，役万物，如果精力分散，懈怠疏忽，就难免“见使于一鼠”，“变色于蜂虿”。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富有故事性。通过一件日常小事，诱发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道理。它使人们想到成功来自专心，漏洞出于麻痹，因而从事任何工作都应该认真严谨，用心专一。

P278-279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清代诗人赵翼的这两句诗，从强调文学必须发展、创新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各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领袖的见解，这是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况的。苏轼就是北宋文坛上领袖一代的重要作家。他毕生致力于创作，在诗、词、文各方面都有独诣的成就，对宋代文学及后代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影响。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文学艺术识见，实事求是地研究苏轼的宝贵遗产，对于弘扬中华文化精华，推进新时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文艺是群众的事业，一个作家的作品，只要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魅力，就会赢得社会的赞赏，得到广泛的流传。因而作品的社会效果，是检验作家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尺。

苏轼的作品在宋代社会的传播是十分广泛的，这种情况在当时还没有其他作家能够与之相比。苏轼在入京应举时，就因文章得到当时文坛老宿欧阳修的奖誉而崭露头角。随后宦游各地，“文字传于人者甚众”，每一落笔，“流俗翕然争相传诵。①”在徐州登燕子楼作《永遇乐》词，脱稿不久，即“哄传于城中”②。黄州歌手李宜因未能得到苏轼赠诗，长期抱憾，苏轼得知后写诗致歉说：“东坡居士文名久，何事无言及李宜?”④后来苏轼的岭南诗盛传一时，“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自觉气索”④。苏轼的文章更成为北宋中叶以来应第举子的必读课，因而在生员中流传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谣谚⑤。

苏轼的作品不但流布中原，也为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人所熟悉，甚至远传国外。当时出使宋朝的辽国使者能熟练地背诵苏文。辽朝馆伴人员在接待宋使时，也曾把苏轼诗文作为谈资，指出东坡喜用佛典⑥。宣和年间，朝鲜有人自名为轼，以表示对这位中国作家的向慕。元祜四年苏辙出使契丹时，不少契丹人向他打听苏轼的情况。苏辙在《神水馆寄子瞻兄》诗中说：“莫将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④，可见苏轼文章轰动边廷的说法并非夸大之辞。苏

随着印刷业的发展，特别是熙宁年间朝廷取缔不准擅刻图书的禁令之后，苏轼诗文的刻印本层出不穷，不胫而走。元丰二年何大正等弹劾苏轼时，曾搜集苏轼流传各地的文字，“独取镂板而鬻于市者”，就所得甚多⑧。苏轼自己也说：“世之蓄轼文者多矣”，“市人逐利，好刻某拙文”，“贾人好利，每取拙文刊刻市卖”⑨。当时的边远地区也有苏轼作品的刻本，如范阳书肆就曾刊印《大苏集》。书商借刊印苏集来营利，说明苏轼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轼诗文衣被天下，刻本丛杂，较欧阳修集更夥，诸家所纪，不可殚数。”可见集刊本之多。

由于苏轼的作品所至风靡，因此搜集、编纂和注释其作品的在苏轼当时和整个宋代不乏其人。大约最早研究苏轼作品的是彭城人陈师仲。他于元丰中期曾搜集苏轼在密州、徐州两地做太守时所写的诗篇，编成《超然》《黄楼》二集，征询苏轼的意见。苏轼晚年从岭外归来之后，有个叫刘沔的又曾“掇拾编缀，略无遗者”⑩，纂录了苏轼诗文二十卷，寄呈作者过目。除了苏轼的及门弟子黄山谷、陈无己等早对苏诗有所撰述外，对苏诗进行编年注释的，在苏轼晚年有赵次公、宋援、李德载、程缜四家，其后又扩展到五家注、八家注、十家注。王十朋在绍兴年间曾搜集约近一百人解释苏诗的撰述，对苏诗进行分类集注，陆游同范成大曾经讨论过东坡诗的解释问题，范成大希望陆游“作一书，发明东坡之意” ，可惜这个建议未能实现。关于苏轼散文，吕东莱编过一个选本。郎晔曾拣选四百多篇，为之作注，于光宗绍熙二年上表奏进朝廷，称为《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苏词在绍兴年间也有注本流行。搜集研究苏轼作品的在当朝就如此之多，这也是宋代其他作家所不能比拟的。

苏轼的文字在北宋末年是遭到禁毁的。蔡京打着“绍述”熙宁的旗号，大搞派别倾轧，先将司马光、文彦博等一百二十人，后又扩大到三百零九人，列为“元祜奸党”，由徽宗两次亲笔书写，刻石朝堂，颁告全国。苏轼因被置入党籍，所作诗文就成了禁品。崇宁二年，朝廷还下令将苏洵、苏轼等人文集雕版“悉行焚毁”。但是朝廷禁令是没有用的，苏集照样在人们中传播，甚至有把它“藏于衣褐，间道出京，为逻卒所获者” 。即此可见，文艺作品的吸引力量无法用强制手段来加以消除。这一切充分证明苏轼的文学成就是“横据一代”、影响深远的。

苏轼生活于十一世纪后半期的北宋社会，这是封建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时代，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

经过赵宋建国后近百年来的社会相对稳定，到北宋中期，农业、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手工业提供了许多发明、创造。在广大人民辛勤劳动所创造的丰厚物质基础上，北宋的文化生活出现了普遍的高涨，文化教育、印刷出版、音乐美术等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当时除了京都有国学之外，各地又普遍建立了郡学县学，“学校之设遍天下”⑩；宋代科举取士，不问门阀，但看文章，比之唐代更为开放；随着刻书业的繁荣，文化典籍广泛传播，官署私家藏书很多，“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⑩；音乐绘画也有很大发展，隋唐以来兴起的“今曲子”，至宋“繁声淫奏，殆不可数” ；绘画题材扩大，名家辈出，朝廷在汴京设立的规模庞大的“翰林图画院”，罗致了不少全国闻名的画家。在文学领域，经过长期的酝酿准备，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已经汇为巨流，蔚然成风，这也为苏轼把诗文革新运动继续推向高潮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苏轼杰出的文学成就，正是北宋社会文化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

在经济文化向前发展的同时，北宋的种种社会矛盾也日渐增长。宋真宗、仁宗“不抑兼并”的国策，助长了大地主、大商人势力的膨胀，形成了发展生产力的桎梏；官僚机构的臃肿、冗兵滥官的激增和皇室贵族的侈糜，大量地销蚀了社会财富；西北边境辽、夏的进逼和朝廷的纳币妥协政策，加剧了国防和财政危机；统治阶级把庞大的经济负担强加在广大人民头上，用各种名目和手段横加盘剥，使社会生产走向凋敝，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这种政治趋于腐朽、经济近于崩溃、社会问题逐渐严重化的形势下，一些头脑清醒的士大夫为替赵宋政权寻求一条自救的出路，曾先后提出或推行深度不同的改革主张和方案，而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变法运动，更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长期而激烈的论争。

苏轼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走入仕途登上文坛的。

苏轼生于寒素的地主家庭。在著名散文家其父苏洵的熏陶影响下，经过勤奋学习，二十几岁的苏轼已能博通经史，驰骋文墨，因而在入京应举时，一开始就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

年轻气锐的苏轼，针对当时财乏、兵弱、官冗和赋役不均、边备空虚等问题，曾写了《进策》二十五篇、《思治论》等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希望天子改变因循萎靡的局面，“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⑩。

当熙宁初年，苏轼为父亲办完丧事重回汴京之时，改革家王安石正在神宗支持下雷厉风行地实行变法。苏轼虽然也主张改革，但对于超出了自己眼界的王安石那种更大胆的改易更革，却表示异议，连续上书反对，并因此要求调离京师。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苏轼历任杭、密、徐、湖各州地方官。其时河北京东天灾连年，他每到一地，都较注意了解民间疾苦，关切生产抗灾。在徐州因同百姓一道抗洪，乃至“庐于城上，过家不入”，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苏轼对变法持有不同意见，时常在诗文中“托事以讽”，这却引起了变法派官僚的嫉恨，他们罗织罪名，深文周纳，把苏轼投入监狱，经过严重折磨，苏轼被贬谪黄州“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⑩就是他当时潦倒处境的真实写照。苏轼在黄州虽然一方面郁愤满肠，一方面仍然关怀国事，正视现实，写下了不少作品。

元佑时期，高太后听政，旧派上台，王安石病死，司马光要废尽新法。这时被调回京师任翰林侍读的苏轼，在长期的变法实绩面前，认为部分新法行之有效，“不可尽改”。因此又遭到旧党的排挤，不容于朝，先后被派知杭州、颍州。

在高太后当权时，旧派依附后党，不以年轻的哲宗为意，高太后死后，哲宗厌弃后党，一些官僚乘机打起“绍述”新法的旗号倾陷异己，苏轼又被当作打击的对象，一贬再贬，由英州、惠州一直远贬到荒远的琼州。在这时期，苏轼襟怀坦荡，傲视忧患，吟诗著文，“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智。”

苏轼一生得罪都由于文灾口祸。熙宁初年友人与可鉴于他“口快笔锐”，在送他通判杭州时，曾提醒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⑩毕仲游后来也写信劝他说：“官非谏官，职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①可是苏轼讥议朝政的作风始终未改。原因何在呢?

苏轼少年就“奋厉有当世志”，“少小不为身，宿志固有在”⑨。苏轼十分赞扬杜甫“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④的精神，也曾在诗词中对“胸中万卷，致君尧舜”、“雨顺风调”、“民不饥寒”表示祈慕。这说明苏轼具有儒家那种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理想。尽管这种理想归根结底是从维护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的，但在北宋后期赋役不均、征敛无度、官如豺虎、民贫到骨的现实情况下，仍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赵宋统治者提倡儒、道、佛兼蓄，强调三教“迹异而道同”，当时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深受影响。不过三教融合的趋势，体现在不同人身上又各具特点。苏轼是博采三家而圆通灵活地加以运用的。他奉儒但不十分迂执，谈禅并不佞佛，好道没有流入厌弃人生。他善于摄取所需而致其用。大体上是以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精神来从政，以老庄的乘时归化、反朴任天的态度来养身，把禅宗的看穿忧患和儒学“无入而不自得”的思想结合起来，对付人世的坎坷与磨难的。苏轼一生政治上虽不得意，但未离开仕途。因此，苏轼的儒家政治理想在他的政治和文学生涯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

正由于此，苏轼在政治上一生没有忘怀现实，对地方，常常能征询疾苦，因法便民；对朝廷，则每每直言敢议，指陈得失，提出自己的政见。在文学上，则主张“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④。即使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牢骚满腹时，也没有使他正视现实的热情冷却起来。苏轼曾说：

窃怀忧国爱民之意，自为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

以此获罪，然受命于天，不能尽改。

轼平生以语言文字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

……以此常欲焚弃笔砚，为喑默人，而习气宿业未能

尽去。

苏轼这种态度自然不是什么“天性”，而是现实环境的产物。北宋统治者采取优渥士大夫的政策，很少杀戮大臣．但为了分割牵制大臣的权力，以强化皇帝的集权，又有意提倡谏官讥议时政，监督、弹劾朝臣。士大夫中也留意硬砺谏官风节，官员敢于直言极谏，即使受到朝廷处分，威望仍有增无减。苏轼正是以此自相期许。他曾在奏章中说：

臣闻圣人之治天下也，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

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

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

谁能食之?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违，足以丧邦者

也。……臣之区区，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贤，可否相

济。④  苏轼有改革政治的理想，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反对唯唯诺诺的作风，在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中，也取这种态度。他在《与杨元素》信中说：

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

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

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然进退得丧齐之久

矣，皆不足道!

这倾心之论，说明在司马光上台，人们千口一调地废弃新法时，苏轼不愿一切顺风附和，即使遭致人们的责难也在所不顾。自然， “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列宁全集》第十卷五九页)。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也不能超然。因此，必然有所随，有所不随，随乎此，必离乎彼，关键在于所随的主张是否正确。不过，苏轼所谓“随”，显然是指顺风使舵、投机干进，这却是要不得的。一个阶级、一个集团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也会有不同意见，也需要听不同的声音，因此古代有人提倡“兼听”。苏轼从巩固封建政权出发，主张议政要“可否相济”，而反对一切顺风附随，这是很有识见的。

不过，封建时代开放言论是有限度的。特别在倾陷成风、党争剧烈的北宋后期，苏轼的直言敢议、耿介不随，必然使他在政治上遭受很大的磨难。然而，在旧时代一个作家政治生活上的失败，常常会使他在文学上得到意外的成功。正是由于苏轼不断遭受来自统治集团的打击、排斥，-一生仕途崎岖，大起大落，他才有机缘转徙四方州郡，历览名山大川，饱经政治升沉，结识各种人物，了解官场弊害，体察风土人情，目睹民生疾苦，接触下层生活。从而加深了阅历，扩大了视野，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生活基础。“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④。苏轼的两句诗，可以说是他一生创作道路的自我总结。

二：

古、律诗经过辉煌发展的唐代，至五代、宋初而落入低潮，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开始变革西昆的萎靡积习，使宋诗打开了自己的发展轨迹，但都“未诣其盛，至坡公始以其才涵盖古今”⑤，卓然成为一代诗宗。

苏轼一生写了二千七百多首诗，广泛地描写了十一世纪后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在读者面前展开了琳琅满目的艺术画卷。

“民病何时休”，“悲歌为黎元”。苏轼怀着“为黎元”的愿望，写了不少同情人民的诗篇。认为写景抒怀才是苏诗的长处，是不够全面的。苏轼在早年的日常生活中，已经直觉地感到了社会上的贫富悬绝、苦乐不均。后来诗人长期转徙州郡、四方奔走，目击农村凋敝、百姓困苦，不禁为北方和江南人民的悲惨遭遇唱出同情的悲歌：

三年东方旱，逃户连鼓栋。

老农释未叹，泪入饥肠痛。

——《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

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

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

——《送黄师是赴两浙宪》  苏轼不仅在诗中留下农民痛苦生活的真切剪影，而且还进一步揭示出官府的苛征重敛，地主的无穷盘剥，是造成人民苦难深重的重要原因。在《渔蛮子》诗中，苏轼写了一家老少为逃避租赋终年蜷伏在破船上到处漂流的情景。“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这画龙点睛之笔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地租剥削的无孔不入。苏轼怀着关切民瘼的心情，主张朝廷要“节用以廉取”，反对统治者“富而愈贪”④，对他们不颐百姓死活、一味盘剥人民的罪行，给予了尖锐的批判。f8l讽刺晚唐五代时的李茂贞“抽钱算闲口，但未榷羹粥”，指责当朝官僚“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显然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苏轼同情人民，还表现为他对社会生产的重视和对民生问题的关切。因此，抗灾恤贫、兴办水利、改善劳动工具和生活条件，也成为苏诗歌咏的重要题材。例如《次韵章传道喜雨》记录了作者在密州组织百姓抗蝗救灾的事实；《答吕梁仲屯田》反映了作者在徐州同当地百姓一道抗洪的情景；《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对太守霍翔提出了利用当地水源为密州兴办水利的期望；《秧马歌》以轻快的笔调，描绘了农民骑秧马插秧的生动场景，反映了劳动人民从事生产斗争的高度智慧；《游博罗香积寺》用丰富的联想反映水力碓磨建立后，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许多方便，体现出诗人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美好憧憬。苏轼在密州任满离去时，曾因当地生产低微而深感内疚，便写了《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诗，把十万贫赢的百姓殷切地嘱托给新来的郡守：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赢!

这语重心长的诗句，表明诗人关怀生产、同情人民的感情是真切的。

“西羌解仇隙，猛士忧塞蠕!”表达“忧塞蠕”的爱国热忱，也是苏诗的重要内容。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较弱的一个王朝，自宋太宗征辽失利起，部分官僚就鼓吹“守内虚外”，而澶渊之盟以来，宋廷更对辽、夏的进逼一味妥协退让，加深了边防危机。苏轼觉察到民族矛盾的严重，力主居安虑危，整军备敌，苏诗的不少篇什，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这种昂扬的爱国精神。诗人热情地歌颂勇于赴敌的爱国将士。如《阳关曲》描写了一个跃马挥戈的紫髯将军，对他未能斩取敌酋深表惋惜；《郭纶》歌咏了一个在防卫边廷中屡立战功的少数民族弓箭手，赞扬了他“愿作万骑先”的勇武气概；在《将官雷胜得过字代作》诗中，刻画了一个出入敌阵、捍卫边廷的常胜将军：

胡骑入云中，急烽连夜过。

短刀穿虏阵，溅血貂裘涴an

在现实的民族矛盾触动下，苏轼立功报国的雄心也时时形之歌咏。治平元年秋天，西夏多次骚扰宋境，杀掠人畜，朝廷曾于陕西点差义军，守卫边廷。苏轼这时在《和子由苦寒见寄》诗中说：

庙谟虽不战，虏意久欺天。

山西良家子，锦缘貂裘鲜。

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镮。

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

抗敌报国的热忱溢于言表!元佑二年夏人不断侵扰洮州、三川等地，刘昌祚、种谊曾奉命抵御，苏轼也在《和王晋卿》中提出了“何当请长缨，一战河湟复”的殷殷期望。苏轼还时常以爱国精神激励他人，例如苏辙出使契丹时，苏轼写了《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期望他像苏武那样不辱使命，为通好北辽、安定边境做出贡献。苏轼既反对宋廷对辽、夏军事侵扰的退让，也不赞同无故举兵扩边。哲宗时熙河一带边疆部族侵犯洮州，元佑二年种谊收复洮州，俘获其头目果庄，苏轼写了《获果庄二十韵》：

藁街虚授首，东市偶全腰。

困兽何须杀?遗雏或可招。

羌情防报复，军胜忌矜骄。

慎重关西将，奇功勿再要!

诗中在祝捷的同时，建议宋廷一面力戒骄矜，防止对方报复；一面用宽厚政策，招抚边疆部族，使他们同汉族和睦相处，切忌轻动干戈。苏轼这些意见是符合汉族和边疆民族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的。

“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沈壁长遭骂。”这虽是对友人说的，也可以看作是诗人的夫子自道。不过苏轼喜诗爱画，随处有作，这是事实，至于“遭骂”则未必常见。相反，他的大量写景、纪游、遣怀的优秀诗篇，却是深得人们普遍赞赏的。苏轼在长期宦游中，常常表现出对宦场应酬的厌倦，而以喜悦的心情描写了农村生活或自然景物的清新。如《新城道中》《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乃和前韵》等，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生活小景，体现了诗人与当地父老的亲切关系。作者在贬居海南时，对黎族农村也有真切的描绘：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

苏轼反对歧视少数民族的思想，他说：“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是岂是真!”@他同黎族人民交成了亲密的朋友。从这些小诗中，我们不仅看到别具风韵的黎族农村，活泼有趣的黎族儿童，而且还感受到诗人对少数民族村居生活的由衷爱悦。苏轼每到一地都以极大的兴趣登山涉水，探访古迹名胜，寄意明净壮阔的大自然，因而祖国的奇妙山川，借助他生花的诗笔，摄下了多彩的雄姿。徐州百步洪的急湍，镇江金山寺的烟波，杭州西湖的美妙，钱塘江潮的壮阔，登州海市的奇幻，惠州通潮阁的飘杳天外，都在读者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形象。苏轼一次经行琼州山谷，目击并写下了这个海岛瞬息变幻的风雨雷电：

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

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

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

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

——《行琼儋间……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

这动如脱兔的诗句，仿佛把读者置于山风突起、草木摇曳、万籁齐鸣的深山群壑，使人亲见急雨陡落、云翻电驰的景象，但这里的迅雷急雨，并不使人惊惧，因为群龙雷电正笑容可掬地催诗人写诗呢!苏轼描绘大自然的笔墨，常常饱和着爽朗的感情，寄托着他不畏险阻、傲视磨难的襟怀。例如他刚出囹圄，一见黄州山水，就欣幸地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远谪海南，目睹遍野的荔支林，高兴地写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④；人们爱走捷径坦途，苏轼觉得山石嶙峋的小道也别具风韵：“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谁都希望一帆风顺，苏轼则认为在人生的道路上总难免有曲折颠簸：“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①。这些小诗在平凡中见警策，言有尽而意趣无穷，是颇耐人寻味的。

苏轼诗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风格。它宏放如李白，而没有李白的飘逸；浑涵如杜甫，而不似杜甫的深沉；劲拔如韩愈，而避去了韩愈的奇险；流丽如乐天，而不同于乐天的平易通俗。苏诗境界大，笔力豪，变化多，大致以宏肆雄放、自由驰骋为主调而兼具多种特色。燮星期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④沈德潜说：其笔如“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之所欲出@。”这都很能刻画出苏诗的博大自由。至于刘克庄所云苏诗“有汗漫者，有谨严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张开阖，千变万态”@，则是就苏诗风格的多样化来立论的。

苏诗的语言是以博洽、飞动、圆熟见长的。苏轼驾驭语言的气魄很像韩愈，举凡经史诗赋、佛老道藏、生活口语，无不汇聚笔端，任其驱遣，真是“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在丰富的语言材料基础上，经过熔铸淘洗，苏诗的语言大都能做到飞动、圆熟。苏轼很赞许“新诗如弹丸”，他的诗正是达到了这种境界的。苏轼胸藏万卷，善于使典用事，常常随手拈来，毫无雕琢痕迹。例如《答子由》：“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是用豫让吞炭事；《赠王子直秀才》：“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隶橘千头”，是用孔稚硅庭中蛙鸣和李衡武陵种橘事。作者运用这些典故，有助于加深表现笔底的现实生活；读者不去查考它的来历，并不妨碍理解诗的含义，所谓“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达到了古人用事的最高要求。自然，苏轼某些诗篇也有堆砌古典或语言提炼不够以致失于生硬的毛病，这诚如前人所说：苏诗“辞源如长江大河，飘沙卷沫，枯槎束薪，兰舟绣鹚，皆随流至”，对于一位多产的作家，这种锻炼语言不够平衡的情况是难免的。

同某些唐诗的含蓄蕴藉不同，苏诗比较纵放透辟，这是由苏诗在表达方式上一些特点形成的。苏诗常常直抒胸臆，言议英发，笔力曲折，无不尽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以议论代替形象，忽视诗的特质。苏轼主张“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指出“退之于诗，本无解处”，认为“善诗者道意不道名”@，可见他是主张诗必言情，诗要形象的。因此，苏诗的某些长篇虽有议论化的倾向，但大都是把纵横自如的议论同喷薄欲出的感情、真切客观的描写结合在一起的。例如《荔支叹》中的正面理想和议论，由于是从前半部分进献荔支的生动描写中生发出来的，因而同样具有艺术力量，而并无空泛之感。苏诗善于捕捉事物的特征，状难写之景于目前。如“野阔牛羊同雁鹜，天长草树接云霄”，写西北高原野阔天低的景象；“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形容海潮汹涌迅疾的状态，都是何等生动逼真!苏轼善于借助新颖的比喻来刻画事物，如以“西子”比西湖，以“红装”比海棠，以“泼乳”比新茶，以“赴壑蛇”比光阴易逝，以“飞鸿踏雪泥”比人的行踪无定，以轻舟、凫雁、落鹰、骏马、断弦、飞电等一系列的形象来比徐州洪的急湍，这些都是苏诗中很有名的例子。施补华《岘佣说诗》说：“人所不能比喻者，东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比喻之后，再用比喻；形容之后，重加形容。”这都说明苏诗是很注意运用形象化的艺术手段的。

苏轼驾御自如地运用古、近各体来写志抒怀，而尤以七言见长。苏轼的七言古体恣意挥洒，机趣横生，洋洋大观，有不少快意的名篇。前人说“东坡长句波澜浩大，变化不测”，就是指这类篇什。因此古代诗话家多认为苏轼七言长句之妙，自杜甫、韩愈之后，还没有第二人。这大约因为七言歌行篇幅恢宏，便于苏轼这样才气横溢的作家驰骋笔力。苏轼的五古稍逊于他的七古，但也有不少佳篇。苏轼律体不如他的古体，但七律七绝写得也很出色。七律在格调上具有刘禹锡、白居易的流丽圆转，有时还更为自然妥溜、奇气嶂兀。苏轼《题吴道子画》云：“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正可用来品题他的七律。苏轼对五律、五绝用力很少，偶有所作，大多平庸，而七绝则写得清美精妙、沁人心脾，有不少佳作传颂人口。古人说：“苏东坡之诗，如武库初开，矛戟森然。不觉令人神悚，仔细检点，不无利钝。”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一个诸体兼备的大家，常常是有所长，也有所短的。

四

诗至唐代已是高峰嶂兀，词至两宋才汇为汪洋大泽。对于后者，苏轼的拓疆开路之功，是值得重视的。宋初承晚唐五代余绪，词风艳冶绮靡，词体沦落成歌楼酒筵娱宾遣兴的工具，连倡导诗文革新运动的欧阳修，也未能超出这种风气之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词至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北宋词的这两次变化，以苏词所显示的变化意义最大。柳永对词的变革，主要是运用俚语，较多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情趣，使词从贵族官僚的华筵走向城市的旅邸歌馆。不过，内容依然是艳情旅愁，未能越出婉约派的樊篱，反被奉为婉约派的大宗。苏轼则于婉约派之外另立新帜，空前扩大了词境，把词体从歌楼酒筵的狭小天地中解放出来，使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从而为这一文学形式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铺平了道路。

苏轼在词坛上另辟一径，是经过了艰巨的努力和斗争的。苏轼开始介意于词，大约在嘉祜年间，他在《与子明兄》书中说：“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何词。”熙宁中期苏轼通判杭州时，已有不少小令，但独立的风格尚未形成，至任密州、徐州太守时，词的创作渐趋成熟，开始产生名篇佳作，后来贬官黄州，写词出现了高潮，曾自称“日近新阕甚多，篇篇皆奇”。柳永生活于宋仁宗朝，约死于皇佑右五年(1053)。苏轼写词时，柳永虽已谢世，但婉约派仍风靡一时，甚至到南宋初期，少年尚“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足见柳词影响之大。苏轼在当时撰写与传统词风大相径庭的新作，不断受到责难，如善歌的幕士曾讥诮他，及门弟子张文潜、陈后山也说“先生小词似诗”，不合“本色”。但他毫不动摇地有意以写壮词自勉。当在密州写了猎词《江城子》时，苏轼兴奋地向友人说：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

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

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他读到友人蔡景繁风格近古的新词，特地通函表示支持：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对于门人秦观模仿柳词，苏轼则大不以为然，批评他：“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苏轼是有意识地推陈出新、同柳词抗衡，从而变革传统词风的。

苏轼致力诗文之余，“溢而作词曲”，却存留作品三百四十余篇，比专力于词的作者柳永还要多，这见出他旺盛的创作精力。在这些作品中，苏轼一扫脂粉之气，而任情地抒写旅况、友谊、爱情、农村、政治等等，打破了题材的窄狭性，做到了无事不可言。

苏轼在词史上第一个以健笔劲毫塑造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报国的襟怀。他通判杭州时所写的《南乡子》，已初露豪壮气象：

旌旗满江湖，诏发楼船万舳舻。投笔将军因笑

我，迂儒。帕首腰刀是丈夫!

这里旌旗楼船簇拥着一位腰佩宝刀的将军，气象颇为壮观。随后在密州出猎所写的《江城子》，借纪事来抒怀。它使我们看到：在绵延起伏的岗峦上，锦帽貂裘的武士乘马飞驰，万头攒动的百姓围观如堵，英武有为的太守正对准暴跳奔突的猛虎张弓拉弦，……斗志正旺的太守多么渴望得到重用，手持雕弓，像射虎一样来回击西北边廷的掠夺者啊!贬官黄州赤壁怀古所写的《念奴娇》，更出现了非凡的背景和人物。在大江滚滚、惊涛动魄、乱石穿云、雪浪滔天的壮阔环境里，一位雄姿英发、束装儒雅的青年将军周瑜，谈笑自若地指挥军队抗御横江而来的强敌，使曹军的万艘舳舻顿时化为灰烬。这是何等的艺术腕力!所谓“东坡词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当是指这类作品。

抒写慷慨峥嵘的政治情怀，表达由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而激荡出的联翩幻想，也是苏词的重要内容。青年时代的苏轼曾经踌躇满志，充满致君尧舜的信心：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沁园春》(孤馆灯青)可是当他被牵入新旧两派之争，而政治上备遭磨难时，他的心情不免激愤苍凉，在黄州所写的《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

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

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作者在悼惜祢衡，藐视曹操、黄祖，追怀李白中寄托着他的政治牢骚和身世之感。为了摆脱这种政治苦闷的重压，词人常常飞驰幻想，遨游天外，上下追求。例如在《念奴娇》(凭高远眺)中，他“翻然归去”，飞上“江山如画”的“清凉国”，吹奏起响彻云端的笛曲；在《满庭芳》(归去来兮)中，他漫步银河滩头，巧遇织布的仙女，同这些纯洁的天使进行了爽快的攀谈。这些词章或回荡着慷慨兀傲的感情，或充满浪漫主义想象，在精神上是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悲愤、清旷之作的。

把田园风光和农村生活引入词作，也是苏轼开拓词境的突出表现。作者怀着欣喜的感情，在小词里对农村丰收在望的景象作了细致的描绘：

惭愧今年二麦丰，千歧细浪舞晴空。

——《浣溪沙》(惭愧今年二麦丰)

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

——《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有的词还简洁地勾画了词人和当地居民的亲切关系：

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满庭芳》(归去来兮)苏轼在徐州所写的几首农村词，是北宋词史上第一组饶有风味的农村风景画和风俗画。这几首词用清新隽秀的语言，从不同角度写农村小景。这里有绿荫绵延的村庄、鸟鸢翔舞的神社、层层闪光的苘叶、簌簌下落的枣花、软草平沙的路径等富有特色的农家景物，这里活跃着采桑姑、白发老汉、挑担卖瓜人、柔声娇语的缫丝娘和红妆罗裙赶来看太守的天真少女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缫车的声响、煮茧的香气、收麦赛神的喧闹，还使人们感受到一派热闹的生产气象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何时收拾耦耕身?…‘使君原是此中人。”尽管作为封建官吏，苏轼与农村生活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在词中，作者宁肯把自己说成农村的一员，而不愿自视为高不可攀的官僚，这对于古代文人还是难能可贵的。

苏轼的风景词和爱情词，也不同凡响，独具风韵。苏词写景眼界开阔、色彩鲜明、笔墨飞动，带有浓郁的感情色彩。如写武汉的长江：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

锦江春色。

——《满江红》(江汉西来)写颍州的颍水：

清颍东流，愁来送、征鸿去翮。情乱处，青山白

浪，万重千叠。

——《满江红》(清颍东流)苏轼善于在日常生活小景的描写中，寄托自己开阔的胸襟和爽朗的感情。如在《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小词中，作者注目烂漫春光，面对西流溪水，唱出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样乐观的人生之歌，在当时充斥离恨别愁的词苑中，确能使入耳目一新。苏轼偶尔写作情词，也细腻缠绵、妩媚动人。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写杨花，《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写幽居佳人，《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写行人伤春，都是前人叹赏的佳篇。

“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这是历来的公论。苏轼多以“豪放”赞人，说明他是倾心豪放的。所谓豪放，广义地讲，是同内容的开阔，笔力的驰骋，格调的纵放雄健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方面确是苏词同婉约派的显著异点，也是苏轼革新宋词所取得的独到成就。

苏轼把写诗的那种波澜横生的气势、屈伸自如的腕力，带进了词作，使苏词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而“激昂排宕，不可一世”④。所谓“以诗为词”应当作如是观。如《八声甘州》：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

西兴浦口，几度斜晖?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气象何其雄浑!尽管苏轼驱遣诗文中的语汇入词，但并非泯灭诗与词的界限。张炎说：“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苏词的语言是达到了这些要求的。例如：

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

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

——《满庭芳》(三十三年)这里用数字，用虚词，健句遒劲，字字苍寒，但字面句法却全然是词。再像作者将韩愈《听颖师琴诗》，檃括成《水调歌头》，后者与原诗无论字面、句法、韵味，全然不同，一诗一词，泾渭判然。

与内容和笔势相应，苏词的格调大都雄健顿挫。苏轼说自己的壮词需要壮士抵掌顿足而歌，吹笛击鼓以为节。陆游曾说：拿东坡词来歌唱，会使人有“天风海雨逼人”之感⑦。这都很能说明苏词在声韵格调上的某些显著特色。有人把苏词的纵放不羁，同苏轼不晓音律联系起来，说“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其实这是缺乏根据的。陆游早已作过剖辩。苏轼在黄州时，一位友人曾搜集一百四十余曲，提供他来研讨，苏轼还感到所收不广。苏轼将《归去来辞》檃括成《哨遍》之后，曾录寄精于词曲的友人推敲声律，并让董毅夫的家僮倚声而歌。事实证明，苏轼写词是讲究声律的。不过由于他诗思奔放，不愿处处为曲子所缚罢了。词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它的声律适应内容的需要而有所突破和创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是完全应该的。

苏轼致力于写作奔放不羁的壮词，但并不等于苏词只是清一色的豪放。《词苑丛谈》卷四说：

苏子瞻有铜喉铁板之讥，然《浣溪沙》春词日：“彩

索身轻常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如此风调，令十八

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这说明一个大家的文学风格常常是多样化的。《东坡乐府》中严格意义上的豪放之作并不算多，不少篇什还各自呈现着不同的风采。诸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奇逸高旷，《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的清雄跌宕，《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的绮丽妩媚，《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的空灵隽永，都是使人寓目难忘的。但这并无碍于把苏词的基本风貌概括为“豪放”，因为大体说来，东坡词不管从意境、笔势还是格调上都贯注着豪迈纵放的精神，这与婉约派是迥乎不同的。因此，我们不妨说：苏轼词绚丽多彩，而豪放是它的主调。

五

苏轼同韩、柳、欧一向被称为散文四大家。他的散文功力最深，直到老年诵习不辍，曾说：“少年好文字，虽不能工，喜诵他人之工者，今虽老，余习尚在。”⑦五代宋初以来文风凋敝，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为代表的西昆派，“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引起了许多文人的不满。但宋初的古文运动，为矫正萎靡卑弱，有的走向了僻涩险怪，有的则求深而近迂，以致“馀风未殄，新弊复作”。至欧阳修继承了韩愈古文“文从字顺”的一面，创为平易舒缓之风，散文得以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苏轼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文才，发展了欧阳修的散文传统，为散文的创作开辟了崭新的天地。

苏轼散文代表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流水般的自然活泼，是苏文最为显著的特色。释德洪《跋东坡忧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苏轼赞扬别人的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态横生。”这些比喻，却也非常形象地道出了苏文的妙处。

苏轼散文著述宏富，谈史和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和制科文字等，是同苏轼政治生涯有密切联系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内容上具有复杂性，其中相当部分反映了传统的儒生之见和不满意变法的保守思想。对于早年表达空泛的儒生之见的科场文字，苏轼后来也曾表示不满。他说：“某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⑨。不过，值得注意的，在苏轼的史论和政论中，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反映现实、表现出作者一定识见的优秀篇章。例如《思治论》明确地指出：“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这就是“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要革除三患，有所作为，必须如商鞅那样敢于“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具有“犯其至难”的魄力。《谏买浙灯状》斩钉截铁地说：“京城百姓，不惯侵扰”，朝廷切不可“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因此，他要求神宗“凡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皆敕有司务从俭约，……深计远虑，割爱为民”。《决壅蔽》深刻地揭露了官吏贪墨、民情壅塞、贿赂公行的现象，说：“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这些议论深中封建官僚政治的肯綮，并且体现了作者赞同改革、体恤民情的进步政治观点。在《平王论》中，苏轼借平王东迁造成周室名存实亡的史事，反复论证了“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的道理。苏轼这个警告是触及了赵宋统治集团怯于外敌的要害的，后来赵宋王朝的历史发展，果然被苏轼不幸而言中。苏轼这些论文是在分析历史、观察社会的基础上，针对现实而发的，因而言之有物，见解透辟，完全不同于那些向壁虚造的空泛之论。

苏轼议政论史并非空谈事理，他常常广征史事、借古鉴今、层层剖析，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如在《平王论》中，为了说明避寇迁都的严重危害，除了着重分析了东周形势而外，又接连举出历史上因固守旧都而稳定了政权和由于避寇迁都而走向了衰亡的大量事实，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论证，这可以看出苏轼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开阔的思路。苏轼“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⑦，谈古论今，滔滔数千言，这同古代政论家贾谊、陆贽是颇为相近的。苏轼惯于从旧史料中翻新出奇，提出独诣之见。如黄石公授书故事，自《史记》以来一向传为神话，苏轼在《留侯论》中一反旧说，指出这是秦末隐士故意来折张良“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这陡然而来的翻案之笔，顿时剥去了这则故事的神秘色彩，颇能发人深思。李涂《文章精义》说：“苏门文字，到底脱不得纵横习气”。纵横家言大而夸，故作惊人之谈，虽难免使苏轼有受病之处，然而，孟轲的雄辩滔滔，纵横家的腾挪变化，确能增加文章的气势和波澜，在这方面显然可以看出苏文是承受了《孟子》、《战国策》等书的影响的。

纪事和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苏轼阅历丰富，文思敏捷，“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他除了形之歌咏，也写成散文。苏轼少年爱读《庄子》，这类散文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摇曳多姿，最能体现出《庄子》散文的影响。  苏轼赞同“诗文皆有为而作”。他的散文总是借纪事纪游等，或反映与民生有关的社会问题，或阐明一种见解，或寄寓某种哲理，或体现个人的政治襟怀和生活态度，而绝少有意铺彩搞文之作。如《喜雨亭记》由亭引出雨，由雨写到喜，表达了关心稼穑、与民同乐的襟怀。《钱塘六井记》记述陈述古修浚六井的经过，赞许了地方官吏“问民之所苦”，急民之所急的政治设施。《李氏山房记》在叙述友人李常藏书的情况中，针对当时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风气，阐扬了书册的意义和作用，强调了认真读书的重要性。《前赤壁赋》在描写泛舟游江时，寄托了作者政治失意的情怀，体现了他通脱灵活地解脱思想矛盾的开朗生活态度。这都说明苏轼记叙体散文，“非勉强所为之文”，大都是“有触于中”，有为而发的。

苏轼记叙体散文，在艺术风格上变化跌宕、波澜层出，具有欧阳修文的从容闲暇而更为活泼有致。如《喜雨亭记》、《墨妙亭记》、《放鹤亭记》，三文同是写亭，对喜雨亭由亭名破题，用追溯方法，层层递进地来说明；对墨妙亭先写建造经过，次叙当地水灾，带出建亭人的政绩，再折转到政暇的风流余韵；对放鹤亭则从描绘亭的地理景物，写到游亭的感触，进而议论山林隐逸之趣。三篇章法不同，而同样机趣横生，体现了作者的巧于布局和

构思。苏轼不因为是写记叙体散文，而束缚了自己言议英发的长处，相反，他善于在文中驰骋议论。这些议论往往发而有因而托于物事，来时陡然，收时倏忽，使人并无枯燥累赘之感。如《超然台记》开端陡然发挥了一通“凡物皆有可观”，能“游于物之外”，“吾安往而不乐”的议论，似乎与台无关，其实这正是台名超然的真谛，在意义上不但与全文密合，而且与收尾呼应。苏轼能把议论同描写、抒情结合起来，交错运用，使文章达到情与理、景与事相互融合，浑然一体。前后《赤壁赋》就是这方面的范例。在文体上，苏轼也不拘常格，勇于创新。有时散文而间以韵语；有时赋体而贯注散文奔泻而下的气势；有时时散时骈，圆转灵活，而适如意之所欲出。苏轼在散文中偶尔描写人物，也非常传神。如《石氏画苑记》写石幼安：读书作诗，“不求人知，独好法书名画、古器异物，遇有所见，脱衣辍食求之，不问有无。居京师四十年，出入间巷，未尝骑马……长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画道人剑客”。寥寥几笔，其人性格笑貌跃然纸上。有时苏轼信笔点染的短文，如《记承天寺夜游》，着墨不多，情景毕现，如诗如画，风神隽永，充分表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能。

书札、序跋、杂著等杂文，在苏文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苏轼在这类作品中，或叙友情，或写襟抱，或谈文艺，或论学术，常常随笔挥洒，不假雕饰，而使人感到亲切有味、娓娓动听。

苏轼广于交游，再加他“与人无亲疏，辄输写府藏”⑦的性情，因而书札文字颇多。这类文字不同于官场应酬之作，常常真情袒露，毫不拘谨，更容易看出作者的襟怀和性格。如在《与李公择》中说：

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

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

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死生之际，若见

仆困穷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苏轼先是身幽囹圄，既而以罪人身份安置黄州，友人李公择为他担忧难过，他却谈笑生死，自处坦然，用铁石般铮铮有声的壮语，为友人开解，“道理”“忠义”~-Z-，虽难免有封-建伦理气味，但其忘怀自我、以关切他人为重的态度，却灼然可见。在《答秦太虚书》中，作者以白描手法，写家常琐事，生活困窘到把钱挂到屋梁上计日开销，“痛自节俭”，但胸中却泰然自若，“都无一事”，反娓娓不倦地向对方谈黄州的风涛，居民的友谊，当地的物产饮馔，笔锋细腻，情景逼真，使人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幽默风趣的性格。

苏轼兴趣广泛，博通诗文书画，所写题记序跋，常常表露出他对文艺问题的真知灼见。例如他在《江行唱和集叙》中，提出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在《书吴道子画后》，提出为文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放之外”。苏轼强调文章不能矫揉造作，要发自激情，自然流出；不能拘守陈套，要在重视法度的前提下力求创新。这些说法都是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经验之谈。在《书蒲永升画后》中，作者总结了唐宋以来画水的经验。他说古代画水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可谓逼真。唐代孙位更出新意，能够“随物赋形，尽水之变”。蜀人孙知微、蒲永升得其笔法，孙氏“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蒲氏画水之清冷，“寒风袭人，毛发为立”。这篇题画小品只用寥寥几笔就写出不同画家的笔法特点，文笔简净、形象，令人叹赏。

苏轼手不停披，勤于治学。在他的书札杂记中，也存留他记述治学心得，或回答后辈问学之作。其中时有独得之见，足以发人深思。如《稼说》以种田为喻，说明治学不能寸寸而取，造成地力枯竭，要善于平居自养，做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日喻》以盲人识日和南人学没为喻，说明求道必须刻苦学习、亲身体验，不能远离实际、主观臆测。这些见解都是很有可取之处的。在《又答王庠书》中，苏轼告诉这位青年后辈，那些应科的文字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治学“实无捷径必得之术”，只要“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但是读书也要讲求方法，因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以此，读书要每次依据明确的目的专力从某一方面深入钻研，这样自会收到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的实效。在这些杂著中，苏轼总是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地说明自己的体会和见解，行文简洁、生动、具体，有引人入胜之妙。

苏轼不愧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作家。他以丰富的文学实绩，把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推向前进，使诗、文、词各方面的创作出现了新的高峰。苏轼的文学成就曾经引起宋代和后代学人的普遍重视。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指出：托尔斯泰的时代过去了，“但是，在他的遗产里，却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一册，二九三页)对于标志一个时代而在历史上发生广泛影响的作家，其遗产是不会随着时代的流逝而成为过去的。因此，我们要珍视和研究苏轼的文化遗产，弘扬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和艺术魅力，提高充实人们的文化素养，为繁荣新时代的文化，推进新世纪的社会建设服务。  苏轼作品异彩纷呈，流播广远。八十年代初本人曾编纂《苏轼选集》，几度重印，发行五万馀册。近年随着社会建设的飞速发展，文化学术益趋繁荣活跃。适应人文科学的演进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近中不揣简陋，立足学术前沿，吸纳学习心得，对此选本重新扩展、增益、改写，编为此集。书稿草就，承蒙齐鲁书社再次给予青睐、热情支持，使之得以顺利梓行。在此谨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