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结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我国之几党的思想及社会建设都起着里程碑作用。在这次讨论中了除了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之外，还有一个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就是胡耀邦，在他的指导下，这场讨论得以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

重印序言/1

序言/1

第一章 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检验/1

一 “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的对立/2

二 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8

三 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奏/22

第二章 一个起了重大作用的小刊物/34

一 《理论动态》的创办/35

二 《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44

三 《理论动态》的特点和影响/50

四 “特约评论员”的由来/54

第三章 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讨论/62

一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62

二 《实》文的定稿和发表/96

三 最初的争论/104

第四章 强大的压力与强有力的支持/113

一 一段时间内“不明朗”的局面/113

二 邓小平同志明确而强有力的支持/121

三 在罗瑞卿同志支持下对“凡是派”的正面回答 /130

第五章 理论界新闻界密切合作有效推进讨论/148

一 理论界和新闻界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密切合作/148

二 新闻界的勇气与机智/152

三 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161

四 地方党委宣传部/的积极行动/171

第六章 《理论动态》发表的一系列文章/178

一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179

二 其他若干篇重要文章的撰写和发表/185

二 呕心沥血,精心组织/206

第七章 “诸侯”的支持和参与/212

一 黑龙江省委的龙头作用/213

二 1978年秋季的中国政治形势/223

三 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领导同志的鲜明态度/239

第八章 《红旗》杂志的“一花独放”/247

一 所谓“不卷入”的背后/248

二 “一花独放”放出了什么?/260

三 《重温<实践论>》重温了什么?/265

四 谭震林的文章中止了《红旗》的“不卷入”方针/271

第九章 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的决战和胜利 /280

一 以实践标准推倒“两个凡是”的重大举措/280

二 对“两个凡是”的严肃批评/291

三 对实践标准的明确肯定/300

四 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305

第十章 理论务虚会进一步分清是非(上)/310

一 理论务虚会的由来和目的/311

二 对“两个凡是”的全面揭露和尖锐批评 /316

三 几位同志的发言和与会者的评论/323

第十一章 理论务虚会进一步分清是非(下)/350

一 理论务虚会取得的成绩/350

二 对理论务虚会的评价和再评价/362

第十二章 中央党校结合教学深入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73

一 学员的生动回忆/374

二 教学中突出和贯穿了真理标准问题/384

三 一批撒向全国的“真理种子”/397

第十三章 地方党校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重要作用/407

一 主动投入/在讨论中起带头和推动作用 /408

二 培训大批干部/使讨论广泛深入展开/415

三 面向社会/积极宣传/427

第十四章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433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讨论的不平衡发展/433

二 补课的部署和展开/440

三 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的大普及/452

四 大讨论的结尾 /465

第十五章 大讨论总览/471

一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展阶段/471

二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局面的形成 /479

三 这场大讨论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483

四 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486

五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的“14个最”/491

附录一

1978年全国各地召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讨论会/493

附录二

中央和地方报刊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社论、评论篇目辑览/499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叫做“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大快人心的事。这件事得到全党和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热烈的拥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或者说，分歧很快就显露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面临的形势、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可以说是既很紧迫，又很艰巨。有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造成的严重破坏，又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严重错误，而且，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又是思想僵化、迷信盛行。这几方面的情况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拨乱反正异常艰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摧垮“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高潮。在这个斗争中，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坚守的口径是，毛泽东同志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要求大家在这样的口径下揭批林彪、“四人帮”。这是他们固守的不准逾越的界限。

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同解决当前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对此，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经毛泽东同志同意了的。

但是，人们还迫切地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天安，事件，对1976年4月将广大干部群众到天安，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大家想不通，要求重新作出评价。P2课程。而且，在1977年5月，党中央就正式批准中央党校建立党史研究室，承担编写中共党史的任务(以后中央另有安排，这个机构没有正式组建)。胡耀邦同志很自然地要具体考虑这个问题。

1977年9月22日上午，胡耀邦同志听取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党建教研室负责人汇报(教务办公室、校办公室和各教研室负责人参加)。在听取汇报过程中，胡耀邦同志明确提出，党史“就是着重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能写出个稿子来，当文章发表也可以”。他还说，“把这个主题抓住了，华主席交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应该抓这个主题”。当时，华国锋同志兼中央党校校长，从讲话的口气看，很可能华国锋同志给胡耀邦同志作过布置，提出过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胡耀邦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同华国锋同志等人当时就有重大差别，我在下面要具体讲。9月22日下午，开教学工作会议，胡耀邦同志发表了《关于教学问题的几点意见》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党史教学怎么搞法?”他重申了上午听取汇报时讲的那些话。

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是当时的理解和用语，实际上，就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作出评价。那么，胡耀邦同志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的呢?记得就在那个时候的一天，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几个人，在他办公室谈完问题以后，就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有人提出：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法?他回答：“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说，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这个思想还是光辉的嘛!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错误的。他的回答脱口而出，语言又是那样明确，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他的回答使我们感到很新鲜，也很受启发。除了动机以外，他对“文化大革命”本身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这种评价，主要是根据事实。P23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早已为大家所熟知，成为人们观察事物、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这是1978年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的结果。在文献上，这场大讨论被称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或“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结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论从国史、党史的角度，还是从其他各种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受史、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等等)的角度看，要讲这一段历史，就必然要了解这场大讨论，就必然要从某一特定角度讲这场大讨论。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场大讨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场大讨论结束以来的这些年中，已有不少记述这个历史事件的论著在海内外问世。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这些年来，本人很有兴趣地拜读了不少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论著。这些论著或者记载了这场大讨论的有关情况，提供了史料，或者对这场大讨论作出了分析评述，提出了学术见解，从而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有些论著对这场大讨论的记载和评述，也确实存在不准确不全面的问题。有的是只见其表，不见其里，有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恕我不客气地说，也有的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

历史老人常常给似乎是不相干的人提供某种机遇。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本人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居然发生了一点联系，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事。

大家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著名的文章，首先是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的，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时，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都不是偶然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中，《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起了带头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是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后亲自创办的。创办这个刊物，是胡耀邦的主意。刊物的名称、性质、宗旨，以至刊期、形式等等，都是他设计的。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他是实际上的主编，尽管当时没用主编这个职务名称。为了办这个刊物，就需要找几个人，建立一个工作班子。由于别人的推荐，我一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我记得第一次会议是1977年6月4日，那时，一共四个人，外加胡耀邦的秘书陈维仁。以后，陆续增加了一些人。胡耀邦就把我们这一摊子人称为“理论动态组”，或简单地叫做“动态组”。那时他批给我们的大量材料上都是这样写的。胡耀邦组建的这个理论动态组，作为中央党校的一个小机构，在组织系统上开始时属校刊编辑室，后来属于理论研究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在胡耀邦直接领导和指导下进行工作的。

由于参加《理论动态》的编辑和撰稿工作，我们这些人便很自然地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了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场大讨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胡耀邦同志曾用“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感受和写作期望。的确，那些日子是不平常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动和展开的那些不平常日子里，我们曾一起为取得的进展兴奋不已，也曾经对一些逆历史而行的现象表示愤懑，更为突破某一问题而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但是，说实在的，当时我们这些人并没有想过要把这一段经历、一些事情作为历史记载下来。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况一再提示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段历史，有准确全面记载的必要。当我见到那些不准确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文字以后，更使我意识到将这一段历史如实地记载下来，是我们对历史、对后人承担的一项责任。我们无权推托这项历史责任。但是，当年在胡耀邦指导下办《理论动态》的几个人，由于各种原因，都已离开，只有我一以贯之地在《理论动态》编辑部工作。我觉得自己应当来承担这一责任。于是，我就产生了将自己经历的和知道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写下来的念头，并进而形成确立一个科研项目，通过调查研究，比较全面地写出这段历史的想法。尽管我感到干这样一件事有些力不从心，也不大够格，但历史责任感驱使我丢掉过多的顾虑，并增添了几分勇气。

好事多磨。我提出的这个科研项目也经历了一段曲折。我在1987年8月给中央党校校委领导写报告，要求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确立为中央党校的一个科研项目，在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专著。这件事，无论是于理还是于情来说，都不应当成为问题。可是，当时的校长却在我的申请报告上写了这样一句：“我看必要性不大，发行后可能要赔钱。”这样的否定态度，这样的否定理由，真让人有点哭笑不得。细想一下，又觉得也不难理解。1991年10月，我再次给中央党校有关领导写报告(校委领导成员已经改变)，要求确立这样一个科研项目。中央党校科研部给予明确的支持，认为“此题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是史论结合的研究课题”。分管科研的副校长邢贲思批示：“同意科研组织处意见。项目有意义。”经过这样一个曲折过程，总算确立了这样一个科研项目。但是，那时我担任《党校论坛》和《理论动态》两个刊物的主编，整天为两个刊物和行政事务而疲于奔命，难以集中精力从事这个项目的科研。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经历的那些事，在自己的记忆中也有逐渐淡漠之感。如荼往事渐成烟!从而产生了干这件事的紧迫感。于是，在1991年，我再三向领导提出，希望在1992年我60岁时及时退下编辑部主任的领导岗位，以便在我的记忆力和精力尚好的情况下，能有一段时间集中主要精力搞科研，了却这桩多年的心愿(促进领导班子年轻化，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考虑)。1992年8月，下达了免去我编辑部主任职务的通知。从1993年起，我才得以有较多的精力搞这一项科研。1994年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的一年，1995年上半年继续努力，总算搞出了一个东西。顺便说一下，我这个科研课题的名称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总结》。出版时，尊重出版社的意见，书名定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我充分地意识到，搞《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总结》这样一项科研，有它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我定的方针是八个字：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在从事这项科研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以下两点。其一，把“实事”搞清楚。凡是涉及的事，都尽可能地找到依据，并进行调查核对，力求准确全面，如实反映。其二，把事情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去观察和叙述。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人们的思想认识甚至用语，都有历史的痕迹，在历史活动中的人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这些，都要尊重历史，力求反映出它的本来面貌和特点。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来有治史的传统。秉笔直书，写信史，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是，在中国史学传统中，也有糟粕，比如“讳”，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而且讳莫如深。所谓讳，用老百姓能懂的话来说，就是隐瞒。还有一个“颂”，就是颂扬，就是歌功颂德。当然，有功有德，历史是应当记载的，加以颂扬也是很自然的。但一味地颂扬，就必然走向反面。在中国史学中，这种例子是不难找的。其实，讳和颂，是密切联系的，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双面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总结”这个课题，无疑是个历史课题。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历史进程中，每个人在这历史的一幕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简单地说，有站在正面的，也有站在对立面的，有起积极推进作用的，也有起阻碍作用甚至很大的阻碍作用的。我努力发扬中国史学的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记载和述评，而杜绝讳、颂之类的不良学风，以求达到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要求。我知道，这样做就要得罪人，很可能会引起非议。但我坚信，历史老人会是公道的。当然，如果仅仅依据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特定时期的表现，就对某一个人作出全面的评价，那也未免太片面了。  在这个课题中所作的回顾，当然有我个人的回忆在内，有些事情，就是采取回忆的方式撰写的。但是，主要的不是我个人的回忆，是大家一起回忆。我访问了当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些重要当事人，他们都作了认真的回忆，有的还花时间查找资料，为我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况和资料。我向100多位当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发函，请他们回忆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情况、回去贯彻的情况。许多同志给我写来了很详细的材料，有的还将当年的学习笔记复印给我，其中，有些同志已是七八十岁高龄。他们的热情鼓励、支持和帮助，使我很感动，也很受鼓舞。中央党校图书馆等单位的同志以及其他有关同志、地方党校的同志，都给我许多帮助，有的是主动地给我提供资料。所以，这个回顾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回顾。这个成果，是在大家的帮助下搞成的，我内心对这些同志充满感激之情。在这里，还应当提一下的是我的夫人王松筠。在这十年中，她给予我全力的支持。收进本书的一些照片，就凝结了她的劳动。

从1987年开始酝酿，收集资料，到1997年，历经十个寒暑，总算搞出了这样一部近四十万字的书稿。认真的学术工作者常说，“十年磨一剑”。人们称道范文澜老先生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我这一本东西说不上是什么剑，但磨了十年，坐了十年冷板凳，倒是真的。这话不是牢骚，而是一点感慨。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多，中央各部，、各地区，都开展了这场讨论，是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我这里所回顾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情况。限于自己的水平，总结就更差了。我知道，不少地方已采取不同方式总结记载这一史实。有理由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这类论著问世。

最后要说的是，我的研究中一定有材料的疏漏和不准确，或评说的不恰当，诚恳地欢迎大家指教和帮助!

从我自己来说，今后还要就这个课题继续进行调查，积累资料，如有机会，将补充到这个稿子中去，恳切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帮助。  

沈宝祥

  199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