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福在中国生活多年,比较了解中国文化,而且认为英国人民应该加强对中国人民的了解,破除那种认为中国官员只是会不停地点头的傀儡、中国风景也只不过像一幅印在盘子上的柳树图案等无知与偏见。他认为中英两国之间的冷漠主要是由于误解造成的,因此应该加强交流。他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向英语读者传达了这么一种信息:在这个世上,很难发现有哪个民族像汉人的子孙那样十分纯朴、友好、慷慨、勤劳并充满善意。因此,本书能以比较客观的笔调,描述并分析发生在中国的许多事情,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反思特定时期的历史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材料。应该说,这是一本有独到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雅俗共赏的作品。
全书共分20章,以中国为主线,介绍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的军备与宗教,以及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并简要介绍了中国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当时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地位。
巴尔福先以对中国文化的两种极端说法“恐惧与无限赞美”开始,为读者介绍了他生活于其中的“大清帝国”的情况,重点分析了人与政府的关系,叙述了中国人对天子的世俗化理解:天子必须给人民带来实惠,并分析了中国人的忠诚意识与天地观念。作者在第四章分析了中国的民间秘密团体,如天地会、白莲教、三合会等秘密团体的政治意义以及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并强调了中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警戒与控制。在考察中国军备时,分析了中国士兵素质低下的原因,如中国士兵虽然比较擅长防御工事,但不会使用现代武器,这为我们理解19世纪清朝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屡战屡败,以及有时在战争装备还强过对手时也每战必败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此外,作者特别强调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尤其是与西方现代科技文化接触中发生的问题。总之,巴尔福从近手中立的角度,比较客观地描述了中国历史与文化,为我们总结过去、反思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他面向西方读者,强调通过相互交流增强相互了解的主张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西方客观地认识中国开启了友谊之门。
我们西方人用“忠心”这个词认识中国人,但是正如我们所认识到的那样,这恐怕还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不可否认,他们的确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并深切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重要性。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居于世界的中央,四周的国家,不论进贡与否,都被看作是远不如她的蛮夷之地。无疑,这种观念在无知的大众中根深蒂固,从未改变。但这种爱国心也是极为肤浅的,而拥有纯粹的忠心似乎又完全不符合中国人基本的性格特点。然而,如同其他的东方民族一样,中国人也赋予他们的帝王以头衔,这些名号甚至可以让你无偿领略到东方修辞的博大精深,乍一看,它们似乎能够暗示出帝王对他的臣民和他所代表的国家的真挚情感。在每一项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帝王都以权威的角色示人,他的仁爱泽被四方。他是上天之子,依靠非凡的魅力和生就的完美而非人民的意志实施着统治。在天王洪秀全昙花一现的王朝初期,并立志要推翻清廷统治的时候,他就充分认识到人们心中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世代相传的将统治者君主半神化的信念。而与其他更为明显的动机一样,我们正是在这种信念中找到他自封宗教头衔的出发点。除了兄长或神圣的王子之外,天子不可能有其他竞争者;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同胞认为自己至少有资格与道光皇帝争夺统治权的话,那么至少这个证明自己伟大的要素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对皇权的极度推崇中,我们看不出具有严格界定的真正的忠心。这是一种迷信的传统,而非那种使一个人因为崇拜一个君主而终生感到幸福和骄傲的今人情感。面对皇帝本人,普通的中国人事实上很难怀有忠诚之情。皇帝对平民来说只是一个供奉在紫禁城里的模糊幻象:他的名字因太神圣而不能随意涂写;他的权力至高无上,无处不在。农民对君主的私生活和他的家庭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当然也无从知晓他的长相。如果存在某种理由能解释皇帝如何赢得百姓的信赖和尊重,那么唯一的理由就是皇帝被看作是人民之父。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这种形象对于中国多数农民的影响是有利的。公共的慈善事业或行为在西方国家一定是议会的举措,出自政府的决定,而在中国则完全被看作是皇帝的恩泽:是皇帝为灾区的饥民带来粮食,为那些德行感动上苍的守孝道的儿孙和守妇道的寡妇播撒荣耀,用金钱和丝缎奖赏特别勇敢与高尚的人,并为他的子民所受的苦难而涕泣。这种愜意的想象无疑有它的好处,但老百姓从中得到的那种肤浅的情感是否使皇帝的王权变得更加稳固,我们还不能急于下结论。对于老百姓而言,只要他们能够谋生、果腹和平安度日,那么”天子”这一角色可以由任何人扮演;老百姓关心的不是皇帝宝座上的人是明君还是昏君,而是近在眼前的官吏是仁慈还是残暴。
P4-P5
译者序
巴尔福在中国生活多年,比较了解中国文化,而且认为英国人民应该加强对中国人民的了解,破除那种认为中国官员只是会不停地点头的傀儡、中国风景也只不过像一幅印在盘子上的柳树图案等无知与偏见。他认为中英两国之间的冷漠主要是由于误解造成的,因此应该加强交流。他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向英语读者传达了这么一种信息:在这个世上,很难发现有哪个民族像汉人的子孙那样十分纯朴、友好、慷慨、勤劳并充满善意。因此,《远东漫游》能以比较客观的笔调,描述并分析发生在中国的许多事情,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反思特定时期的历史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材料。应该说,这是一本有独到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雅俗共赏的作品。
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并试图借鉴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并进而思索中外政治制度与文化差异。巴尔福很早就注意到这些问题,书中对鸦片在中国的盛行及其原因进行了比较详细、可信的描述与分析,同时强调西方在不遗余力地向中国介绍科技知识与制造技术的同时,应该介绍西方的哲学、宗教等知识,改变中国对西方的片面认识与技术化崇拜,这些观点直到今天仍有意义。
美国学者史景迁曾经在《文化雷同与文化利用》中简要归纳过西方对中国的态度,认为17世纪的前20年,西方出现了赞扬中国的第一个高潮;18世纪与19世纪,中国在西方重要思想家的笔下大都是一些负面的形象;而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在反思自己文化的同时,重新重视中国文化的价值。
史景迁教授的论述自有其价值,为我们梳理了西方对中国的取舍,但是否确切仍需要我们进一步鉴别。由于对外国人如何看中国比较感兴趣,并特别关注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人看中国的角度与论述,更希望为研究者提供历史史料,了解清政府在对外战争方面屡战屡败的原因,我们翻译了此书。《远东漫游》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客观的观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第一手材料,其中的一些观点对我们重新认识与反思中国文化十分有益。
全书共分20章,以中国为主线,介绍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的军备与宗教,以及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并简要介绍了中国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当时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地位。
巴尔福先以对中国文化的两种极端说法“恐惧与无限赞美”开始,为读者介绍了他生活于其中的“大清帝国”的情况,重点分析了人与政府的关系,叙述了中国人对天子的世俗化理解:天子必须给人民带来实惠,并分析了中国人的忠诚意识与天地观念。作者在第四章分析了中国的民间秘密团体,如天地会、白莲教、三合会等秘密团体的政治意义以及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并强调了中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警戒与控制。在考察中国军备时,分析了中国士兵素质低下的原因,如中国士兵虽然比较擅长防御工事,但不会使用现代武器,这为我们理解19世纪清朝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屡战屡败,以及有时在战争装备还强过对手时也每战必败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此外,作者特别强调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尤其是与西方现代科技文化接触中发生的问题。在“中国人看外国文化”一章中,巴尔福分析了中国主流社会对西方文化的“利用”态度:中国当时翻译最多的是国外的科学书籍;中国人认为外国人是”极其聪明”的匠人,懂得如何造船、造军火;是高明的“铁匠”,懂得自己的行当;但对西方的政治与宗教则基本持一种抵触的态度。作者希望科技作品的翻译者能够把注意力转向纯智力及道德方面的著作,希望中国人能够像尊重西方的技术一样尊重西方的政治与宗教,这种感慨对当代中国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由于巴尔福比较了解中国道教,所以他对中国宗教的描绘也基本立足于道教的学说,并客观分析了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由于与中国的风水、祭拜祖先等观念有很大差距,所以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福音传道都受到中国人的排斥。但是作者并没有完全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批评中国,而是介绍了西方有识之士对西方宗教本身的批判,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还通过“中国的犹太人”一章具体描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为后人研究中国的犹太人提供了原始的史料。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文化与以色列文化有继承关系,但是作者认为它们有诸多类似之处。
巴尔福虽然非常遗憾中国没有在科学方面有更大的发展,但仍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在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19世纪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地觊觎中国并对中国肆意凌辱的情况下,他的这番面向西方读者的公允之论很有意义。
本书对中国邻国的描写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翔实的史料,对比、描述了中国与日本对当时的“琉球王国”与朝鲜的影响,显示了日本对清朝政府的威胁。巴尔福用两个章节的篇幅介绍日本,足见日本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而中国一方面严密监视日本,一方面派人去日本学习铁路建设与采矿等方面得知识,显示了中国人的务实精神。
总之,巴尔福从近手中立的角度,比较客观地描述了中国历史与文化,为我们总结过去、反思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他面向西方读者,强调通过相互交流增强相互了解的主张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西方客观地认识中国开启了友谊之门。
感谢张子清先生严肃认真的校对,为我们纠正了许多人名、地名方面的错误;感谢赵育春女士与沈丽国女士的辛勤工作使得本书得以完成:三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合作得非常友好。我们多方查阅资料,认真地反复修改,但是由于水平有限,翻译中难免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各位师友批评指正。
王玉括
2006年2月7日
现在看来,远东几乎是个错误的称呼。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以及电报通讯的出现,使得中国和日本与英国的距离更近。今天,从南安普敦到上海的旅行比20年前要容易得多,就像从南安普敦到锡兰一样。但愿不久的将来,东西方世界在更好地了解和观点不断前进的基础之上互相熟悉、彼此忍耐、彼此钦佩对方,也许能做些有助于建立东西方友谊的事情,难道这一希望太过分吗?是英国人了解和更加关心中国人的时候了。他们应该破除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官员就像一种傀儡,主要成就就是会不停地点头。也要破除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风景就像一幅印在有柳树图案的盘子上的画。我们深信,两国之间存在的冷漠主要是由于误解而不是由于人们通常的想象造成的。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我们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总的来说是非常顺利的,在这个世上很难发现有哪个民族像汉人的子孙那样,十分纯朴、友好、慷慨、勤劳与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