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作者与原广东文学院院长、国家一级作家程贤章先生有关文学、客家、生死佛禅等问题的“对话”。在文化批评的视野中，本书有意识地突破文化与文学以及历史与现代的各自边界。在“民间”与“历史”于我们生活中日渐逝去的现代社会与文学批评日益概念化和数字化的今天，作者尝试通过缺乏“规范”的“对话”形式，结合程贤章先生的人生与创作，对广东文坛近半个世纪的一些真相进行力所能及的还原与清理，同时质疑以”泛客家研究”为代表的“客家学界”。另外，在“现实”与“虚无”之间，作者与程贤章先生还藉“走向天国的一个个驿站”的收藏世界等媒介，参证“时间”与“生命”，是读者了解程贤章先生近五十年的创作，了解客家和客家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了解广东文坛近半个世纪风雨历史一扇别开生面的视窗。

作者尝试通过缺乏“规范”的“对话”形式，结合程贤章先生的人生与创作，对广东文坛近半个世纪的一些真相进行力所能及的还原与清理，同时质疑以”泛客家研究”为代表的“客家学界”。在“现实”与“虚无”之间，作者与程贤章先生还藉“走向天国的一个个驿站”的收藏世界等媒介，参证“时间”与“生命”。

前言 关于本书的写作

第一章 记忆与文学

家族记忆与文学

“反共救国军”分子

风雨广东文坛

第二章 围龙屋与客家研究

大写的客家人

围龙屋与客家研究

“和睦与斗殴参半”

从“留馀堂”到“人境庐”

“客家文学”是什么

第三章 小说人生

小说·精神志业

小说是什么?

评论家的职业道德

小说与人生

从现实到历史

第四章 从祖庙到自由神

“不要忘记工农兵”

《风流人物报》

面对“现实的召唤”

第五章 读书与收藏

父亲焚书

“我说红楼”

收藏，走向天国的一个驿站

第六章 浮生若梦

死是容易的

“虚无”的必要

“叶落归根”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关于本书的写作(续)

我觉得这说了等于没说。把客家文化与整个汉文化的内涵与品格融通起来论说看似成立，实则消解着客家文化的民系个性。“南迁说”桎梏和影响着包括客家文化等问题在内的客家研究，即它无形中导引着此后的研究者从中原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探讨客家文化内涵，使得人们对客家文化个性特征的认识与理解，总是模糊于中国传统文化。宗族观念与血缘意识，祖先崇拜的“慎终追远”传统，崇文尚教心态与浓厚的家国情怀，勤俭吃苦与开拓进取的精神等这些长期以来被不断探讨的客家文化主体内涵，说是客家文化的个性特征，何其不又是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呢?因此，我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客家研究徘徊不前的困境，转变观念和更新方法是最主要的。在西方文化人类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始终都是各种学说流派采用的一种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民族(民系)文化研究中诸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第一手材料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借助深入民间的“田野调查”。提出这种区域实地考察的实证研究方法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十世纪一些论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但必须承认，在客家学研究中，这种实证研究方法曾经仅是被作为一种辅助的研究手段，或者处于一种自发的“游勇”状态。只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客家热的不断升温，外来研究力量的介入，“田野调查”才得以推展。而为了进一步深化和规范，从整体上看，我觉得这两方面的问题，对我们应用“田野调查”研究方法是有意义的，一是如何从对感性材料的搜集整理与对现象事实的描述上升到理论论证。

P88

这是一本有关文学、客家、佛禅等问题的“对话”。不过我更愿意把它看做是两代人之间的一次神聊。

若从1991年算起，我与程贤章先生认识已有十五年了。这十多年，我们“适情任性”，无风无雨，“相忘于江湖”，一两年不见，仍一见如故。在他近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的“代跋”中，我曾说程贤章先生迄今为止，是七十多年的人生，五十年的创作。《三国》开篇云：“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七十多年的人生，作为一个“旧社会”的过来人。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潮涨潮落，悲欢离合，程先生都随遇而安过来了。他是广东文坛风雨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参加过广东文坛历史的创造，是几十年广东文坛的“当事人”之一。在“大家”云集的中国文坛上，客观地说，程先生并不是第一流的大家，对此他并不忌讳，甚至常直言对自己心中的“大家”的景仰。往来的日子久了，我渐渐发现程先生身上有不少东西是颇让我敬畏的，比如他对文学的固执，知其难为而为之，视文学为自己的安身立命根本。在客家的历史上，程氏宗族祖先程曼是当年第一批率族南下迁徙梅州的，因此如程贤章先生自己所言，他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身上流淌的是客家先祖的血水。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族群的归属感与指认心理，对“客家”，程贤章先生这七十多年始终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用时尚的话说叫做“客家情结”：作为一个作家，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他先后用十来部的长篇小说，实实在在地建筑起一个客家的文学世界；甚至到了晚年，“叶落归根”，程贤章先生对“客家”仍“耿耿于怀”，执意要以“客家”为自己的栖居之地。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客家人”，程先生还秉承着客家先祖从中原带来的那种积极进取的人世情怀。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程贤章先生曾以作家的身份参与政治，过了把七品“芝麻县官”之瘾。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使他的创作总有一种难以释怀的“现实召唤”情结。——但富于戏剧性的是，在另一面，随着人生年轮的日渐厚密，在“走向天国的一个个驿站”上，程贤章先生又常常游走于“现实”与“虚无”之间，并藉此悟通宇宙与人生，求证生命的终极意义。

程先生的人生似一座丰富的矿藏，是喜欢找“问题”的人理想的“淘金”之地。我产生与程先生对话的最初动机，即在于此。乙酉农历年春节刚过，在对有关程先生的资料进行粗粗浏览后，我便拟出了对话的草纲，并请程先生提意见。由于各方面原因，我们始终难得有“感觉”，更难得有完整的时间坐下来“神聊”。仲夏的梅州，骄阳似火，我们终于如约放下身边的杂事，连续六个晚上，从八点到十二点，在程先生乖子渡口临江的家中，我与他从其家族的兴衰说到社会的变迁；从他最初的文学道路说到广东文坛的是非今昔；从围龙屋说到百年客家研究，从他当年当土改资料员说到毛遂自荐做广东文学院院长，主编《风流人物报》，1980年代广东报告文学创作的兴盛。记得最后两天晚上，我们一边玩赏那些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听《大悲咒》，一边说到生死灵魂，说到佛，说到禅，“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人生一世，良辰美景奈何天，斜月西沉，怀着几分留恋与不情愿，终归还得沿着原来的路回去，回到你原来的家，那个未知的世界，那才是你最后的皈依。不知道程先生是否同意我说他是个“人世的虚无主义者”，因为那些天的晚上我们常常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到“活着的意义”与“死后的空无”问题，并生发出许多的困惑，而终于只好求诸万能的佛禅。程先生曾多次说过他对关乎自己人生的传记撰写并没什么兴趣，他认为活着便是最好的“传记”与“传奇”，仅此而已。但在对话之初，在潜意识里，我还是设定过另一个目标，便是藉此对他七十多年的人生与五十年的创作进行一次“传记式”的清理。只是到后来，当我们真正把话题说开后，俩人都不知不觉地越界，被一个个更具诱惑的“现实”与“虚无”问题吸引到“歧路”上去而忘乎所以了。程先生是一个大人，不拘小事，又常喝“孟婆茶”，容易健忘。想着自己也就心安理得了。

旧历年的腊月，天气转冷，往昔热闹的校园终于归于平静。记得有一晚上，在“留馀堂”旁边的书房里，我翻读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对书中的一段话，心生感动：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中居

于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对话；并且对

话不是作为一种手段，而是作为目的

本身。对话在这里不是作为行动的前

奏，它本身就是行动。它也不是揭示

和表现某人似乎现成的性格的一种手

段。不是的。在对话中，人不仅仅外

在地显露自己，而且是头一次逐渐形

成为他现在的样子。

——巴赫金接着说：

  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

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

因此，实际上对话不可能、也不应该结束。

“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对话”是先于存在的。世界在“对话”中存在，“历史”在“对话”中存在，生命的意义在“对话”中存在……“对话”无处不在，“对话”是不可能有结束的时候的。我自知与程先生六个晚上的神聊，严格地说，是够不上巴赫金所谓的“对话”品格的，但我还是很珍惜，把它视为自己与程先生忘年人生的一个纪念，因为尽管不严格，但这“对话”还是让我们走向了历史，走向了精神和灵魂，另一个被遮蔽的自我。在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日益概念化和数字化的年代，它成为我们表达自己的一种理想形式。

世界变得愈来愈小，“对话”，从心灵出发，却拓展着我们的生存空间。

感谢我年迈多病的父母，他们是我跟程贤章先生对话的另一种潜在精神资源。

书中照片基本上由《客家人》杂志社摄影记者曾万水先生协助拍摄。记得有一天中午为拍摄“留馀堂”，万水先生不顾危险，背着他近十万元的相机爬上“留馀堂”对面的学校水塔。此番情景，不要说我，即便是张资平在天之灵，也会为之感动。一百多年前，张资平出生在“留馀堂”，而这座典型的客家围龙屋显现于读者眼前，已是张资平死后近半个世纪的事情了。

本书出版前承蒙郑少斌、罗伟新两位年轻的文学新人录音整理、打印校对。程贤章先生也从头至尾仔细阅读，改正因录音失音、走音带来的纰漏。古稀老人，难能可贵，特表谢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尽管程先生一再固执地谦让本书的作者不必署上他的名字，但没有程先生“对话”原始材料的提供，没有他的启发，该书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我心中程先生始终是本书的当然作者之一。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武云博士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从书稿选题的报批、书稿内容的调整到书稿照片文字版式的设计，武云博士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每一部书稿写出来后都“身不由己”，另有它自己的命运；一部书稿能够遇上这样一丝不苟的编辑，该是它的造化。

感谢《客家人》杂志与《南方周末》。本书一些内容在两家报刊上节选发表后，曾在读者中引起一定的反响，但限于篇幅，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发表部分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合理的残缺”，此次书稿的出版，是对“残缺”的还原，也算是对读者的一个交代。

感谢学院对本书出版的关心和资助。另外，在本书出版之际，作为故乡文化象征与标志的“客家”，就在我们“对话”的失望与质疑“地带”，已日渐生长出许多的“希望”，特别是“客家研究院”的成立。我曾一度犹豫是否要“修正”我们关于“客家”的对话立场，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对话”不是“社情报告”，我想还是“立此存照”，“尊重历史”吧。

曾令存

丙戌暮春于宜娘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