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同寻常的访谈，真实的自白；

44位伟大新闻摄影师的传奇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

《生活》杂志摄影师缔造了世界新闻摄影的开端，也创造了世界新闻摄影的辉煌，为我们留下了这个时代难忘的历史剪影。

1936年，随着《生活》杂志的创刊，新闻摄影作为美国人叙述故事的一种革新方式，开始以迅猛之姿进入人们的视野。这里是那些创造图片故事和图像文体的先锋们不容置疑的声音。系列访谈从新闻摄影之父——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开始，他们的精彩故事提示了艰难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光辉胜利，这些因素创造了令人瞠目的摄影传奇，并使《生活》杂志成为美国人的家庭相册。

1936年，随着《生活》杂志的创刊，新闻摄影作为美国人叙述故事的一种革新方式，开始以迅猛之姿进入人们的视野。这里是那些创造图片故事和图像文体的先锋们不容置疑的声音。系列访谈从新闻摄影之父——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开始，他们的精彩故事提示了艰难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光辉胜利，这些因素创造了令人瞠目的摄影传奇，并使《生活》杂志成为美国人的家庭相册。“《生活》杂志对我来说意味着美国国旗，”艾森斯塔特回忆说，“我们感到了一种巨大的责任感。我们教育了世界。”

艾森斯塔特和同事们，像卡尔·迈登斯，和其他44个接受访谈的《生活》杂志摄影师事实上在实践新闻摄影，但又使之成为了一门艺术。

在长达100多个小时的录音谈话中，他们吐露了自己的抱负、焦虑以及对约翰·洛恩加德——《生活》杂志最伟大的当代专栏作家的祝贺。这些关于摄影师的冒险和不幸——从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至7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描述和刻画了新闻摄影的黄金时代。“我们所拥有的共性之一，”洛恩加德说，“就是我们都热衷于拍摄周边的世界，尤其是人，而且我们每人都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干得好。”这些伟大摄影师的照片，忠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难忘的历史剪影。

本书为你讲述哈特·普雷斯顿、迈伦·戴维斯、拉尔夫·莫尔斯、安德烈亚斯·法宁格、约翰·弗洛里亚、乔治·西尔克、爱德华·克拉克、玛莎·荷尔曼斯、德米特里·凯塞尔、马克·考夫曼等杰出摄影师的故事。

哈特·普雷斯顿(Hart Preston)：以第一个拍摄徒步穿越美国的旅行者故事而进入姓活》杂志；南美洲第一个《时代·生活》杂志办事处的开设者；少有的由摄影师转为文字记者的人之一，为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的发言人撰写发言稿，并记录欧洲执行该计划的情况，是那一时期美国与欧洲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人之一。

迈伦·戴维斯(Myron Davis)：曾在二战中两次参加登陆太平洋战区的拍摄工作，所拍作品深刻反映出战争的本质及其残酷性；曾到五角大楼为马歇尔将军拍照，将军破例与之闲聊长达30分钟；无意中拍了一幅罗伯特·卡帕在浴缸中看书的照片而为卡帕的传记提供了精彩的图片；初入《生活》杂志便成绩斐然，《生活》给他6次任务，有5个故事被刊出，这是很少有的事，他认为摄影是独特的，要抓住真实的瞬间。

拉尔夫·莫尔斯(Ralph Morse)：曾在二战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中拍摄时九死一生，是美国本土除了总统和高级军事将领外唯一知道当时战况的人。他所拍摄的二战中洛特的故事被人称为“这是我希望我能在它的题目下署名的唯一的摄影故事”；他拍摄记录了二战德军向英军投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20世纪60年代拍摄了美国首次航天登月；其代表作《日本士兵的头骨》(1942年)是有关战争的最骇人的照片之一，被许多地方刊用，其伟大在于让人们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

安德烈亚斯·法宁格(Andreas Feininger)：拍摄风格简洁、明了、自然，所拍主题多为静物、风景，充分体现其环保主义思想。他所拍的加利福尼亚信号山油田钻井塔是一幅表现丑恶的作品，但又显示出伟大和动态。他极少拍人物，却拍出了著名的摄影师丹尼斯·斯多克的照片，被《生活》杂志摄影部的许多人认为是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封面照片。

约翰·弗洛里亚(John Florea)：二战中为吉米·罗斯福司令赏识并由其亲自向罗斯福总统为他要到了战地记者的委任状，由此开始报道二战；他曾拍摄麦克阿瑟将军，照片被选为《生活》杂志的封面照片；他所拍摄的《乔·笛米勒》和《美国战俘营》让人们知道法西斯是如何对待战俘的，发人深省；后来他无意中开罪了《生活》的图片编辑而被《生活》解雇，这却给了他进入电视业的契机，由此他成为一位出名的电视编导。

乔治·西尔克(George Silk)：代表作为1945年跨越罗埃河系列的故事；中国内战期间到湖南拍摄老百姓在战争期间的苦难生活，有力控诉了战争的罪恶；后从事体育摄影，拍摄手法独特，其作品灵动有韵；作品《伐木工人》因其对光线独特的运用达到非凡的视觉效果而在“人类之家”摄影展览中被展出；他还为约翰·肯尼迪夫人拍过照，被用于《生活》杂志封面。

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194 3年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一同到加拿大魁北克，报道了魁北克会议；他所拍的纪念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悼念》独一无二，感人至深；他还拍摄了数位美国政治史上的名人：尼克松、艾森豪成尔、肯尼迪、亨利·卢斯、温特尔·威尔基等等。

玛莎·荷尔曼斯(Martha Holmes)：《生活》杂志仅有的四位女摄影师之一。喜欢穿着女式工装外套随意拍摄，腼腆的性格使之更倾向于抓拍，喜欢创造。她所拍的美国著名爵士乐歌手比利·艾克斯蒂非常精彩，其中比利与其白人女歌迷拥抱的照片对种族歧视冲击很大，有力地支持了人权运动。

德米特里·凯塞尔(Dmitri KesseI)：曾是拍摄广告、工业的自由摄影师，后加入《生活》杂志专门从事教堂建筑和艺术品摄影；曾在雅典因执著地拍摄丘吉尔而被其副官推出门外；还曾拍摄过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美国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希斯、法国野兽派代表画家马蒂斯等人。

马克·考夫曼(Mark Kauffman)：曾作为战地摄影师参加了四次最重大的美国与日本东太平洋的激战；他拍摄了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并由此设计出当时第一台单眼望远镜取景连拍相机；他还参与了“Mnorks”杂志的创刊。他认为拍摄并不一定要找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有些事就在鼻子底下，而且是好故事，所以他拍摄了家庭主妇，而且颇受好评。

哈特·普雷斯顿(以下简称普雷斯顿)：我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查尔斯·斯坦海默(Charles Steinheimer)也在那里读书，我那时对戏剧感兴趣，想当一名导演，雷克斯·哈迪那时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戏剧经理，在他的照顾下，我导演了一出音乐剧。为我写这个剧本的是沃尔多·索尔特(Waldo Salt)，他写过《午夜牛仔》的剧本，后来得了奥斯卡奖。还有一个帮助我写剧本的是比尔·罗杰斯(Bill Rogers)，他是一个幽默大师的儿子。

约翰·洛恩加德(以下简称约翰)：你那时对戏剧和电影感兴趣，为什么到头来却做了摄影师?

普雷斯顿：1936年《生活》杂志出现了，这是件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事。在旧金山时，我与斯坦海默是室友。另外还有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同学，杰克·艾伦(Jack Allen)，他在《时代·生活》杂志办事处，我们去找他，给他看一些我们拍的照片，他给过我们一两次任务。到1938年我与《生活》杂志签了合同，开始为他们工作。

我们把美国照片化了，把照片提供给公众。我们在每星期六定版，到了星期四，全国各地的报架上就摆上了新一期的杂志，在那个时候，也许你可以说!，我们就是沃尔特·克朗凯特(Waher Cronkites，美国20世纪90年代著名电视记者、新闻节目主持人。译注)。

当我与《生活》杂志签合同为他们工作时，我还从没有去过纽约，我也想不出什么借口去一次。卡尔·迈登斯拍了一个关于联合航空公司的故事，飞越了全美国；彼得·斯塔克波尔拍了一个铁路“超级领袖”号火车的故事，从芝加哥到洛杉矶走了一趟；还有一个人拍了一个长途汽车旅行的故事，所以我向《生活》杂志建议拍一个徒步旅行者的故事，他们说可以。我找到一名大学生，他打算去本宁顿，我就让他上路了，我跟随他穿越了美国。这个故事在《生活》杂志上刊用了7个页面。

当我到纽约去找图片编辑威尔逊·希克斯时，他说把胶片送到我们的暗房去加工，暗房设在第48街，在一个饭店楼上。在那里，我见到了德米特里·凯塞尔(Dmitri Kessel)和鲍勃·卡帕，还有一个什么人，我记不起来了，但那里的志同道合的气氛真好。暗房在四楼，酒吧在一楼，一切都齐全了。

他们把我拍的胶卷冲了出来，我选出要放大的片子，当然对最后编排来说我并没有参与什么。《生活》杂志一般派出摄影师们拍五个故事，只会采用其中的一个，所以你的照片能挤进某一期刊物的激烈竞争是十分不容易的。

约翰：你认为你拍过的这些故事怎么样?

普雷斯顿：最近我翻看了剪贴簿中我拍的所有的故事，从摄影的角度看，我发现只有少数几个是令我感到自豪的。你也许会说，我只是一名报道者、一名摄影师。从摄影美学的角度，我真的讲不出它们会有多少激动人心的东西。它们只是一些故事，它们有开场，有中心，有结尾，就像是用文字写的新闻报道一样，我只是用照片来报道而已。

在那个时候，《生活》杂志常常会说：“一幅照片值一千个字。”这可不一定。那儿的一位文字记者也许会说：“一个字值一千幅照片。”《生活》杂志的管理机构一直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摄影师，但实际上，我想他们只不过把我们看成是一些有手艺但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这也是我从摄影师转向文字记者的理由之一。P21-22

一

中国摄影出版社以前曾出版了一本十分好看的书，叫《世界的眼睛——马格南图片社与马格南摄影师》，那是描述世界顶级图片社以及顶级新闻摄影师的开山之作。现在，它的姊妹篇《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访谈录》(共四册)中国摄影出版社即将付梓，此书无疑在纪实摄影上和前者难分伯仲。

其实，这两本巨著中的摄影人物本身有很多重叠，如罗伯特，卡帕既创建了马格南图片社，最终又死在《生活》杂志手里。两本好书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同一伟大事物的不同方面。伟大的事物往往诞生于伟大的运动，伟大贯穿于事物的各个方面，伟大来源于无数细小的认真准备之中。

传教士之子亨利，鲁宾逊，卢斯出生在中国台州，曾受五四运动影响。1936年，卢斯回到美国，着手创办一本靠照片讲故事的“新书”——《生活》杂志。这本“新书”从一开始就概括了中国人“一图胜千言”的诗词意境，推翻了以往照片仅是文章插图的传统习俗，摒弃了照片的画意表现和简单记录，首次把照片提升成独立、连贯的“摄影故事”。

卢斯发明的“摄影故事”和以往成组的风光照片截然不同，不再是简单元素的堆砌展示，而是通过“人”讲述一个主题——它不但包含巨大信息量，而且充满人性，十分有趣。创造“摄影故事”的生产工具不再是派克钢笔或雷明顿打字机的键盘，而是“有思想指导的相机”。

二

1990年初，为了追忆《生活》杂志的辉煌历史，著名记者、作家约翰·洛恩加德几乎找到所有健在的《生活》杂志摄影师，对他们逐一进行1—3个小时的电视采访，然后根据录音整理出80万字，再精心压缩到20万字。这就是眼前这套《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访谈录》。这是《生活》杂志摄影师首次面对摄像机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的照片破天荒地被用来辅助他们的文字。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访谈录》把我们带进一个不可恢复的浪漫时代，往事如烟，有趣而引人入胜。那时候的许多男女，年轻时就热爱摄影，好奇心伴随他们的年龄成长。他们有极强的想象力，他们把自己特有的洞察力带入自己的作品，以知识的方式讲故事。他们自己经常被《生活》杂志扔进熊熊烈火，要么烧死，要么百炼成钢。

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就连举世公认最严谨的摄影师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也有完不成任务的时候，当他受命《生活》杂志拍摄保加利亚王子和意大利公主的婚礼时，由于邂逅墨索里尼而忘了工作。更何况极其聪明而又反复无常，贪杯、好色、嗜赌、聪明可爱、习惯冒险的罗伯特·卡帕?而在这方面做得最出格的要数尤金，史密斯，他完全无法与编辑合作，无法与美编合作，也无法与主编或最高头头共事。可尤金·史密斯具备摄影师必备的所有特性，他和他的照片充满激情，具有纯粹绘画的艺术性，传递出一种强烈的情感和戏剧效果。

在每一位《生活》杂志摄影师嘴里，摄影的本质各个不同。法宁格说，“我并不认为必须把摄影看成一门艺术”；乔治·西尔克认为，“摄影只不过是挣钱过日子”；德米特里，凯塞尔说，“摄影只是一种运气”：柯耐尔·卡帕却认为“摄影可以成为革命者、受压迫者和社会底层人士甚至那些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们的呼声”。

三

半个多世纪前，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骄傲地宣布：“从奥斯陆到马德里，《柏林人画报》的发行量已经超过300万份。”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亨利·卢斯对戈培尔博士的宣布一笑了之：“德文作为一种地方语言，突破300万已经不容易了，而我们《生活》杂志在美国本土已经轻易突破1200万份。”在1936年到1941年那段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刚刚诞生的《生活》杂志妙不可言地把整个世界带进了人们的客厅。  与《柏林人画报》摆布出的辉煌不同，《生活》杂志刊登的照片都是自然发生的，既有娱乐性，又有资料和信息价值。《生活》杂志没人告诉摄影师应该拍什么，应该怎么拍，《生活》的一切体现了美国式的随意。直到电视出现前，《生活》杂志一直弥补着广大读者对视觉图像的迫切欲望。

随着电视走进家庭，就连顶级的《生活》杂志摄影师也不得不改弦更张。迈伦·戴维斯曾被派驻麦克阿瑟司令部，在太平洋战场使过卡宾枪，参加过萨勒诺和安齐奥登陆。电视普及后，他主动找到《广告年代报》当初级记者，日积月累之后成了报社的主编。而其他各位摄影师也伴随着《生活》杂志的停刊而激流勇退。

尽管曾经辉煌的《生活》杂志早已烟消云散，但它开辟的生活方式正在普及，自由自在地生活业已成为大多数人的追求。撒哈拉的沙子静卧依旧，潮白河的沙子被建筑成国贸大厦，日本的沙子烧出佳能、尼康，德国的沙子造出了徕卡、蔡司，而唯有生来自由的加利福尼亚的沙子，烧出了奔腾的芯。

“翻阅《生活》杂志，能够看见全世界，见证重大的历史事件……”

——摘自美国《生活》杂志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