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的事实“深深扎根在一些个体生命的记忆中，却基本被社会整体所遗忘”，本书是对侵华日军在内蒙古制造鼠疫灾难的幸存受害者的调查，将掀开这块被国人逐渐淡漠了伤疤。在这里我们将遭遇中国内蒙古在侵华日军细菌战制造的鼠疫大流行中最为黑暗的岁月，从这个局部透视日军细菌战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警醒我们历史不是拿来遗忘的！

侵华日军对中国军民的细菌战几乎遍布各地，细菌武器也种类繁多。此书是对侵华日军在内蒙古制造鼠疫灾难的幸存受害者的调查。作者尽量采访当事人、受害者亲属，引用相关史料，对1945年投降前日军731所属机构在内蒙古王爷庙投放鼠疫，造成该地当年包括军民3000余人、苏联红军近200人及少数未及撤退的日本人在内的大规模死亡惨剧，并造成以后连续3年的鼠疫大爆发，致使该城十分之一居民死亡之事实，进行调查实证，将这一鲜为人知的骇人罪行公布于世。

日本侵略者在实施细菌战之时，为掩盖罪行，往往严防任何制造和实施细菌武器的秘密外泄，在他们认为有必要时，会毁掉细菌部队的全部设施、材料和文件，甚至意图否认像7引、100这些部队本身的存在，这为从加害者即日本方面获取证据增加了困难，加之年代久远，就连受害地区、受害者的后代们对此一事实也是知之甚少。正如作者所言，细菌战的事实“深深扎根在一些个体生命的记忆中，却基本被社会整体所遗忘”。正由于此，这样的调查取证才尤为必要。

引  言 魔鬼的战车  1

第一章 明媚阳光下的黑色回忆    1

第二章 鼠疫防线  6

第三章 一位731老兵的回忆  23

第四章 王爷庙鼠疫大流行  35

第五章 幸存者的证词一47

第六章 悲情凤凰山   53

第七章 我要向日本人讨个公道  60

第八章 幸存者的证词二   67

第九章 罪责的事实  75

第十章 魔鬼肆虐的庙宇  81

第十一章 受害的不仅是中国人89

第十二章 恶劣环境下的防疫  98

第十三章 1947年的幸存者  111

第十四章 鼠疫遗祸  115

第十五章 如此防疫  123

第十六章 在被污染的土地上重整山河  134

第十七章 鲜为人知的侵华日军内蒙古西部细菌战  150

第十八章 尘封不住的历史  165

第十九章 永远不能忘记  176

第二十章 幸存者的证词三  187

第二十一章 国民政府的防疫  200

附录一  229

附录二  238

参考文献  298

提供资料和协作人员名单  300

采访中方受害者及其遗属和知情人员名单  301

1999年冬季是个多雪的季节。20世纪末的雪一直降落到21世纪。还在纷扬着，给大地美丑不分地披上了银装。眼中的世界变得洁白而干净。雪后的日子，空气像被洗过一样，没有杂质。我在内蒙古军区原顾问王海山家的客厅里，背靠落地窗而坐，阳光透过玻璃像披肩一样柔软而又温暖地盖在我身上。这是我第二次听王老先生讲过去的故事。我准备写一部有关日军投降前蒙古族军人起义的书，他是我选定的原型。那年，老人家82岁，戴助听器才能听到我的问话，但他对往事的记忆仍然那么完整、深刻，不能不令我敬佩。他曾在伪兴安陆军学校任第12期生连长。苏联红军对日本宣战出兵东北后，他和几位青年军官带领该校的学生举行了著名的“八一一”起义。我们渐渐谈到起义以后的事情。他说，1945年8月21日，我们起义10天后，王爷庙就发生了鼠疫。但那时我们还没有回来。我的学生们在洮南和苏军的工兵一起修被日军炸毁的铁路，我被苏军大部队带走当向导了。

“鼠疫?这不是一号传染病吗?”我看过“十日谈”，对欧洲鼠疫大流行略有了解。我又问，鼠疫是要死好多人的吧?

王老先生用拐杖撑着身子站起来。他面对着我说：“我知道这是日本人搞的，他们临撤退时把鼠疫菌和带菌的老鼠投放进人群，把巨大的灾难留给我们。正是因为发生了鼠疫，苏军城防司令部才同意以我们这些起义军人为主成立了民警大队，配合苏联红军搞防疫宣传，封锁交通，隔离疫区。

“鼠疫闹的最厉害的时候，老百姓成堆地死呀，街里走的车几乎都是拉尸体的。就我知道的，苏联红军驻王爷庙城防部队死了近200人，王爷庙当年就死了3000多人。以后，鼠疫连续3年在王爷庙爆发。使这座城中l／10以上的居民死于瘟疫。”

我对王老的采访持续了十几天，其中，我多次有意把话题转到鼠疫上，想更详细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可老人家好像更愿意多谈一些战斗经历。当时，我想以后抽时间再专门向老人家了解这件事吧。令我没想到和至今后悔的是，王海山老人于2002年去世，他带走了深入了解有关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一些线索。

当我开始进行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调查后，心便落入漫长的噩梦中了，无论是采访受害者家属，还是查阅档案资料，所闻所见的是“疫发天无色，村村断炊烟”的悲惨回忆。一次次调查和采访让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梦见自己正生活在细菌战的恐怖中，我想去抢救别人，可我又不能自救……这样的噩梦，或许让我多少间接体验到一点罹难者的处境。因此．我在采访中无论时间多么紧张，也从不在晚上约见受访者，我不忍心在天黑之后，让他们回忆起那比天色更加黑暗的时期，然后，一连数日被噩梦缠绕。

可是，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我在进行调查时深深感到，侵华日军细菌战，这个事实虽然至今仍深深扎根在一些个体生命的记忆中．却基本被社会整体所遗忘。我在采访中发现，不了解中国这段战争历史的不仅是我自己，就连曾经受到细菌武器袭击的地区．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也很少知道，即使知道的人，多数也认为那是“前辈子”的事，早就过去了。似乎那些就在自己住着的村庄或城市中，摇曳着青草的巨大“鼠疫坟”与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没有丝毫关联。

写作本书之前，我又到乌兰浩特市采访。在这里，我遇到科右前旗农业银行的退休干部白宝春先生，1945年，他家有11口人死于日军溃退时撒布细菌战剂引起的鼠疫大流行。他告诉我，自己正在与细菌战受害者联系，成立“幸存者协会”，准备向日本政府提出细菌战伤害的民间索赔。可有些部门的人说，“我们这个地区本来就贫穷，不要影响日本人的投资。”……P1-3

1928年4月，笃信佛教的日本军医石井四郎，突然神秘地离开本土，去浪迹天涯。他先后游历了新加坡、锡兰、埃及、希腊、土耳其、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苏联、拉脱维亚、东普鲁士、美国、加拿大、夏威夷等25个国家。经过两年时间，他在欧洲大陆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兴奋点，一块曾经被“黑死病” (鼠疫)横扫过的土地。他高诵着“南无妙想莲花经”，通过对欧洲鼠疫的考察，聪明过人的石井四郎，找到了他的成“佛”之路：如果把致命的流行病用于战争，众生将会在他的掌控中像草芥一样死亡，历史将由他掌握的虫兵鼠将重写。  这里的例证是，公元542年，罗马帝国贾斯廷纳皇帝起兵计划征服旧罗马帝国的所有地区。它已经占领了北非的大部，西西里和部分的西班牙。就在这时，一场鼠疫大流行冲破埃及南部塞得港口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几乎殃及当时所有著名国家。疫情最严重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巅峰时期，每天有一万人死去；当危机消退，城中40％的居民已经死亡。“黑死病”粉碎了贾斯廷纳已经接近实现的野心，古罗马帝国从此衰败。

公元14世纪。鼠疫再次在欧洲大陆爆发，使欧洲四分之一人口像遇到杀虫剂的昆虫一样死去。意大利和英国的疫死者达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

1894年。鼠疫突然爆发，30年间总共涉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

“没有天庭的闪电，或是地狱的烈火，没有战争或者任何可见的杀戮。但人们在迅速地死亡。”这是与薄伽丘同时代的意大利著名诗人彼特拉克对黑死病的描述。-人一旦患上鼠疫并不是静悄悄地死去，而是经历了非常的痛苦之后死于极度高烧或内脏出血之中。深受黑死之灾的欧洲人把鼠疫当成“天刑”，就连正在进行细菌武器研制的德国法西斯，也把鼠疫排除在外。可是，石井四郎却从欧洲的悲剧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鼠疫菌才是最有威力的细菌武器。

这一次出国游历，正是石井四郎为日本陆军省搜集细菌战有关资料的一次间谍旅行。他为了在德国学习细菌武器的研制方法，不惜花掉家中大半财产去支付学习和研究费用，以实现他成为细菌狂人的野心。

那么日军是什么时候开始细菌武器研究的呢?关于这个问题，“731”细菌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战败后接受美国审训人员审问时交代，他已经为研制细菌武器工作了20年。他还将自己在研制细菌武器时，以3000人(其中有中国人、蒙古人、朝鲜人、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活杀做人体实验观察的记录和在中国战场、后方实施细菌战，屠杀中国军民，破坏农牧业生产的经验写成《20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研究总结》等四篇文章作为技术情报交给了美国。

文献记录中记载，早在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首相召开东方会议，筹划侵华战争时，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缺乏五金矿产资源和兵力不足的问题，难以承担这一战争。当时身为军医大尉的石井四郎提出：“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和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必须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的第一特点是威力大。钢铁制造的炮弹只能杀伤其周围一定数量的人。细菌战剂具有传染性，可以从人再传染给人，从农村传播到城市，其杀伤力不仅远比炮弹为广，死亡率非常高。第二个特点是使用少量经费即可制成，这对钢铁较少的日本来说尤为适合。”正如后来有人将生物武器形象地形容为“穷国的原子弹”，“富国的省钱武器”一样，1964．年武器研究者计算过每平方公里内导致50％死亡率的成本分别为：传统武器2000美元，核武器800美元。化学武器600美元，生物武器只需l美元。石井四郎的计谋当然受到时任陆军部军务局课长永田铁山大校、日军参谋本部战略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大校的支持。据说，石井四郎正是受以上两人的派遣，到欧、亚、非、美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细菌武器考察的。  1930年石井四郎回国后，即在东京若松田丁陆军军医学校内成立了细菌战研究室，由他本人担任室长，开始了细菌武器的研究。

1933年，石井四郎为了在进一步扩大研制规模的同时，又保护日本本土和人民不受致病菌的污染和危害，把细菌战部队迁入中国东北，在离哈尔滨70公里的五常县‘背荫河地区建立细菌工厂、实验室及人体实验的靶场和监狱等。在背荫河时期的5年中(1933年一1937年)，石井四郎领导的731细菌部队做了大量人体实验，验证了细菌武器的有效性，研制了鼠疫、炭疽、斑疹伤寒、霍乱、赤痢等大量细菌战剂装备部队，并参与了1937年“七七”事变时对华进行的全面战争和1939年的诺门罕战争。

1938年，73l部队的本部移驻哈尔滨南部平房镇，至1940年这里已经建成全世界最大规模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细菌战基地。第二年的6月。石井四郎在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上，向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了731部队已经研究好了以染有鼠疫菌的跳蚤为细菌武器的方法．并说这方面所达到的成绩，可以大规模地用于实战目的。

关于鼠疫菌的感染力，诺巴特·H．费尔在1947g-6月20日向美国提交的有关731部队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已查明，MID50通过皮下注射时为10.6毫克，通过口腔感染时为0．1毫克。在10@钟内吸入每CC含有5毫克鼠疫菌的空气时80％受到感染。”该报告还记载：“直接感染的潜伏期通常为3-5天，从开始发烧起3—7日内死亡。被人为地感染鼠疫，产生腺瘤而死亡者，多数在死亡前3天发生肺炎，显示出强烈的感染力。”

美国9．11事件后，人们普遍关心的炭疽菌的致病性，美国细菌战调查人员埃德温．V．希尔在日本战败后就炭疽问题讯问了原731部队的大田澄，他以表格形式说明了对活体进行实验的结果。根据该表，向耳朵注射和在皮肤上涂抹均未感染，皮下注射0.1毫克时则3人全部感染，逐渐增至5毫克时3人中有1人死亡。经口腔将200毫克投给30人时，30人全部感染死亡。利用吸入法，给1人投入50毫克该人感染死亡。②

1993年，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OTA)对生物武器(炭疽战剂)和核武器的直接比较，得出极为惊人的结果。OTA在一座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000—10000人的城市进行了比较研究，计算出一枚当量为2．5千吨的核导弹能造成圆形7．8平方公里的破坏，2．3万一8万人死亡。在乌云密布中等风速的白天或夜晚，一枚携带30公斤炭疽孢子的同样的导弹将在10平方公里雪茄形区域造成3万一10万人死亡。

OTA此后又选择了一座特殊城市——美国首都华盛顿，比较了在三种不同天气条件下的攻击效果。每种情况下都由飞机沿顺风方向在100公里距离内释放100公斤炭疽孢子。在最恶劣的条件下或阳光明媚微风习习(两者都会降低药剂的效力)时，将感染46平方公里，杀死13万一46万人。在乌云密布风力中等的天气，将感染140平方公里，杀死42一140万人。而在理想的条件下——宁静清澄之夜，炭疽孢子将覆盖300平方公里，杀死100万一300万人。①

日军细菌部队在侵华战争期间的细菌战剂制造能力到底能对人类造成多大的危害呢?据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受审的供词．731部队第四部的细菌制造能力，一个月内可生产鼠疫菌300公斤、伤寒菌800至900公斤、炭疽菌500至700公斤、霍乱茵1吨。川岛清以上所供，只是设在哈尔滨平房地区731部队本部的细菌制造量。它在中国华北(北平)、华中(南京)、华南(广州)还设有三大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这三大部队又各设10多支分队，共计有数十个细菌工厂。

对于日军所有细菌部队的细菌生产能力。至今尚未见到完全的统计。但从原日军细菌部队成员的口供仅有的个别文献和资料中(如东北162林口支队)可以知道，如果接到731部队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命令时。利用已经保存的原料。仅在一个星期即可生产324公斤的纯细菌。①  华中(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部队长佐藤俊二被俘后在伯力受审讯时说：该部队“并不只是进行防疫给水的，而且还研究大量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训练部。每年培养300名细菌学干部，以供细菌战的需要。部队内设有供大批培养细菌的设备，每一生产周期(3—5天)能生产10公斤浓缩活细菌浆。也进行大量繁殖带鼠疫菌的跳蚤，曾用100个煤油桶繁殖跳蚤”。②

华北(北平)北支甲第1855部队第二课(细菌生产课)长田有吉在笔供中交代：“1943年7月。我出差到北平天坛华北防疫给水部，我和几名同事一起进入了霍乱菌培养室。室内有一个高2米、长1．5米、宽80厘米的大灭菌器，其中装着5个高30厘米、长50厘米、宽30厘米的铝质霍乱培养器。这时，正在细菌室值班的某军医中尉指着培养器向我们解释说：‘这里培养着难以计数的霍乱菌，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

据《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记载，南支那防疫给水部(华南(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报告道：“甲，饼(即老鼠)，每月一万只，月产10公斤，7—8月发生率不良。乙，从2月初补充供应，迄今补充2万只。”从中可知，饲养1万只老鼠。可生产出10公斤鼠疫跳蚤。如按此计算，1945年石井四郎要求731部队增产到300万只老鼠，它将生产出鼠疫跳蚤3000万公斤。试想这些细菌战剂如果被投放到人群，人类将会被人为的瘟疫所毁灭。

作者曾读过有关日军731部队为研究细菌武器用活人做实验的文章，还看过《黑太阳七三一》的记录片，却没有想到侵华曰军竟利用这种惨无人道的实验成果。在中国实施细菌战长达12年之久，杀害的中国军民难以计数。

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遍布中国的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20个省、自治区，计有63座城镇。仅根据中央档案资料统计，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致死中国无辜民众就达27万多人，这不包括中国军队死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人员。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大量往来文电证明，各地上百起关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报告、电报、通报，我国军人死于细菌战人数众多，难以准确统计。

研究细菌战的一些日本学者则认为，中国学者统计的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致死中国民众27万多人的数字。是相当保守的，实际远不止此。它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937年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人数。①

美国学者丹尼尔·巴伦布莱特(Daniel Barenblatt)在新近出版的《人性的瘟疫：轴心国日本的细菌战和秘密计划的种族屠杀》(Aplague Upon Humaity：The See：ret Genoeiae 0f Axis Japan’sGevnl Wavfaye()perationl一书中，引述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的一般结论是，日军在实验室和细菌战中至少杀死了53万中国军民和少数外国俘虏。巴伦布莱特说，他认为这个数字，以及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意图，已经符合联合国对“种族灭绝”的定义，即“对特定种族的平民进行大规模的杀害”。

美籍华人尹集钧于2001年在旧金山北极光出版公司出版的《细菌战大屠杀》一书中，根据自己的研究断定，参加细菌战的部队实际上包括全部日本陆军。其根据为，1944年日本陆军70个作战师团配备有细菌作战部队；活体解剖1944年已经扩展到日本派遣军全军。如果把1940年一1945年间日军进行的细菌攻击点连接起来绘制成图，可以使人看到日军已经把细菌攻击作为重要的战略在应用。关于二战期间日军使用细菌战的范围，作者的研究指出．其攻击次数高达161次，攻击县市190个。尹集钧认定，在161次攻击中，1942年昆明一保山攻击就造成了2l万人死亡；1943年，鲁西攻击死亡也有20万人。他的结论是，死于日军细菌战的人数为74．8万人，且“此74．8万人死亡的数字，是不完全统计，日军细菌战攻击点中许多没有进行死亡调查的报告”，按照他的计算“日军细菌战造成的死亡数字将超过200万”。

值得注意的是，日军从中国撤退时由于实施细菌谋略和受细菌工厂的污染，使中国的诸多地区于当年秋冬季爆发鼠疫大流行，并导致受鼠疫武器袭击的地区形成鼠疫疫源地，在战后数十年中仍连续爆发人间鼠疫流行，陆续夺去无数人民的生命，使当地人民生活在细菌战遗祸的“黑死”恐怖之中．也给中国政府带来极为沉重的防疫重负。

细菌战剂是人类的大敌，却是战争狂人和恐怖分子最青睐的武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仍有16个国家拥有细菌武器，仅伊拉克一个国家的细菌武器拥有量在理论上可以杀死150亿人。中国是细菌战的受害国，我们有责任把自己受过的苦难告白天下，让人们了解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使用细菌武器人为地制造瘟疫屠杀生命，都是对人类，对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的犯罪．都应该受到惩罚。

在本书中，我们将遭遇中国内蒙古在侵华日军细菌战制造的鼠疫大流行中最为黑暗的岁月，从这个局部透视日军细菌战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以使我们提高对细菌(生物)犯罪的认识，警惕对人类的生存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