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随笔形式，引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该书以大众读者为对象，讲述21位名家与大师，分别缕述过去百余年间活跃于思想、文化与学术领域的21位名家与大师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趣味及人格魅力。最后一个“王者师”　当年游侠人很想找个理由，说明写作的缘起。诞生一百四十周年?太早了；逝世七十周年?也太早了。戊戌变法乃康有为（1858—1927）一生事业的顶峰，是作文章的好时机，可惜百年祭不能提前。公车上书倒是发生在1895年，此乃康氏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象征……让诸多有趣味有神采的文人学者，走出专业的小圈子，以便大众欣赏与崇尚。

集中所收各文，多少总有点专业上的发现，与作家所写人物传记不同；但拟想读者依旧是大众。也正因此，所记所论，偏于人物的精神、气质、趣味，而不是其政治或学术上的功业。让诸多有趣味有神采的文人学者，走出专业的小圈子，以便大众欣赏与崇尚，这是本书的小小野心。至于将“当年游侠人”的范围，从晚清的康有为、章太炎，一直推衍到几年前刚去世的金克木、程千帆等，那是因为，我坚信，那些我曾有幸“从游”的师长们，也都值得后人鉴赏与品味。

三联版自序

台湾二鱼版自序

上辑

工诗未必非高僧

——关于寄禅

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最后一个“王者师”

——关于康有为

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

——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

有思想的学问家

——关于章太炎

激烈的好处与坏处

——也谈刘师培的失节

“当年游侠人”

——关于黄侃

中辑

“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

——蔡元培与老北大

附录一“教育迷”的追慕

——为蔡元培校长逝世六十周年而作

作为著述家的许寿裳

学者的幽怀与著述的体例

——读《陈寅恪集·书信集》

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特殊途径

——胡适与大众传媒

附录二建设者的姿态

——读北大版《胡适文集》有感

宗教意味与童话氛围

——关于许地山

两脚踏东西文化

——关于林语堂

舆论家的态度与修养

——作为北大学生的成舍我

下辑

花开花落浑闲事

——怀念黄海章先生

“《读书》时代”的精灵

——怀念金克木先生

灯下窗前常自足

——怀念唐弢先生

书札中的性情与学问

——怀念季镇淮先生

古典学者的当代意识

——追忆程千帆先生

念王瑶先生

附录三即将消逝的风景

此声真合静中听

——怀念陈则光先生

尽管宋人严羽以禅喻诗名扬天下，后世文人也多有承袭其“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诗辨》）之说者，可实际上诗、禅仍然无法合一。最主要的一点是，诗除了“悟”外，还强调“情”，而释家则以“无我”为立说的根基。佛学深不可测，各家解说千差万别，可在通过论证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来显示涅槃寂静的理想这一点上，却是大同小异。这种涅槃寂静的理想境界，可以成为学道的诗人和学诗的僧人永恒的歌咏对象，可这很难成为诗歌的“主流”——诗人毕竟更多执著于红尘万丈的世俗人生。还有一点，这种空寂的境界，经过千百年来无数诗人的咀嚼，说实在已很难再有多少新意了。“红泥肥紫芋，白石瘦青山。流水落花去，夕阳飞鸟还”（《山中漫兴》）;“松翠近可掬，泉声咽更闻。水清鱼嚼月，山静鸟眠云”（《访育王心长老作》）——这些诗不能说不精致，也确实颇具禅味，只是不待寄禅吟咏，中晚唐诗人集中不乏此类佳句。

僧诗要出新意，必须拓展表现领域，不能像宋代九诗僧那样只在山水风云、竹石花草中打滚（见欧阳修《六一诗话》）。可这很难，弄不好触犯戒律。寄禅说得对,“我学佛者非真无情人也”（《〈寄范清笙舍人、杨云门明经一首〉序》）。问题是如何把学佛者之“真情”转化为激动人心的“诗情”。乡情、师情、友情，固然是寄禅的主要吟唱对象，山水情在诗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且更多佳作。学道之人，山水花鸟不只是娱悦观赏的对象，简直是不可或缺的“道友”:“平生好山水，遇胜辄流连”（《九月初六日由沩山越茶洞……》）;“休笑枯禅太枯寂，无情花鸟亦相亲”（《天童坐雨呈鞠友司马》）。这就难怪其笔下的山水花鸟别有一番情趣，不少佳句为时人所传诵。如“天痕青作笠，云气白为衣”（《太湖舟中遣兴》）;“意中微有雪，花外欲无春”（《梅痴子乞陈师曾为白梅写影，属赞三首》）等。

可倘若寄禅只是吟咏山水花鸟，在近代诗坛中不可能占一席地位；其关于家国之情兴亡之感的咏叹，无疑更耐人寻味。“我虽学佛未忘世”（《余别吴雁舟太守十三年矣……》），此乃近代僧人的一个突出点，乌目山僧、曼殊上人、弘一法师，无不如此。大概战乱或换代之际，僧人生死、兴亡的感慨，更容易与俗人家国之情相沟通。在俗人是多一点“忧生之感”，在僧人则是多一点“忧世之情”。寄禅早期诗篇颇有不屑关心世俗人生，一味修道学禅之意，一直到1896年仍有“蜗争蛮触任纷纷，时事于今渐懒闻”（《吾生》）这样的诗句。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其诗中渐多人间烟火味,“我亦哀时客，诗成有哭声”（《感怀》），以“感事”为题的诗篇也明显增多。而且诗中一再表白:“我不愿成佛，亦不乐生天”；而唯一的希望是能够“普雨粟与棉”并“澄清浊水源”（《古诗八首》）。自然，这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世界并不因高僧发大愿心而有所改变，于是只有“自怜忧国泪，空洒道人襟”（《重阳前三日登扫叶楼有感》）；或者如诗人绝笔诗所表达的:“苦无济困资，徒有泪纵横。”（《壬子九月二十七日，客京都法源寺，晨起闻鸦有感》）即便如此，诗人忧国忧民之心还是相当感人。1910年，寄禅于天童寺前青龙冈为己营造冷香塔，本已“一息虽存，万缘已寂”，可忽阅邸报，惊悉日俄协约、日韩合并,“内忧法衰，外伤国弱，人天交泣，百感中来”（《〈感事二十一截句附题冷香塔〉序》），作二十一首七绝。录二首以见一斑：

修罗障日昼重昏，谁补河山破碎痕?

独上高楼一回首，忍将泪眼看中原!

茫茫沧海正横流，衔石难填精卫愁。

谁谓孤云意无着?国仇未报老僧羞!

作为一代高僧，此等诗句自可见其大慈悲心，也不难想象其传诵一时。可由此而颂扬为“爱国主义”、“同情革命”，则又未免离题太远。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杀，寄禅赋感:“皖江一夕中峰摧”（《金陵闻安徽恩中丞被刺赋感》）；慈禧太后病死，寄禅志哀:“北望河山涕自横”（《戊申十月二十四日……》）；至于革命党人武昌举义，寄禅也大发感慨:“可怜黄鹤楼前望，尽化红羊劫后灰”（《遥闻四首》）。其实，作为僧人，没必要要求其介入直接的政治斗争。说他忠于清室不对，说他同情革命也不对，他只是有感国弱法衰。作为佛子，法之盛衰当然是第一位的，而法运、国运又往往联系在一起，故由忧法而忧国，这才谈得上“内忧法衰，外伤国弱”。寄禅之所以哀悼慈禧太后，诗人有注:“戊戌变法有请毁寺汰僧者，圣慈不许，其议始寝。”而寄禅之所以对革命党人一开始没有好感，乃是惧怕“只缘充学费，遂议割僧田”（《感事》）。实际上辛亥革命后各地确有毁寺办学之举，寄禅之赴南京谒见临时总统孙中山，以及到北京会见内务部礼俗司长，都是希望政府能禁止侵夺寺产。此等护法大事，在僧人看来自然是远远高于朝代的变更，因此，与其从政治斗争不如从宗教感情角度来理解寄禅的学佛而未忘世。P005-007

两年多前，台湾二鱼文化为我出了一册月旦人物的小书，题目就叫《当年游侠人》。集中各文水准不一，好在写作时多有感而发，还算有点趣味与幽怀。

书刚刊行，三联书店编辑郑勇便闻风而动，跑来劝说我出简体字版。如此雅意，自是让人感动，可我一直很犹豫。原因是，书中各文，多曾收入我在大陆所刊各散文随笔集中。

直到有一天，郑勇以“漫说文化”丛书受欢迎为例，说明“专题性”对于读者的意义，我才同意他的建议：停刊此前所出各随笔集(除《学者的人间情怀》外)，逐渐杂糅新旧，按专题成书。相对来说，谈论现代中国文人与学者的《当年游侠人》最为完整，只需稍做整理，便可问世。而且，以此开篇，也好表达对于先贤的向往与凭吊。

三联版比起二鱼版来，有很大的出人。第一、二辑删去了关于苏曼殊、梁启超、傅斯年三文，因其已在准备重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或刚出版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中；另外补上谈辜鸿铭和许寿裳两篇。至于第三辑七文，则全是新增加的。前两辑分别描摹晚清、五四两代学人，第三辑则是追忆那些引领我走上学术道路的师长。各文排列顺序，依据的是传主的生年。

我格外欣赏的晚清以降人物，还有周氏兄弟等，但那些文章或偏于专业，或过于琐碎，不便入集；追忆师长文章，还可举出《满枕蝉声破梦来——怀念吴组缃先生》，因其已藏身《学者的人间情怀》，只好割爱。倒是关于苏曼殊、蔡元培二文的取舍，需要略加解释。在《晚清的魅力》一文中，我说了这么一段话：

说来你也许不相信，将我诱入晚清的，竟是三位诗僧。先是“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苏曼殊，接着是“我虽学佛未忘世”的八指头陀，最后是“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弘一法师。好几次提笔，想细说与我“结缘”的三法师，最后都变成“此时无声胜有声”。三诗僧之让我入迷，首先是其人，而后才是其诗。这种阅读趣味，虽然与专业要求相去甚远，却是我切入晚清的最佳角度。直到今天，晚清文人心态，仍是我关注的重点。

十年过去了，欣赏趣味未变，而“细说”的许诺仍然落空。台版《当年游侠人》中《行云流水一孤僧——关于苏曼殊》一文，实即是《学者的人间情怀》中的《苏曼殊小说全编序》。苏君特立独行，魅力四射，谈论晚清，缺了他确实有点可惜；但自破体例，殊为不值。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谈论蔡元培的小文，虽已入《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却依旧保留下来了，还加了个“附录”，显示自家“别有幽怀”。这么做，除了格外看重“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更因为区分专业著述与学术随笔的不同读者。

集中所收各文，多少总有点专业上的发现，与作家所写人物传记不同；但拟想读者依旧是大众。也正因此，所记所论，偏于人物的精神、气质、趣味，而不是其政治或学术上的功业。让诸多有趣味有神采的文人学者，走出专业的小圈子，以便大众欣赏与崇尚，这是本书的小小野心。至于文章长短不一，论述角度多有变化，那是事先没有统一规划造成的。当然，对于随笔这种文体来说，随意书写，不拘一格，也自有其好处。

至于将“当年游侠人”的范围，从晚清的康有为、章太炎，一直推衍到几年前刚去世的金克木、程千帆等，那是因为，我坚信，那些我曾有幸“从游”的师长们，也都值得后人鉴赏与品味。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撰有《即将消逝的风景》一文，谈到：“江山代有才人出，单就‘授业’而言，所谓‘青黄不接’，大概属于危言耸听。不过，学生阅读的不只是‘书本’，更包括‘导师’。而我们这一代教授，是否经得住学生们挑剔的目光，是否还能为学生提供精神的乃至审美的享受，实在没有把握。”此文在大学生中流传甚广，以致常有人问我：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是否显得寂寞多了。我想是的。

丙戌初一，爆竹声中，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为读者，喜欢追究作者压在纸背的思考，看好“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的结盟，如此趣味，必然对“有学问的文人”，以及“有文人气的学者”，情有独钟。选择黄侃《效庾子山咏怀》中的诗句“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作为书名，不取其牢骚，而取其气势与情怀。所谓“游侠”，在我看来，主要是一种精神气质，而与具体的职业、武功以及行动能力关系不大。

如今，秋风凋碧树，风景日渐暗淡。常听人感叹“江山依旧，物是人非”；其实，既然哲人已逝，“江山”就不可能真的“依旧”。

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发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肯定会显得寂寞多了。

——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