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38部诗剧是世界戏剧史上的巅峰之作。圣经是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的首要经典，在世界文化史上译本最多、发行量最大。莎士比亚生前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方面受到圣经的影响，这对他能够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戏剧家关系极大。

本书力求立足于中国当下的汉语学术语境，细读两部经典——莎剧和圣经——的前提下，寻幽探奥，去伪存真，在莎学和圣经文学研究的交叉领域为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深入发展做出点贡献。该书规模宏伟、条目繁多、解析缜密，有较多方面的学术创新，值得一读。

本书的总体结构是精心设计的。全书共四编，按照由外到内、层层深入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编排。第一编，先从介绍外在历史环境和作家的生平与创作开始，说明“莎士比亚与圣经”这个课题的背景。第二编以一部部作品为单位，从中摘引出莎剧与圣经有关的台词，列出具体的事实，说明二者的关系。第三编，以母题为单位，打破作品的界限，从总体上，从思想的高度，来分析莎剧与圣经(包括基督教教义)的联系，辨析其中的异同。第四编更进一步，同时也是更深一层，进行一些专题性、理论性问题的探讨。它们由背景到作品，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作品到理论，逐步深入地展开。

序言/陈惇

导言

第一编 莎士比亚时代的圣经文化语境

第一章 英国宗教改革及其影响

 第一节 英国宗教改革史略

 第二节 英国宗教改革的影响

第二章 莎士比亚时代的圣经英译简史

第三章 莎士比亚的生平与基督教

 第一节 莎士比亚的生平

 第二节 莎士比亚与基督教

第二编 莎士比亚戏剧与圣经的事实联系

第一章 喜剧

 第一节 《维洛那二绅士》

 第二节 《驯悍记》

 第三节 《错误的喜剧》

 第四节 《爱的徒劳》

 第五节 《仲夏夜之梦》

 第六节 《威尼斯商人》

 第七节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第八节 《无事生非》

 第九节 《皆大欢喜》

 第十节 《第十二夜》

 第十一节 《一报还一报》

 第十二节 《终成眷属》

第二章 历史剧

 第一节 《亨利六世上篇》

 第二节 《亨利六世中篇》

 第三节 《亨利六世下篇》

 第四节 《理查三世》

 第五节 《理查二世》

 第六节 《约翰王》

 第七节 《亨利四世上篇》

 第八节 《亨利四世下篇》

 第九节 《亨利五世》

 第十节 《亨利八世》

第三章 悲剧 

 第一节 《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第二节 《罗密欧与朱丽叶》

 第三节 《裘力斯·凯撒》

 第四节 《哈姆雷特》

 第五节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第六节 《奥瑟罗》

 第七节 《李尔王》

 第八节 《麦克白》

 第九节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第十节 《科利奧兰纳斯》

 第十一节 《雅典的泰门》

第四章 传奇剧

 第一节 《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第二节 《辛白林》

 第三节 《冬天的故事》

 第四节 《暴风雨》

 第五节 《两个高贵的亲戚》

第三编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圣经文化母题

 一、爱

 二、仁慈

 三、正直

 四、宽恕

 五、祈祷

 六、忏悔

 七、上帝

 八、王权

 九、审判

 十、荣耀

 十一、崇拜

 十二、天堂

 十三、人

 十四、独立之人

 十五、人性与兽性

 十六、选择

 十七、自由

 十八、苦难

 十九、恐惧

 二十、罪

 二十一、骄傲

 二十二、伪善

 二十三、恨

 二十四、报复

 二十五、死亡

 二十六、赎罪

 二十七、自然

 二十八、天命

 二十九、魔鬼

 三十、末日

第四编 莎士比亚戏剧与圣经关系专题论述

 一、莎士比亚戏剧与圣经原型

 二、《威尼斯商人》的双重文本

 三、从隐藏自我到表现自我

 四、《一报还一报》与圣经的事实联系

 五、《一报还一报》中的罪与宽恕主题

 六、作为道德剧的《一报还一报》

 七、《亨利六世》对圣经意象的反讽

 八、圣经背景中的亨利五世

 九、《罗密欧与朱丽叶》的“U”型结构及其人物的救赎功能

 十、走向十字架的哈姆雷特：兼与大卫形象比较

 十一、《哈姆雷特》——上帝之国的重建

 十二、《李尔王》与《约伯记》比较分析

 十三、《李尔王》中的次要人物与圣经

 十四、析麦克白之罪

 十五、《冬天的故事》的圣经原型和道德理想

 十六、《暴风雨》中的时间和空间

 十七、《暴风雨》中的隐喻系统

 十八、《暴风雨》人物的圣经原型

 十九、《暴风雨》与《创世记》情节结构的对应

 二十、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基督教妇女观

 二十一、莎士比亚戏剧对圣经典故的运用

附件一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圣经典故索引

附件二 莎士比亚生平创作年表

附件三 莎士比亚戏剧、圣经、圣经英译本中英文

译名对照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王权世袭被视为合法的王位继承传统，只有依照这一原则继位的君王，才能被广泛地承认和接受．亨利四世波林勃洛克当年废黜理查二世，当上国王，弥留之际向儿子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亨利五世)坦言：“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国王，不过在反复串演着一场争杀的武戏。现在我一死之后，情形就可以改变过来了，因为我是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在你却是合法继承的权利。”(《亨利四世下篇》第四幕第五场)并祈求上帝饶恕他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王冠，而愿儿子能平平安安地享有它(同上)。在《亨利五世》中坎特伯雷大主教更是直接引用圣经观点来说明亨利王继承法兰西王位的合法性：“在《民数记》上写得分明：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第一幕第二幕)法兰西的王位历来都是凭着母系方面的权利和名分世代相传，如今亨利王凭着外孙的身份提出王位继承权，自然也是理所应当。之后亨利的叔父爱克塞特也以同样的理由要求法王把他的王冠和王国根据世代相传的惯例和传统交还给亨利王——名正言顺的继承人(第二幕第四场)。当懦弱无能的亨利六世被逼剥夺自己儿子的王位继承权，答应死后把王位传给约克后，玛格莱特王后对他失望至极：“你把王位预让给他(约克)和他的后代，这对你能起什么作用？这只能是自掘坟墓，并且是你提前钻进坟墓。”(《亨利六世下篇》第一幕第一场)

认为自己具有更为合法的王位继承权，这成为叛军叛逆的一条重要理由。亨利六世与约克就对谁的王位继承权更合法问题产生争执。亨利六世用自己家族的谱系表明他有充分的继承权：“如果国王可以收养继承人，那么我就是合法的国王。当年理查王当着群臣的面，把王位禅让给亨利王，我父是亨利四世的嫡嗣，我是我父的嫡嗣。”(第一幕第一场)约克与儿子华列克等同党却认为，亨利家族的王冠是用强力霸占而不是合法继承的．当初理查王是被逼让位，篡位的亨利四世并不具备合法的王位继承权；而且，就算理查王是自愿让位，也无损于他的王权，他让了王位，就该由他自己的嫡嗣，即约克家族的人继承(同上)。

对于叛乱，莎士比亚基本上持反对的态度。一方面，在他看来叛乱基本上是非正义行为。《理查二世》中约克虽对波林勃洛克的遭遇深表同情，却也反对他举兵夺权：“像这样声势汹汹兴师动众而来，用暴力打开自己的路，凭不正义的手段来寻求正义，这种行为是万万不能容许的；你们帮助他作这种举动的人，也都是助逆的乱臣，国家的叛徒。”(第二幕第三场)当亨利四世平定华斯特等叛军时，也得意地说：“叛逆总是这样受到他的惩罚”(《亨利四世上篇》第五幕第五场)。《亨利四世下篇》中的威斯摩兰则认为：“要是叛乱不脱它的本色，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暴动，在少数嗜杀好乱的少年领导之下，获得那些无赖贱民的拥护。”(第四幕第一场)兰开斯特把毛勃雷等叛军形容为“像一个奸伪的宠人僭窃他君王的名义一般，把上天的意旨作为非法横行的借口”，“煽动上帝的代理人”——他的父亲——的臣民，“驱使他们到这儿来破坏上帝和他们的君王的和平”(第四幕第二场)。

另一方面，叛乱必定带来暴力与冲突，流血与牺牲，有违于国家的和平，人性的良善。亨利六世与华列克等叛军的战争就呈现了一幅父子在战场上自相残杀的残酷画面，亨利感叹道：“这是个多么悲惨的时代呵！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引起的恶果是多么凶恶、残酷、荒唐、暴戾、违反人性呵！”(《亨利六世》第二幕第五场)以至于亨利五世在征战法兰西时，也“曾经晓谕全军，英国军队行经法兰西的村子，不准强取豪夺，除非照价付钱，不准妄动秋毫；不准出言不逊，侮辱法国人民；要知道，在‘仁厚’和‘残暴’争夺王业的时候，总是那和颜悦色的‘仁厚’最先把它赢到手。”(《亨利五世》第三幕第六场)

           P805-P807

    序言

     陈惇

近年来，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不管是中国文学的研究者还是外国文学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这两个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有碰撞，有冲突，形成对立的双方，同时又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等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学起源于宗教的说法不见得正确，但是，在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宗教曾起过重要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宗教思维也许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在一定的时期内，宗教可以为人们普遍接受。那时，宗教不仅作为一种信仰，而且作为一种文化，深深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甚至形成为一种传统，一种文化的积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所有的人。这种情况在近代以前是十分普遍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人们自幼接受宗教性的教养，生活与思想都笼罩在宗教的氛围之中；宗教意识一直深入到人们的潜意识，成为他们思想行为中自觉不自觉的出发点。文学家往往是一个时代一个阶段最优秀最敏感的人，但也很难超越时代，宗教或宗教意识总是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思想形成和创作实践，从而也影响到文学史的发展。更何况有的宗教典籍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许多文学作品取材于宗教典籍，有的文学形式本身就来源于宗教。总之，人们已经越来越明确地注意到，不论是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研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还是研究文学发展的过程，都离不开宗教这个因素。因此，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已经成为热门话题，比如，研究中国文学的人特别注意佛教道教与文学的关系，研究西方文学的人关心基督教与文学的关系，研究阿拉伯文学的人重视伊斯兰教与文学的关系。如果说，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研究方法花样翻新，不断更换，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它们却并无不同。或许是由于现代主义文学中宗教因素的加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更是有增无减。

在莎士比亚研究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倾向。19世纪的西方莎学家就已经注意到莎剧与基督教、圣经之间的关系，写出过有关的研究著作。到了20世纪，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越加受到重视，有关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他们研究莎剧中如何引用圣经典故、圣经意象、圣经词语，研究莎剧中的思想和人物如何体现基督教的精神和道德规范，更进而研究莎剧的程式与基督教礼仪的关系，研究莎士比亚时代英国的宗教改革和宗教生活对莎士比亚的影响等。研究的问题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精细，有时到了一个个事实和一个个词句都加以辨析的程度。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厚，在上世纪末出现的罗伊．巴顿豪斯主编的论文集《莎士比亚的基督教空间》(1994)、英国学者纳希·沙西所著的、将近900页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圣经资料》(1999)等一批巨著，可以说是一个阶段的总结性成果。借用本书主编梁工教授的一句话，这些成果堪称莎学研究中的一项“宏伟学术工程”。

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越来越有力地揭示出莎士比亚戏剧文化内涵中的基督教维度，这不仅对我们认识世界文学史上这位重要作家大有裨益，而且从一个方面开辟了莎学研究的新领域，把莎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然而，这个“宏伟学术工程”又好像是一座不知其蕴藏量有多少的矿藏，人们越挖越发现其价值，越挖越有挖头。因此，进入21世纪后的近几年间，依然不断有研究新作问世。

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在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积累方面，为这一项大工程打下了基础。但是，如果停留在资料的发掘和考证上，停留在莎剧内容与基督教教义、圣经词语的对应关系的寻找上，势必形成重复前人的作为，难以取得有益的学术价值。再说，这样的研究有时会出现偏差，把莎剧看成基督教精神和圣经原型的再现，甚至把莎士比亚的思想看成是对基督教的回归，把这位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作家推向上帝的怀抱。这样的研究不仅不是学术的前进，而且是走向了它的反面。所以，现在再来研究这个题目，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避免重复，如何超越前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与西方学者相比，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我们只是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初步研究的文章。没有人全面系统地整理过有关的材料，更缺乏深入的研究。几年前，我也曾有过一个念头，想涉足一下莎士比亚与基督教或圣经的关系。初步摸了一下情况，我感到那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工程，困难很大。西方学者的成果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基础，尤其在资料的挖掘、收集、考证和整理方面，他们的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利用的。但是，我们仍然会有自己的看法，特别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民情，对他们提供的基础进行必要的选择和加工。再说，这里涉及作家全人和莎剧全部，涉及基督教问题，涉及英国的历史和宗教改革，需要有关文学、历史、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识准备。想到自己种种条件的限制，特别想到超越的困难，我虽然始终跃跃欲试却总是望而生畏、踯躅不前。现在，梁工教授勇敢地挑起了这副担子，而且出色地完成了资料整理工作，我由衷地佩服他的勇气和毅力。

梁工教授自1985年开始，师从南开大学朱维之教授，开始研究圣经文学。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专家，尤其在古代希伯来文学和圣经文学的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可以说是我国在这方面少有的专家。他早在1941年，就著有《基督教与文学》一书。这是我国有关这一课题研究的开山之作。梁工教授是一个在学术上非常勤奋和执着的人，作为朱先生的弟子，他决心继承先生的衣钵，潜心研究古代希伯来文学。为此，他刻苦学习希伯来文，到国外访学收集资料，十几年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古希伯来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圣经文学的研究上。自1988年以来，他已经出版和主编了《圣经诗歌》、《圣经文学导读》、《圣经指南》、《耶稣的一生》、《凤凰的再生》、《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基督教文学》、《圣经时代的犹太社会与民俗》、《圣经与文学阐释》、《圣经文化解读书系》等著作多部，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数十篇，还帮助朱维之先生完成了他老人家的夙愿、我国第一部《古希伯来文学史》。2002年，他主持召开了一次高水平的“经典阐释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邀集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圣经进行学术透视，大大推动了我国的圣经研究。在我国，关心和研究圣经的人不少，但是像梁工这样专心一致从事圣经研究、熟悉圣经的学者却并不多。至于莎士比亚，他从求学时期就有了初步的认识，在研究生时期，又跟随朱维之教授深入学习了莎士比亚。所以，不论从知识准备、工作能力讲，还是从学术上的献身精神讲，由梁工教授来主持莎士比亚与基督教这样一个宏伟的学术工程，都是十分恰当的。为了这个大工程，梁工教授穷四年的努力，调动了历届研究生，分工合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工作，终于在今年年初完成全部书稿。

梁工教授把研究“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的第一个项目确定为“莎士比亚与圣经”，这是非常明智的。莎士比亚生前的身份是演员，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类同流浪汉，处于底层。因此，无人关心他的生平，无人留意保存他的传记材料。他的作品能够保存得这样多，已是万幸。几百年来，经过学者们的大力发掘，只是在他家乡圣三一教堂的资料中找到他受洗、结婚、生育、逝世的记录，还有他在教堂的坟墓；至今仍然找不到作家本人谈论其写作和思想的只言片语。已经发现的材料可以说明莎士比亚是一个教徒，但是，莎士比亚究竟是信奉天主教还是信奉英国国教，抑或清教？莎士比亚的宗教观是什么样的？在当时英国复杂的宗教斗争中，莎士比亚持什么态度？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都无法找到可靠的资料和佐证。若想凭以上那些材料来研究莎士比亚与宗教的关系，实在缺乏证据。所以，许多研究者以作家的创作为依据，分析其中人物形象、思想内容、艺术结构与基督教的关系，特别是把莎剧与圣经进行平行比较，分析其中所体现的宗教思想、宗教精神、宗教影响，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资料匮乏的难题。这个方法在确定莎士比亚著作权的前提下，无疑是有效的。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作家留给我们的唯一的遗产，是现存的最可靠的文字资料。当然，这个方法并不是没有麻烦。作品的思想并不等于作家的思想，人物并不一定是作家的代言人，如何认定剧中人的台词能够代表作家的思想观点，就颇费思索。不过，那是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决的难题。因此，从目前的条件来看，只有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依据，才是避免随意猜测，使研究具有事实依据和科学价值的最好的办法。梁工教授主编的这部《莎士比亚与圣经》同样采用了这个方法，从莎士比亚的作品和圣经这两份经典性的文献中，寻找其间的对应关系，再在这个基础上考察有关作家与基督教关系的种种问题，这样就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梁工教授选定这样的题目，也体现了一种研究工作从基础做起的思想。研究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的关系，可以提出各个方面的、各个层次的课题，但是所有的研究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所有的结论也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然而，在当前的条件下，所谓实际，所谓依据，只存在于莎士比亚作品和圣经的关系中，所以，全面地系统地收集、整理、辨析、考证这方面的材料，成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我们的学术研究要前进，就需要这样的基础。这是“宏伟学术工程”中的基础。然而，它本身又是一个不小的工程。这里有大量的细致的琐碎的工作要做，急功近利的人，好高骛远的人，是不屑一顾的，只有在学术道路上踏踏实实地具有奉献精神的人，才肯于在这个题目上下功夫。国外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过不少有关的书籍，然而在我国尚未有过。我们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个基础工程，为有关的研究打基础。感谢梁工教授和他的弟子。他们群策群力，不辞辛劳，毕数年之功，翻阅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完成了这个基础工程。

本书的总体结构是精心设计的。全书共四编，按照由外到内、层层深入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编排。第一编，先从介绍外在历史环境和作家的生平与创作开始，说明“莎士比亚与圣经”这个课题的背景。第二编以一部部作品为单位，从中摘引出莎剧与圣经有关的台词，列出具体的事实，说明二者的关系。第三编，以母题为单位，打破作品的界限，从总体上，从思想的高度，来分析莎剧与圣经(包括基督教教义)的联系，辨析其中的异同。第四编更进一步，同时也是更深一层，进行一些专题性、理论性问题的探讨。它们由背景到作品，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作品到理论，逐步深入地展开。

全书的各个部分根据内容的需要采取了多种方法。第一编采用历史的方法，介绍了许多背景材料，一方面为读者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另一方面也为后面的许多分析和论证打下基础。对莎士比亚本人的介绍中，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精神共同抚育着这位伟大的作家，交代了全书的立论基础。第二编和第三编是本书的核心，所占的篇幅也最多。这两编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和对比的方法，系统整理莎剧与圣经的联系。值得称赞的是，编者不仅注意二者的联系，而且注意二者的差别，因此在列出莎剧如何运用圣经资源的同时，结合着分析和论证，辨析其中的异同，说明莎士比亚对圣经有时引用，有时化用，有时是创造性地借用的特点，避免了某些西方学者把莎士比亚宗教化的偏差。这两编也吸收了大量的国外成果，但正如本书导论所说，编者对它们进行了“本土化”的处理。第四编主要采用审美的方法，同时结合运用实证的和历史的方法，三者结合，把问题引向深入，引向理论的高度，并展开讨论(其实，在第二编，特别在第三编，已经有一些理论性的探讨)。这一编提出了许多有意思有启发性的问题，然而又仿佛是想到哪些就提哪些，不大周全。这也许是缺乏全面规划的缘故。

梁工教授为中国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宏伟学术工程”的基础已经打好，相信这个成果定能推动我国莎学界的有关研究。我也衷心希望梁工教授和他的弟子们，在完成这个基础工程之后继续为建造大厦做贡献，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2004年6月17日

这部书的缘起要追溯到十年前。那时我正在美国圣保罗的路德神学院(Luther Seminary，St.Paul，USA)作访问学者，经常在该校的图书馆里与书相伴。那座图书馆的藏书楼高达八层，到处摆放着从不同角度解读圣经和基督教的著作。在书的天地里徜徉久了，不免对一批书目特别偏爱，且逐渐形成一些选题，希望回国后能在消化吸收其中营养的基础上层开自己的研究，这些选题中就有“莎士比亚与圣经”。莎士比亚戏剧和圣经是人类心智建树的两座丰碑，二者在文艺复兴后期奇妙地相遇，酿成文化交融史上最灿烂的景观之一，激起西方学者源源不断的凝思之情和钻研之志。但这方面的研讨在中国还刚刚起步，颇如一片荒原有待拓垦。面对这片荒原，一种学术责任感呼唤着我加入拓垦者的行列。从那时起，我就注意搜集相关资料，经常思考相关问题，并于数年前投入课题的论证和实际操作，历经千余个日夜的持续耕耘之后，于今春完成全部书稿。

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圣经文学方向的近20位硕士生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为之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他们在教师的指导下反复阅读莎剧和圣经文本，潜心钻研西方学术论著，将文稿写作与课堂内外的研讨结合起来，经常为解决某个难题而争执不休，为尽可能提高文稿质量而推敲改进。其中现已留校任教的郭晓霞、程小娟，以及李忠敏、李蕾、骆悬、邱业祥、陈会亮、郭华敏、侯朝阳参与了部分初稿的加工修改；许相全、李蓓蓓、袁效辉、武永娜参与了典故索引的编写。

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惇先生为全书撰序点睛，对这项研究的意义做出高屋建瓴的评述，对我们的工作予以热情鼓励并提出殷切希望。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王忠祥先生鼎力支持这一工作，积极推动本课题成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批准号：03JD750．47—99001)。三峡大学教授肖四新博士慷慨惠稿，为本书增色不少。河南大学校长关爱和教授、文学院院长张生汉教授、研究生处处长张德宗教授历来全力支持本专业方向的发展，这次亦为本课题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和出版投入。

这部书稿的如期完成还得力于多方面的大力襄助。圣保罗路德神学院的夏洛蒂。葛郎赛丝女士(Ms.Charlotte Gronseth)、保罗·马丁逊教授(Prof Paul Maninson)，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的王峙军、曲儆聆夫妇为我在美国搜集有关资料提供了诸多便利。香港中文大学的卢龙光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杨熙楠总监多年来对本专业方向的学术活动和研究生培养予以大量无偿援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卓新平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杨慧林教授不断馈赠各种珍贵书刊。

在此，对上述人士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这部书由我负责总体规划、指导研究生写作、改定全部书稿并撰写导言。

其余各章节分工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莹：第三编十四、十五、十八、三十五、二十六、二十九。

王鹏：第一编第一章；第三编六、七、十一、二十四；第四编十一、十四。

许相全：第一编第三章；第三编十二、十六、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八、三十；附件2。

闫霏：第二编第三章第三节。

肖四新：第四编一。

李忠敏：第二编第一章第七、八、九节，第二章第七、八节，第三章第七节。

李蓓蓓：第四编九、十二(与陈会亮合作)。

李蕾：第二编第三章第一、四节，第四章第一、二、三、五节；第四编十八、十九。

张松林：第四编五。

张晓玲：第四编二十一。

武永娜：第四编六。

杨秀伟：第四编十。

邱业祥：第四编三。

岳国法：第二编第三章第八、九、十、十一节。

陈会亮：第四编十二(与李蓓蓓合作)、十三。

骆悬：第二编第三章第五节；第三编一、三、四、八、九、十、十三、二十二、第四编四。

侯朝阳：第四编十六。

袁效辉：第四编十五。

郜鸿雁：第三编二、五、二十一、二十七。

黄凌：第四编七。

梁晓华：第二编第一章第四、五节。

郭华敏：第四编八、十七。

郭晓霞：第二编第二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三章第六节，第四章第四节；第四编二十。

程小娟：第一编第二章；第二编第一章第六、十、十一、十二节，第二章第五、六节；第四编二。

樊柯：第二编第一章第一、二、三节，第二章第九、十节，第三章第二节。

由于学术积累的明显欠缺和参考资料的严重不足，也由于课题本身异乎寻常的复杂性和艰深度，这本书中的舛误和肤浅之处难免时有所见。诚祈海内方家不吝赐教，同时，亦由衷盼望与各位同道切磋交流，以求将这项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粱工

       2004年6月25日于开封仁和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