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前辈始终为祖国的命运、社会的进步在思考、写作。他的作品求真务实，是智慧与良心的结晶。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安排的情节极富魅力。他思想敏锐、笔触潇洒，行文简朴、老辣而又鲜活，常显示出犀利性或幽默感。本书中的忧国忧民、善恶美丑将栩栩如生展现在读者眼前。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这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讲话时说的，我相信这是真理。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从一个旧社会 到一个新社会、一个旧时期到一个新时期的大转变。一些陈旧的、 落后的以及反动的旧事物总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要和新生事 物进行垂死的斗争。由于旧事物是不合时宜的，它们在历史上是不 得其所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然而它们偏偏要把自己的无价 值表现为有价值，把被历史扬弃的东西顽固地加以肯定，于是乎显 出其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色，不得不在新社会出现许多令人啼 笑皆非的事件和荒唐可笑的人物。这就是讽刺文学的对象，也是讽 刺文学永远存在的根据。

马克思说过“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喜剧”， 又说，“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为了“把陈旧的 生活方式送入坟墓”，自然就会出现“把历史上已经无价值的东西 撕破给人看的喜剧”，于是作为“喜剧变简的支流”(鲁迅语)的讽 刺文学便应运而生了。讽刺文学家就是把那些历史上不得其所的无 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将其落后而顽固、色厉而内荏、空虚而自 鸣得意的本色揭露给读者，从而肯定新生的事物，肯定历史的前 进。

从这里就可以引申出一个道理来：在一个社会中，越是讽刺文 学兴盛，越能显出这个社会对于自己存在的自信和强大，越是敢于 把旧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的种种痼疾和丑恶揭发出来，以求得早日 疗治，使自己变得更为强健。我相信我们这个新社会是顺应历史发 展的必然性而出现的，它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它不害怕从自己的 身上涤荡尽历史遗留给它的污泥浊水。我愿意做这样的社会的清洁 工、历史的清道夫，把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污秽加以扫荡，把那些 无价值的东西，以喜剧的形式撕破给人看，我就是这样才满腔热情 地写起讽刺小说来的。

但是在那“运动体制”的年代里，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学 百花园里风雨不断，文学百花尚且时时处于飘摇之中，偶尔战战兢 兢出生于花园角落的讽刺文学这棵小苗，一逢什么运动，首先遭到 践踏的就是它。这些文化骑士都有特异功能，善于从幼苗的枝叶间 分析出反革命毒素来。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在百花园里纵横 驰骋，马蹄纷飞，百花凋零，玉殒香消，连园丁也一起化作春泥， 谁管你是分外香还是分外臭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便以几篇讽刺小说犯了弥天大罪， 吃够了苦头。不特身陷囹圄，还要忍受那些御用的笔杆子们含血喷 人的“大批判”，接受那些有本事把白说成黑、能从鸡蛋里挑出骨 头来的彻底革命派的“缺席裁判”。于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出现这样 一种专门学问和专门家，他们靠主人赋予他们的鼻子去嗅出文学中 的讽刺气味来，就是歌颂太阳的光亮也会认为是对于阿Q瘌痢头 的影射。立刻大张挞伐，于是那个世界变成白茫茫一片干净土。呜 呼，讽刺文学，云乎亡哉。谁还敢说讽刺是永远需要的呢?但是从 这里正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自己丧失了信心、色厉而内荏的可怜 相。果然晴天一声霹雳，他们垮台了。他们的倒行逆施，他们的荒 唐，反倒成为后来讽刺文学茁长的沃土。

新的时期开始了，文艺的春天到来了。讽刺文学也随着文学的 全面繁荣而复苏过来。不仅那些被历史嘲弄的“文革”中的荒唐事 件和可笑人物，为讽刺文学提供最好的用武之地，就是在这改革开 放的大潮中，在社会转型期中，改革与反改革、因循守旧与锐意革 新、陈旧观念与创新思想、愚昧落后的生活方式与新时代的文明生 活方式，处处都在展开复杂的斗争，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一些荒 唐的人物的出台，也给讽刺文学提供新的繁荣园地。于是过去最不 景气的讽刺文学，开始在文学百花园里占有它的一席之地。

但是平心而论，现在的讽刺文学，还远不如人意。原因是多方 面的。主要是作家们都知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句圣言，瞻 望过去，心有余悸，视讽刺文学为禁区，不敢涉足。就是要写，也 努力把自己的笔磨得圆钝一些，写得“全面”一些，还要贴上一些 自卫盾牌式的情节和语言，或者在作品末尾栽上一个光明的尾巴， 证明这不过是光明太阳上的微小黑点而已，是不难纠正的云云。这 样便可以在某种批判场合到来的时候，自我辩解，以减轻自己的罪 责。这样的讽刺文学读起来总觉得吞吞吐吐，不知所云，就像看钝 刀子割肉，令人气闷。而这正是讽刺文学致命的弱点，难以起到振 聋发聩的警世作用。

在这同时，大家很难忘记“讽刺的乱用”的谆谆告诚，而事实 上也确有乱用的现象。就是那种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 心，暴露社会，以逞一快的“暴露文学”。他们有时忘记了鲁迅的 话：“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 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它所写的事实是公 然的，也是常见的。”他又说，“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 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 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就是所谓‘冷嘲’。”这样既无善意，也无 热情，更不实事求是的讽刺文学的乱用，适足以给反对讽刺文学的 人们以口实，绝非讽刺文学之福。

如此看来，要发展讽刺文学，既要去除余悸，又要防止乱用， 还要在艺术上有讽刺文学的特色，甚至还要有个人的风格，写讽刺 文学作品的确是难上加难。怪不得直到现在，我国不仅没有出现像 西方文学史中出色的讽刺文学大家，连称得上叫讽刺文学作家的， 似乎也少见。讽刺文学作品虽然已经有了一些，但是数量不多，质 量不高，影响不大。有些显露讽刺才华的作家，似乎不愿涉足，只 是偶尔为之。

我并非讽刺文学作家，其实连“作家”这顶帽子也是偶然被戴 上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才入文林，我贸然写过一篇讽刺小说 《最有办法的人》，竟然受到陈白尘、邵荃麟、张光年、韦君宜等文 学前辈的鼓励，又写了几篇。就是为此而历经“文革”劫难，还是 死不改悔，又写了《学习会纪实》等许多篇，以至人民文学出版社 现在要为我出一本讽刺小说集子。  我把已经发表的一部分讽刺小说稿子检出来，看了一下，却深 感赧颜。我虽然自信有热情，怀善意，在生活中积累的讽刺小说素 材也不算少。但是我观察事物尚不够深，文学根底更浅，我的艺术 功力难以深刻地反映生动的现实生活。而且我虽然明知写作环境现 在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双百”方针已在号召实行，然而我仍有 余悸。写作时为了保险，不得不思前想后，左顾右盼。有时也不得 不把笔头磨钝，甚至预发可笑的“严正声明”。戴起枷锁跳舞自然 是跳不好的。我的讽刺小说大概只不过浮光掠影地描绘一点社会现 象，给那些可笑、可气、可恼、可恨的“现世活宝”，勾几幅速写 照而已，能不能算是讽刺文学，其实我也说不准。我之所以同意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过是想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更好的讽刺文 学问世。我明知我的作品大有修改和深化的余地，也不想进行加 工，一仍旧貌，使大家可以见到我的本来面目，就此给我以批评和 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