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为中、英文版作序，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为中文版作序。该书从美国总统制的基本知识入手，介绍了总统的权力来源，伟大总统的特征，以及美国历史上几位最伟大总统的政绩，以此来证明乔治·布什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决不增税”，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是轻松的，而是要付出代价的，它有助于解释和说明美国“1990预算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这也将使中国的读者更加了解美国的现实政治和乔治·布什总统本人。

本书论述的主题是政治实用主义和总统领导，从历史的角度阐明政治实用主义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有效的总统领导的重要因素。政治学上的某些观点对有些政治家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但对布什、福特、弗兰克林、林肯和杰斐逊来说则不难理解：当选总统的职责就是领导国家朝着最有利于美国人民的方向前进。有时候，历史事件迫使总统领导国家朝着某个方向前进，但这既得不到广大民众和他所在政党的支持，也不符合其个人或政党的直接政治利益。但作为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认定的就是，他首先要为国家服务，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他的政党服务。

为了让读者评价布什在“1990预算协定”中的领导作用以及总统的领导作用，第一章论述了总统权力的来源。后几章举例说明了几位总统具有政治勇气的伟大举措，他们在任期内带领国家朝着某个方向前进，但这个方向并不为广大民众所支持。

最后两章说明布什政府是如何建立经济结构，这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布什从来都不是高税收的倡导者。但是为了让美国人民有机会展现个人才华和进取精神，创造经济奇迹，有时就必须拿出领袖的气魄并做出个人牺牲。1990年布什总统就做出了这样的牺牲。布什具有远见卓识，他看到了国家必须前进的方向。以他的人格魅力带领他的政党和国家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现在，由于1990预算协定所带来的经济复苏，布什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林肯是正确的：一个总统首先为国家服务才有可能更好地为他的政党服务。

中文版序言一：致中国人民 乔治·布什

中文版序言二 丹尼尔·奥斯特兰德

中文版序言三 厉以宁

英文版序言 乔治·布什

引论

第一章 总统领导

一、总统的形象

二、总统领导的角色

三、总统权力的来源

第二章 总统领导的范例

一、托马斯·杰弗逊

二、阿伯拉罕·林肯

三、杰拉尔德·R.福特

第三章 政府与政治

第四章 乔治·布什总统演讲、记者招待会实录

 1.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接受总统提名的演讲(1988年8月18日)

 2.布什就职演讲(1989年1月20日)

 3.关于联邦预算谈判的声明(1990年6月26日) 

 4.在宣布联邦预算协定会议上的讲话(1990年9月30日)

 5.在为保持政府工作连续运转提供资金决议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以及答记者问(1990年10月1日)

 6.就联邦预算协定对商界领袖的讲话(1990年10月2日)

 7.对全国发表关于联邦预算协定的讲话(1990年10月2日

 8.关于联邦预算危机问题的总统记者招待会(1990年10月6日)

 9.关于联邦预算协定的讲话以及答记者问(1990年10月27日)

 10.总统国情咨文报告(1992年1月28日)

鸣谢

作者后记——务实的态度与国家元首的领导

译后记

一、总统的形象

总统职位形象以及总统的形象可以扩大或缩小总统的权力，认识其中的原委对理解总统领导具有重要意义。总统的形象可以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1)总统本人眼中总统一职的形象，(2)公众眼中总统职务的形象和总统的个人形象，(3)国会眼中的总统及其职务形象，(4)媒体创造的总统的个人形象和总统职务本身的形象。

总统眼中总统一职的形象将会扩大或缩小总统的权力。如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认为总统具有“精神领袖的非凡地位”。西奥多·罗斯福(TR)曾把他的总统概念定义为“人民的乘务员”，并认为“做国家需要他去做的事情不仅是总统的权力，而且是总统的义务，直至宪法或法律禁止他这样做”。西奥多·罗斯福对他的总统概念身体力行，他也被历史学家称为我们的较为成功的总统之一。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未能得到历史学家像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继任西奥多·罗斯福同样的尊敬，他认为他行使的权力只不过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力或国会法案赋予的权力。他对于总统可以行使某种“不明确的权力”的概念加以嘲讽，“因为在他看来这不符合公众利益”。

尽管吉米·卡特总统极力主张加强立法，但在他的心目中，总统的派头远没两位罗斯福的那么大。卡特像富兰克林·D.罗斯福一样把自己看成是一位人民的精神领袖，他也像西奥多·罗斯福一样，还把自己看成是人民利益的监护人，他反对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在国会中出现的特殊利益集团。两位罗斯福与卡特之间的差异在于，当卡特力图展现一种谦虚的总统形象的“政治表率”时，他的政治形象陷入媒体和公众的沼泽之中。他在任期间采取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比如旅行时携带自己的背包或使用昵称“吉米”，都使得他的职位和他本人显得和蔼可亲，具有平民化的姿态。由于卡特心目中的总统具有亲和的形象，因此他被描写成外在与内涵都缺乏派头，卑微的程度与他的职责不相匹配。尽管卡特是一位比媒体和公众所认可的还要好的总统，但是我们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媒体的影响能够将表象变成现实。卡特将“皇家总统”的高大形象降至在谦虚的总统形象上。尽管谦逊是令人称赞的品德，但是总统的权力是由表现出来的无误和无敌而不是谦逊来提升的，事实就是如此的简单。

从公众的角度来看，总统执政具有集体领导的传统，而教科书的观点①认为在美国政体中总统是主要的政策制定者，这就产生了公众对执政者的不切实际的形象和期望。这种集体领导传统起始于乔治·华盛顿。开国元勋们主张在美利坚选出一位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具有能够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人格魅力和领袖风范的人。人们希望乔治·华盛顿的威望和品行会使各种政治派别团结在一起，这样他们就能够为了新兴国家的最高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今天，广大公众和媒体认为总统机构有能力使国家渡过难关，因为其成员具有卓绝的才干。人们普遍认为总统制度有能力呼风唤雨，在任者应该认识到这种能力。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总统赋予政府人格化，并使之为普通大众服务，否则即成为非人性的抽象概念。然而这种非人性的抽象概念的结果就是产生历史的悖论。一位总统必须展示出公众要求的超现实的高大形象和高期望值，因为只有进入这样的角色他才有能力将他的政策变成现实。但与此同时，他还要应对公众舆论单单对他一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谴责；因此如果经济或政府工作无法满足大众的期望，总统就要承受指责。

我们还是以卡特总统为例来看看总统是为需要树立形象并构建期望值的。卡特极力去实现超越政治可能性的目标，结果导致人们对他的高期望值。卡特当选之后来到华盛顿，他希望实现他的竞选承诺的整套议程。因为他强调总统的角色是作为美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公众也会盼望他去实现他的议程。卡特头一年里议程中的许多计划是什么？项目表是详尽无遗的，包括能源部的设立，一个全面的能源计划，露天开采的限制，净化空气计划的重新审核，综合性农庄与食品计划(包括食品卷)，最低收入的增加，福利事业改革，消费者保护局的建立，医疗费用的控制政策，社会保险筹资，经济刺激计划，控制水污染计划的重新审核，住房与城市救济计划，为改革众多的政府职能而对总统的重组权力恢复。卡特还想减少赤字，实现预算平衡。其中一些目标未能实现，或者未能按照卡特预计的速度来实现，卡特就被认定是一位低能的领导人。相反的是，里根有限的议程没有产生诸多的期望，其中大多数都得以实现，这就树立了里根作为高效领导人的形象。这种成功的形象给予里根更多的政治资本去与国会一道实现未来的目标。

总统不仅要在公众面前树立起高效的形象，而且还必须要在国会面前保持同样的形象。如果一个总统在处理同国会的关系方面表现出无能或漠然，批评界就可能会对他的立法工作说三道四。这一点对像卡特这样的总统尤为如此，因为他没有国会方面的经历，对国会的制度准则有些木然，对其议员在选民利益方面所具有的政治嗅觉也不敏感。特别使议员感到恼火的是，总统往往会不经与国会领导或立法人磋商就迅速转变立场。在涉及到国家、州或地区的重大事务的案例中，立法人认为他们需要提出建议，必霉时他们需要时间来对公共政策的新变化做出调整。P2-4

致中国人民

自从我担任联合国大使和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以来，我个人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早期经历使我对杰出的中国人民生发出深厚而持久的情结。我和这个伟大的国家的交往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当时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提出让我就出任大使做出一个选择，他提到了巴黎和伦敦。但是我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是举足轻重的。这种关系不仅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而且对美国的全球政策都是重要的，因此我便问他能否派我到中国去，如果可能，何时可以成行。福特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从1974年10月至1975年12月芭芭拉和我便一直住在北京。

在中国期间，芭芭拉和我带着极大的热情去结识中国的领导和民众。那时我们与北京的外交非常活跃，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也乐此不疲。我们正在建设着与我们二十多年从未真正接触过的一个国家的关系，但我们感到我们的前景是十分可观的。芭芭拉和我决定全方位地扩大我们的接触。我们常常停下克莱斯勒轿车，而后便像中国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游逛。我千方百计找出种种借口，邀请中国人参加集会活动，我也参加了其他国家举办的国庆纪念活动。我对中国人民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总是由衷地产生一种敬慕之情。

我们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也有所不同。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别，但两国领导人有力地增进了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在此期间中国已经建设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我认为邓小平、江泽民和现任主席胡锦涛的领导对于取得这样的成就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促使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发展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他们的领导还表明，中关两国的共同利益多于分歧，每一方都可以从另一方获取巨大的利益。

在整个历史上成功的大国领袖人物都从经验中认识到：他们往往不得不做出务实的，常遭非议的，然而却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定。《君子一言：决不增税》这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这样的决定并非总是可以轻松做出的，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我把这篇序言奉献给中国，她的领导人和她的人民，并祝愿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共同享有的利益不断增长。

祝万事如意！

乔治·布什

我确实为原书作者丹尼尔·奥斯特兰德教授和乔治·B.布什总统分别为《君子一言：决不增税》中文版作序而感到高兴。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所表达的友好情怀，他们对中美合作重要性的深刻见地，他们对中美前景所寄托的殷切希望，无疑都会在我国广大读者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使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寄予更加美好的期望，对人类世界的未来产生更加美好的憧憬。他们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包括通过布什总统办公室寄来珍贵的照片，我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为我国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教授为本书作序感到特别高兴，他从经济学和传记学的角度对本书的评价，提纲挈领，入木三分，在此深表谢忱。周宇先生通读了译稿，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在翻译过程中我的美籍同事曹南希女士为我提供了有关的背景材料；使我获益匪浅，在此向他俩表示由衷的感谢。从诸多方面来讲，本书中文版的问世是中美合作的一个结果，分明令人感到愉快。

我们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和他们在现代文明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总是由衷地产生一种敬慕之情。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派往美国的留学生或以其他途径赴美留学的人数一直独占鳌头，现在想去美国留学的人数也是遥遥领先的。但由于近年来签证困难，好多学生都不得不改去他国，这也许或多或少会给他们留下一些遗憾。尽管如此，美国各大学都有中国莘莘学子的进人，其中不但涵盖自然科学而且还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因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过去我们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就可比的方面来说)比外国落后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l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开放的中国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折射出本书的作者所阐述的伟大领袖所具有的远见和勇气，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正如本书所论述的，1990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把个人能否再度当选置于度外，提出完全违背他竞选承诺的增税计划，并为他的这一计划能够得以实施而竭心尽力。他的这一财政改革给美国带来了自二战以来最为持久的经济繁荣，但布什总统却由于食言而在第二次选举中惨遭失败，其个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他所表现出的远见和勇气以及爱国主义的伟大情怀是令人称道的，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离不开这样的领袖人物的指引。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对党风、工业、农业、交通等各方面都要实行整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使我国国民经济长年停滞不前的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邓小平置个人前途甚至生命于度外，同“四人帮”反党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充分展现出领袖人物的高瞻远瞩和英勇气概。正如他当时所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许多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各方面要整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虽然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却在全中国亿万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远见和勇气在于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不失时机地告诫全党左倾或右倾的危险性，提出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的口号。例如，他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这对于稳定中国的政局、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加强和改善我党的执政地位、改进和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深恶痛绝，邓小平本人也遭到严重的迫害，他失去了人身自由，被下放到江西的一个边远落后的小镇工厂接受劳动改造，当时对他来说能见到自己的亲生子女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稳定压倒一切，概括起来，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实践证明，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使中国在保持政治稳定中锐意改革，迅速发展，走上了富强之路。

我赞同丹尼尔·奥斯特兰德教授在中文版序言所提出的关于判断一个国家的选择及其领导人的准则，“没有哪一种制度或那一种思维方式会满足我们两个国家的需求，以一个国家的标准去判断另一个国家的选择是错误的。国家领导人所做出的选择不应该根据意识形态来判断，而是要根据他们的领导给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人类带来的影响来判断。”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曾指出：“邓小平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之一。”我认为他的这一论断主要在于邓小平的领导使中国人民的生活、综合国力和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和平。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创造出的人间奇迹反过来可以证明中国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中国的改革主要是改掉了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某些成分，使蕴藏在亿万人民群众中的勤劳和智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如果国际社会用丹尼尔·奥斯特兰德教授提出的标准来判断一个国家的选择，世界就会少一些摩擦，多一些信赖。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展和平竞赛的口号。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教授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和平共处》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扩大合作，和平共存，尽管两者之间的鸿沟会继续存在。他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反对共产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地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势力有其自己的既得利益，对学术界或文化界毫无兴趣。”(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合平共处——从苦难的过去到美好的未来》，波斯顿：哈夫顿·米富林出版公司，1988年第1版，第2页)而共产主义也已经根深蒂固地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然而只要国家领导人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以本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为根本，以世界的和平事业为宗旨，不同制度的国家及其人民就可以友好相处，互通有无，携手共进，开创人类共同美好的未来。

本书所论述的主题——远见、勇气与务实的态度，虽然指的是国家领袖应具有的风范，但我认为对任何级别的领导都适用。这不禁使我想起了25年前我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的老院长朱九思，他对办大学的远见、勇气和务实的态度至依然被传为佳话。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就敢于把正在受到政治迫害的专家学者聘请到学院任教，据说总共达500人之多。1971年“外语无用论”依然震天价响的时候，华中工学院就开始招收英语专业的学生。1978年拿出20万元(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请外国专家在庐山举办英语师资培训班。1980年华工招英语专业研究生，当时的外语系连一名副教授都没有，指导老师周之鉴1957年被划成右派，连讲师都不是，是朱九思在“文革”期间把他从湖南乡村请来任教，之前他还在接受劳动改造。当年研究生招生工作所强调的一个原则是宁缺勿滥，英语专业计划招4名，但朱九思认为生源好，决定扩招为13名。否则我这一生也许会与华工无缘，他的女儿当年也考同一专业，却没有被录取。

1976年“文革”一结束，华中工学院与国外交流就掀起了热潮。我读书期间任课教师有十几名是美国人，其中有不少带来了交流项目，如斯坦福大学英文系主任琼·密尔伍德教授为9名英语专业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在她半年的讲学期间，她的博士生福斯特，她的也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丈夫约翰·密尔伍德、她的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的儿子都曾来华工讲学或访问。一次，她的丈夫来到她的课堂上。我得知约翰·密尔伍德来前曾在香港大学讲学，就问他香港的市场供应情况如何，他说货源非常充足，什么东西都买得到。站在一旁的琼问道：“你能在那买到老婆吗？”约翰马上回答说：“能买到，但没有买。”美国人的幽默给课堂教学增添了一份乐趣。

当时华工其他专业的老师和学生出国深造的人数就更多了。据最近一篇报道披露，我国现任教育部长周济就是由朱九思1979年派到美国攻读博士的，当时他是华工二年级研究生。和我同届的经管专业的刘立明在校读研究生期间没有见到过他的指导老师，因为他的指导老师一直忙于在美国和加拿大进修和讲学。据说他毕业那年去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见到了他的导师。各系都邀请外国专家前来讲学。我去年10月至今年3月在加州州立大学进修期间认识了该校商学院院长蒋宗一教授，原来他1980年应朱九思的邀请曾来华工讲学，每次谈话，他对朱九思办学理念的敬慕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华工的外国专家寓所显得非常气派，我记得有两座外表镶着马赛克的四层高的白楼，楼前还有一栋栋单门独户的两层别墅式的建筑，掩映在高大的树丛之中，地上绿草如茵，空中花香四溢，树上鸟儿呜啼。每座楼里都铺着地毯，装着空调，与我们的宿舍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外国专家上课的教室也装有空调。再回首，我蓦然感到眼前的景象亦真亦幻，是梦非梦，那是一道中西方学术相互交流大放异彩的风景线，那是一片中西方思想相互碰撞产生夺目星光的夜空，那是一片中西方情感在交流中得到进一步加深和理解的热土，那是一座中西方高校合作结出丰硕果实的庄园，那是一座铸造爱我中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之魂的熔炉。朱九思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超清华，赶麻工。”如今，华工已经从过去的普通院校成为国内名列前茅的大学，其中倾注了多少老校长的心血，他的远见，他的魄力，都尽在不言中。我想，要是武汉有更优越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华工会发展得比今天还要好。

我第一次见到蒋宗一教授是在他的办公室，他送我一本介绍他领导的商学院的画册。打开一看，首先映人眼帘的是有关院长的介绍，其中提到他以前在克夫兰州立大学任教期间为该校与台湾新竹交通大学和大陆苏州大学建立起了姊妹学校关系。当我问到有关情况时，他感到非常自豪，他说还要继续为中美高校建立合作办学关系而努力。他的岳母不习惯美国的生活，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回到上海定居，真可谓故土难离，落叶归根，他每年都陪夫人专程前来看望。原来他的父亲蒋匀田曾担任过蒋介石政府的内务部长，不管部部长，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曾因揭露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腐败行为而坐过蒋介石的牢房。周恩来在重庆期间与之交往甚密，曾劝说他留下来，不要跟着蒋介石去台湾。蒋匀田在台湾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排斥，没呆多久就去了美国，蒋宗一说他父亲的人美签证是肯尼迪总统特批的。长年客居他乡的蒋匀田先生一直十分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打开，他就来大陆探亲访友，受到了邓小平、邓颖超和叶剑英的亲切会见。海峡两岸的民众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绝大多数都盼望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早目完成。邓小平从两岸现状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统一构想，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提出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充分地表达了海内外的炎黄子孙盼望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

对中国的和平统一，我想美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是他以伟人的远见和胆略，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从而使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都从对方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也为世界的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乔治·H.布什是尼克松总统对华政策的坚定的拥护者和创造性的执行者，从中也表现出他的远见和魄力，我们仅从以下几个事例就可以窥见一斑。

一、1971年7月尼克松宣布访华，他在当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这是一项英明的行动”，“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同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布什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并盛情邀请中国代表团到他母亲家做客。芭芭拉·布什的回忆录写到那次聚会气氛是随意的、友好的，令人难忘：

乔治的父亲去世后不久，他问母亲是否介意有中国人参加我们家的一个星期日午宴。尽管沉浸在悼念的悲痛之中，她还是表现出友好的态度，立即就答应了。她要准备自助餐，像平时一样让孙子孙女来帮忙。那时候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穿的都是毛式制服，布什夫人会客时穿的是黑裤子、黑毛衣。她想让中国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们挺晚才到，饭菜在温暖的烤箱里已经好长时间了。上饭上菜时我听到外交部长问布什夫人上来的这个是什么，她回答道：“快餐米饭。”我们很难向中国人讲清楚这是什么以及我们哈哈大笑的原因。可怜的妈妈。饭煮得太过了，中国人都认不出来了。我感到勇敢的、瘦小的妈妈那天可真是最为可爱。 (芭芭拉·布什： 《回忆录》，纽约，圣·马丁普通版本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97页)

二、布什在担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期间，为扩大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交往做出了十分积极的努力。

“我们来到北京后不久，乔治做出的决定之一就是我们应该尽量融入中国社会。那时美国的政策不允许我们参加各种国庆招待会，因为我们之间尚未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乔治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我们同中国人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的任何接触都是重要的。我们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告诉乔治说中国人接受邀请的比例只有十分之一。因此乔治以极大的热情，千方百计邀请中国人来到我们的住所，他们终于成为常客了。我们的外交同事不了解乔治的良苦用心，他们多次抱怨我们邀请中国人的次数太多了。”(芭芭拉·布什：《回忆录》，纽约，圣·马丁普通版本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23页。)

三、1989年中美关系出现挫折时，邓小平曾指出美国应该采取主动，我认为乔治·布什作为美国总统是这样做的，如他在1989年6月20日给邓小平的信所说：

“我是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写这封信的。我希望能有办法当面来谈这件事，但遗憾的是实际上无法做到。首先我是怀着真诚的友谊来写这封信的，我确信你知道这封信来自于一位热诚的人士，他相信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我多年来都有这种感受。今天我的这种感受更加强烈，无论形势是多么的艰难。”(乔治·布什：《我的书信及其他写作生活》。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28页。)同年7月，布什派特使来北京通报美苏峰会情况，引起国会的强烈愤慨和媒体猛烈的批评，但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国会全部迁怒于我，新闻界也都对中国之行进行口诛笔伐。仿佛是我们建立了完全正常的关系似的。这看上去类似于下地狱，但我坚信我们做的是正确的……”“我喜欢这种挑战，因为我深信我们所做的事是正确的，就此而言。国会纵然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能为之奈何。鲍勃·斯特劳斯来了，他认为这件事体现了政治家的风采。他说：‘作为总统你是强大的，这种事你能扛得起。’对此我感到十分惬意……(乔治·布什：《我的书信及其他写作生活》，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48页。)

从中可以看出他为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表现出他的远见和勇气。

丹尼尔·奥斯特兰德说尼克松当时给布什总统提出关于完全恢复和更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的积极建议，布什总统都予以采纳了。如今他虽然到了耄耋之年，依然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支持和参加去年和今年在德州和北京举行的中美关系研讨会，去年还曾来华访问，受到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

中国的统一大业从重要意义来讲绝不亚于中美关系的建立，美国领导人如果能以尼克松总统建立中美关系、布什总统发展中美关系的远见和勇气，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做出积极贡献，就一定会名垂青史，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爱戴。因为这对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都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财政学的一个原理就是政府不能靠庞大的赤字来运转，本书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注脚。正如布什所指出的那样，“预算赤字年复一年地拿我们孩子的未来作抵押。任何家庭，任何国家都不能依照联邦政府一直运行的方式来继续经营以求得生存。当你收到一张账单，你就必须得付钱，当你开一张支票，你就应该在银行里有钱。但是如果你不遵守这种常识性的简单规则，那就要付出代价。”加尔布雷思在批判20世纪最权威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学说时也阐释过这个道理：“明智的政府总是努力使其预算达到平衡。未能做到这样就说明是政治上的无能，事情不会比这更为复杂。政治家总是试图为收支不平衡辩护，有时还表现出不低的技巧。但不管他们的解释多么巧妙，毕竟都是虚夸的——为开支太多、税收太少、管理太差做掩护。”(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神秘的货币》，苏世军、周宇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作者虽然没有提到国会辩论中正方和反方的唇枪舌剑，但其复杂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布什改革的成功是对供给派经济学的有力回击，为世界经济学宝库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但和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邓小平的中国发展分三步走的计划是在本世纪中叶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们不禁要问，到那时，现在的中等发达国家会发展成什么样呢，现在的美国到那时会发展成什么样呢？中国突出的问题是人口多，底子薄，资源少。有时候我在想，如果让美国人口增加4.8倍和中国一样多，中国人口减少4.8倍和美国一样少，那么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中国的交通也会出现司机让行人的现象吗？中国的公共厕所里也会提供卫生纸和洗手液吗？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会提高多少？中国的就业压力会降低到什么水平？中国的人居环境会改善多少？

对这些问题，即使能够找到答案也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但思考这些问题会使人感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是和其经济发展水平分不开的。毛泽东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过各种探索和尝试，为新时期中国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和教训。邓小平通过对过去的总结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胡锦涛提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公共厕所里无偿提供卫生纸和洗手液固然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标志，但没有经济实力作后盾，来人为地提前实施，结果只能会事与愿违，变成空想社会主义。我国上个世纪50年代兴办的公共食堂也是属于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只有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提高了，生产力发达了，一些美好理想才能变成现实。

三分之一世纪前，当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寓意深情地对尼克松总统说：“我们的握手可以改变世界。”改变世界，这是多么宏伟豪迈的气派！改变世界，这是多么令人为之振奋的伟大壮举！中美关系的发展业已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他的伟大预言。

布什总统在序言中指出：“中美两国关系已发展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以为他的这个论断的深刻含义之一是：只要中美两国通力合作，互信互赖，那么中美两国人民的许多美好愿望就可以不断地提前变成现实，会给世界人民对美好的追求增添一份信心和力量。我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中美两国的巨大发展潜力是无穷无尽的，是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也衷心祝愿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增长，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加强。

北京印刷学院教授苏世军

2005年10月10日

“……我知道当时是在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但是。我认为在这个国度里。减少赤字，继续经济增长。以及就业问题比我竞选时决不增税的承诺更为重要。因此我们的预算协议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本书有助于解释和说明‘1990预算协定’所产生的影响，感谢奥斯特兰德教授为研究这项错综复杂的课题所付出的艰辛一阐释了我在任期间发生的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我希望本书会使读者对协商、妥协以及我们政府体系运转的艺术有一些深刻的认识。”

——乔治·布什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奥斯特兰德教授的《君子一言：决不增税》一书，着重阐述的就是布什总统的“1990预算政策”出台的经过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奥斯特兰德教授在书中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分析，不仅揭示了当时美国两党政治的异常复杂性，而且还突出了布什总统驾驭这种政治局面所具有的卓越领导才能，以及他为美国国家整体利益的深思熟虑，为美国今后的社会经济走向的高度关注。

乔治·布什总统上台后不得不应付他感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即前任政府留下的庞大的财政赤字远远超出了现任政府的承受能力。他之所以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改变初衷，把“决不增税”的承诺改变为“增税减赤”，是迫不得已的。乔治·布什总统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长期依赖财政赤字过日子，如果不及时果断地改变预算政策，越到后来就越难改革。他的决心，他的应对共和党内部和国会中的种种异议的举措，以及他的“增税减赤”政策所取得的成绩，在奥斯特兰德教授的这本著作中有详尽的、生动的记述。这也正是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

——厉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