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8万多字、图片170多幅，多层面地展示了河州型花儿和洮岷型花儿的文化形式，花儿传承人及研究，花儿文化形式推介的达标程度评估，濒危报告，保护、利用、发展之计划，国际与国内著名专家对花儿的专题评价与权威研究文章精选，花儿文化传承群体中代表人物的点评等，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收藏价值。

花儿，是流传在西北高原一带的民歌。早在南北朝时期，花儿就出现在文人的诗文中，可谓历史渊源流长，然而花儿的演唱习俗，传承方法使它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为挽救这种伴随大西北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文化活动，我们出版了该书。目的是使更多人了解这种文化现象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社会价值，挽救价值，更好地保护这种文化活动。

代序

第一章 花儿文化形式概说

第一节 花儿文化的载体、分布、民族、性质、价值

第二节 花儿、花儿会的历史、发展、象征、功能

第三节 两类花儿的词曲详解

第二章 花儿传承人及研究

第一节 河州型花儿传承人及研究

第二节 洮岷型花儿传承人及研究

第三章 花儿文化形式推介的达标程度评估

第一节 花儿的搜集整理研究成果

第二节 天才代表作价值评估

第三节 与西北藏族民歌、陕北信天游的文化史渊源及代表性评估

第四节 花儿传统唱词、曲令、花儿会的独特性评估

第五节 花儿文化形式延续的必要性评估

第四章 濒危报告

第一节 花儿文化形式濒危的现状与危机

第二节 花儿文化形式濒危的原因

第三节 花儿文化形式濒危的结果

第五章 保护、利用、发展之计划

第一节 保护的现状

第二节 建议性保护规划

第三节 保护、利用、发展的目标

第六章 国际与国内著名专家对花儿文化形式的专题评价与权威研究文章 精选

第七章 花儿文化传承群体中代表人物的点评

第一节 河州型传承群体中代表人物的点评

第二节 洮岷型传承群体中代表人物的点评

后记

花儿，是西北高原流行的山歌，源远流长，形式独特，异彩纷呈，是黄河上游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南北朝时，花儿就出现在文人的诗文中。近年来受到中外专家、学者及媒体的高度重视，已发展为独立的文化学科——花儿学，成为中国民间文化学术领域深受瞩目的一门显学。从花儿的历史渊源、艺术价值、演唱习俗、研究成果、濒危状况来说，花儿属于珍贵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花儿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植物，把山歌誉称为“花儿”，在世界山歌中独树一帜，无限的热爱之情尽在其中，凝聚着花儿之乡人民伟大的创造性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花儿是发自西北各族人民心底的声音，是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和“心头肉”。千百年来，人们用汗水、泪水、血水浇灌着花儿：“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尕刀子拿来了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花儿成了人们表达爱情追求、反映社会生活的最主要载体。花儿盛行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陕西宝鸡以西、四川若尔盖一带及西藏部分地区也有流传，是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和部分藏、裕固等民族都喜爱的山歌。花儿的主体是情歌，保留着许多远古的嫣歇绝唱，展现着广阔厚重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情风俗。花儿的渊源之悠久、曲调之丰富、唱词之浩瀚、格律之奇绝、演唱民族之众多、流传地域之辽阔，可位列世界山歌之首。花儿是“活着的《诗经》”、“西北的百科全书”，对研究民间诗学、音乐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具有珍贵的价值。花儿是大西北江河山川的精灵，是大西北古今多民族音乐交响的结晶，是大西北文化艺术的奇葩，被人们赞誉为“大西北之魂”。要认知西北，首先要了解积淀丰厚、风情万种的花儿。

花儿因歌种的不同，被学术界分为河州型花儿和洮岷型花儿，也有分为河涅花儿和洮岷花儿的，名同源异，各具特色，是中国和世界山歌中两朵光彩夺目的奇葩异卉。P2

王沛同志拿着一沓厚厚的稿子从甘肃来到北京，要我为他的新书《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写序。我虽然已九十多岁，记忆力大大减退，但对“花儿”的喜爱和与之结下的不解之缘却常缭绕心中。乘此机会，我将散落数十年的记忆连缀成篇，作为序，也作为对“花儿”永久的爱与思恋。

我爱上“花儿”，是在1953年。在第一届全国音乐舞蹈汇演大会上，我听了一名青海民间歌手朱仲禄演唱的几首“花儿”。诗人的敏感和直觉使我一下子为它独特的风格与色彩所倾倒，并成为其忠实的赞美者。会后，我访问了朱仲禄，问他：“那生动独特的表演方式是你独刨的吗?”他回答得朴实自然，说群众就是这样唱的，都是原来就有的。这种来自民间的集体的天才创作，洋溢着强烈的生命力，单纯地表达着人们丰富的生活与情感。朱仲禄美妙自如地运用了群众的演唱，让我们在北京的剧场里分享到来自高原的种种欢乐与悲哀。

采访中，朱仲禄为我唱了首情歌：

板子打了九十九，

出了衙门手拉手：

大老爷堂上定了罪，

回来还要同床睡。

谁把我俩的手扯开，

快刀提到你门上来；

谁要把我俩的手扯散，

得要两个人头换。

同屋的甘肃临夏歌手马占祥也不禁唱了一首：

城头上跑马没打过蹶，

我打虚空里过了，

刀尖上出了没带上血，

我俩的想心上到了。

他把青年追求爱情与幸福，比作一匹没打过蹶的行空天马，从刀尖上掠过去都不带一滴血，最终达到心愿。

朱仲禄还告诉我，他看到我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其中选的几首“花儿”很能代表当地人民的心，他也曾几次在会上演唱，这几首“花儿”在群众中更流行了。

访问之后，我写了一篇《<尕老汉>及其他——朱仲禄演唱的几首花儿》，率先在全国性的刊物上介绍“花儿”。

1955年7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的《民间文学》总期第4期上，就选登了三十首“花儿”，同时刊发剑虹的《试谈“花儿”》，全面系统地向全国读者推介“花儿”。

剑虹同志说：“‘花儿’，也叫‘少年’，是流行在甘肃(包括前宁夏)青每二省的一种山歌。以甘肃的临夏、临潭、岷县、河东回族自治区、东乡自治区，青海的同仁、循化等地为盛行。这些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不论庄稼汉、羊把式(牧人)、筏客子、脚户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是那样地喜爱它，这是他们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当你走到这些地区，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几声高亢清脆的‘花儿’。”

他还谈到莲花山的花儿会：“每年六月初二附近几个县的数万朝山者，就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这些朝山者并不是拜山敬佛的善男信女，而是‘花儿’的男女歌唱家和爱好者。”在歌会上，歌手们自由串联成数百个小组，一组一首地对唱，带来比赛的性质。他们的创作能力快得惊人——甲组“花儿”尾音一落，乙组“花儿”马上接上，不能有丝毫停顿，还要切合主题，与甲组唱的内容衔接。我们看来迫促不可思议，他们却泰然自若，并不吃力，一边听，一边编，一边把新编的词传达给本组唱家，对方歌声一停，新“花儿”就接上了。

我在该期《民间文学》编后记中写道：“‘花儿’是甘肃、青海一带最流行的民歌。它们自有其独特的色彩。只是语言上地方色彩较浓，别地的读者初看时可能感到不太习惯。但接触较多之后，就会感到它们的朴实和优美。这些歌我们认为应当如实地记录下来，不主张随便修改；方言土语，一般均采取作注解的办法。”

1958年，毛泽东主席亲自倡导搜集民歌。同年4月l 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民间文学》5月号发表了《郭沫若同志关于大规模搜集民歌答本刊编辑部问》。7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开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我作了《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的报告，列举了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歌谣百花齐放的盛况，其中也提到了“花儿”。大会临结束时，《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篇社论《加强民间文艺工作》。在党的八大第二次会议上，周扬同志作了《全党动手，搜集民歌》的发言；毛主席再次提到全面搜集民歌。这一年，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发了搜集民歌的紧急通知。一向受鄙视的民间文学正大步迈进文学艺术的“大雅之堂”，全党全民采风的创举在短时间内取得振奋人心的成果。在这个高潮中，我又发表了《两首“花儿”》的文章，向读者介绍“花儿”，希望人们跨越语言的隔阂，去欣赏花儿，去打开“花儿”这座宝库。

我介绍了一首浪漫气息浓厚的新“花儿”：

脚踏船坐上高兴了，

过兰州顺黄河下了，

跨过龙门北京就到了，

毛主席拍着手笑了。

这种快乐天真的歌唱，把当地群众渴望见到领袖，与领袖毫无隔膜、心心相连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提出：“学诗的人，如果把‘花儿’研究一下，我想在探索新诗的形式上会得到很多宝贵的启示和新的依据。这也是我首先向读者推荐‘花儿’的一个重要原因。”群众的创作是自由的，形式生动活泼，想什么就编什么，就唱什么，明明白白，深入人心，引起共鸣。各民族各地区有着不同形式的民歌，各民族各地区人民按照自己的生活情感的需求，利用和发展旧形式，创作新作品。新民歌开一代诗风。

一年之后，红旗杂志社出版了郭沫若、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也选入了“花儿”。

1960年后，天灾人祸，三年经济困难，文艺界又过分强调阶级斗争，错误地解释“厚今薄古”。1963年，“左”的干扰日益严重，民间文学工作举步维艰。这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建国后第一本《花儿》专集。我为它唱赞歌，并拿着书去给胡乔木同志看。乔木同志充分肯定了这本书，并建议我将它收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的民间文艺丛书。正在这时，甘肃人民出版社对这本书进行了批判。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我依然坚持肯定此书，并授意采编部写催稿信，信中写道：“早点把这本书出来，可以改变一下有些人对传统作品的看法，挡挡社会上不重视传统作品这股风。”之后的几年中我曾因此多次受到批判。最近，我整理旧书，看到l 969年我写的一份检查《抗拒毛主席的两个光辉指示的其他罪行和错误》，其中第一条便是“所谓‘乔木精神’和出版‘花儿’一书问题”。这份“检查”记下了我当年对“花儿”的痴情与执著。  云开雾散，一场浩劫终于过去了，民间文艺界和全国一样，迎来了冰雪消融的第二个春天。1978年，我主持恢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这时我收到甘肃寄来的关于“花儿”被禁和发生流血事件的材料。我不禁愕然。历代统治者禁歌本不足为怪，“四人帮”禁歌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的呼声。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莲花山反遭大规模“封山禁歌”；康乐县明令不准群众赶山，违者以“党纪国法”论处，甚至动用民兵武装沿线设卡，乃至发生打死人的事。可谓登峰造极，骇人听闻。我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喜赞莲花山的新“花儿”——兼评禁歌》。禁歌，就是要封住人民的嘴巴，自古也是枉然。据调查，当动用民兵阻挡群众上山的时候，你这儿赶，我那儿唱，连民兵也是“上头来了他管呢，上头走了他也唱着呢”。唱山的人化整为零，歌会此起彼伏，延续了三个月之久。这种禁歌不仅是无效的，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践踏。我最后奉劝：“我们一些同志，要认真倾听人民的意见和歌声，切不可变成‘四人帮’的俘虏，充当《刘三姐》中那个莫老爷。”

我的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民间文学》1979年复刊号上，同时刊出的还有我邀请当时主持甘肃工作的萧华同志的文章《大力提倡民歌》和新华社记者田恒江采写的长篇通讯《让‘花儿’开得更加鲜艳——谈康乐县的封山禁歌》。1979年各族群众举行了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莲花山花儿会，参加者达六万之多。

1978年10月，青海花儿王朱仲禄曾来北京参加文化部主办的民族民间歌唱汇演，我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邀请朱仲禄及湖北、贵州、四川、河南五省的歌手座谈。朱仲禄全神贯注地歌颂毛主席，歌颂新时代。我提议他再唱一遍几十年前唱的：“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者)还是这个唱法。”音色与神采不减当年，足以令禁歌者胆颤。

1979年7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国家民委、文化部要求召开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旨在为受迫害的民间歌手、诗人以及他们的作品恢复名誉；创造条件积极开展抢救各民族文『匕遗产；进一步调动民间歌手踊跃创作，放声歌唱。我去找了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他很快批示：“这是件好事，我赞成。”同年9月25日至10月3日，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主持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并作了题为《歌手们，为“四化”放声歌唱吧!》的讲话。来自全国45个民族的723位歌手云集北京，朱仲禄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含泪控诉了自己遭到“四人帮”的一系列迫害，将他全家遣返啄籍劳动等。最使他心疼的是搜集及创作的数千首花儿手稿被抄走。他即兴歌唱，“党中央把蓝天擦亮了”。朱仲禄这位西北花儿王的歌声再次唱响首都歌坛。

在这次会议上，朱仲禄还受到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等政治局领导同志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83年旧历六月，我率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组成的采风团到甘肃莲花山考察花儿会。尽管由于有其他任务，要迟到两天，错过了莲花山彻夜对歌的狂欢，但我中途赶上了向王家沟门转移的群众，那河边、山沟、草滩的盛会，已足以使我心荡神移。

几次遇到用马莲草绳拦路对歌的：

莲花山上下来了，

走的人困马乏了，

手拿镰刀割柳哩，

马莲绳放脱我走哩。  一次我们的车被女歌手拦住了，我们车上的女歌手对唱起来：

红心柳，四根杈，

跟上采风团脸上红沙沙，

心里面热辣辣，

你说啥我唱啥，

叫你们走了后把我忘不下。

对方歌手放行，但见我们上车离开又有些依依不舍，唱道：

斧头要剁红桦呢，

你上呢嘛我下呢，

心上把你牵挂呢，

把心扯(着)两哈(下)呢。

走一处，拦一处，拦一处，唱一处，直到唱满意才放行。几十里的大路歌声响成一串串，我们且唱且走，缓慢地向目的地迸发。

在王家沟门参加花儿会期间，公婆管不了媳妇，丈夫也不能管妻子。这几天，谁都可有权去浪山，有许多家门都挂上了锁。这实在是一种解放。在甘肃那回、汉封建礼教统治非常严厉的地方，为什么有这样的自由?男女爱情的自由、人的自由是无法扼杀的，任何礼教和人为的压制都无济于事。除此之外，恐怕当地习俗中还保留有一种男女自由恋爱的原始遗风。

在临夏州的晚宴上，州长马玉海致词。在座的朋友悄悄告诉我，这位州长就是当年禁歌的康乐县的县长。今天他的致词中热情洋溢地赞扬民歌，我也向他表示了敬意!巧遇和州长的转变让我兴奋。

从甘肃采风归来，我写了一篇《记莲花山歌会》，其中有这样一首诗：“花儿故乡不虚传，／男歌女答摇彩扇。／歌如流水山中绕，／是仙境么是人间。／莫道忙中来偷闲，／开镰收割先浪山，／四化建设表豪情，／笨乌也来唱新篇。”

1984年7月，我在黔西南全国民族音乐第三届年会上的报告《论曲与词及其他》和1 991年4月为中国歌谣集成作的总序《中国歌谣的一座丰碑》中都以莲花山的“花儿”和“花儿会”为例证说明歌谣一直伴随着历史，记载着历史，任何民族或国家的诗歌文学的发展无不与其歌谣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1986年6月，雪犁、柯扬编选《西北花儿精选》要我为之写序。对于“花儿”我自然是个门外汉，不生活在那个环境中，难以完全懂得“花儿”以及它在人民生活中所占的位置。但是，我与“花儿”的不解之缘却让我无法推卸这个任务，我愿意为“花儿”做点儿事，再唱赞歌。在序中我写道：

“我们时代的民间文学工作者采录、出版人民世代相传的各种民歌(包括歌手的即兴创作)，必然会做出斐然的成绩。‘花儿’的编选出版是极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和所发挥的作用，将会超越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历史会对这种记录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

“作为‘花儿’的一名爱好者，我希望这种采风工作继续下去。‘花儿’不仅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颗明珠，是最富有地方特色的一种国风，也是深深植根于群众的地方沃土中的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是人民诗歌的源泉。”

近年来，民间文艺工作包括对“花儿”的采录与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0年，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了《保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项目行动计划》，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①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自2001年到2003年历时两年对中国民歌进行抢救性考察。他们深入到甘肃的岷县、永靖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肃南裕固自治县，青海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平安县、循化撒拉自治县、同仁县、尖扎县等地，对不同民族、地区的民歌进行采录研究，其中“花儿”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04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考察成果返还原采录地，同时为以上各采录地颁发了“民歌考察采录地”的牌匾。

2002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启动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2004年5月，命名岷县为“中国花儿之乡”并举行隆重的挂牌仪式。2004年10月，命名临夏州为“中国花儿之乡”，康乐县为“中国花儿保护基地”，和政县为“中国花儿传承基地”。

2004年，中国民协计划编撰《中国民间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推介丛书》花儿列在其中，并邀请王沛同志撰稿。王沛同志先后赴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四川考察，并访问了众多学者。他力图兼容和吸纳各种不同流派和不同观点的学术成果；全面记录历代政治家、组织者和热心人对“花儿”的保护举措；客观地介绍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的源流、发展、艺术特色以及花儿会的盛况；更突出的是生动地记载了各民族优秀的民歌手在传承与创作花儿上为保存和传播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立下的不可抹灭的功勋。

贾芝

2005年10月16日

《诗经》，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使后人受益匪浅，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其歌唱曲谱没能记录，使人难见其全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与《诗经》同为民歌艺术的大西北花儿，历尽沧桑，顽强传承，至今仍活在西北各民族人民当中，这可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花儿也不例外。在花儿面临生存危机的关键时刻国家实施了大规模的抢救、保护行动。上个世纪末历时20年之久的“十大集成志书”项目，使花儿得到较完整的录音，大量词曲及歌手、花儿会照片等载入“集成”出版发行；近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为了保护民间文化，弘扬民族精神，首倡“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得到国家大力支持，现已正式成为中国政府“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国实施。花儿作为国家、省、州、县的重点保护项目，正在用现代化的录音录像设备，积极进行着立体性的抢救保护前景喜人。花儿又沐甘霖，值得庆幸。

2004年8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决定出版“中国民间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推介丛书”，花儿优先列入，并邀请我撰稿。看了撰稿细则，我既感到荣幸，也深知任务艰巨。中国民协党组书记白庚胜、组联部主任吴薇到临夏时热情鼓励我抓紧撰写，并详细地讲了撰稿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中国民协的向云驹先生多次给予了具体指导。我及时地向临夏州文联、州文化局、州委宣传部和省民协、省文联、省民委、省文化厅领导马忠贤、李学政、马丰春、陈元龙、崔学军、马自祥、郭正清、马少青作了汇报，他们给予了积极支持，并按照编纂体例成立了省内外领导、专家组成的编委会，特邀省内外著名专家和花儿学家担任顾问，省文化厅和州政府解决了部分考察经费。

我带着多年研究花儿积累的问题，先后赴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四川考察，受到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及歌手的积极协助和支持，获得许多音像、文字等资料，弄清了一些疑难问题．借此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在撰稿的过程中，得到了乔建中、朱仲禄、谢承华、魏泉鸣、李磷、王知三、景生魁、张俊仁、杨文良、杜芳、祁明芳、章海云、马莲等师长、朋友和同仁们的大力帮助；州委宣传部退休干部王作中先生认真校对了文稿；临夏州商务局的英语教育硕士马力同志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出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民俗研究所苏独玉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的纵想：论花儿、花儿会和花儿的学术研究》巨著的部分内容，在此请他们接受我由衷的感激。特别是德高望重、年过九旬的贾芝老先生，在身体有病的情况下，仍然情牵花儿，慨然应允为拙作撰序，使我长久地处于崇敬之情中。有贾老等老一辈华夏文化巨擘的倾力扶持，花儿作为中国非物质遗产重点保护项目，定能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奉献给大家的拙作和照片，是河州型花儿和洮岷型花儿的简要描述，反映着许多新老民族歌手的传承印记，凝聚着古今花儿研究者的心血智慧，总结着历代执政者的保护功绩。花儿文化博大精深，由于自己学识有限，舛错谬误之处甚多，诚望识者斧正。

王沛

2005年8月于河州望远斋

2006年3月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