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与宋代包公齐名，但海瑞生前在仕途上历尽坎坷，死后几百年，又成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索。本书对海瑞为人作了客观评述，内容包括海瑞时代的社会背景、生平教养与精神风貌、政治教育思想、哲学思想及海瑞思想的历史评价，真识再现了这一位另类“海青天”。

明朝后期的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政治实干家，以为政清廉与刚直不阿著称。他的政绩当时已广为传播，并为人民群众所爱戴，对后世亦产生深远影响。

本书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知人论世，对海瑞为人先是作了全面评述，用以刻画出化总的精神风貌。再分章剖析他的政治、教育和哲学思想。如培养立身行教的致用人才，主张人法兼资的立国政策，固本培元的重民意识，求真求实的认识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都构成为海瑞思想的系列特色，并在明代实学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本书最后对海瑞思想作综合性的评价，从而论证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取得的成就和局限。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序

第一章 海瑞时代的社会背景

 一、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社会变化

1.社会风气的变化根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2.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专业城镇的繁荣

3.手工业工场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社会的冲击和影响

1.土地买卖的加速与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变

2.工匠人生依附的松驰与农民流入城市

3.明中叶后封建地主阶级应对时局的措施和对策

 三、明王朝在衰落过程中出现的内忧外患

1.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与国内阶级矛盾的加深

2.内政不修导致外来侵扰的加剧

第二章 生平教养与精神风貌

 一、家庭教育与政治抱负

1.家世渊源与少年教养

2.立身处世与生平抱负

 二、仕途坎坷与高风亮节

1.狷介自守的教谕生涯

2.不畏上官的强项县令

3.敢骂皇帝的户部主事

4.摧折权贵的巡抚御史

 三、被迫引退，仍关心国事

1.遭受诬陷而被迫引退

2.在野之身仍关怀国运

 四、勤政爱民，死而后己

1.古稀之年，东山再起

2.廉洁爱民，终生不渝

第三章 政治教育思想

 一、培养立身行教的致用人才

1.以身作则，师道为尊

2.培养生徒，德才兼备

3.立身行事，学以致用

 二、主张人法兼资的立国政策

1.人法兼资，人治为主的治国方针

2.出处去就，立身行道的用世原则

 三、肃清吏治的清官作风

1.为政清廉，居官之本

2.出处去就，立德为先

 四、固本培元的重民思想

1.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重民思想

2.洁己守法，勤政爱民的为官之道

第四章 哲学思想

 一、对孟子与陆、王心学的积极发挥

1.抑朱(熹)扬陆(九渊)的思想倾向

2.以心为体，以行为用，对陆、王心学的发展

 二、对物质生活决定精神意识的初步理解

1.重视人民物质生活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2.承认物质生活制约精神意识的哲学基本原理

 三、内外兼资求真求实的认识方法

 四、言行一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五章 海瑞思想的历史评价

 一、学问人心合为一道的思想特点

 二、躬行实践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

 三、死守封建纲常的卫道面目

 四、海瑞思想的历史评价

1.张居正与海瑞的思想异同

2.何心隐、李贽与海瑞的思想比较

3.海瑞思想的评价及其历史地位

结束语

海瑞年表(公元1514—1587年)

参考文献及有关论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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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我们要了解海瑞的思想及其为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必须对他所处的时代及其生活的社会历史条件，有比较确切的认识。马克思曾经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根据这个原理，我们要正确评价海瑞的思想，应该先了解他生活时代的社会背景，这是必要的前提。

一、正(德)嘉(靖)隆(庆)万(历)

时期的社会变化

海瑞出生于正德八年，万历十五年去世，主要活动在嘉靖、隆庆到万历年间。那是到了明代的中后期，封建社会已经走向没落，但尚未进入崩溃阶段。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在生产关系领域中的局部地区和行业内，绽发出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另一方面，封建的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仍占居主导地位。也可以说，中国的历史从这时起开始处在封建解体的过程之中，但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倒退的反复，因而封建社会还得延续下去。当时社会上存在城镇与农村的矛盾、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矛盾、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与行会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的矛盾，等等，而海瑞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矛盾的时代。

1.社会风气的变化根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关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变化，容易使人感觉到的是风气习俗的前后不同。顾炎武《歙县风土论》对这个时期的前后对比，特别对阶段性的变化，有过相当明确的描述。

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宏治，盖綦隆矣。于时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

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锱铢共兢。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

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厉，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羲。奸豪变乱，巨猾侵牟。于是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纷华有波流矣，靡汰有邱壑矣。

迄今三十余年则复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安得立政闭关，商旅不行，安静以养微阳哉！

这里讲的是徽州风俗，从弘治(1488—1505)到正德(1506—1521)末嘉靖(1522—1566)初，相距只有二三十年，社会风气开始大变。原来男耕女织、安静淳朴的农业社会，变成“商贾既多，土田不重”，经商的容易发财，而务农的就不那么重要了。接着是贫富分化，诈伪纷争也因之而起，出现所谓世风日下的景象。再过40多年到嘉靖末、隆庆(1567—1572)间，重商的趋势更见发展，出现“末(商业)富居多，本(农业)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景象，而一些奸豪巨猾，诈伪纷争，更是奢靡成风。海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上仕途。再过30多年，这种“贪婪罔极”的风气愈演愈烈，已经到了万历的中后期，为海瑞所不及见了。

顾炎武所引这篇《歙县风土论》，作者是完全站在封闭的农业社会的立场，将弘治时的小农经济生活描写得有如安乐的天堂，而对正德末、嘉靖初商业经济开始泛滥，则表示痛心疾首，愈到后来的隆庆、万历期间，原来宁静淳朴的社会，更是变成诈伪、纷争、贪婪、奢靡的世界，世风败坏到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上面讲到歙县风俗的阶段性变化，可以说是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变化的缩影。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吴江县亦有类似变化。

邑在明初风尚淳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循分者叹其不能顺革。万历以后迄于天(启)崇(祯)，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吴江是苏州府的属县，地处苏州南邻，太湖东岸。《苏州府志》引《吴门补乘》说到明代中叶后的情况：“大村名镇必开张百货之肆，以榷管其利”。“由是累金百万，至今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还说嘉靖时任知府的徐郡守，他的“亲信吏胥门隶往往为富人”。当时从缙绅士夫到地方衙门的吏胥，似都与商业发生联系。

为要说明这个问题，可以先举与海瑞同时的徐阶为例。嘉靖晚年攻倒严嵩后曾任内阁首辅，隆庆二年告老还乡。徐阶致仕家居，曾兼并大量田土，海瑞就说到他“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但他还不满足，同时开设铺店，除牟利之外，在京师还以此为据点，阻挠对他家向上告发的人。如高拱处理钻刺犯人孙五一案。孙五投靠徐府充当家人，改名徐五，“徐府随给银二万余在原籍开张典当铺面，违禁多取，以图专利一方。”还有在京华亭人朱堂、王忠等，陆续投入徐府，他们“领徐瑛(徐阶子)本银一万八干余两，俱于东安门外假以开张布店为由，倚势在京‘营求重利。”甚至以此为据点，“往来报消息”，“并将原籍人拦阻，不得讦奏。”这就近似犯法行为了。因此高拱指责徐阶，称他“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黩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纵其子揽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熏灼于天下。”

徐阶告老居家后，在地方就属寻缙绅士夫一类：高拱说他：因在京店铺颇有厚利，虽然去官回籍，而“资本仍留在京，照前营利，不行收止。”由此可见，徐阶任京官时已开有店铺，在老家占有大量土地，可以说是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人物，当然他自己不会出面经商，而是委托徐五等人。所以高拱又说到“徐阁下回至原籍，专倚(徐)五为心腹，日每交欢，仍前求利不息。”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一种反映。但这种依靠官势来经商，与一般来自民间的富商大贾，地位当然是有点不同了。P1-5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一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我承担“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海瑞评传》一书的写作任务，由于工作安排不当，自身努力不够，以至时间、精力分散等主客观原因，没有能按期交稿，延误了出版计划，对此谨向主编匡老及编委会同人深切致歉。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审稿人潘群同志认真负责，指出拙稿中存在的问题，并帮助修正提高，对此至为感谢。由于海瑞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但要从思想家的角度加以评述，感到难度很大。本书的写作只能是一种尝试，其中错误与不当的地方，敬请学术界同人及读者诸君，不吝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