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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为《光明学术文库》之《中国现代文论家论》，主要从中国现代独特的文化背景切入，回顾、剖析生活于动荡、转型时期中国文艺论坛上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文论家的思想与人生，透视一段充满坎坷的学术历程。

本书回顾、剖析生活活动于20世纪中国文艺论坛上几位有代表性的文论家的思想与人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透视那一段充满坎坷的学术历程，力图在历史与审美两个可以互补的维度上检视这些文论家的学术成果。探讨包蕴于其中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

序言

导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三维解读

动乱年代的学术格局

学术之争，延为政争

缺席的审美意识

矛盾组合：胡适文艺思想论

文学与政治的变奏

歧义丛生的文学革命主张

传统的背弃与回归

继承开拓：周作人文艺思想论

“人的文学”的思想资源

调和持中的学术方法

普遍与真挚的审美追求

情系生活：雪峰文艺思想论

反映论的文学观

现实主义理论的展开与贯彻

学术失误的意外补偿

理论思维的时代印记

尚实致用：邵荃麟文艺思想论

艰难时世中的曲折心路

实用：一个时代的美学

国民精神与中间人物

否定与超越：何其芳文艺思想论

文艺思想发展的三个时期

文艺思想发展中的两次否定

一颗能昭天日的赤子之心

一支没有奏完的“进行曲”

建国后何其芳文艺思想的心理透视

寻真之旅：胡风文艺思想论

胡风与他的时代

胡风的“五四”情结

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

受缚解缚：周扬文艺思想论

周扬文艺思想的基本面貌

周扬文艺思想的特征

周扬文艺思想的新发展

了与未了的恩怨

人学文学：毛泽东文艺思想论

服务对象的人学界定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特点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人学启示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人言言殊：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文学思想

为革命而文学

人性人道的张扬

为审美而文学

理论意义与影响

结语：文论家与文学学术规范

学术繁荣与学术规范

知识者遭际的文化意涵

思想自由与学术兼容

对学术文化的理解与反思

后记

“人的文学”的思想资源

从周作人“五四”时期几篇有影响的文艺论文看，作者的许多观点与中国古代文论家的哲思“不谋而合”，吸收、借鉴与改造的关系了然可见。

文学本质的界定不仅关涉到旧文学的价值判断，而且也与文学发展的未来方向有关，是新文学运动需要着力加以解析的。周作人将传统关于文学的解说分为人生派与艺术派两类，而他自己因为参与了文学研究会的活动，被归属于“人生派”。其实对于周作人来说，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传统的“人生派”文学观，“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对这一点周作人显然也是认同的，但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派文学主张包含的流弊，即“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封建的卫道士们正是接过了文学不能脱离社会、脱离现实的口号顺势将文学与载道捆绑在一起，严重阻碍了文学审美特性的发扬。看准了问题的症结，也便有了纠正流弊的方法，周作人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一样包含了对传统的借鉴，即吸收传统的“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的艺术派的合理因素。然而周作人也了解这一派主张对世情所表现出的冷漠，认识到必须对之加以深度的改造然后才能在新文学运动中加以实行，即认为这里的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有接触。换一句话说，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由这一论述可知，“五四”时期的周作人致力于对艺术派文艺观的深度改造，经过周氏的改造，艺术派其实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艺术派了。正是因为如此，周作人将其文学主张概括为“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或日“人生的艺术派”。

周作人自文学源起的视角切入文学本质的讨论，他肯定文学发源于情感表现的旧说，并引用了《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对己论予以支持。他写在这一时期的文学论文里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即认为表现真挚的感情是使被封建礼教禁锢的旧文学观走出解缚的重要一步，这一见解无疑应和了“五四”时期崇尚个性自由的潮流。从以上的介绍可知，周作人的为人生的艺术观，既非儒家以载道为指归的人世文艺观，亦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左翼文艺界那种包含了强烈功利倾向的革命文艺观。他接受了刘勰以后以审美为关键，寓讽时益世于审美的文艺观点。周作人的新的文学理念是在扬弃已有的关于文学的界说的基础上确立下来的。

周作人还进一步申述了其崇奉为人生艺术的理由：他说：“我们称述人生的文学，自己也以为是从学理上立论的，但事实也许还有下意识的作用，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这感情上的原因，能使理性的批判更为坚实，所以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从这段论述里，我们可以察觉得到激情澎湃的“五四”进步思潮在周作人思想中留下的深深的印记，置身这样一个群情激愤的时代，周氏即便到不了热血沸腾的境地，也总是会感受到时代的热力，产生跃跃欲试极想有为的冲动。同时，我们觉得这一段说明性文字也凸现了他的一种苦心，即有意赋予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以一定的张力，认为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使这种主张更富有合理性，更能成为大众的需要。一旦时势发生变化，则存在的合理性可能被别一种艺术取向获得。

周作人“五四”时期关于文学的论文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即张扬人性人道主义。他研究过性心理学，对人的感性特征有很深的了解，认为应当尊重人的感性需要。他关于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主张着力于挖掘文学的人性蕴涵。他似乎不特别看重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白话、文言之争，不特别看重作品在形式上的可接受程度，为此他特作两点声明，第一，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通俗并非其唯一之目的。他关注的只是这样的文学应该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第二，平民文学也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对平民痛苦的生活仅表廉价的同情。这些论述新颖别致，与胡适看重白话文学的建设旨趣显有区别。

在我看来，周作人人道主义的文学观其思想资源有两个，它们都出自传统文化。其中一个是直接的，即他从墨子的“兼爱”中得来；一个是间接的，即受到儒家思想中的爱人内容的启发，这一点可以从周作人对自己的人的文学的主张的解释中得到证明。周作人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周作人所说的第一点理由，表达的是个人自爱、自强的意思，这意思可以视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升发，通过自己的力量全面实现人生的价值，这已经达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极高境界。这样的追索其实也彰显了一个事实，原来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也包含了对个人价值与意义的可作现代阐释的内容，周作人发现了这一点，不仅以之激励正为救国与自救奋起的国人，并将这一思想用以为自己奠基于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基础上的文学观张目。袁济喜在《古代文论的人文追寻》中对审美的含义作过这样的概括：“在审美活动中，人类自由自觉的本性得到施展，人与外界的受动与功利关系被提升为一种超越功利的关系，审美使人的主体性与外物得到了统一，创造出新的人生境界即审美境界。就这一意义来说，审美对于人性来说，具有解放的意义。因此，包括美育在内的人类审美活动也就天然地具有人道主义的含义，她与理想人格的建设相关联。”也就是说，审美活动中的人道主义包含了对人格自我完善的崇奉，包含了塑造强健人格的追求。周作人所说的第二点理由，亦即强调文学的全人类性，则直接来自墨子所谓“己在所爱之中”。周作人解释说，“我是人类之一；我要幸福，须得先人类幸福了，才有我的分；若更进一层，那就是说我即是人类。”墨子早就说过：“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如众所周知，墨子思想具有较强的人文关怀，他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人依以长其身”的社会。墨子的“泛爱论”又与儒家的“兼爱”，“泛爱众”、“推己及人”等观点深相契合，诚如清代俞樾所言：“孔子贵公，墨子贵兼，其实则一。”李泽厚分析说：“企图以‘普遍的爱’来停止战乱取得太平，是小生产劳动者的一种常见的乌托邦意识。由于小生产劳动过程的狭小范围内可以获得这种相互合作而互利的实际经验，使他们的代言人、思想家容易把它升华为一种‘政治’和‘救世’的理论。在后世以及其他民族思想史上，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李泽厚还对墨子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复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这些论述可以作为我们了解“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崇墨倾向的一个注解。  P32-35

本书回顾、剖析生活活动于20世纪中国文艺论坛上几位有代表性的文论家的思想与人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透视那一段充满坎坷的学术历程，力图在历史与审美两个可以互补的维度上检视这些文论家的学术成果。探讨包蕴于其中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

百年回眸，惊心动魄。试问人类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堪与20世纪的惨烈比肩?新世纪的大幕一拉开，世界规模的战争便接踵而至。人类近现代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的发祥地欧洲竞成了一片虐杀人类自己的屠场。40年代，法西斯德国气势汹汹地以几天抹去一个欧洲国家的速度扩张自己的版图，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扑向苏联，而克里姆林宫在灾难降临的最初一刻，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发愣，居然找不到应有的感觉。同样的，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将太平洋上那一个美丽的港湾变成埋葬美国舰队的火海，美国朝野却只能在一片哗然之中度过一个噩梦般的黑色星期天；被人称作蕞尔岛国的日本，居然毫不费力地占领了亚洲广袤的土地。黑云压城城欲摧，善良的人民在法西斯的凶焰下呻吟，整个世界弥漫着大厦将倾的忧惧。

虽然苍冥欲坠，自有擎天一柱。在世界人民前仆后继的艰苦奋战下，正义的力量终于艰难胜出，到世纪交替的时候，世界又恢复了常态，但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毕竟在人类的心理与行为中留下了它的深刻印记。在灾难深重的中国，不管是“批判的武器”还是“武器的批判”，说到底，都是为生存而战，也都得为生存而战。革命的方面、人民的方面为了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势下获得斗争的勇气与毅力，进行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广泛动员，文艺界也因之确立了一种“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的战时体制，生活活动于这一时代。倘若没有泯灭自己的民族正义感与社会良知，那么不管他手中操持的是笔、是枪，还是别的什么，统统都可以成为、也应该成为匕首与投枪，用作于战斗。这是情势使然，毋须特别的号召。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文学及文学学术不可能作别样的选择。这就是人格的偏执、思想的偏执、学术的偏执；这就是人性人道主义成为弱势意识，受到主流文论排斥的理由；这就是视文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的理由；这就是我们赞同30年代的鲁迅而不赞同30年代的梁实秋的理由。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理由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不知机变的理论偏执的遁词。当战争的硝烟终于在中国大陆散尽，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终于结束，国家重又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后，洗尽征尘的文学艺术理应适时地完成审美的回归、人学特征的回归。这也是我们今天更愿意听听梁实秋辈那些强调审美、为艺术而艺术的意见和阅读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抒情小品，沈从文的边城系列小说的缘故。恩格斯曾经说过：“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惊人的变故。”建国后的文学与文学学术的发展情形居然被恩格斯不幸而言中。战时体制的文学观念具有巨大的运行惯性，许多文艺理论家并没有放弃战争环境中形成的“武器意识”与“工具意识”，依旧热中于发掘文学的批判功能与战斗功能，这就使得本来便包含片面性或具有阶段合理性的文学观点中那些不准确的成分得到了强化与扩张，而有限的合理性则早已丧失殆尽。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这种文坛态势的形成，文艺理论家们虽然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由于整个社会依然充斥着十分亢奋的敌情意识、斗争意识，文学无法拉开与这种社会氛围的距离而另辟柳暗花明的发展蹊径的事实所决定的。事情不正是这样吗?这里述及的一些文论家都是富有审美经验的内行专家，他们在建国以后或早或迟地意识到了必须对和平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路径进行某种调整，以实现适应时势的转型，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发出了呼吁。他们的觉悟过程、觉悟程度及由此推动的学术活动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在他们的论著里包含了不少疗治时病的合理意见，他们的意见如果被接纳，我们今天看到的20世纪的文学景观可能就会是另外一副模样。当然，总体而言，这些文论家的文学思想并没能越出历史的限制，他们所做的工作和主要的贡献，仅限于在可能的范围内缩小庸俗社会学文艺观的影响，而不是从根本上动摇乃至否定它；甚至在他们那些现在看来十分驳杂的文学观点中也还存在许多偏差与问题，在当时与现在都备受责难与非议。但是，他们的初步觉悟及所作的批评和抵制，开启了同错误的文艺思想斗争的先河，其劳绩是不应当被忘记的。我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新的文艺学学术的建构与发展中，这些文论家是接力赛中跑第一棒的，没有这第一棒，也就不会有第二棒、第三棒……同时，赖有他们的奋斗和牺牲，20世纪一个多灾多难的学术领域、一个没有获得大的进展的学术领域因此浸染、纷披了悲壮的色彩，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我们注意到，世纪之交，文论界的一些人在反思20世纪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时，常常对我们的学术前辈发出轻薄的揶揄与哂笑，批评他们留下的也许真的有些可怜的思想遗存。但是，当我联系着前辈们生活的历史环境，当我深入探索这些前辈的曲折心路，感受他们“情投国是理求真”(胡风语)的执著与“几回追忆总凄然”(何其芳语)的内心矛盾甚至痛苦。回顾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待遇的时候，感觉却变得复杂起来。我认为对这些文论家不作分析的指责是无知的、矫情的。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地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认识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世代相续的绵延，更何况我们的理论前辈是在一种复杂的历史情景中进行其甘苦备尝的学术跋涉，他们想要取得一个哪怕是十分细小的认识进步都要进行艰苦的思想斗争、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当我们能够从容地进行新的文学理论建构的时候，必须认真检视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的历程，清理前辈文艺理论家留下的学术遗产，对他们的成就与局限、贡献与失误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估，这不仅是为了表达我们对这一代学养丰厚、经历坎坷、矢志不渝的文论家的纪念，倾听前辈们于充满艰险的学术历程中的思想表达，更是为了挖掘坎坷的历史行程中包含启示、需要记取的东西，开辟学术文化的美好未来。

自1985年选择中国现当代文论家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算起，我在这一领域内从事研究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本书记录下的便是作者这一学术历程中留下的思想印痕。对于人生来说，20年是一段不可以等闲视之的年华，逝者如斯，如果当年我也像那位古代英雄一样在踏春赏花时随手栽下一颗树苗的话。那么，如今仰望高枝，攀枝执条，追怀往昔，也一样会百感交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我做着整理旧稿以便出版的工作的时候，却发现当时似乎还有些自得的篇什现在看来是那样的陌生与隔膜，我的心情也因此变得复杂起来。在流逝的时间里自己经过了岁月的历练，增长了见识，我不那么满意我当时对这些文论家所作的论析；与此同时，学术的进展，也使本书讨论的那些人物与时代越骛越远，渐为现时的学界所淡忘，所有这些都让我不知道是应该欣慰还是应该沮丧。理智告诉我，我所做的这些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以挑剔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前辈们的工作，我们的后辈也一定会对我们提出更多的责难。正是在这种批评复批评、责难又责难，没有止境的循环中，我们离认识的原点越来越远，变得日益聪明起来。我想正是因有此种考虑，世纪之交有许多文学史家从事现当代文学思潮的研究，阐发这一段学术历程中蕴涵的需要记取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预期，本书所论及的这些文论家的名字在未来文艺学研究中出现的频度将不断地减少。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历史的推移总是会将那些曾经对人类认识进程及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思想观点或思想体系变成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而这只不过表明人类认识的进步。人们用不着为此伤感，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执著地追求真理的文论家在他们的学术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良知、人格力量都将永远为进步人类所纪念和珍视，并将为文艺学新的建构活动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本书的许多篇章曾经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但确定资助出版后，留给我修改书稿的时间却只有区区三四十天，本来我还想对书中引用的文献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更多地吸收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但仓促间已不能如愿；我是学术美文的热心倡导者，深望学术著作既能展示思想的深刻，又能凸显思想之美；因此，我对自己不能对本书的行文进行认真的润色，更是特别感到遗憾。也许，我应该为此向有心阅读本书的读者说一声对不起。

我是在我的老师应启后教授的带领下从事现代文论家的研究的，先生对我的工作一直很关注，给了我很多鼓励和肯定，因此每当自己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与出版的时候我都会很自然地想起他，感谢他。校领导资助科研的决心与力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科研处的领导与老师组织专家对本书进行评审、安排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田苗老师在编辑本书时给了我很多帮助指点，在这里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移家南粤，已历五载，年齿徒增，事不获己。丙戌之春，羞愤之感频频来袭。此书付梓，可作红巾翠袖，以拭潸然之泪否?